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办事机构的辉煌业绩
2017-11-09 15:17:40  来源：论文网　作者：胡居成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驻南方各地办事机构，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合法机关。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秋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先后建立了50多个，遍及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和上海等10多个省市。尽管它们经常受到国民党的限制和破坏，但它们配合和支援前线部队的抗战，为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为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发展壮大，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动员青年参军，补充前线兵员

　　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时，人数不多。不少办事机构利用这一时机配合部队整训扩军，使部队迅速壮大。1937年9月，由项英、陈毅通过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而亲手组建起来的新四军驻江西赣南池江办事处，在温逢山、丁绍华领导的北山游击队，罗思福、张日清领导的南山游击队下山到板棚、弓里、小分地域集中整训时，办事处组织了一个20人的武装宣传队，到各县城、大圩镇和老苏区进行扩兵抗战宣传，使当年被打散的老红军人员，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阻挠，纷纷前来归队;老苏区的广大青年热烈报名参军，仅潭塘坑一地就有50余名青年参军，使游击队由300余人猛增至700余人。

　　1938年2月，傅秋涛、江渭清率领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一支队一团，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路经慈化进行短暂集训时，新四军江西宜春慈化通讯处主任李辉，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李辉在慈化街西门三宫殿设立“招兵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新四军和支援前线。在几天内就有400多名青年参加了新四军。部队开拔后，为继续扩大我军力量，李辉又派干部到各县去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并公开反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征兵舞弊行为，明确宣布参加新四军可以抵国民党所派的壮丁负担。这样，许多青年都愿意参加新四军，不到半年时间，又扩军100余名。对此，国民党当局起初不敢公开反对，后来看到通讯处的工作广泛开展，在群众中影响日益扩大，大为不安，国民党宜春县慈化区区长赵光明公开出来不准通讯处招兵。李辉同赵光明进行了坚决的说理斗争。

　　彭雪枫、张震等领导的竹沟留守处，使新四军第八团迅速扩大到1300余人，陈丕显、杨斌、冯贤才等领导的上海办事处，在两年时间内先后护送2000多人去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至1939年期间，由各地办事机构动员和输送到新四军的青年达3万余人。大量兵员的补充，为部队输送了新鲜血液，不断壮大了新四军的有生力量，较好地保证了华中地区进行抗日斗争的需要。

　　培育抗日干部，输送优秀人才

　　从1938年春到1940年底，新四军先后有八个办事机构开办了40多期多种形式的军政干部及专业技术骨干训练班，受训人数达2万余人。这些中坚力量的输进，极大地提高了新四军部队的军政素质、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水平和作战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各地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于1938年2月下旬，由彭雪枫负责在竹沟开办了军政干部教导大队。彭雪枫亲自讲《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原则》。留守处主任王国华、参谋长张震、秘书长岳夏等人都给教导大队讲过军事课。到1939年月10月，共培训军政骨干近2000人。在举办教导大队的同时，留守处还开办了党训班，负责培训全省各地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两年内，培训党员干部1000余名。

　　1938年初，新四军第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由湖北省委民运部长方毅负责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内容与延安抗大的教学内容基本相同。

　　八路军和新四军合处办公的桂林办事处在广州、武汉等地失陷后成为新四军与延安及港澳、南洋等地联系的交通枢纽，新四军的干部和家属往返延安、重庆等地，都由这里中转。为了更好地培育抗日骨干，办事处还派共产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杨东莼，到由桂系开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担任教育长，主持教务工作。在李克农的领导和杨东莼的主持下，该校办得很有特色，被认为是抗战期间的一所新型学校，有“南方抗大”之誉。在1939年3月至1940年12月的两年间，该校共训练抗日骨干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被输送到延安、新四军和其他抗日队伍。

　　筹办大批物资，改善将士给养

　　抗战初期，根据国共合作协议，新四军的军饷和物资由国民党政府提供，但数量很少，后来随着两党关系的紧张，国民党的供应基本停止，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特别是资金和重要的军用技术装备器材，除了靠自已战斗缴获补充、根据地自筹和战区人民群众支援外，还要依赖各地办事机构提供。为筹办大量军需物资，新四军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日夜操劳，废寝忘食。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和国民党政府部门反复交涉斗争，据理力争;有的找地下党组织配合;有的派人到香港开办“联合公司”;有的在国民党内部找关系，通过各种途径筹措募集。1938年春成立的新四军军属分兵站，常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兵站统监部领取军饷、军粮、军械和弹药。统监部对新四军的供给总是尽量克扣。1940年新四军已有近10万之众，但统监部只以1万人的编制发放。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新四军一靠战斗中缴获，这是主要的。二靠自力更生，用简陋的器械自造地雷、手榴弹，用旧弹壳自制弹头和底火，以及尽可能利用拆毁铁路的旧钢铁作原料，仿造步枪，修复旧枪炮。三是靠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献。当时在党的发动下，上海和香港各界支援新四军的工作十分活跃。有一次，廖承志在香港筹集到驳壳枪200多支以及电台所需的零部件共8大箱，这些东西都是由兵站工作人员叶剑辉、张作民经手运送的。此外，人民群众的支援也是重要来源。皖南事变前，浙江大港兵工厂以陈焕民为首的秘密党员和群众，把隐藏下来的“试枪”子弹10万余发，秘密通过兵站送给新四军，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处于日军占领区的上海办事处，一次就为新四军募集到7000匹龙头细布和1.8万双胶鞋。办事处人员为此历尽千辛万苦，特别是运输科的人员不仅要负责清点登记，联系车皮，还要派专人押运。他们以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人们赞誉他们是“拖不垮、打不断的红色运输线”。

　　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开创抗战崭新局面

　　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相继建立之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使所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1937年10月，张云逸和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设立的新四军福州办事处，一面通过自办的刊物《战友》《救世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打击汉奸和亲日派的卖国行为;一面利用公开合法地位，组织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主任黄道的领导下，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卓著。为了争取当地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抗战，1938年1月中旬，驻赣办事处在下沙窝励志社举行宴会，辛亥革命后首任江西都督李烈钧、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和各党派在江西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宴会。席间，曾山发表演讲，他指出大敌当前，国民党、共产党和各党派之间不宜有成见，应以救国为重，一致团结抗日。这使一向不赞成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李烈钧也深受感动，他即席而起，慷慨激昂地说：“刚才共产党人的话很好，请刘秘书长把我的意思转达给熊式辉，一致团结抗战!”接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召开座谈会，由黄道和涂振农主持同各方面人士广泛交谈，阐述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抗日的主张。参加座谈的有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许德珩、王造时、程希孟、孙晓村、罗隆基、雷洁琼、薛暮桥等，还有国民党上层人物和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蒋经国。蒋经国时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江西省政治讲习院军政总队长等职。曾山多次指示中共赣州市委：“一定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他的积极性，帮助他做出成绩。只要对抗日有利，有一点成绩就肯定一点。”曾山还指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通过夏征农、笪移今等人的关系去影响和推动蒋经国抗日。8月初的一天，曾山、黄道、涂振农等人以新四军办事处的名义，在洪都招待所举行招待会，邀请在赣各党派负责人、各界名流40人共商团结御侮大计，并向与会者散发了由他们撰写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其中驳斥了江西“朝不保夕”的谬论，号召发扬“不甘向异族屈服的民族正气”，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江西”，“保卫我们最后一个政治经济中心――武汉”。同时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人才诸多方面提出了抗日的具体意见，对社会影响很大。

　　1938年2月，由张鼎丞、谭震林与国民党福建第六行政区专员谈判成立的新四军驻龙岩通讯处，建立青抗会等公开组织，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激发了闽西人民的抗战热情。他们还把宣传工作做到龙岩师管区司令部，在士兵中教唱救亡歌曲，宣传救亡道理，士兵们感动得捶胸落泪，有的痛骂国民党反共投降，要求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随着宣传工作的深入，在和平卢溪、永定下洋、溪南、上杭、龙岩等地，有许多联保主任、保甲长与通讯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群众中开展救亡工作。龙岩西门四个联保主任，西皮24个正副保长先后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大大削弱了顽固派的力量。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了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国民党军政要人、在野的各派领袖、社会各界名流及全国性的著名抗日团体都云集武汉。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广泛和这些军政要人、知名人士及团体接触，向他们宣传解释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推动他们为抗战事业作贡献。办事处还通过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代表团及国际友人，大力开展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工作。

　　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

　　在艰难曲折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各地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破坏，党的队伍损失很大。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成立后，以公开合法的地位维护地方的领导机关，为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做法：一是从组织机构上掩护。许多办事机构具有双重职能，公开的职能是新四军的派出机构，对内又是地方党委的工作机关，或者就是地方党委。这也是我党为打破国民党的限制政策而创造的一种组织形式。新四军改编前后，随着一大批办事机构的建立，一大批地方党组织也恢复和建立起来。二是在身份上掩护。各地新四军办事机构把自身工作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承担地方党组织不宜公开进行的工作。

　　各地新四军办事机构和党组织还极积寻找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营救被捕的同志，使一大批骨干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如，南昌办事处根据陈毅、黄道的指示，在国民党组织的“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工作团”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后在其所属的八个大队也都建起共产党支部，发展党员200多人。1938年1月，又在国民党组织的总计1000余人的“江西省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内秘密建立党总支部，在其下属十个大队中的七个大队建起党支部。接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相继在“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省民政教育馆”“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妇声会”“江西省流亡招待所”等处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还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十七军团政工队、第十七和十八军团政工队、第六十六军通讯队、第五十八师、五十九师、演剧二队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发展了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使全市共产党员逐步发展到400多人。到1939年3月，江西全省的共产党员已由原来的1300多人发展到1.8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各地办事机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抗战初期先后发展了20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和建立了4000多个党支部。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使各地的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起来，有力地抵制和冲击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

　　顽固派制造惨案，办事机构被迫撤销

　　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机构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敢发动全国人民抗战，因此，新四军各办事机构从建立那天起就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颁布了一系列防共、反共办法，他们早已把新四军办事机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更加肆无忌惮地掀起反共恶浪，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最典型的一起事件发生在1939年6月12日。当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派兵包围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11月11日，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竹沟惨案”。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破坏，被迫撤销的新四军办事机构还有：湘南的桂东沙田留守处、郴州通讯处和耒阳通讯处;浙江的温州通讯处、丽水办事处和闽浙边留守处;江西的景德镇办事处、铅山河口留守处等。

　　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掀起后，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手又伸向桂林办事处、福州办事处、崇安留守处、移驻上饶的南昌办事处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北撤时在江南设立的办事机构，更是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1945年九、十月间，新四军江南部队根据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北撤时在苏南、浙东、浙西等地设立了一些留守处，以便治疗在抗日战争中负伤的战士，安置残废荣誉军人，以及处理北撤后的善后事宜。

　　国民党表面上也同意，但实际上根本不让办事机构建立，有的被强迫解散，有的被逮入狱，有的被残酷杀害。

　　陈毅元帅在《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序中说：“1938年元旦，军部于南昌办公，在各地经国共双方同意设立之办事处，国民党方面旋自食其言，而予以武力摧毁，如平江惨案、竹沟事件、太平兵站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蔑视正义，排除异己，勇于对内而怯于对外，其意旨昭然若揭。”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09 15: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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