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黄山别墅。
蒋介石面前,摆放着刚刚送来的《皖南剿匪情况报告》:
……皖南剿匪于6日开始战斗,13日战斗基本结束,14、15日清扫战场。
皖南新四军9000人,被击毙3500人,俘虏4276人,逃窜1000余人。
军长叶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击毙,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周子昆在逃……。
蒋介石看罢,心头一阵狂喜。
他抬起头,对着兴奋得发抖的何应钦说道:“皖南新四军被歼,是全党之大喜,要好好庆贺,重奖有功人员。”
“委座,”何应钦说道,“此事墨三已有考虑,40师师长方日英晋升为副军长,52师师长刘秉哲升为军长,唐明昭作战不力撤销副军长兼144师师长之职。”
“很好,”蒋介石感到满意,“奖罚要明,军纪要严。对上官的32集团军要重重嘉奖。”
“另外,”蒋介石话锋急转,脸色沉了下来,“皖南的事情,共产党是要大作文章的。要立即把拟好的命令发布出去,先堵住毛泽东的嘴。同时要严格控制新闻机构,严格审查每一份稿件。”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的解散新四军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扰乱战局,阴谋不轨。本月自泾县向南移,竟于4日胆敢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还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心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
瞻望前途,痛愤不已。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劣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之使命,着新编第四军番号立即撤销,该军军长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处。
重庆哗然。
中原哗然。
全国哗然。
世界哗然。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立即找到国民党方面代表张冲,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愤怒谴责国民党一手制造皖南惨案,警告他们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组织《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撰写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民主党人士彭泽民、黄炎培、张君劢、冷逡、李璜、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邹韬奋等人先后面见蒋介石,愤怒指责他的罪恶行径,要求蒋介石慎守孙中山的遗训,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立即撤销命令,释放叶挺,恢复新四军名誉。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专门驱车至黄山别墅,愤怒指责蒋介石:“你在皖南大动干戈,置新四军于死地而后快,难道不怕戴上破坏抗战的帽子,难道不怕全国人民大众唾骂?难道不怕失去民心……”
全国知名人士的抗议电,似雪片般飞到重庆,声讨蒋介石反共行径,奉劝蒋介石改变反共立场停止剿共。
蒋介石瘫软在沙发上,几天来他口干舌燥、疲于应付、食宿不宁。
“Darling,”宋美龄柔声地走过来,“不要过于恼火,大姐等人不太了解真相。这件事,新四军是有责任的!江北韩德勤在曹甸被新四军包围了18个日日夜夜,为韩解围,也是迫不得已吗。等过几天,我再出去向各方解释解释。不知现在叶挺的情况如何,如果他能回心转意,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蒋介石干咳两声,要通了通往上饶的载波电话:“墨三呵,你要想尽办法说服希夷。转告他,我是非常信任他的。只要他回心转意,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位置是他的。”
“是,请委座放心,墨三定当竭尽全力。”
宁国通往上饶的公路上,五台军用吉普车鱼贯急驰。
叶挺闭着双眼,坐在第2辆车的后座上。车窗外尘土飞扬。
1月14日夜晚,叶挺一行来到108师师部,该师设丰盛晚宴接待,并没进行任何谈判。15日,叶挺被送到国民党嫡系52师。16日,52师用卡车将叶挺一行送到宁国上官云相指挥部。17日晨,叶挺乘上军用吉普车,在其他四台车的监护下,向顾祝同官邸驰来。
叶挺睁开双眼,望着车窗外暴风雨洗涤过的皖南大地,郁懑的心头布上几缕悲凉和愤慨。
昨天,在上官云相指挥部里,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紧随左右,如临大敌,寸步不离。叶挺完全意识到,昔日的座上客,现在成为阶下囚。然而,上官云相却殷勤而周到,满脸堆积着笑容。在丰盛的宴席上,上官云相高举酒杯,频频祝酒,并以老同学的身份向叶挺劝降,而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答,败将并不等于降将。
叶挺望着车窗外,在这片土地上,他率新四军战斗了3年。然而,这3年中,他也的确感到过压抑和痛苦。自己的才华不能施展,时常感到有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心头。他想起了项英,想起了项英那种孤傲的神情,想起了项英离队返回时那副羞愧的面容。不知道现在项英在哪里,是死是活?
他与项英终于分开了,一切都结束了。但谁也不会料想到是这样的分手,这样的结局。
叶挺感到一种莫名的解脱和轻松,似乎那副沉重的十字架已经被打得粉碎。
他长吁了一口气,继续凝视着遥远的天际。
他,国民党中将军长,乘坐着国民党军用吉普车,却不知去向何方。
顾祝同兴奋异常,在客厅里踱步。
“围剿”新四军已大功告成。1月15日,颇有心计的顾祝同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炫耀战功:经紧急处置,“兹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并称新四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眼下,他看着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脸上堆满得意的笑容。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致蒋、何的电报内容,几乎被全文引用进“解散新四军通电”之中。看得出来,委座相当满意。
顾祝同更加兴奋,他决定大奖特奖有功人员,尤其对上官云相及其32集团军要特别嘉奖。
他抓起电话机,直接要通上官云相。
在对老同学进行了一番夸奖之后,顾祝同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对皖南新四军余部要严加搜捕,各地国民党机关要密切配合。为抓获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泾县、南陵等县要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挨户搜查,毋使漏网,并悬赏大洋5000元。
当顾祝同洋洋自得的时候,又传来令他十分满意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政府已批准奖赏32集团军总部法币5万元,奖赏对新四军作战的主力部队25军法币5万元。同时,蒋介石又密授机宜:对被俘新四军人员要加强政治攻势,对“执迷不悟”者要严加罚处。
早在1月11日,顾祝同就致电皖南行署和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批准成立皖南特训处,专门收容打散被俘新四军政工人员及地方被捕之革命志士。
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顾祝同紧锣密鼓筹划对被俘新四军的整训工作。在他的策划下,皖南地区成立了3个训练大队,专门收容被俘的新四军士兵。他电请重庆派人接收新四军被俘人员到后方“管训”,受到军令部的赏识,并由他主持这项工作。顾祝同经过反复比较,决定派陈淡如等3人任3个训练大队的队长。为了统一管理,他又调第67师少将副师长唐肃前往皖南,成立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唐肃任总队长,陈淡如任副总队长。这个“训练总队”后来逐步演变为著名的“上饶集中营”。
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的皖南新四军战俘,在战场外又遭受着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军用吉普车停在了顾祝同官邸前。车门开处,叶挺缓缓地走了下来。
顾祝同满脸笑容迎了上去,连连说道:“希夷吃苦了。”
叶挺走进客厅,环顾四周,不久前来谈判的情形历历在目,他耳边仿佛又响起顾祝同的诺言:用政治人格担保。就是在这政治人格的担保下,新四军9000将士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叶挺的眼里充溢着悲愤的泪水。
顾祝同见状,感到十分尴尬,忙令侍卫官设酒备宴。席间,顾祝同劝道:“希夷,只要你能回心转意,什么都好说。委座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将责任推给项英,就立刻委任你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
叶挺愤怒地回答:我叶挺堂堂正正的人,要我自首决不可能。
叶挺怒不可遏,当即给蒋介石发出了抗议电:
……当今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国瞩目。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如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泾县之机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以同室操戈不(1)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与其无关。
(2)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祸首。
(3)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渡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叶挺慷慨激昂,一身正气。顾祝同反复劝说终未得计,只好将叶挺送上囚车,押往李村监狱。
顾祝同劝降未果,蒋介石恼火万分。他扔下叶挺的抗议电,渐渐感到事态的发展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乐观。这些天来,除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纷纷指责、抗议外,国际舆论也使蒋介石坐卧不宁。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方面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卡尔正告蒋介石:中国如爆发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十分关注。
苏联外交次长洛佑夫斯基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崔可夫相继会见何应钦、白崇禧及其它国民党官员,暗示国民党如不悬崖勒马,将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日本,东京。
陆军本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发表演说:
……蒋政权内部打仗,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将破坏日本的利益。
对于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削弱抗日的力量,日本方面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对蒋介石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日本方面又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日军本部决定对蒋介石要给以颜色。1月下旬,日军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发动了河南战役。
国民党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一份份告急电报直飞重庆。蒋介石更加坐卧不宁。他气愤,他恨日本人不讲交情。他感到内外交困,不得不闭门谢客,思考着下一步棋子如何走。
延安。
一曲皖南悲歌,撞击着毛泽东的心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位伟人承受着比其他人更为沉重的内心压力。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作了心理准备,曾一度力主对国民党进行必要的反攻,以制止他所预感的那种蒋介石全面降日的企图。然而,这位伟人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蒋介石并没有全面降日。于是,伟人也同普通人一样,犯了一个他曾反复告诫全党要避免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大量援华,这种有利的国际气候显然为中国的抗日战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尽管何应钦、白崇禧8日“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尽管蒋介石9日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是,毛泽东还是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虽然毛泽东认为“还不能说反共的高潮已下降了”,他还特别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他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之处。他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围,那么,当然蒋介石日前不会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又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介石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然而,历史并没有袒护伟人,而是以其公正的面目同伟人开着玩笑: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下,皖南新四军9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历史有时会以细雨清风滋润和轻拂伟人浪漫的心胸,有时又会狂飚骤起,在伟人的胸海里掀起波涛千重。
此刻,无情的历史事实毫不犹豫地塑造了一个愤怒的毛泽东。他面对蒋介石旨在解散新四军的“1.17”命令,决心回敬以颜色。
他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的电文:
彭左、贺关、聂彭、刘邓、吕程、朱、陈罗、胡陈、周叶:
(一)叶项率新四军万人遵令北移,被蒋介石派七万余人包围于泾以南之茂林一带,自鱼至元已血战八昼夜,他们决与全军存亡。文夜虽有傅秋涛一部突出包围,但主力仍未突围,有全军覆没危险。
(二)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作全面大反攻,援救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三)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他致电彭德怀:
蒋介石这样干,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一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意,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蒋介石的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因此,现在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他致电周恩来:
……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应告诉苏联大使和苏联军事总顾问: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
如蒋介石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介石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的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
日前让步阶段已经结束,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需表示不怕破裂。
他专门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综合、分析性的长电,说明新四军的转移和重新部署,同国民党长期谈判的前后过程;说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使新四军上圈套的过程;说明皖南事变对共产党,对抗战和对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指出挽救危局的方针。
毛泽东直接了当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中共,特别是援助中共夺取兰州,因为只有夺取兰州,才能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而八路军如果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陕三州是不可能的。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是密切关注的。
他们在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和委婉警告的同时,对 中共中央的方针也表现出十分审慎的态度。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
要严格注意把握政策。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应将矛头指向亲日派……
苏联驻重庆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周恩来表示:
日本不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让步,要缓和态度……
毛泽东十分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很不放心,他们生怕破坏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十分有必要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大量的解释工作。于是,他要周恩来向崔可夫解释:
在目前情况下,要我们对蒋让步,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内须以斗争求团结,一味消极退让是不能保
持统一战线的。目前是逼蒋向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因为进攻和破裂是蒋先发动的。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举行紧急会议。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是,对在军事上是否进行全面反攻则表示异议。
中共中央认为: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两面夹击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更有利的时机。更主要的是,如果立即采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倒底。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
然而,共产国际的态度已十分明确:要利用日蒋矛盾,对蒋要让步,要缓和。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7 09: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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