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四军的神秘交通线
2016-09-21 16:44:11  来源：选自《党史博览》，作者：夏继诚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处于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和封锁之中。但是，新四军仍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还与它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有着密切的关系。回眸这段当年秘而不宣、至今尘封多年的历史，不能不使人敬佩革命前辈斗争策略的高明和斗争艺术的巧妙。

　　长江天堑变通途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横贯华中腹地，两岸大中城市星罗棋布，物产丰富，是侵华日军重要的补给线。因此，日军在长江各个口岸都驻有重兵，并派舰艇在长江巡弋，控制极为严密。日军声称：“统治长江者，即能统治中国。”

　　新四军从苏南挺进苏北，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造成了跨越长江两岸的战略态势；另外，苏中抗日根据地又和上海隔江相望。但由于长江下游宽阔的江面和敌人的封锁，造成新四军南来北往的极大不便。因此，建立一条穿插于敌人心脏地带的秘密交通线，使长江天堑变通途，遂成为新四军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长江工委在长江两岸建立起了许多秘密交通站

　　1941年10月，苏南区党委（新四军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为书记）决定成立长江工作委员会，彭炎任书记。长江工委的活动范围是东起丹阳、西到南京的长江两岸和京（南京）沪铁路两侧。谭震林规定长江工委的主要任务是：第一，立下脚跟，做好敌伪军工作，搜集政治、军事情报；第二，建立地下党组织；第三，在长江两岸建立小型游击武装。要求保证长江秘密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长江工委成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镇江焦山寺附近的和尚洲，南京附近的八卦洲和高资、下蜀火车站及其附近的世业洲。

　　和尚洲是焦山寺的庙产。住持为了收取租米，成立了一个自卫团。虽然自卫团成分复杂，但颇讲江湖义气。团长陈安义原系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不愿呆在大城市，到和尚洲拉起一支队伍，周旋于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汪精卫之间，各方面都不得罪。新四军第六师路西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韦永义早和陈安义有了秘密联系。彭炎拿着韦永义的介绍信找上门去，后来又派王大中打入陈安义的队伍。半个月后，新四军就在和尚洲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向四周扩展。陈安义后来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镇江是长江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地点。长江工委以当地有很大势力的青帮为掩护，工委书记彭炎还成了青帮“通”字辈的一员，下面一些徒子徒孙都尊称他为“叔太爷”。彭炎利用这一身份，争取了世业洲自卫团团长洪为灵，打开了世业洲的局面。

　　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新四军终于控制了驻守长江两岸的自卫团以及一批有经验的船工，建立起跨越长江南北的秘密交通线。陆上的镇江有秘密交通站，江中的和尚洲、世业洲，以及三江营、四墩子、新志洲、大桥、嘶马、仙女庙、六圩、瓜洲、十二圩等处，都建立了新四军的秘密交通站。

　　在敌人严密封锁的长江口岸渡江往来的，除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外，还有从苏南去苏北新四军军部联系工作和学习的干部，以及投奔新四军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长江工委派人接送这些人员，使他们安全地通过了宽阔的长江及设在两岸的敌伪哨卡。1944年底和1945年初，粟裕、叶飞先后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开辟苏浙抗日根据地，也是在东起扬州西到十二圩各个点上分批渡过长江的。敌伪苦心经营和严密控制的长江封锁线，变成了新四军大部队的坦途。

　　七师把敌工、情报、交通三项工作交由联络部统管，使其紧密相连，互为运用

　　新四军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地处皖中平原，滚滚长江将其分隔为皖北和皖南两大块，因而建立长江秘密交通线也成为七师的主要任务之一。

　　早在新四军成立初期，从皖南军部到江北指挥部的交通联系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干扰和阻碍。如张云逸的夫人韩碧以及携带军部拨给江北部队7万元经费的工作人员，在通过长江抵达无为县襄安镇时，被国民党顽军扣押。叶挺和张云逸把官司一直打到蒋介石那里。后来，新四军建立了若干条跨越长江的秘密交通线，从皖南军部到江北部队的联系才得以解决。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许多同志，也经过这些秘密交通线渡过长江，重新投入了对敌斗争。

　　1943年初，根据精兵简政和一元化领导要求，第七师撤销了敌工部的建制，敌军工作合并于皖江区党委联络部。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兼任联络部部长，段洛夫任副部长。

　　为了确保长江两岸及其他秘密交通线的畅通，段洛夫提出了一套新的机构设置方案：各支队（旅）的敌工科也合并到地委联络部，县设联络大站。区党委和地委联络部下设敌工、情报、交通三个科。敌工科负责做敌伪军和伪组织的工作，使情报有了来源。

　　取得的情报必须依赖交通员迅速传递，但敌伪对长江、铁路、公路都严加控制，特别是往返长江天堑更为艰险。于是，七师把敌工、情报、交通三项工作交由联络部统管，使其紧密相连，互为运用，经过从1943年2月至1945年8月两年半的实践，取得了很大成效。

　　铜陵地区至长江北岸的秘密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为了确保在江北的师部和皖南支队及皖南地委的交通联系，七师从五十五团调洪亮、章家元两位营以上干部到铜陵建立沿江地下交通站，二人分任正、副站长。该交通站直属师敌工部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

　　章家元采取向日军假投降的办法，拉起了一支20多人的“伪军”，后来五十五团又派去三名同志任小队长、班长。这支穿伪军服装的小分队，实际上是秘密交通线的保镖。与此同时，洪亮在长江中心的老洲开办了一家小商店，以经商为名掩护地下交通线。他还以统战方式建立了一个两面政权——老洲乡公所。

　　为了进一步站稳脚跟并迷惑敌人，七师敌工部故意在该师出版的《大江报》上发表了师部的通缉令，称“章家元叛变革命，投降日寇，七师决定下令通缉”。这样一来，日军更加信任章家元。章家元站稳脚跟后，在他领导的“伪军”里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还发展了党员。后来又成立了三个小分队，分驻于胥坝、土桥、小天门山。这样一来，老洲这个江心跳板，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军都无法插足，从章宗洲到大通将近20公里的长江南岸沿线，全为新四军控制。

　　津浦京沪任我行

　　日军为了保障占领区的安全，大力加强了对铁路交通的控制。尤其津浦铁路和京沪铁路，是它的命脉所系，因而采取了十分严密的保护措施，铁路两旁挖了很深的护路沟，架有铁丝网。在每隔十几里的小站和铁路通过的桥梁旁还修筑了碉堡、岗楼，派驻日军或伪军，配备了轻机枪等武器和探照灯。

　　每到夜晚，两个小站之间不仅有伪军或民夫高喊“平安无事啰”，而且日军还经常派铁甲车在铁路上巡逻，车上装有探照灯，不时照射铁路及其两侧，一发现情况立即开枪射击。那时，新四军人员要穿过日军的铁路封锁线困难重重。

　　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地跨津浦铁路南段两侧，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地跨津浦铁路蚌埠至徐州段的两侧，第六师则地跨京沪铁路两侧。因此，开辟铁路及其沿线的工作遂成为上述三个师的重要任务。

　　二师的铁路工委

　　第二师兼淮南军区于1942年6月成立了铁路工委和武装保卫大队（便衣大队），下辖三个区：第一区和便衣大队第一中队，分管明光至小王郢路段；第二区和便衣大队第二中队，分管小王郢至滁县路段；第三区和便衣大队第三中队，分管滁县至浦口路段。

　　铁路工委和便衣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津浦铁路南段沿线日伪军的工作，保护路东和路西人员、物资往来的安全畅通，并保障二师和七师及军部之间的联系。谭震林等二师领导强调指出：对该地区的日伪顽要区别对待，注意政策和策略。我们的力量要挤进去，不靠武装斗争不行，但更重要的是宣传党的政策，研究和运用党的策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由于坚持对日军小打狠打，对伪军打拉结合，因而逐步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起了新四军的地下联络站、工作站、情报网，开辟了地下交通线。伪军中队长、小队长，伪乡长等被我方争取过来后，为新四军送情报，搞弹药，购买短缺物资。当新四军人员过铁路时，伪军不但让路放行，而且还站岗放哨进行保护，从而使二师建立起了跨越津浦铁路的安全走廊。

　　1943年秋的一天，二师师长罗炳辉要过铁路封锁线，并提出过路时要见一见伪军。在铁路工委和便衣大队的护送下，罗炳辉先到靠近铁路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休息。晚上过铁路时，在铁路沿线放哨保护的两个伪军中队奉铁路工委之命集合起来。伪军看到罗炳辉过路，情不自禁地发出了“首长好”的喊声。罗炳辉看到铁路工委工作做得这样成功，大加赞赏，说：“中国人是不愿当亡国奴的!”

　　一次，谭震林夜间骑马过铁路封锁线。突然，他勒住缰绳，翻身下马，叫护送的铁路工委负责人把护路的伪军叫来。伪军见了新四军的“大首长”，连忙立正、敬礼。谭震林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家在哪里、生活情况怎样，告诫伪军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并勉励说：“你们保护我们过路，也是支援抗日嘛，也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嘛！”

　　在津浦铁路浦口至蚌埠段上，新四军第二师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搞得日军胆战心惊，尤其是在夜间，铁路及其两侧地区几乎成了新四军的天下。

　　四师的铁路交通线

　　第四师对津浦铁路蚌埠至徐州段的工作，同样开展得很出色。

　　1940年秋，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指令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做好津浦铁路沿线敌伪军工作。刘贯一先后派出张文华、姚克、刘滔、邵光等敌工干部开展了津浦铁路宿县至蚌埠段沿线对日伪军的工作，随后又开展了宿县至徐州段沿线对日伪军的工作。

　　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湖沟据点和任桥车站，湖沟据点驻有日军1个小队、伪军1个团，共有1000余人，任桥车站也驻有不少伪军。新四军要越过该段铁路封锁线，从任桥车站过路比较有利。为此，除争取任桥的伪军外，还必须争取湖沟伪军1个团中立。于是，张文华奉命进入该地区开展工作。后来，刘贯一又到宿南做工作，从而进一步打开了局面。

　　1941年4月，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团长陈锐霆（中共地下党员）率部起义，通过内线关系，起义部队顺利越过津浦铁路封锁线和敌占区，到达路东抗日根据地。5月，第四师主力和豫皖苏边区党政机关几千人从路西到路东，也是由秘密工作人员掩护，顺利通过铁路，未受到损失。

　　二师政委郑位三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进入淮北地区后，由泗（县）五（河）灵（璧）凤（阳）敌工站派人护送，进入敌占区后从固镇火车站上车，取道徐州去延安，一路上越过多道险阻而安然无恙。

　　六师的铁道工委

　　第六师和苏皖区党委对京沪铁路等交通要道的工作也十分重视。京沪铁路北侧的丹阳以北地区，是新四军第六师东进北上的跳板，也是日伪军京沪线驻军的重要侧翼。日军从1940年以后不断增设据点，并派遣特工人员到处建立情报机构，在铁路两侧架设电网，组织护路团，妄图卡断苏南新四军和苏北军部的联系。

　　为此，京沪路北特委根据华中局指示精神，于1942年3月成立了铁道工委。其活动范围是由无锡到南京近郊龙潭的京沪铁路两侧各5公里区域。这个区域内的日伪军工作、伪乡保长工作、党群工作等都由其管辖，把敌占交通要道变成我党和新四军的隐蔽区。

　　日军在镇江、丹阳、新丰等火车站派驻了部队，另外由伪军控制了十几个据点。在铁路上每隔一公里左右即筑有一个炮楼或哨棚，由护路团轮流值班放哨巡逻，遇有情况就敲锣。丹阳日军宪兵队和镇江汪伪九十四号特工站还派有一批秘密情报员，并规定伪乡保长一有情况要随时报告。在这样复杂的斗争环境下，铁道工委面临的风险极大，难度也极大。

　　铁道工委选准突破口，先争取了驻守新丰车站一带的伪自卫团团长赵秉柏。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该自卫团（下属7个分团）实际上成了新四军的外围武装。在该团驻守区内，新四军往来畅通无阻：晚上可以走，白天也可以走；少数人可以走，大部队也可以走。

　　1942年，王必成率新四军一师二旅和抗大九分校，从苏北渡过长江再越过京沪铁路南下；1945年初陶勇率一师三旅南下，2月间五十二团南下，4月间一师一旅南下，以及谭震林等高级领导南来北往，都是从赵秉柏防区通过铁路封锁线的。

　　铁道工委还成功地争取了驻在西山背、后北两个据点里的伪军，使新四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可以从西山背碉堡下面通过铁路，有时伪军哨兵还向我方过路人员敬礼。但为了不暴露，我方制止伪军这样做，白天一般也不从该处过。

　　铁道工委鉴于丹阳、新丰两个火车站各方面的条件，确定以此作为与上海来往人员的下车联络点。经过重点做工作，在这两个车站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内线联系。从1942年至1945年，由这两个车站秘密进出的我方人员达200余人。1945年从上海和其他城市到抗日根据地的100多名青年学生，也从这两个车站秘密中转，未发生任何问题。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组织还继续用这两个车站作为秘密交通线。

　　铁道工委还乘汪伪特工机关发展人员之机，派人打入镇江九十四号特工站，因而能事先获得敌人行动计划的可靠情报，使我们的斗争处于主动位置。

　　在三年的时间内，铁道工委确保了京沪铁路南北的交通及上海的秘密通道的畅通无阻和安全，受到了六师和苏皖区领导的称赞。

　　千里黄海无阻拦

　　新四军于1941年1月20日在盐城重建军部后，苏北成了华中根据地的中心和对外联络（包括和山东八路军联系）的门户。经过努力，在苏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建立起了陆路和水路秘密交通线。但是，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对新四军和苏北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不断“扫荡”、“清剿”、“清乡”，在苏北大多数内河都打了桩，设了哨卡，轮船不能通行，木船航行也困难重重，到上海的交通线受到极大威胁和破坏。

　　盐阜地委成立海上工委，确保海上通行安全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由盐阜地委负责，成立专门机构开辟海上工作，建立海上交通线。

　　苏北的黄海海岸号称八百里，日军舰艇常在海上游弋，茫茫大海上敌情也很复杂。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和第八旅旅长田守尧等20多名团以上干部由盐阜区乘船渡海，准备经山东去延安，不幸在海上遭日军舰艇袭击，彭雄、田守尧及部分干部牺牲，成为新四军历史上的一次悲壮事件。

　　除了日军外，伪军和海匪也常出没于海上，而且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当地渔民要出海捕鱼，船民要出海运输，必须先办好三方手续：一是日军的“膏药旗”，二是伪军的罗簿子（航海证），三是海匪的白旗子，否则到海上就有船毁人亡的危险。

　　为了建立海上交通线，盐阜地委根据华中局指示成立了海上工作小组，后改为海上工委，属地委城工部（敌工部）直接领导。城工部部长薛尚实向海上工委书记惠飕交代了任务：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海上渔民，成立海上武装，打通海上线路，消灭海匪，确保海上运输和渔民生产的安全。

　　海上工委成立了一支海防队，公开名义是渔民自卫队，有几十人，配备了1艘炮艇和7艘帆船、机帆船。这支武装成立后，狠狠地打击了海匪。经过六次较大的战斗，海匪一听说海防队就吓得闻风而逃。

　　海上工委对外不公开，而以贸易机构海运商行作为掩护。海上工委委员王晓云任公司经理。另一位工委委员彭林兼任华中局海委办的宏利公司外贸经理。海上工委还在上海等地以各种名义开办了或大或小的商行，从而构成了一个密如蛛网的地下联络站和交通线，运回了9万吨军用和民用物资。

　　海上工委及其武装还秘密接送了大批干部和到根据地去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如邹韬奋、阿英、贺绿汀、范长江以及国际友人罗生特、德国作家希伯及夫人秋迪等。抗大五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刚创办时，上海的一批著名艺术家和热血青年，也是通过这条海上交通线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的。

　　海防纵队保护下的海上交通线

　　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从长江口到弶港，有约200公里黄海海域。为此，师部和军区在1942年春作出了抢占近海海域，建立海防武装，到黄海开辟海上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据此，第三旅旅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陶勇抽调200多名指战员作为骨干，发动和组织渔民参加，建立了苏中军区海防团，陶勇兼任团长。

　　1942年底，海防团扩大为海防纵队，下辖三个团。纵队副司令员兼三团团长陆洲舫，原系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该部控制着长江口和南黄海战略要地。新四军从1938年起就对陆洲舫展开争取工作。经过叶飞、陶勇、季方、梅嘉生等晓以大义，对陆洲舫本人及其部队坚决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陆洲舫终于在1942年5月率部反正，所部改编为启东人民自卫军，后来又成为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纵队的一个团。

　　海防纵队第二团是由海匪孙二虎部改编的。孙部长期出没于弶港、何家灶一线海域，虽系海匪却有一定的民族意识，经教育争取后接受了新四军的改编，孙二虎改名为孙仲有，被任命为二团团长。

　　在海防纵队的保护下，建立起了秘密而有效的海上交通线。梅嘉生的夫人周政，从1942年至1943年一直负责与陆洲舫的联络。钟期光的夫人林奔、陶勇的夫人朱岚等，都曾经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转往崇明、上海等地。何克希到浙东出任区党委副书记兼浙东纵队司令员，也是由海防纵队派船护送前往的。

　　第一师采办科长张渭清，遵照粟裕的指示秘密到上海采办军工设备、器材和原料，并延聘技术人才。海防纵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吴福海指令启东郁家镇联络站负责人朱延宰配合张渭清进行工作。陆洲舫和朱延宰在吴淞、浦东、崇明、上海市区有众多的青帮兄弟和门徒，汪伪吴淞海防大队上校大队长吴老九就是青帮成员。张渭清和他从生意经谈到国家、民族的前途，经过深入争取，吴老九表示要反正投奔新四军，但张渭清却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帮新四军多做些有利于抗日的事”。

　　从此，驻守于吴淞口到上海市区的伪军遂听命于新四军。大批物资通过吴淞口经海上运到了苏中军区。例如1943年张渭清等人采购到一批无缝钢管，通过掩护，从吴淞口运到横沙岛，再从海上运到了根据地。一师的军工厂用这批无缝钢管制造了500门小炮装备部队。还有一次，是通过海上运输线从敌占区将30万发子弹运到了根据地。新四军紧缺的爆破器材、炸药等，以及根据地群众所需的火柴、火油、布匹、食糖、肥皂，都源源不断地从海上秘密交通线运到了苏中根据地。

　　敌人对这条海上秘密交通线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力图加以卡断，因此双方明里暗里的斗争十分尖锐。不少海防纵队指战员和渔民及地下工作关系人员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陆洲舫唯一的儿子陆建平，中学毕业后也参加了抗日斗争，当了连长。他在海上曾缴获了一艘日军运输艇，受到陶勇的嘉奖。后来，在和日军兵船的一次激战中血洒海疆，光荣牺牲。

　　北上延安保安全

　　新四军军部和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相隔万水千山，联系主要靠电报，人员来往要经过许多道敌人的封锁线，很不安全。

　　从华中去延安，原先有三条秘密交通线：一是从第四师活动地区越过津浦铁路，再往北越过陇海铁路，经冀鲁豫区去陕北。二是从盐城军部北上越过陇海铁路到山东滨海区，再经鲁南抱犊崮山区越过微山湖进入冀鲁豫区。1942年8月，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去延安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三是从盐阜区出海乘船绕过连云港到滨海区的东海岸，上岸后再从鲁南山区过微山湖。

　　以上三条路线都辗转数千里，安全系数都较低。其中穿越津浦路的一条，由于1941年春四师将主力撤至路东，已不再采用。海上一条自三师参谋长彭雄等人遇难后，高级干部一般也不再走此路线。于是，开辟从华中到延安更为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就成了亟须解决的问题。

　　1942年11月间，第四师政治部调查研究室的奚原奉命到徐州周围了解日伪顽情况，随后通过铜山县委书记王子模的关系到达运河支队支队部的驻地黄邱庄。

　　运河支队当时属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建制，活动于北起山东峄县、滕县，南抵江苏沛县、铜山的大运河两侧地区，神出鬼没地在运河线上打击敌人。

　　奚原随运河支队活动了半个月，和运河支队支队长胡大勋、政委纪华作过多次研究。他们一致认为运河支队与其领导机关鲁南军区中间隔了多道封锁线，联络很困难；但它和新四军第四师的邳（县）睢（宁）铜（山）军分区中间却只隔25公里的日伪顽地区。因此，如能将运河支队划归新四军建制，就可以南北配合，改造战略要地徐州东侧的华中、华北接合部，加强我军的地位，而且可以保障对运河支队的供给，减轻鲁南军区的负担。

　　后来，奚原继续西行北上，过微山湖到湖西地区，于1943年4月回到运河支队支队部。他从考察中体会到，走这条秘密交通线从华中去延安，不仅路途近，而且也比较安全。从这一点出发，将运河支队划归新四军建制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1942年6月，鲁南第二地委书记于化琪和运河支队政委邵剑秋两人由一个连护送到达邳睢铜军分区驻地，受到军分区司令员赵汇川、第九旅政委兼军分区政委康志强等人的热情接待。双方互通情况，筹划运河支队改变建制和改造华中、华北接合部的有关问题。7月，第四师又派侦察科长罗惠廉带人再次进行实地考察和布置。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一条由华中经运河到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于1943年9月中旬开始正式使用。

　　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于9月召见了运河支队副政委童邱龙，明确告知分局已同意运河支队及峄县运河以南地区划归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要求运河支队在建制改变后虚心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在各方面有大的发展。朱瑞还给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运河支队和峄县县委的情况。

　　10月中旬，运河支队正式划归新四军四师建制，改为峄滕铜邳总队（习惯上仍称为运河支队），总队长胡大勋，政委郑平。新成立了峄滕铜邳县委。从此，运河支队在新四军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

　　秘密交通线甫告使用，去延安出席中共七大的陈毅就于11月中旬从黄花塘军部来到了淮北第三军分区。接着，由赵汇川司令员带一个连护送，安全越过了陇海铁路，到达运河支队驻地北行阳村。为了保密，陈毅穿长皮袍，外罩灰色大褂，头戴绒线套头帽，一副学者打扮。陈毅接见了峄滕铜邳县委和运河支队的领导，强调指出一定要保护好这条交通线。

　　当晚，支队领导带警卫班护送陈毅过敌人的运河封锁线和津浦铁路封锁线，于凌晨2点多钟安全到达界沟村。这里距日军沙沟车站据点只有七八里。陈毅召见了鲁南第二地委书记和铁道游击队负责人，听取了工作汇报，并说：“运河支队坚持这个地区，地位重要，条件艰苦。我将告诉彭雪枫师长和邓子恢政委，在军事上、物资上要给运河支队以大力的支持。”

　　在陈毅的关心下，运河支队得到了加强，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从华中到延安的苏鲁秘密交通线，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一直安全地使用到抗战胜利。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21 16: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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