新四军征战实录之东进北上(三)
2016-08-26 15:43:32  来源：《山河呼啸——新四军征战实录》 作者：蔡仁照　孙科佳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11月，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派，带领数十名干部前往豫鄂边领导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央还委派李先念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抗日战场上，从此又开创出了一块信阳四望山根据地。　

　　临行前，毛泽东对李先念说：你们到豫鄂边的任务，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是武装。　

　　1939年1月，李先念一行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区，也是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好地方。笔者曾经专程到竹沟，参观访问了新四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参观了刘少奇工作的地方。刘少奇也是1939年1月到达竹沟的。尤其令作者难忘的是参观竹沟附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那里有“确山惨案”中新四军指战员洒下的鲜血。　

　　当时，竹沟驻有新四军第8团留守处两个中队。李先念一行到达竹沟后，同留守处的那个中队一起组成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共160多人。　

　　不久，李先念率领游击大队离开竹沟，向敌后挺进。他们以豫鄂边的四望山为立足点，在信阳、罗山地区往返活动，连打胜仗。　

　　第一个胜仗是在2月份。当独立游击大队到达应山罗家庙时，一百多日伪军正向该地进犯，当地守军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照理，对付这些日伪军是不成问题的，但是　，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却迎敌而上，奋勇抗击。这一仗，击毙了20多日伪军。初战告捷，当地人民深受鼓舞，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个胜仗是在5月份。李先念率领独立游击大队向鄂中挺进，很快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一起歼灭了伪军第八司令部和一个多营的敌人，俘虏伪旅长以下300多人，缴获枪枝500多支。这一仗，也打出了威风，提高了新四军的声望。　

　　当新四军这面旗帜在鄂中的威望日益提高时，蒋介石深感不安。蒋介石让人打电报给新四军军部的国民党第5战区，说：“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马上撤走，否则第5战区当以武力解决。”　

　　“当以武力解决”，这是蒋介石对新四军的预谋。时间仅仅过了一年多，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蒋介石对新四军使用了国民党第3战区的武力。　

　　实际上，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以前已经对新四军使用武力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政策发生了变化，逐渐导致了全国性的反共活动，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血案，许多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遭到突然屠杀。请看：　

　　1939年4月30日，发生博山血案。　

　　1939年6月11日，发生深县血案。　

　　1939年6月12日，发生平江血案。　

　　1939年9月1日，发生鄂东血案。　

　　1939年11月11日，发生确山血案。

　　这触目惊心的“五大血案”中，发生在确山县的竟然是对新四军伤、病、残人员、家属和职工的大屠杀。　

　　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主要是留守人员和一些伤、病、残人员，他们理应受到保护和休养。谁知，11月11日那天，国民党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使确山县县长，纠集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2000多名国民党地方武装，突然围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将200多名新四军伤、残、病人员和家属职工残酷屠杀。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确山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历史已经跨越了50多年，竹沟的烈士陵墓仍然在向人们诉说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　

　　笔者到竹沟访问时，一位老战士向我们介绍了刘少奇在竹沟工作的许多精彩情节。由于参观访问的人多，这位老同志整天不停地讲呀讲呀，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但他讲述刘少奇的经历却是那么动人，令人难忘。　

　　竹沟惨案发生前数十天，刘少奇就在竹沟。当时，刘少奇已经觉察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预谋，为了以防万一，刘少奇要朱理治率领中原局机关和直属队600多人离开确山，转入豫鄂边区。刘少奇的这一决策，减少了新四军的损失。　

　　这是刘少奇第二次到竹沟。　

　　1939年初，刘少奇也到过竹沟。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武汉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中原局当时在竹沟办公。1939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达竹沟。为了应付各种事变，确立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鄂中的地位，中原局要求鄂中区在最短时期内创建一支5000人以上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队伍。　

　　6月，鄂中区党委在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为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团和挺进团。以后又组建了第4、第5两个团，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9月，中原局进一步要求：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鄂豫边区以及鄂中三个区党委最主要的任务。　

　　11月底，刘少奇到达合肥东北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连续3次召开中原局会议，深入研究了华中新四军的发展问题，再次提出了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发展战略，认为这样做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其中：　

　　1939年12月召开的第1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今后大力向东发展的任务。　

　　1940年1月召开的第2次中原局会议，决定了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　

　　1940年2月召开的第3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反磨擦的方针。

　　这三次会议前后，为贯彻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针，刘少奇同项英和中共中央之间有一系列电报来往。其中：　

　　1939年12月19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并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该电提出：皖东在武汉失守前后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善的根据地，但现在时机已失。目前，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江苏北部，新四军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　

　　这也是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　

　　1940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同意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意见。　

　　1月13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和项英，指出：目前时局紧张，在半年内外将发生变化，我须迅速发展自己，不然时机稍纵即逝。　

　　刘少奇的这份电报，是把新四军进军苏北的建议具体化。　

　　这也是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的。　

　　但是，项英有不同意见。　

　　1月14日。　

　　项英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华中南部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要发展北部，必须有南部配合。因此，中原局和刘少奇要求皖南部队北渡，这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新四军应按战略要求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项英认为，新四军北上是危险的。这也是他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的一个原因。　

　　1月19日。　

　　中共中央致电项英，明确指出：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取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目前最好发展的地区，而大江以南则受友军的限制。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应在现地力求发展。　

　　中央的这份电报，是为了说服项英接受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　

　　1月29日。　

　　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和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这份电报，明确告诉项英和叶挺，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

　　3月，当项英还没有完全贯彻中央的方针时，刘少奇预料的时局“变化”提前发生了。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队李品仙部第138、第171师越过淮南铁路，向皖东进逼，先头部队5000多人围攻位于合肥以北青龙厂的新四军第4支队和位于定远以南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两个保安团也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进攻。　

　　与此同时，苏北地区的国民党韩德勤部队也前后呼应，准备向津浦铁路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进攻。　

　　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严重威胁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延安。毛泽东对新四军十分关切，在短短20多天里，连续发出了7份电报，对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作了明确指示，对新四军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　

　　3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要袁国平汇报“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的具体措施。毛泽东还具体指出，新四军要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1、2、3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0万左右人枪，使4、5、6及李先念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5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毛泽东还要求袁国平把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逐一见告”。　

　　3月21日。　

　　毛泽东考虑到要援助新四军，代表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电报。该电报指出：安徽主席李品仙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新四军、八路军的联系。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　

　　3月29日。　

　　毛泽东和王稼祥又发出电报，对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作出了明确指示，指出：华中武装磨擦，我军应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系的军队力求缓和，对韩德勤的部队在有利有理的条件下，当其进攻我军时，应坚决消灭之。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南局一面命令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随时做好应付顽固派进攻的准备，一面派人同李品仙的部队进行谈判。新四军方面提议，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

　　4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提出：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立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但是，毛泽东还在考虑新四军能否“独立坚持三个月”，项英能否应付国民党的袭击？两天以后，毛泽东要项英明确回答这些问题。　

　　4月3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要项英电告下列各项：　

　　(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　

　　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　

　　(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　

　　(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　

　　毛泽东向项英提出的一连串问号，表明他对当时的形势已经看得十分清楚。　

　　4月14日。　

　　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将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　

　　这样做，实际上是要执行顾祝同的命令。　

　　4月16日。　

　　中央军委复电项英，明确指出：江北部队不应南调，应配合八路军向苏北发展。　

　　四天以后，中共中央又致电项英，明确指出：蒋介石和顾祝同的阴谋是要把新四军全部集中到苏南敌后的狭小地区，从而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再在适当的时机消灭新四军。　

　　可见，中共中央早已觉察到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阴谋。　

　　中共中央还强调，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新四军、八路军在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也是同蒋介石的阴谋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地区。因此，绝对不能答允新四军第4、第5支队和叶飞领导的挺进纵队第6团、张道庸领导的苏皖支队第4团等部队南调。叶飞、张道庸的两个团和苏北的部队应按照中央的电令调动。　

　　这就明确告诉项英，不能盲目听从蒋介石、顾祝同那一套。　

　　5月4日。　

　　毛泽东为了使项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极大的错误。　

　　华北、华中、华南，江北、江南；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有特殊性，但是都有同一性，即都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都能够发展，都应使其发展。　

　　对国民党顽固派必须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扩大力量，巩固党和军队。　

　　毛泽东提出的发展，就是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　

　　毛泽东还要求把这一指示传达到党和军队的全体干部。

　　5月5日。　

　　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打电报给项英和陈毅，明确指出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苏北广大地区。其中讲到：　

　　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　

　　新四军1、2、3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部署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在郎、广、两溧上应配置一部分兵力及一部分人员机关，并须在适当时机取得该地政权。　

　　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陈毅接到以上两份电报以后，坚决执行了中央部署的战略任务，取得了著名的黄桥战役的胜利。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对新四军的发展作了多次重要指示。其中讲到：　

　　苏北党的总任务是以现有苏北的新四军部队为基干，抵抗敌寇、汉奸及顽固反动势力对于我党我军的围攻，彻底战胜顽固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根据地，以便最有效力地长期坚持苏北敌后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在3个月内(在今年9月1日以前)要扩大新四军至1万人枪，并加以巩固。在目前顽固派尚未武装围攻我军时，应到处动员民众加入我军，并在可能地区组织新四军的游击队。……在武装冲突发生后，则应更加放手地扩大我军，武装人民，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同我军一起坚决战胜顽固派与反共派的进攻，直至民主政权的建立。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大桥镇东南的古城集又一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加强了皖东根据地的建设。

　　8月，新四军第5支队与八路军第5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这就使皖东与淮海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9月5日至17日，我军作战60多次，歼灭日伪军600多人，进一步巩固了皖东根据地。　

　　叶挺处理完高敬亭事件不久，就离开了新四军军部，两度到重庆，历时10个多月。新四军东进北上和同顽固派斗争期间，叶挺军长也经历了种种甜酸苦辣——　

　　1939年8月15日，叶挺和项英联名拍电报给位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该电称：　

　　希夷已返部。叶拟赴重庆解决江北部队编制问　

　　题及全军经费问题，但不知重庆关系如何，是否可去，请即电示。　

　　8月21日，叶挺又单独给周恩来拍电报。该电称：　

　　恩来同志：　

　　我已由江北南返，本军经济困难情形极端严重，拟即来渝向委座报告并力求解决，你意如何，请即答复。　

　　不久，叶挺没有得到答复就离开了皖南。　

　　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份就离开重庆回延安。在延安时，周恩来骑马跌伤，住进了医院，准备去莫斯科医治。叶挺就不能及时收到回电了。　

　　一路上，叶挺思绪万千。数月前，他离开新四军军部，也离开了项英，他觉得自己干得很顺心，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也解决了，尽管经费困难，彭雪枫的部队没有正式番号，但他相信通过他的努力这些问题可以解决。项英对他处理高敬亭的问题也很满意，项英还给军委打电报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而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6 15: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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