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进的重大战略意义——纪念新四军东进70周年
2017-11-09 15:09:37  来源：新四军研究　作者：唐培吉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东进是全军全局的战略部署

　　新四军组建后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开展对日作战。当时战争态势是上海、南京及江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集中华北和华中兵力指向徐州、武汉，进而占领华中;而国民党军则错误地制定了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的计划。它急令新四军向芜(湖)宣(城)方向行动，一面可牵制日军西进，一面让刚建立的人数少、装备差的新四军直对强大敌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早有所考虑，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项英时，已经明确提出向东作战的发展方向，他说：‘‘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1)对项英1 938年2月14日给中央电，毛泽东于15日复电除同意江南新四军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的行动原则，并强调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须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2)可见，党中央很明确要新四军向东发展，到敌后作战。4月29日，项英致电中央，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命令，“显然是将我们送到敌区，听其自生灭，含借刀杀人的用意，加以x不能为我军处(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其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因此“我们的计划：“利用短距离行军，每日的三十里行程，其余时间进行教育，同时延拖时间，侦察地形。达到泾县与南陵之间，靠小(山)地集中，由各支队各派遣一部队出动(等先遣队回后)，大部求得整训，争取时间。，，(3)电文表明项英对国民党是有所警惕的，而对进入敌后有顾虑，对中央的意图有一定的距离。5月4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项英，即第一个“五四指示”，主要内容有四：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虽然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二。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三。对薛岳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四。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4)“五四指示"对新四军作了全面具体的战略部署，所以东进不是某一个支队，而是新四军全军全局的战略方针。在“五四指示"下，新四军开始了东进。

　　新四军军部组成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于4月28日从岩寺潜口出发，5月19日到达苏南进行侦察活动。6月15日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及时破坏了下蜀两边的铁轨与电线，使沪宁铁路中断了几小时。17日进行了韦岗战斗，毙敌13人，伤8人，缴获枪枝军用品一部，全胜而撤。这是新四军东进苏南的第一仗。陈毅率第一支队东进茅山地区时获此捷报，即赋诗祝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蒋介石亦致电叶挺：

　　“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5)第一支队与第二支队先后东进至苏南地区，第一支队以茅山建立根据地，在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第二支队在张鼎丞、粟裕率领下，在宣城、芜湖、当涂、溧水、江宁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接着进行了竹子岗、新丰火车站、梅村地区、丹阳横塘、句容新塘、南京西善桥、丹阳吴桥、句容城等胜利的战斗。八、九月间，第二支队在第一支队配合下，经过鸡笼山、护家墩、当涂、陶吴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第一次八路大“扫荡"。随后，粟裕率军长途奔袭官徒门据点、又进行了珥陵、南京麒麟门、小丹阳、石马矿山、陵口车站、高资与下蜀之间的火车、黄池、青山、天王寺、南京禄口、横山、东湾、延陵等战斗，以及白兔镇的反“扫荡”、上下会反“扫荡"等大小战斗300多次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大大鼓舞了江南敌后人民抗日的斗志和信心。

　　与此同时，第一、二支队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7月，陈毅同管文蔚会晤，管部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同句容县三区区长樊玉琳联系，樊欣然同意接受新四军领导共同抗日;巫恒通接受陈毅的委托回家乡组织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茅麓公司经理纪振刚拥有一万多亩茶园和精良装备的300多人的自卫团，他积极支援新四军，1938年冬被迫出走时，将人枪都给了新四军。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带有政权性质的各级抗敌委员会。1938年7月7日，第一支队在宝埝召开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各界代表会议，筹备成立四县抗敌总会，公推纪振刚为筹委会主任。8月，第二支队在马家桥召开当涂县各界代表会议，筹备成立当涂县抗战动员委员会，公推邵时安为主任。接着在宣城县水阳镇召开各界代表委员会，成立水阳抗战动员委员会，推选国民党宣城县书记长张云门为主任。至1939年春，第一、二支队从4000多人发展到14000多人，建立了茅山、丹北、横山、江句、句北、小丹阳等小型游击根据地，其活动范围已扩展到10多个县，直接领导和影响的人口达l 50万之多。

　　这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眺长江，南濒太湖，宁沪铁路、宁杭公路、京浙皖三省交界区，控制苏南主要交通线，威胁日敌南京、镇江等战略据点。

　　第三支队按项英“暂留此地帮助建立根据地，以备将来成为发展的基本力量”(6)的方针，就布防泾县、南陵一带，保卫军部。1938年10月，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之命北上与国民党军共同守备皖南前线。并奉命夜袭红杨树，打跑了日军，收复了阵地，接替国民党第144师红杨树至峨桥、青弋江一线正面防务，后来又奉命移防铜陵、繁昌，参加了保卫繁昌的斗争。

　　第四支队遵照党中央和军委向皖中与皖东进军的指示，在高敬亭率领下，一路从湖北黄安出发，一路从河南邢霍出发，向东挺进，于5月上旬到皖中，在庐江、无为、桐城、巢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此时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迅速占皖东，据皖中，经皖西，斜逼武汉。为了打击敌人，配合抗战全局，5月11日第三支队打响了蒋家河口战斗，全歼敌军20余人，我军无一伤亡。这是新四军东进的第一仗，军民振奋。项英在工作报告中说这是新四军“开始第一次胜利的战斗，(7)蒋介石亦致电叶挺、项英：‘‘贵军4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8)为了牵制敌军西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扰乱后方运输线的战略任务，第四支队面对强敌，先后在安(庆)合(肥)、六(安)合(肥)公路两侧和淮南铁路东西两侧，频频抗击敌人，有力地支持武汉会战。先开展交通破袭战，接着进行南港街、西汤池、大小关、舒城干叉河、桐城大杵街、南港、平坦、花子岗、五十里铺、三十里岗、合肥城郊、椿树岗、棋盘岭以及庐江、无为讨伐战等等胜利战斗。至1939年4月，第四支队在皖中、皖东进行作战40多次，毙伤俘日军1700多人，伪军6000多人，反动武装、土匪3700余人;目身亦发展到近10000人。

　　二、东进是作战形式的战略转变

　　作战形式必须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军事常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阵地战转变为游击战。通过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逐步壮大起来，到1930年已经有十几块根据地和30万红军。这时，蒋介石派遣大量军队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在“左”倾路线统治下，红军转变作战形式，用阵地战与运动战来打破反革命“围剿"。抗日战争初，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军共同担负正面战场的防守，他们配合国民党友军，打击日军。当时军事强国的日本，有着数十万训练有素的现代装备的常备军和二百万预备兵，而八路军、新四军人数仅四五万，武器装备更差，即使全部集中起来打正规战，也不能对日本侵略军构成大的威胁，而对自己的力量却受到很大损失。如平型关战斗，歼敌1000余人，115师伤亡600余人。这种战役战斗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宜多打。作战原则是首先要保存自己，然后才是消灭敌人，不是同归于尽，或者是两败俱伤。因此在强大敌人面前必须转变作战形式，由阵地战转为游击战。共产党中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开始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相当打击"(9)新四军的东进，正是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的原则，在到达苏南和皖中地区后，即分兵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有效地配合国民党友军在正面战场上的防御作战。

　　三、东进是作战地区的战略转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立即开赴前线，配合国民党友军共同防御作战正面战场，参加了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铜繁保卫战等等。但在正面战场作战受到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的种种制约，如令新四军开到皖南狭窄地区，没有多少活动与发展的余地;一会儿令新四军进入敌后作战，以牵制敌军;一会儿又令新四军开赴长江南岸前线作战，顾祝同命三支队扼守长江南岸最突出的前沿阵地——红杨树、金家阁、青弋江一线，并令把国民党144师失守的红杨树夺回来，而布置其144师的阵地位于我军的左后方，108师的阵地在我军右后方，足见其用心之险恶。正如毛泽东在“五四指示"中所说：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进一步回顾历史来看，在日本侵略者强大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退败，不久就从华北、华中、华南撤退到西南，试想：如果我军跟随国民党军退到西南，将是什么样局面?前有何呜事件、后有皖南事变之鉴，那是不堪设想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早就考虑这个关于抗战全局的问题，在太原失守后，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0)这就是作战地区的战略转变。八路军由此进入华北敌后，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由此可见，华中失陷后，新四军亦应东进，深入华中(包括华东)敌后，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实现作战地区的战略转变。

　　四、东进是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

　　当日本步步侵略、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抗战的战略战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接受了这个理论与作战原则，持久抗战开展了。可是蒋介石实行不发动群众、不武装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又采取溶共、限共、灭共的反动政策，其意图是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这让共产党面临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即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如何在对敌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使抗战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有不同的认识和意见，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了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路线、进行反共以达其抗战后的政治格局的负面，低估了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因此依靠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进行抗战，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六个统一”，实际上就是一切通过国民党、一切通过蒋介石。这种右倾亦曾一度影响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由于王明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只知道在武汉等大城市搞合法的群众运动，以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大武汉，没有派遣党员到农村中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武汉失陷后，华中地区一时没有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处于一片混乱。在当时，共产党既不能在抗战初期就领导人民武装打败日本侵略者，亦不能一直配合友军在正面战场打阵地战和运动战，把人民武装力量消耗殆尽，必须转变军事战略和战术。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为了使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由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战向到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毛泽东于1937年9月12日、l 7日、2 1日、25日、29日接连发了5份电报给中共中央部分领导和八路军各将领，要彭德怀偕周恩来在晋、冀、南京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一)红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来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他要彭德怀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他要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同志，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党外)(11)。虽然这些电报是给华北八路军的，实际上对华中的新四军是同样适用的，新四军的东进就是在整个作战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的具体体现。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转变，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一战略转变是十分及时的，亦是十分正确的，更是十分英明的。

　　五、驰骋大江南北，经营战略华中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12)认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为此，1939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2月，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央全会精神，提出新四军发展的三条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那里发展。(13)并同新四军领导人再次商定发展方针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4)并做了叶挺、项英之间的协调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新四军各部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向’，敌后挺进，英勇打击敌人，经营战略华中。

　　第一、第二支队于1939年4月攻占杨中，消灭了土匪武装，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以陶勇为司令员的皖苏支队经杨中渡江北上，进入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活动，为新四军大部队

　　向北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派叶飞率第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2路的名义东进，一路上打击日军、拔除据点、消灭土匪，帮助、整训、改编分散的地方抗日武装，在地方党的配合下，先后开辟了以东塘市为中心的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根据地，后又开辟了青(浦)嘉(定)昆(山)游击区。10月，江抗西移扬中。1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新四军第一、二支队。1940年6月，发生郭村战斗，陈毅乘胜率一部主力进入苏北，并争取与李明扬中立，便于继续东进，打开整个苏北局面。7月，

　　粟裕指挥西塔山自卫战争胜利结束后，率部赶往苏北与陈部会合。中共中央指示将苏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3个纵队，7000余人。10月，黄桥自卫战胜利，终于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第四支队由于“高敬亭事件’’而进行改编，江北指挥部辖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第四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政委戴季英;第五支队以原第8团为基础扩编而成，罗炳辉任司令员，政委郭述申;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黄岩。随后挥师东进，第四支队开展于淮南铁路以东，经过2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两次攻打并收复了来安县，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创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一部进至和县、含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一部坚持无为、巢县地区，在皖中保持与皖南军部的交通联络。

　　第三支队于1938年10至11月奉命开赴皖南前线，在青弋江一线，同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防守了两个月，保卫了原有阵地。12月又奉命移防铜陵、繁昌前线，至1939年5月，同日伪军进行了四次繁昌保卫战，打得非常激烈，先后歼敌1600余人。在此前后，军部率部进行了春季和秋季两次反“扫荡”。两年来，共对日伪军作战近200次，歼敌7000余人，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组建。1938年2月，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苏、皖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15)时任八路军参谋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奉命带领干部到河南竹沟，一面选择战略基点，建立基干队伍;一面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便于发动群众。9月2日，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把你们的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豫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16)同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率373人出发东征，10月在豫东西华同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游击第3支队合编后，进入敌后。27日就迎来窦楼战斗，旗开得胜，迅速向东挺进，抵达鹿邑，受到国民党军政官员的欢迎。11月回师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沿途连续打击汉奸土匪武装，进行了睢县西陵寺、于厢铺、杞县后李庄、唐郭楼、陈寨、宋庄、淮阳黄集、戴集等战斗，游击支队声威大振，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创办随营学校，培养抗日干部。12月回鹿邑进行整训。是年底，游击支队由最初的373人发展到1735人，地方武装2000余人。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雪枫：“你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计划是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7)1939年初，游击支队继续向豫东、皖北敌后挺进，首先攻打永城周围之敌，孤立永城;接着帮。.助友军袭击伪军，保卫了毫县;进一步开辟了萧宿永边地区。6月向淮上(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之宿县、蒙城、凤台、怀远)地区发展。同时开辟了皖东北的抗战局面。在不断打击日伪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辟敌后战场的大好形势下，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1939年4月，永城县长在遭到日伪军打击损失严重，退走周口。游击支队即建立永城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萧县、宿县、夏邑、亳县抗日民主政权和宿西、砀南办事处相继成立，以永、涡为中心，豫皖苏边6县己略具根据地规模。11月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作为边区最高行政机构成立，吴芝圃当主任;同时豫皖苏边区参议院成立，议长吴芝圃，副议长耿蕴斋。新四军游击支队已发展成拥有4个总队、15个团、1。78万人的人民抗日武装。

　　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组建，豫鄂边根据地的开辟。徐州失陷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22日致电长江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口)信(阳)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将现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派去，加强省委与各主要地区的工作。(18)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豫鄂边区各地相继建立党组织，发动、组织和领导各地的人民抗日武装，如豫南抗日自卫队、77军桐柏山工作团、信阳挺进队、确山抗日游击大队、应城县抗日游击队、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汉川县游击大队、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新四军游击第6大队、新四军游击第8大队等等。1939年1月17日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亦称支队)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随后与豫南特委和信阳挺进队会合。2月为牵制日军、配合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独立游击支队在余家店狙击由应山县出动的日军，毙伤日伪军20余名，这是东进敌后的第一仗。首战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豫鄂地区，各地武装纷纷与之联系，并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应山县抗日自卫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辖3个大队，在安陆、应山、孝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6月根据中共中原局的指示，将豫南、鄂中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4个团队，开展游击战争，第1团队在京山、云梦、应城、孝感之间活动;第3团队在京山、应城、天门、汉川地区活动;第4团队赴天门、汉川间开辟襄河两岸地区;第5团队活动在信罗边淮河两岸地区;信南3团在信南、应北地区活动;挺进团活动在安陆赵家棚地区。在武汉周围、汉水、淮河两岸、平汉铁路两侧，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开辟了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游击根据地;以安陆赵家棚为中心的鄂中游击根据地;天(门)汉(川)游击根据地，以王家坊为中心的黄冈湖区游击根据地。

　　1939年后，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屈从于蒋介石的压力，加强反共磨擦，使豫鄂边区国共合作形势发生逆转，形成日顽对我夹击的态势。为此，1939年12月决定将豫鄂边区共产党和抗日武装的集中统一，撤消3个区委，成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由陈少敏代理书记，对边区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把豫南、鄂中、鄂东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朱治理。挺进纵队一面英勇地在武汉外围攻不断打击日伪军，12月粉碎敌人的大“扫荡”，1940年2月进攻汉阳侏儒山伪军，毙敌百余;3月击败日军多次“扫荡”;6月攻克鄂中交通枢纽京北平坝镇，切断日军据点之间的联系，日军3次出兵夺取平坝，均被击退，取得“平坝三捷”的辉煌战绩，巩固和扩大以白兆山为中心的路西根据地;8月击溃了伪军周玉良部;9月奔袭通敌反共的左墨香部;至1940年底对日伪军作战280多次，毙日军610余人、伪军1250余人，争取伪军反正5000余人。另一方面豫鄂挺进纵队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与此同时，1940年9月1日，中共豫鄂边区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成立军政联合办事处，是豫鄂边区民主政权的领导机构，主任许子威。全边区较稳定的县政权有京山、应城、钟祥、安陆、应山、云梦、孝感、礼山、信阳、汉川、汉阳、黄.J陵.、天门、黄冈等14个县份，约500万人口，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会合和整编。为配合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根据地，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共1。2万人南下，于6月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根据中共中原局的意见，由黄克诚担任苏皖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苏皖边区;将苏皖地区的不同建制的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兼政委，留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兼政委，执行配合已经渡过长江北上的陈、粟所部东进淮海开辟苏北的任务。第五纵队由皖东北强渡运河，进入淮海地区，先后同日伪军和顽军作战10余次，迅速打开了淮海地区的局面，很快建立了8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在皖东北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地区，击退日伪军多次“扫荡”，打开了皖东、皖东北和淮海地区的通道。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与苏北新四军会师于东台白驹镇。11月，为统一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中共中央指示，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

　　1940年底，新四军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外围，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地区;共对日伪军作战2946次，毙伤俘敌5。5万人;在华中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边、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0万，建立了42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和一些地区性的政权机关;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地方武装数十万人。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驰骋大江南北，经营战略华中，取得了辉煌成绩，新四军的铁军雄风威震四海!

　　注释

　　(1)《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页。

　　(2)《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3)《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 217页。

　　(4)《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5)《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6)《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7)《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46页。

　　(8)《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9)转引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88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81 87页。

　　(12)《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26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14)《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41页。

　　(15)《周恩来年谱》(1898 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出版，第413页。

　　(16)《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62页。

　　(17)《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76页。

　　(18)《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出版社，第1 1 3页。

唐培吉写于2008年5月6日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09 15: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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