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四军东进江南战略的确立、实施及其重要意义
2017-05-04 16:00:05  来源：新四军研究 作者：曹景文 张士引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新四军是继八路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劲旅。新四军组建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确立了东进苏南的策略。1938年4月，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首先开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随后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陈毅和张鼎承的率领下继续东进苏南。新四军进入苏南地区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新四军北上经营华中抗日根据地，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新四军东进抗日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是陈毅作词的《新四军军歌》，是新四军东进敌后英勇抗日的进行曲。新四军是继八路军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劲旅。新四军成立后，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东进江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取得了一系列对敌斗争的胜利。

　　一、新四军的成立及其东进江南战略的确立

　　1.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

　　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北上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八个省的红军部队化整为零，进行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整编抗日。9月28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董必武，要他派人联络项英、陈毅等人，告以情况和政策。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抗日的形势，并为减轻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压力，勉强同意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改编，以让其早日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以叶挺为军长，负责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整编。10月2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命令。10月6日，蒋介石电告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称：“南方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派遣调用。”[1] 12月24日，项英与叶挺等商谈新四军干部配备问题，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办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核定了新四军编制，军长为叶挺，副军长为项英，参谋长为张云逸，副参谋长为周子昆，政治部主任为袁国平，共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承，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10300人。

　　由于新四军各部队所处地域分散，新四军军部决定从2月开始向指定地区集中。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九两团在湖北黄安集中，第八团在河南竹沟集集中，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皖南集中。不久，第四支队也到达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进至安徽岩寺。随后，新四军各支队进行休整训练，为开赴敌后抗日做准备。但国民党当局不想出现“第二八路军”，声称新四军的任务是打游击，不需要军衣，只有逐人、逐枪点检才能发饷和补充武器。最后，军装和低额军饷发放下来，却只象征性地给了极少量的子弹。

　　2.新四军东进前的江南抗战形势

　　新四军成立之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遭到惨重的失败。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战略，致使集结在凇沪地区的60万大军迅速陷于溃败。上海、南京、杭州等主要城市相继失守，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日本侵略者妄图以军事暴力征服中华民族的抗敌意志，其铁蹄所至，据点星罗棋布，到处烧杀淫掠，致使江南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日寇还搜罗汉奸卖国贼，建立日伪政权，加强法西斯统治。汉奸活动猖狂，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由于日军的猖狂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到处都是散兵游勇，他们四处流窜抢劫，杀人越货;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失的枪支弹药到处都是，于是一些帮会头目、土匪首领纷纷收集武器，扩充武装，自立名目，自封司令，各霸一方，并假借抗日名义，进行各种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反动政客、土豪劣绅、封建把头等频繁制造反共摩擦活动。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生活极端痛苦，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极其尖锐。这为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战既提供了有利时机，又带来了巨大困难。

　　江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各种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随后，浦东工委、京沪线工委、常熟县委、无锡县委、青浦县工委等相继成立。我党坚持秘密斗争的党员、被释出狱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日保家的斗争。1938年4、5月间，中央特科授梅光迪以“江南抗日游击队”番号。1938年12月，江苏省委决定把大部分领导力量转移到敌后游击方面去。至1939年春，在东路地区已有常熟地区任天石、薛惠民的“民抗”，陈震寰、周文在的“新六梯团”;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及东乡朱松寿、张志强部;嘉定地区吕炳奎的外岗游击队;青浦地区顾复生部的抗日自卫队，浦东地区奉贤人民自卫团、南汇自卫团、无锡梅村强学增的无锡县国民党直接领导指挥的部队等。初步形成了常熟、无锡、青浦、浦东等若干游击基点，发展了由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一些爱国同胞高举抗日义旗，进行各种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江南地区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游击战争为新四军东进敌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毛泽东、党中央明确了新四军组建后的战略任务是东进敌后

　　随着新四军各部的集中完毕，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任务便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继续活动势必会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从而给顽固势力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借口。如果新四军深入敌后，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则有可能有力地制止顽固派的分裂和投降活动，达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抗战的目的。于是，毛泽东、党中央根据当时江南的抗战形势，明确提出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向江南敌后深入，依靠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坚持华中持久抗战。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负责人项英、陈毅：“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2]5月4日，毛泽东又电示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反指挥反会好些，方便些，放手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战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凇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3] 5月14日，中央书记处指示：“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战根据地。”[4]

　　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再次强调指出：“凡敌后一切无日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凇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能力顾及时，亦应派出小的支队去。”[5]

　　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确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申了党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只有深入敌人后方，党和新四军才能获得发展、扩大自己力量和影响的自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对新四军的要求就是抓紧时机，尽快向大江以南的敌后发展，特别是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并为北上苏中、苏北作好准备。

　　二、新四军东进江南及其敌后抗日斗争的胜利

　　1.粟裕率领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拉开新四军东进的序幕

　　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新四军东进江南确立了总的战略方向。华中日军以主力进攻武汉时，只留两个师团警备从上海至安庆一线后方地带。敌人兵力分散，运输线长，正是新四军东进的最好时机。为完成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开展江南敌后抗战，牵制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创建茅山根据地的任务，项英于1938年4月委托陈毅组建抗日先遣队。陈毅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中抽调一部分精兵，组成了以粟裕为司令员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进军，对该地区进行战略侦察。4月28日，先遣支队举行誓师大会，陈毅亲自动员并沿途送行。他说：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深入江南做战略侦察，以便确定战场。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光荣，大家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机智灵活，勇敢顽强，遵守纪律，加强内外团结，依靠江南父老兄弟姊妹打击日军。以粟裕为首的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江南抗日的序幕。

　　5月4日，毛泽东在给新四军的电报中指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陈毅遵照这一指示精神，于5月中旬率新四军第一支队由岩寺出发进行东进。针对一部分干部、战士认为江南特殊，一片平原水网地带，害怕我军不易站得住脚的顾虑，陈毅响亮地提出了“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6月12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先头部队与先遣队在溧阳竹箦桥会合。6月13日，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后续部队进入茅山地区，主力在茅山山脉及溧水一带活动，在天王寺以南的山地创建根据地，小部分部队在句容、溧阳、南京之线游击。

　　6月中旬，张鼎承率第二支队东进。7月，第二支队也进入了江南敌后，主力在当涂以东小丹阳西侧山地创建根据地，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当涂以东至丹阳的河网地区活动。

　　谭震林率领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地区后，于7月初进入皖南前线对敌作战。新四军军部率第三支队的一个营于1938年5月初进至南陵、泾县间的山岳地带活动。高敬亭率领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和其他各支游击队也分别进入皖中、皖东、豫南等地进行游击战争。

　　1939年5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过长江组织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前委成立后，对新四军第四支队和江北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建了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第四、第五支队经过短期整训后，开赴津浦线附近进行抗战。1939年春夏期间，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至豫皖苏一带活动，年底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

　　2.新四军在江南地区连战连捷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

　　1938年5月19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镇江地区。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钳制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军，先遣支队在沪宁铁路沿线不断袭击敌人。6月15日，他们在下蜀火车站附近破坏铁道使敌人的一列火车出轨。

　　6月17日上午，粟裕率领的先遣队和第一支队第二团冒雨在镇(江)句(容)公路上的韦岗伏击由镇江南下的日寇。当时日军入侵此地已达半年，从未遇袭，其汽车队耀武扬威，毫无知觉地进入新四军的包围圈。新四军击毁敌人汽车4辆、击毙敌少佐士井、大尉梅泽武四郎日军官兵十余人，伤数十人。江南新四军首战告捷，为祝贺这次战斗的胜利，陈毅于6月21日写下了“抗日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著名诗章。粟裕也为这次伏击战赋诗祝贺：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卫岗斩士井，处女奏凯还。这些脍炙人口的佳句道出抗日军民的喜悦心情和新四军将领在战略藐视敌人的英勇气概。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曾于新四军东进前在丹阳建立了3000多人的一支抗日武装。陈毅的第一支队到达茅山后，两军马上建立了联系，并于1938年7月1日夜晚，协同突袭镇江和丹阳之间的新丰火车站。经过一夜激战，新四军歼敌30多人。这一仗不仅消灭了新丰之敌，而且控制了新丰与丹阳之间、新丰和镇江之间的两段铁路，火车一日不通，公路中断一月。10日，新四军又在新塘伏击敌人汽车，击毁敌人汽车两辆，毙伤敌20多人。

　　这次战斗结束后，陈毅与管文蔚在丹阳延陵见面，授予管文蔚部丹阳抗日游击纵队番号，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管文蔚为纵队司令。1938年9月，陈毅还派刘炎等20多名军政骨干到丹北，帮助管文蔚整编队伍，将丹阳抗日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由管文蔚任司令员。为了摆脱国民党的限制，便于东进北上，挺进纵队对外不用新四军的番号，只是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

　　新四军东进江南后积极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茅山南接磨盘、丫吉、瓦屋诸山，直走郎溪，楔入皖南;北有宝华山脉，左踞南京，右扼镇江，俯瞰长江天险。正是雄踞东南、屏障江左的战略要地”。[6]7月7日，茅山地区成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茅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建立。

　　3.叶飞率领“江抗”继续向东作战

　　为了实现大党中央“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陈毅决定由二团单独担负起茅山地区游击战争的任务，叶飞率领六团继续东进，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部队，武装自己，筹集经费给养，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并力争在东路地区相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北上的任务则由管文蔚承担。

　　1939年5月1日，新四军六团由团长叶飞率领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二路的番号，从茅山地区出发东进，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三路会合于武南戴溪桥，并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梅光迪为总指挥，叶飞、何克希为副总指挥，乔信民为参谋长，刘飞为政治部主任。5月5日，“江南抗日义勇军”1000余人越过沪宁铁路，进入东路地区。5月8日，到达无锡梅村，以此为基地，分兵数路向苏州、常熟进发。5月中旬，“江抗”主动分三路奔袭梅李、何村等日伪据点，在消灭常熟东乡的伪匪后，立即返回无锡。5月30日，“江抗”首战黄土塘，击毙日伪军30余人;6月24日，“江抗”夜袭浒墅关车站;7月下旬，“江抗”进袭上海虹桥机场后又从阳澄湖东进青浦，前后历经大小数十次战斗，歼灭日伪军及阻挠“江抗”东进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忠义救国军数千人。

　　“江抗”在打击日伪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地方游击队的争取工作，促使活动于东路的陈凤武、强学增、杨忠、胡肇汉、殷玉如、周嘉禄等地方部队接受“江抗”改编。到1939年8月，“江抗”由初期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

　　“江抗”东进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和嫉恨，他们污蔑“江抗”越界活动，一面勒令“江抗”西撤，一面密令国民党军队及“忠义救国军”袭击“江抗”，企图消灭“江抗”于东路地区。为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关系，以利团结抗战，并为集中兵力北上做准备，陈毅于1939年9月29日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决定双方同时由苏南东路撤兵。10月初，陈毅亲自抵达“江抗”驻地，根据中央部署的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决定将“江抗”撤至扬中整训待机，并决定把“江抗”二路和五路合编为“江抗”一团，“江抗”三路和四路编为“江抗”二团。整编后，一团与新四军丹阳挺进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叶飞为副司令。随后，一团北渡长江，向苏北发展，二团坚持在澄西和茅山地区活动。“江抗”主力撤出东路后，陈毅指示东路特委“重建武装，坚持东路斗争”。11月，东路特委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坚持在东路的抗日斗争。

　　1939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第一、第二支队合并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到1940年7月，江南指挥部主力完成了过江任务，随即改称苏北指挥部。

　　三、新四军东进的重要意义

　　新四军东进苏南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结果，它对抗战初期我党军事战略的转变，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战略任务的完成乃至全国抗战胜利的取得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东进的实施，为我党实现抗战初期的战略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我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从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确立了实施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不放松有利条件的运动战的方针。9月，毛泽东分别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明确指出：“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7]

　　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是极其正确的。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在华北已经遭到严重的失败，如果我军坚持进行正规战，只能遭到挫折。因此，游击战争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日作战的最有效方式。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的抗战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

　　新四军按照党中央的决策东进江南地区后，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了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抗击了大量入侵华中的日军，牢牢地掌握了江南和华中抗日的主动权，为实现我党抗战初期在全国范围内的战略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2.有力地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扭转了抗战初期华中抗日不力的被动局面

　　抗战初期，华中地区具备了大规模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地失守后，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瓦解，日伪政权尚未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抗日的热情十分高涨，大江南北有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抗日组织达14个之多。可长江局的负责人王明却犯了右倾错误，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而是热衷于在城市搞各种非武装的群众斗争和在上层做统一战线工作，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结果导致新四军在战略上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分割包围之中，长江流域的抗日工作局面基本没有打开，使我党在华中地区的抗战工作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新四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挺进江南地区，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多次取得打击日寇、敌顽斗争的胜利，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和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彻底改变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不力的被动局面。

　　3.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特别是激励了江南人民战胜日寇的决心和信心

　　日寇对江南地区的烧杀掳掠，汉奸的为虎作伥，国民党溃散官兵的流窜抢劫，地主豪绅的敲诈勒索，使江南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人民群众对抗日队伍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可当新四军刚到江南时，有部分群众看到新四军人少枪破，曾一度怀疑新四军能否战胜敌人。

　　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一到镇江地区，就广泛地向人民群众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表明新四军是真正抗日武装。特别是卫岗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而且振奋了江南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提高了群众的胜利信心。它使人民群众看到，日本侵略者不仅是必须打败的，而且也是可以打败的;因而也就打破了那种认为“新四军好是好，可惜人太少，枪太差，恐怕打日本不行”的怀疑观念。很多江南的老百姓在第一支队连战连捷后，常常伸出4个手指头(指新四军)说：“老四能打仗。”

　　新四军第一、第二各支队东进后，深入敌后，救国保民，秋毫无犯，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就扭转了江南日寇汉奸猖狂、土匪流氓肆虐的局面。新四军还为民除害，打击土匪流寇，消灭日本强盗，摧毁日伪政权，使江南沦陷区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提高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威信。

　　正是由于新四军的宣传和战场上的不断胜利，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使人民看到了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们纷纷参军参战，为新四军当向导，送情报，背弹药，抬担架，烧火做饭，护理伤员，亲如家人。

　　4.沉重打击了日本强盗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

　　上海沦陷后，日寇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日寇把“国军”打得像赶鸭子一样地到处跑，自己如入无人之境，使他们做起了中国人都是“顺民”的美梦。占领沪宁线的日军，因为国民党军队的不堪一击，对新四军的到来并没有引起重视。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新四军东进江南后，在江南人民的支持下，就取得了卫岗和新丰等战斗的胜利，紧接着又于1938年6月至8月间，在上下会、九里、新唐、延陵、句容、珥陵、东西谢、小丹阳等地，进行了大小上百次战斗，每战必胜，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9至12月间，苏南军民又先后粉碎了敌人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近30次的“扫荡”，使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正是由于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连战连捷，使得日军人心惶惶，如惊弓之鸟。这从日军的一些信件中可以略见一二，小杉喜代的信中说：“何时被袭击都不知道”。茂川佑雄的信中说：“何时战死不晓得”。又如秋叶未松则说：“至现在止的生存，简直是不可思议”。稻野金男的信中竟说：“不能不觉得走到一个地方寿命就缩短了似的”等等，都是因游击战发生的恐怖心理的写照。[8]

　　5.给国民党的“亡国论”以当头棒喝，有力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全国性抗战爆发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叫嚣：“如果抗战，必会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5年被法西斯意大利灭亡)”，“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等等。由于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实行片面抗战路线，随着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处丢城失地。1938年10月，日寇占领广州、武汉后，对国民党改用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以承认国民党政权为诱饵，引诱蒋介石投降，以期分裂抗战阵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在日寇诱降下，越发动摇分化，致使国民党的失败主义和亡国谬论甚嚣尘上。汪精卫更是继续散布“亡国论”，说什么“再战必亡”，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等等。[9]国民党的有些军官，虽然承认新四军纪律严明，政治宣传有力，但并不相信新四军能够和日寇作战。

　　新四军东进江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有力地打击、消耗、牵制了敌人，有效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新四军指战员奋战大江南北，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新四军到1939年底已由最初的1万人发展到5万多人，既为粉碎顽军和敌伪“扫荡”，取得反摩擦斗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又使得国民党顽固派既不敢公开投降日本，又不敢轻易地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被迫留在抗日营垒中。

　　新四军东进江南后还马上就揭起了敌后持久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1938年7月，在新四军第一支队获得地区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在第二支队活动地区成立了江、当、溧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新四军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广泛的联络和统一战线工作，实行合理负担，募捐抗日经费，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同时，新四军还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政权，帮助和提高群众的自发抗日武装，整编和改造地方武装，扩大抗日队伍。如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团，在新四军的帮助下，得到了逐步的发展和改造，成为党领导的丹阳县游击纵队。新四军的统战工作对动员群众，争取各个爱国阶层团结抗日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6.为新四军北上奠定了基础，对推动整个抗战的胜利发展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毛泽东曾指出：“我军决不能限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10]占有华中不仅关系到华北抗日根据地能否巩固，也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因此，华中是我党同国民党必争的战略要地。毛泽东和党中央正是从这方面考虑才要求新四军东进的。

　　粟裕、陈毅和张鼎承率领的新四军各支队，首先在江南地区坚决地执行了东进的策略。新四军东进后，在异常复杂严重的三角斗争环境中，在对敌人斗争、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团结改造地方武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新四军队伍的壮大，不仅奠定了长期江南抗战的基础，并为执行发展苏北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作了极为重要的准备。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和牵制了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6，不仅为整个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在抗日战争后期实行反攻作战，收复失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正如陈毅所说：“在江南坚持抗战，开展最广大而深入的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中进展到大规模的运动战，不仅将给予日军前进以一个致命的打击，来更迅速地渡过到反攻阶段，而且将大大提高全国抗战的信心，扩大国际援助中国的运动，使最后胜利的降临，更迅速的出现。”[11]毛泽东也十分肯定新四军东进的成就，他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将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类为全国六大山地根据地之一，并明确指出：“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坚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正是新四军东进后队伍的迅速发展和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才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蒋洪斌.陈毅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444—445.

　　[2]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一)[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212.

　　[3]何理.抗日战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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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04 16: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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