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对海外人士的统战举措及启示
2017-05-04 14:51:26  来源：新四军研究 作者：吴原元  点击：  复制链接

　　新四军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偏见,新四军在军饷、装备、弹药各方面都不如国民党部队,更远远落后于日军;另一方面，新四军主要活动于敌、顽、我斗争形势复杂的华中地区,地处平原水乡地带,很少有山地可以依托,斗争条件极为艰苦。基于此，新四军更为需要得到外部的支持和援助。为了争取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支持和支援，新四军采取多种举措。

　　一、派遣干部到海外动员募捐

　　由于新四军战斗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邻近闽粤两省等侨乡，海外侨胞与中共领导的南方革命与新四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历史与现实渊源。为了加强新四军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取得侨胞更多的援助，新四军派遣华侨出身的干部到南洋等地宣传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事迹,呼吁海外侨胞支援新四军抗战。例如，新四军军部敌工干事、归侨陈子谷，是泰国大富商陈峥嵘的孙子。他10多岁时就离家回国求学,参加学生运动。1934年到日本留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进行革命活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被派到新四军工作。1939年,他祖父去世,他在泰国的叔叔要他前去继承遗产。项英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任商量后，决定批准陈子谷去泰国。1940年初，他遵照叶挺军长的指示,以叶军长秘书的名义赴泰国为新四军募捐筹款。他在泰国侨胞中广泛宣传抗日爱国道理,宣传新四军在前线抗日的英勇事迹,引起强烈反响,很快就在华侨中募集到国币6万元;同时,他把个人在泰国分得的遗产20万元全部捐给新四军。(1)这笔钱当时约合国民党当局发给新四军两个多月的全部经费，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粮饷，还解决了当年冬季全军制棉衣的费用。为此,叶挺在《抗敌报》上赞颂陈子谷是“一个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2)

　　再如，“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领导人沈尔七于1938年率领一支由28人组成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到达闽西并参加了新四军二支队的整编，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随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1939年春，沈尔七奉新四军军部之命重返菲律宾，动员侨胞捐款捐物、回国参军参战。在菲律宾侨团的帮助下，沈尔七很快组织了“菲律宾劳联会慰问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并带回菲律宾侨团赠送的慰问品、药品。1940年底，沈尔七再度奉命返菲，继续动员旅菲华侨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新四军，此次亦为新四军带回大批款项、医药、寒衣和军用必需品。(3)

　　二、全方位多途径开展对外宣传

　　新四军非常重视对外宣传。新四军第五师在1941年4月28日召开会议，专门制定了《鄂东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纲要》。在纲要中指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以来的英勇战绩”、“宣传鄂东新四军”;并特别强调，在对外宣传教育中要“从对象本身利益出发，要适合对象的口味及其处事待人的习惯，要以情以理去打动他的内心”，“要言行一致，以我们的行动去证明我们的言论，我们的一切言论必须能兑现或有实现的可能性”，“要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要在实际斗争中进行宣传与鼓动”、“要通俗化、大众化、本地化、具体化，使对象能懂能做”等。(4)限于史料，新四军所创办的报刊杂志对于华侨及国际友人的影响力无从可考，但至少我们从中可见新四军对于宣传之重视、对宣传工作的细致程度。

　　新四军特别注意借助来华外国友人的力量进行对外宣传,以扩大影响,这是新四军对外宣传的又一个重要方式。1941年，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加入新四军。在新四军工作期间，罗生特曾计划写一本书,把新四军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事迹介绍给世界人民。为此,他搜集了大量有关新四军的资料,同时他还写信给陈毅索取有关他的生平资料。他的计划得到了陈毅的大力支持,并于1942年3月8日,亲笔致函罗生特：“罗生特同志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身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个见证人。你计划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我渴望你的著作出版。我感谢你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意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你完成这本有意义的著作。现在我来答复你的要求,将我自己的历史简述如下。。。。。。”(5)

　　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击破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新四军领导人还积极热情地接见各国记者和考察团,向他们介绍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以通过他们向国际社会介绍新四军。1938年8月，项英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途经武汉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是继在延安访问后来到华中，要采访在大江南北抗日的新四军。他采访中心内容是新四军成立前的光荣历史。为此，项英将新四军的前身――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斯诺在全面、具体地了解了新四军的光荣战斗历程后，认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新四军是一支出生入死、久经革命的部队。于是，他很快整理出电讯稿和文章，向全世界报道。(6) 1939年春,德国著名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到达安徽省泾县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和陈毅、粟裕等同志，并深入前线进行采访,写成几篇关于新四军抗战的文稿,寄给欧洲进步报刊。皖南事变发生后，希伯前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江苏盐城采访，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刘少奇等接见了他，并向他介绍了皖南事变的情况。希伯基于自己的了解和见闻先后在《美亚》上连续发表了《叶挺将军传》、《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利于日本》等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在随后的随军采访期间,他又写了《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新四军》等报道,歌颂新四军的抗日业绩。(7)通过外国记者的宣传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国际人士更加了解新四军抗战的困难和功绩。

　　三、对到访的海外人士开展工作

　　新四军自创建之始，就将争取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支持和支援视为新四军生存、发展、壮大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新四军对到访的海外人士开展公关工作。到访的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不仅受到新四军军部首长的热情接见，而且新四军上下对他们无不热情相待，精心照顾，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38年2月,一支由28名菲律宾华侨青年组成的义勇队,在劳联会负责人沈尔七的带领下到达闽西参加新四军。正在龙岩的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二支队司令员张鼎垂、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同义勇队见面、谈心,热烈赞赏侨胞们的爱国精神。1939年8月初，由共产党员王西雄为团长,沈尔七为副团长的“菲律宾劳联会回国慰劳团”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军部还在云岭陈家大祠堂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8)

　　远道而来的海外人士，尤其是到新四军中视察、访问和工作的外国友人，他们同情和支持新四军抗战。对他们开展公关工作，能够把新四军的事迹更真实更全面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以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关注。因此，新四军上下对外国友人热情接待，全力配合他们的工作。1938年10月，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皖南采访新四军。当她到达新四军后方医院时，受到新四军医疗队队长沈其震等的热烈欢迎。“顿时间，嘻嘻哈哈，嚷嚷吵吵的一片人声过来了，一群头戴军帽、擎着松枝火把的人影出现，‘欢迎’!‘欢迎’!的欢呼声从岸上传来。”史沫特莱回忆，当她随小分队渡江时，“我的打字机、照相机、卫生箱、行军床由一个民工负责搬运。军部特别指定一个参谋跟我，还有一个特别警卫员蔡禄互送我。”史沫特莱在江南一带生活工作八个月，蔡禄一直在她的身边。(9)她的中国话不熟练，为了便于采访，军部安排会说英语的医生们和她住在一起，可以为她当翻译，也便于在生活上照顾她。(10)在新四军中，各部都欢迎并邀请她做报告。对此，她说“在前线的每次欢迎总在心头燃起无限温暖的火焰，像身处在无声之爱，超出一般的友谊或爱情，战斗友谊之爱的乐土里，总可以遇到英勇战斗、为国捐躯、志在报国的无名英雄。”(11)

　　1941年，奥地利医生罗生特要求加入新四军工作。部队派人密切保护其安全，护送至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亲切热情地接见了罗生特，他们紧紧握手，俨然似久别重逢的老朋友。”(12)当时,敌后的环境很艰苦,物质条件很差,新四军首长十分关心罗生特的健康,想方设法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尽量为他提供馒头、鸡蛋、菜汤等当时这里最好的饮食。为照顾他吸烟习惯,还给他增加几块钱的津贴。(13)1941年5月，希伯以“太平洋学会”记者的名义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鲁平等同志的护送下,于5月25日到达苏北盐城。对于希伯夫妇的到来，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专程于6月1日晚在盐城举行有4000多人参加的盛大欢迎晚会,热烈欢迎希伯夫妇前来新四军驻地参观和采访。为了便于希伯的活动,新四军军部安排了一名曾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书的中共党员陈志存做他的翻译,还安排了两名警卫人员。(14)

　　四、积极开展同盟军的合作交流

　　中国人民的抗战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军的支持与配合,新四军在执行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积极开展同盟军的合作交流。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五师在坚持武汉外围抗战的同时，参加了配合盟军的对日作战。1943年后，美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在轰炸武汉等战略要地及平汉、粤汉等交通运输线的作战中，时有飞行员跳伞降落在武汉近郊的情况。一旦被发现，即受到湖北军民的大力营救。对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新四军五师不仅给予了及时的治疗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积极联络安排他们归队。(15)

　　再如，1945年1月21日，美国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中尉飞行师托勒特，在驾机空袭上海日本侵略军时，负伤坠落在黄浦江边，被新四军苏浙军区第2纵队淞沪支队救起，并被护送到四明山浙东纵队司令部。何克希司令员、谭启龙政委、刘亨云参谋长、张文碧政治部主任亲切接待了他，并予以精心治疗和照顾。托勒特伤愈后，3月下旬苏浙军区第2纵队淞沪支队又派部队护送他至新昌县境的新奉公路边，绕过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4月10日交由美军临海办事处代表王晋，伴送去临海，转交给驻华美国陆军陆空战地勤总部。临别前，托勒特请护送他的人代为转交其写给浙东纵队何克希司令的信。托勒特到达美国陆军陆空战地勤总部临海办事处后，美国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驻临海办事处主任柯克思上尉立即复信浙东纵队司令员表示衷心感谢，并要求和我军保持经常的联系。(16)

　　与此同时，新四军还积极开展同盟军的情报合作。由于新四军五师和边区多次营救美军飞行员，并安全护送归队，引起驻重庆美国空军人士对鄂豫边区的战略作用的重视。第十四航空队即请求派联络组到边区，处理此类事宜和搜集日伪军事情报。1945年春，经中共中央与驻华美军总部协议，驻华美军十四航空队派往五师的观察组在大悟山正式建立。在约半年的时间内，五师为美机轰炸武汉地区、平汉铁路、汉宜公路等敌伪军事目标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自在预定地点设台后，五师每日或间日向美方提供以上地区关于敌军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以及敌伪兵力调动等情况，及时校正美机轰炸目标，提高美机轰炸效果。因此，美方多次赞扬五师是真正抗日的友好部队，所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驻华美军总部少校参谋欧高士率领第十四航空队情报组到达大悟山根据地,从第五师获得大量情报,使美国空军得以准确打击目标,情报组也向第五师提供了日军调动的情报边区及五师对美军的援助支持，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感情。”(17)通过与盟军交换情报,为双方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提供了便利,也巩固了反法西斯各国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友谊。

　　五、设立办事机构以加强对外交流

　　新四军以南昌办事处为先声，先后在武汉、福州、温州、湖南平江县、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以及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建立了50多个办事处或留守处、通讯处，有的地方称采购处、联络站、兵站等。皖南事变后，又在上海设立了秘密的上海办事处。新四军开赴华中后在各地建立的这些办事处、留守处、采购处等办事机构，均成为新四军对外联系的窗口，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及军政干部。处在敌占区的上海办事处，从它成立之时到1942年底机构撤销，共输送人员1700名左右，新四军上海办事处除了组织输送人员外，还承担了：组织运输医药、医疗器械、教学用具、电台等军用物资;搜集上海出版的包括敌伪报刊、杂志等资料，剪辑成册运进根据地;掩护根据地的干部到上海治病等工作。(18)据统计，1938年至1939年，各地办事机构动员和输送到新四军的青年达3万多人。(19)

　　新四军所设立的这些办事机构，在接收转送来自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援物资,接待国际进步记者、访问团、参观团等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新四军加强对外联络的一条重要渠道。1937年10月，毛泽东要求廖承志到香港开设香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时曾明确指出，“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也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20)事实上，新四军在各地所设立的办事机构，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办事处、采购处等机构在同海外联络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1938年下半年新四军成立温州采购办事处，专门负责在商业发达的东南地区采购部队所需要的各类紧缺物资，还与香港、菲律宾、南洋群岛的爱国华侨取得联系，募集到大批军械、被服、药品、医疗器械及经费，“温州采购办事处,不仅为新四军采购了一批紧缺物资,而且还将东南亚爱国华侨的捐款、被服、药品、军械等转运至皖南新四军军部。”(21)上海办事处曾护送国际友人罗生特、汉斯·希伯和40多名马来亚华侨青年去盐城新四军军部;上海办事处还组织对外宣传报导，将根据地带来的我军反扫荡、反清乡等对敌斗争资料送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茹科夫，转去苏联《消息报》发表。(22)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采取派遣具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到海外动员募捐、全方位多途径开展对外宣传、对到访海外人士开展公关、积极开展同盟军的合作交流、设立办事机构以加强对外交流等措施以争取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和援助。综观抗战时期新四军对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统战举措,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海外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高度重视“海外关系”，始终认为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对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列为团结抗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矛盾集中呈现的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突出，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盘根错节。要破解这些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重视和充分利用“海外关系”。邓小平曾就“海外关系”如是言道，“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约有3000万,做好和利用好“海外关系”，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将起着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

　　第二，应重视对外宣传。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击破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新四军重视借助来华外国友人的力量进行对外宣传。当前，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加与扩大，国际社会出现了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光怪陆离的各种涉华论调。基于此，我们更加要重视对外宣传，向世界准确深入地宣传阐释我们党提出的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部署，反映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的新成就，展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通过对外宣传，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各种误解，为我们的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三，注重开展公关工作。新四军在争取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时，秉承以诚相待、以情动人的原则，对到访的海外人士开展公关工作。新四军的公关工作，扩大了新四军的知名度、提升了新四军的美誉度，为新四军赢得大量国际公众的同情与支持。在和平建设时代，尤其是当前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我们同样需要海外友人的大力支持。在争取他们的支持时，我们亦应重视对到访海外人士开展公关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注释：

　　(1)陈子谷:《富贵于我如浮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1990年版，第73页

　　(2)《华声报》, 1987 - 06 - 03

　　(3)马洪武:《新四军与抗日战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522页。

　　(4)《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22页。

　　(5)张威、张学忠：《新四军中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载《中州统战》，1995年8月，第34-35页。

　　(6)王辅一：《新四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158-159页。

　　(7)王庭岳、傅义桂：《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汉斯.希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8年第3期，第126页。

　　(8)曾瑞炎：《抗战时期中共对华侨的统战工作》，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3期，第35页。

　　(9)袁文等译：《史沫特莱文集》(一)《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226、273页

　　(10)朱强娣：《新四军女兵》，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11)袁文等译：《史沫特莱文集》(一)《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

　　(12)奚基员：《新四军里的白求恩大夫》，载《党史文汇》1998年第4期。

　　(13)张晓丽：《罗生特：新四军中的白求恩》，载《党史纵览》，2005年第12期，第52-53页。

　　(14)王庭岳、傅义桂：《中国人民的朋友――汉斯.希伯》，第126页。

　　(15)张肇俊：《美军联络组在新四军五师》，载《铁军》，2006年4期

　　(16)《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59-360页。

　　(17)田玄，《铁军纵横———抗战中的新四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18)夏田：《八路军、新四军驻沪秘密办事处》，《卢湾史话》第二辑。

　　(19)刘晓滇、刘小清：《新四军办事处的设立与撤销》，载《党史博览》，2008年7期

　　(20)朱卫国：《人民政协报》，2008-12-13

　　(21)马洪武,童志强，《新四军发展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22)夏田：《八路军、新四军驻沪秘密办事处》，《卢湾史话》第二辑。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04 14: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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