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对华中帮会的统战工作
2017-05-04 14:56:02  来源：新四军研究 作者：邵雍  点击：  复制链接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中，新四军与日、伪、顽反动势力展开了坚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华中地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本文旨在探讨华中地区的帮会势力的政治倾向以及新四军对它展开的争取、改造工作，从而突显统一战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一)

　　1938年初，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整编而成的新四军正式成立，其活动范围大致在华中地区。华中地区普遍存在着帮会，而且势力都比较大。1942年1月21日江南区委向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报告时说：“江南帮会特别多，……每个地区均有一二个帮会头子，每个头子均有一二千徒弟，老百姓中未参加帮会的极少，……发展帮会主要的是为了建立信仰、自卫，控制这个地区。”(1)在江苏茅山地区好几个县，“当时成年壮丁(男的)百分之八十参加帮会，拜老头子。”(2)在皖南靖县、繁昌、铜陵、南陵等县青洪帮也不少。据中共皖南特委调查，加入帮会的除了大地主，普通群众八成加入过帮会。当地的顺口溜叫做“有钱的人靠它保财产，有官职的人靠它保位置，穷人靠它来过活，年轻人靠它来流浪”。(3)豫东、皖北、苏北也是如此。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些帮会势力进入了大分化、大组合时期，有受国民党控制的，有为日寇所利用的，也有受共产党影响的，更有脚踏两只船的。它们彼此相互冲突、转化，为各派势力插足其间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增加了华中区域革命形势的复杂性，也给在此活动的新四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日寇占领华中后，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实行“以华治华”，利用当地的帮会土匪势力，组织与扩大伪军。陈毅指出：“伪军构成的不外以下几种：①敌人有计划的策动收买，特别南京徐州沦陷以后，将许多溃军土匪收起来集合成军。②地方上民团、帮匪、土匪、地方绅士，在接敌区域逐渐伪化而组织起来，所以伪军常是本地人多，在指挥作战及政治策略上是不能忽视的。”(4)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实际上辖七个师五个暂编师，三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师，约三万余人，分驻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扬州、天长、兴化、宝应、蚌埠、合肥、芜湖等地。部队成分是收编流氓溃军，特别是浙江、江苏、安徽的衙门警察、司法警察、保安团队、土匪青红帮最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部，有一万二千人，都是海匪溃军青红帮，……驻泰州各据点。……杨仲华现改编为伪第二集团军，辖四个师一个独立旅，共约一万多人，原是省韩的保安第八旅投降的。并搜集盐、阜、通、如、海、启的海匪。……分驻东台、盐城、通、如、海、启一带。”(5)伪绥靖军第一师师长，太湖帮会首领徐朴诚部，绥靖军第二区司令部程万里部，第三区司令部杨安庆部，绥靖军第六师沈席儒部等都以帮会分子为主体，相继充当了日伪军。总之，在江南，“流氓、青红帮、这一部分组成的伪军，占相当大的数目。”(6)日伪特工人员还直接利用帮会系统作为基础。中共茅山地委后在丹阳发现的茅山安清大同盟“是伪方用来控制流氓帮会的团体。今天实际上受敌人利用危害我们的，倒是这些人物。如秘密做情报员、带路捉人、起物资，还有打入我部队组织拖枪的。”(7)

　　国民党出于私利，并不愿意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发展，因此对新四军活动多方阻挠、横加破坏，利用帮会势力大搞摩擦。

　　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以博大的胸怀和革命的胆略努力争取和团结帮会力量，把他们汇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早在1937年8月12日，党中央在《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已经指出：“在日寇占领区域及其侧后方，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组织各种合法团体(如在家礼等)以组织群众。”(8)

　　新四军在1938年初成立时，只有八个团加一个特务营，共有八千余人。所以想要在华中地区打开局面，冲破日、伪、顽包围和夹击，广泛开展争取帮会，改造帮会的统战工作，势在必行。

　　(二)

　　中共中央的指导对于新四军正确合理地利用帮会起到了重要作用。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视察新四军工作时，在军部干部大会上要求“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9)

　　1940年12月30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哥老会青帮工作的初步指示》，《指示》提出：“共产党在进行抗日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及整个统一战线工作中，都不能不以最大的注意力来进行哥老会及青帮的工作，因此争取哥老会及青帮大部分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成为目前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中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针对哥老会和青帮在根据地、游击区、沦陷区、国统区的不同地区和态度，党中央分别作出明确的指示。在游击区，“党对哥老会青帮的政策应着重于争取他们的同情，以至参加抗日斗争，至少应争取其对我们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尤应注意争取哥老会及青帮分子领导的武装力量，与之建立临时的互不侵犯协定，或共同抗日的协定，以逐渐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对于为日寇或顽固分子利用，坚决反共的帮会头子，在一切争取说服的方法无效后，则应采取分化的政策，在群众面前揭露其罪恶，使之孤立，同时应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予以必要的打击，在这种打击中，夺取其影响下的群众到抗日方面来。”在沦陷区，针对“争取哥老会青帮进行公开的抗日斗争是比较困难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打入其内部，进行长期的埋伏工作，争取地位，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一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

　　新四军的各级领导也十分重视争取帮会的工作。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也曾要求新四军争取和利用帮会来开展工作。中共苏南区党委和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确定了“利用封建，削弱封建”的方针，指示各地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帮会工作，坚决与敌伪斗争。1944年5月陈毅写文章指出：对于青洪帮“我们是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既在我们根据地不予清洪帮以合法地位，也不一般号召反对帮会;同时在敌伪区则以个人名义个别利用帮会友谊来策动反敌伪，并争取伪方人员为抗战服务，收得很大效果。其中有不少分子转变终成正果。”新四军“在接敌区域，如京沪线，苏中、苏南一带能够生存至今”即与此有关。(10)

　　(三)

　　抗战时期，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遵照各级领导的指示，在华中地区开始了利用和改造帮会，共同抗日的工作。

　　(1)吸收有进步倾向的帮会武装共同抗日。

　　1938年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从皖西大别山区向东挺进过程中，就曾利用帮会势力。在舒城县山七河，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积极做好山七河三番(11)首领程大老七的团结工作，程大老七利用自身的帮会势力为新四军组织了三个新兵中队挺进淮南抗日，后来这支队伍被编为新四军十四团第三营。(12) 5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又收编了青帮武装范培泯部，委任范培泯为四支队第三营营长。

　　8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大队在安徽和县北乡钟太三村收编赵鹏程部青帮，任命赵为东进大队参谋主任兼二营营长。赵鹏程1930年在芜湖参加青帮组织，在青帮中排“吾”字辈，在地方上收了不少“学生”。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他出于民族义愤，徒手起于乡里，在巢湖家乡以青帮关系发动群众，收编国民党溃军，建立了和县抗日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1938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巢湖后努力争取了赵鹏程，同年11月，吸收他加入中共。从此赵更是利用自身的青帮身份积极在当地招募抗日队伍，仅在无为东乡一带就发展了2000余人。(13)

　　11月底，铜陵沙洲游击大队成立，章啸衡任大队长，正式编入新四军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第四大队。章啸衡早年参加过大革命，革命失败后一度悲观失望，在铜陵沙洲组织青洪帮混日子。抗日战争爆发后，章利用自己在群众的威信拉起了队伍。(14) 1939年2月，在叶挺、项英、邓子恢等人的争取下，章啸衡将队伍番号改为新四军三支队铜芜繁独立第一大队。(15)独立第一大队的入伍壮大了新四军在皖南的实力，而且对沟通大江南北新四军的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0年7月，国民党苏鲁游击总指挥部三纵队第八支队长、青帮首领陈玉生，在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团的接应下率部起义加入新四军。陈玉生原来就是中共地下党员，(16)后任新四军苏中三分区司令员、苏中行署保安司令。

　　第二，自己组织抗日帮会，利用帮会落后的组织形式，加以革命的实质内容，控制和利用帮会。

　　在淮南，新四军借鉴了仪征到扬州一带利用洪帮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决定利用沿江一带青帮盛行的特点，组织忠义社，把敌占区的各种人组织起来抗日。这种旧的群众结社的方式易为群众接受，又不会马上引起敌伪的注意。

　　1939年上半年，新四军四支队东进大队参谋主任赵鹏程根据中共和含地委书记孙仲德的指示，利用过去的青帮首领身份继续收学生，以争取和利用青帮抗日。他根据党的任务以及当时国内出现的新变化，自行订立了青帮十大帮规，主要内容是：大敌当前，我们有责;团结为重，一致对外;国家需要，父子上阵;保护群众，如同父兄;三大纪律，不能违犯;争取伪军，为我抗敌。(17)赵鹏程部侦察班的人都是通过收学生的方式招来的，经过教育成了新四军坚强的战士，有的还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赵的青帮学生中还有苍山大庙和尚宽定，他常到乡村集镇，以化缘为掩护，侦察敌伪情报，还曾策动伪军一个班起义参加新四军。

　　当时在路东地区有一个姓王的洪门老头子，在政治上靠拢新四军。新四军派余纪一前往联络。余纪一在上海发展抗日武装时，参加过洪门活动，后在皖东苏中地区，为了适应特殊环境斗争的需要，经津浦路东党委的批准，搞了洪门对付青帮。第一次开山堂，余纪一出任长白山主，称“恩兄”，王某为副山主，称“承兄”，新四军便衣队指导员石和伦称“荐兄”，公开吸收了当地好几个头面人物。此后，余纪一等利用开香堂、收徒弟的形式，在路东一些地方，甚至在敌人的据点里，先后吸收了伪乡长及地方实力派等近千人参加了洪门，凡是来参加洪门的，都发给印有“长白山、忠义堂、鸭绿水、大众香”的“海底”及“恩、承、保、荐”诸派兄字样的证件，(18)有力地推动了路东抗日力量的发展。

　　1941年5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后，根据中央《关于哥老会青帮工作的初步指示》精神，批准新四军苏中三分区司令员、苏中行署保安司令陈玉生利用青帮老头子的身份开堂收徒，批准苏南镇江丹徒地区县以上的军政负责同志以帮会名义收徒。收徒弟的名单要经党组织审查。陈玉生收徒后利用帮会的江湖义气，很快控制了根据地内和边沿地区的帮会势力，在原来受帮会流氓控制的边沿地区打开了群众工作局面，并且把工作做到敌人的据点内。韦永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丹北的五年》一文中回忆说：“到了1941年，中央做出了关于开展青洪帮和三番头子工作的指示。(19)我们接到中央指示以后，更加放手大胆地去做了，决定每个县由一名县长负责搞帮会工作，把它当作敌伪军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一种好形式。并且规定：在敌占区，经上级批准，县长可以收学生。我以保安司令的身份，在伪军上层人士中收过不少学生。1942年，山北县县长赵文豹、山南县县长吴翼、扬中县县长施光前、武进县县长顾维衡、铁道工委董必成等都收过学生。我们收的学生要承认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真心抗日，愿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20)

　　新四军三师二十八团敌工部长林德也在1941年自称青帮通字辈，收了不少青帮门徒，教育他们走上了抗日的道路。(21) 1943年新四军靖江独立团团长以青帮悟字辈老头子的身份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广收门徒，数月内达万人之多，其中有很多人后来为抗日民主政府提供情报，购买紧缺物资，掩护地下工作人员。(22)共产党组织利用这个办法很快赢得了帮会工作的主动权，使新四军能够在据点林立、扫荡频繁的地区坚持斗争。

　　第三，争取与利用帮会上层人物抗日或至少保持中立。

　　新四军根据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尊敬帮会的头子，争取上层，团结分化下层，不侵犯他的利益”。(23)

　　1938年4月新四军刚进入皖南时，有些帮会受国民党当局的利用，专和新四军作对，群众工作受到很大滋扰。时任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子恢感到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妥善解决。同年6月，邓子恢邀请皖南青洪帮、理教会头目在南陵举办两届学习班，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救亡。(24)邓子恢还向有意见的搞具体工作的同志解释说，这些青洪帮的“老头子”都是地方上的实力派人物，虽然他们老了不能上前线，但是他们在地方有众多的徒子徒孙，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有利于争取他们徒子徒孙的抗战。(25)后来，一些地方青洪帮首脑经过受训，变成了新四军的朋友，也为新四军输送了不少战士。在中共的教育争取下，皖南三番头目骆云山建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他利用青帮的关系，为新四军购买装备、扩大部队，在地下交通线建设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成绩。(26)

　　淮北抗日根据地邳睢铜地区靠近徐州，新四军在当地的实力并不强。相反青帮出身刘耀庭在抗战爆发后拉起了一支1200多人的土匪队伍，拥有轻重机枪14挺、迫击炮两门，成为该地最大的武装队伍首领。1940年刘耀庭被国民党任命为行署主任。新四军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从争取刘的师傅王遴卿及杲益斋入手，争取刘耀庭的中立。王遴卿最终说服刘耀庭参加邳睢铜地区的政府，杲益斋很快又与刘耀庭就刘部的供应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9日，邳南行署在小黄山宣告成立，推选杲益斋为主任、赵佑民(共产党员)为副主任、中共县委书记林源为秘书。(27)邳南行署的成立在政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总结工作经验时说：在华中我们力量没有占绝对优势时，邳睢铜地委以和平方式取得了国民党邳南行署政权，这在华中来说是个典型。(28)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对帮会的统战的工作。

　　第四，尽力争取被敌利用的帮会武装，坚决打击其中的顽固势力。

　　陈毅指出：“华中伪军的特点：在淞、沪、宁、汉、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势力甚大，来源于失业群众的流氓化，且有不断补充，故形成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流氓群众均有头目率领，系统分明，具有长期斗争经验，自逊清迄今均替统治阶级服务。……旧统治的退场，新统治者上台，仍然要吸引他们成为爪牙，而轻便取得统治地位之巩固。华中自敌伪盘据以来，照老例并未改变这一事实，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地位反而提高了。伪府伪军均以这一事实为其下层基础而建立起来，各县区的税收警察机关，公务人员均属此辈。”(29)

　　抗战爆发后，应城膏盐矿区的把头、洪门汉留会九龙山双龙头寨主郭仁泰在一些反动地主的包围诱惑和伪鄂西保安司令、汉留会大头目杨青山的拉拢下，充任伪鄂西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郭仁泰部在矿区和陈家河湖区收罗分散的汉留武装，发展到千余人枪，阻挡着新四军开辟天汉湖区的通道，也妨碍新四军在矿区筹集抗日经费的活动。鄂中区党委认为解决郭仁泰的问题已不能再拖，但又考虑到过去与郭仁泰有过交往，汉留会在鄂中有其广泛性和群众性，如能兵不血刃地争取郭仁泰反正，其震动和影响将会更大，于是派陶铸去做该部的策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和教育，郭仁泰表示愿意率部反正。1940年1月24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在石板河镇举行将郭仁泰部改编为第六团队的成立大会。李先念、陶铸等人与会，并致了欢迎辞。郭仁泰致答辞时说：“李司令和陶先生就是我们走夜路的灯笼。我们只要跟着这个灯笼走，一定会走到光明的前途。”(30)第六团队成立之后，李先念令郑绍文等人带了一批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军政干部到该团队建立起党支部、政治处和参谋处，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很快将这支陋习严重的旧武装改造成为挺进纵队的一个主力团队。

　　1942年7月淮北苏皖边区对帮会等封建组织工作作出指示，明确与反共派有关系者则不承认其组织;坚决反共者亦解散;为敌伪服务者，则解散其组织，扣留其负责人;在新四军根据地内不允许其组织，已组织者逐渐削弱，以至逐渐消灭;在根据地外则进行争取联络工作。(31)

　　在江全地区(江浦、全椒地区)新四军香南联络站站长钱海如在青帮中有一定的身份和影响，1944年钱海如做铜井伪军的工作，争取了伪侦缉队稽德寿等五人携带六把驳壳枪向新四军投诚。(32)

　　在凤阳，新四军同意青帮老辈头领梅子明以认亲戚、收徒弟的名义，打入伪政权搞情报，搞策反工作，几年间共瓦解伪军2000余人。

　　靖江青帮分子朱鼎坤抗战时叛国投敌，无恶不作，人称“杀人魔王”，1944年新四军靖江独立团果断将其处死。(33)

　　抗战时期华中地区匪伪据点林立，军事形势纷纭变幻，新四军在如此复杂局势下开展帮会工作也有某些不当之处。1941年6月粟裕在苏中地方武装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承认：“在初期发展地方武装的过程中，有不少是流氓、兵痞、帮派头子。……开始时部队发展很快，一下发展了一千人，可是以后始终养不大。……化了很多钱，发了枪支，结果有的连枪都拖走了。……他们中间的成分非常复杂，把这些力量发展起来，使他们真正成为很好的地方武装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在某些地区有时可利用一些旧的封建组织的头头扩大新兵，这只能是过渡的办法，利用他们，团结广大群众，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而不能不加改造的去依靠他们，信赖他们。”(34)

　　当然从总体而言，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帮会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抗战期间中共“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灵活地进行了创新，采取了多种方式争取和利用帮会，提高了帮会的民族意识与抗敌御侮的政治觉悟，是人民军队开展帮会工作的典范，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及以后改造帮会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1)《苏南抗日根据地》第177—17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二辑，第1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邓子恢传》第224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陈毅：《论军事建设》，《中共中央华中局》第1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5) 陈毅：《论军事建设》，《中共中央华中局》第1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6)《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第168—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苏南抗日根据地》第31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3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在家里”是青帮在一些地区的别称。

　　(9)《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 陈毅：《1938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共中央华中局》第288—2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11) 三番是当地人对青帮的一种称呼。

　　(12)《舒城县志》第357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13)《无为县志》第3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4)《铁流——新四军统一战线工作专辑》第39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15)《铜陵县志》第11页，黄山书社1993年版。

　　(16)《陈毅年谱》上，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7)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7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转战淮南——新四军第二师史料专册》第286—287页，北京，1989年印行.

　　(19) 实际上中共中央《关于哥老会青帮工作的初步指示》是1940年12月30日发出的。

　　(20)《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91—49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1) 郁有满：《江苏帮会志》第289页，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22) 郁有满：《江苏帮会志》第272页，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23)《苏南抗日根据地》第17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24)《南陵县志》第424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25)《邓子恢传》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6)《皖江劲旅》第76—77页，黄河出版社2001年版。

　　(27)《华中抗日斗争回忆》(五)，第109页。

　　(28)《华中抗日斗争回忆》(五)，第112页。

　　(29) 陈毅：《1938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共中央华中局》第288—2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30)安娥：《五月榴花照眼明》第74—7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1)《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六辑，第36页，1985年印行。

　　(32)《铁流——新四军统一战线工作专辑》第331—33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33) 郁有满：《江苏帮会志》第272页，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34)《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第243—24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04 14: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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