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全面抗战中的新四军（1）
2017-01-03 11:16:13  来源：淮安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八年全面抗战的开始。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分散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抗日队伍。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三年的游击战争期间，在同中共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坚守着我党在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面临着国民党军队血腥屠杀、层层封锁、断粮断盐的严峻考验，紧密依靠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顽强地处于苦战之中。他们的苦与中央红军长征、东北抗联在密林中奋战之苦共为我军历史艰苦之“最”。今大家都熟悉的陈毅“赣南游击诗”、“梅岭三章”即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1937年8月，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进行艰难的谈判，使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正式改编为新四军。

纵观新四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战斗、发展历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一、改编、集结组建阶段

（1937年秋至1938年春）
 

新四军的组建过程是十分艰难的过程，它不同于八路军的整建制改编，主要体现在“队伍难找、思想难统、谈判难谈”的“三难”状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中共中央不想放弃创建多年的苏区根据地，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留守在苏区根据地坚持战斗，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使项英与陈毅正式携手。由于项英在苏区仍在执行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与围剿的敌人死打硬拼，使留在中央苏区的1.6万余人红军主力及伤员1万多人惨遭损失，后不得不分散突围，分布在南方各省深山密林打游击，项英与陈毅一起突围至江西与广东交界的油山地区隐蔽下来。此时，中央苏区分局不仅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而且也中断了与苏区各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各地红军游击队之间也信息不通，相互隔绝。就以粟裕为例，粟裕当时在浙江南部打游击。毛泽东长征到延安后，几次提起粟裕，无人知道，毛泽东责成闽浙边省委书记刘英几次派人找粟裕就是找不到，只好报告中共中央，粟裕同志可能牺牲。中共中央在陕北悼念英勇牺牲的烈士，烈士名单中就有粟裕。南方红军游击队组建问题国共两党达成基本共识后，中共中央确实面临如何将红军游击队集结起来的大难题。

当时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由于同外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一种认识认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另一种认为，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拒绝下山改编，这种认识是当时的主流。加上由于所处环境恶劣，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成了叛徒。不少红军游击队优秀指战员死于叛徒之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红军游击队把党派去传达下山改编指示的人当成叛徒杀害了，如皖浙赣省委书记到弋阳磨盘山传达指示被杀害，红十六师政委和鄂东南特委书记都被赣东北游击队杀害。时任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湘赣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谭余保坚决不肯下山改编，陈毅决定自己亲自去一趟武功山（湘赣边临时省委所在地）与谭余保面谈，结果被谭余保、段焕竞当成“国民党的说客”绑起来几天，用谭余保的话说：“你陈毅我是认得你，你当年在井冈山我听过你的报告，你今天不供出怎么投降蒋介石的，我就砍你的头。”由于陈毅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概，加上雄辩的口才及善于做政治工作的能力，才免遭当成叛徒被杀害之不幸。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的谈判也十分艰难，出现了曲折的摩擦。蒋介石只同意收编，但不同意组建一个军，要将游击队编制成保安团上前线，指挥员也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在经费上不安排，不发武器，不发军装。经过周恩来等人多次反复艰难谈判，最终达成基本共识，其中明确军长人选由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第三者人选来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先想到叶挺，动员叶挺出来担当组建、领导新四军的重任，后叶挺在新四军番号的争取、经费、服装和枪支的配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开辟敌后战场，发展华中，创建革命根据地阶段

（1938年春至1940年底）
 

1938年春，新四军各支队（除四支队外）到安徽皖南岩寺镇集中训练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作出指示，要求新四军深入敌人后方，在大江南北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据此，新四军各支队分别向华中敌后开进，展开了广泛持久的游击战争。首先，新四军军部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抽调部分团以下的干部与部队共400余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和钟期光率领于1938年4月下旬挺进苏南敌后。“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第一仗，这一战斗的胜利，奠定了我军进入江南的基础。紧接陈毅和张鼎臣在六、七月间先后到达了苏南，打破了日军400余人对小丹阳的“扫荡”，并主动与管文蔚、梅光迪等率领的地方武装整合，向苏南东部挺进。到1938年底，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后，由支队长谭震林率领开赴皖南，先后与日寇展开了“马家园战斗”、“繁昌保卫战”，五次保卫繁昌的战斗共消灭日军450余人，成为我军皖南抗战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第四支队在支队长高敬亭的率领下，由皖西的大别山区挺进到皖中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在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我军在江北的第一仗，先后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

1938年9月，针对抗日战争处于由防御性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阶段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作出了“发展华中”的发展方针，明确了新四军在华中建立根据地的新任务。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后成为华中局）。

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8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豫东西华县由我党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正式组建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后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四师），在司令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的率领下东进豫皖苏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为了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根据中原局指示，在河南竹沟组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编为豫鄂挺进纵队、五师），李先念任司令员，这支部队在鄂东、鄂中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白兆山、大悟山为中心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为了加强江北新四军武装力量的领导与发展，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经中共中央批准，1939年5月，新四军正式组建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在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对四支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四支队在皖东津浦路西定远、凤阳、滁县、全椒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7月，在四支队第8团的基础上，扩编成新四军第五支队，在支队长罗炳辉的率领下，向皖东津浦路东挺进，在来安、天长、扬州、盱眙、仪征等地展开斗争。

中共中央军委为华中根据地的开辟加强军事力量，从八路军抽调部分干部和部队充实加强新四军。1939年5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在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法宪的率领下南下苏皖边区。1939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在钟辉司令员的率领下南下皖东北。这两支部队与彭雪枫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一起共同为开辟豫皖苏边区根据地而斗争。

1940年初，国民党由一度比较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共高潮。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新四军各部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对国民党顽军进行了反击，先后打响了“定远自卫反击战”、“半塔自卫反击战”、“淮宝反顽战役”、“援盛打马（援盛子瑾、打马鑫亭）战斗”、“泗县地区反顽自卫战”、“鄂东大、小悟山反顽自卫战”、“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曹甸反顽战役”等等。

为了固守华中、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应中原局请示，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再调一部进入苏北。1940年5月，由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5个团及教导营，计1.2万余人，由晋东南经冀鲁豫边区南下华中。八路军主力一部的南下加强了新四军在华中的力量，为改善华中战略态势、沟通华北及华中的联系及开启苏北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40年底，新四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总面积已达4.4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有400余万人，约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在敌后的86个县中，有共产党建立民主政权的县有42个，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为新四军在华中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7-01-03 11: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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