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四军海防部队
2018-01-08 14:32:57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顽强阻击，歼灭日伪军有生力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海上游击战是一个新的课题。从作战对象看，有日军的兵舰、汽艇，有伪军的哨船，也有海匪，更多的是伪匪一体的海霸。在作战中，新四军海防部队探索海战规律，积累海战经验，先后进行大小战斗700余次，毙伤俘日、伪、顽、匪超过万人，击沉、击毁敌舰、船百余只，缴获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无数，取得了歼灭战、伏击战、追击战、偷袭战、截击战、遭遇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其中，争夺海岛的战斗最为激烈，这里以大渔山岛争夺战为例。这个小岛面积不过9平方公里，但战略地位很重要，是上海到宁波、舟山之间的必经之地，控制住这个岛，就能控制来往船只，打击和切断日军向舟山、岱山等地的补给运输。时任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副大队长的陈铁康，趁岛上还没有日军驻守，率领一中队76名指战员，分乘5条帆船登上大渔山岛。由于岛上汉奸张阿龙的告密，日军唯恐失去对舟山群岛海上门户的控制，于1944年8月25日，调动日军近200人，伪军300余人，巡洋舰1艘，炮艇、登陆艇7艘，机帆船5艘，飞机2架，气势汹汹地向大渔山岛扑来。陈铁康指挥一中队指战员，跑步进入湖头庄、打旗岗、大岔岗阵地，严阵以待。第二天上午8时许，日机先对我阵地轮番扫射，接着日舰艇的大炮、机关枪一齐向我阵地轰击，顿时弹石横飞，硝烟弥漫。大批敌人在火力掩护下，首先从打旗岗两个岔口内登陆，拼命向我进攻。我军居高临下，猛烈阻击，打得敌人伤亡惨重，敌惊慌失措，停止进攻。从湖头庄登陆的大批敌人，也向我军阵地展开猛烈攻击，同样被我军英勇击退。随后，日伪军再次组织力量强攻，敌舰艇上的大炮、机关枪，加上登陆后的陆军向我轮番轰击，企图一鼓作气占领我山头阵地。但我坚守山头阵地的勇士们，顽强抵抗，激战到中午，打得敌人一次又一次败下阵去。一直战至下午2时左右，在敌人炮火轮翻猛烈轰击和敌军反复冲杀下，湖头庄阵地守军伤亡惨重，最后阵地上只剩下班长张宗发和船老大张小弟。敌人见枪声稀疏下来，才提着胆冲上来。张小弟瞄准冲在前面的一手持旗、一手持刀的日军指挥官开了一枪，不料却是哑火弹。张宗发随即扔出仅存的一颗手榴弹，亦未爆炸，但已吓得冲在前面的敌兵倒退了几步。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张宗发英勇牺牲。在打旗岗阵地，战至危急关头，中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洪珠一面将文件烧毁，一面收集伤亡战友身上的子弹、手榴弹，分发给大家继续战斗。但阵地上伤亡过大，弹药耗尽，战至最后，面对冲上来的敌人，指战员们宁死不屈，42名官兵壮烈殉国。最后，海防大队援军赶来接应，32名受伤的指战员在副大队长陈铁康带领下，从大渔山撤到滩浒岛。日伪军占领大渔山岛后，我海防部队不断袭扰，日伪军的弹药、生活用品得不到及时供应，只得被迫撤走了。

　　守卫港湾的战斗任务同样重要。为了从海上入侵内河，1942年2月下旬，从青岛开来一艘日伪海军军舰，停泊在射阳港外，在海面上抛设若干浮桶，在港口内南大港的沙滩上竖了10多根毛竹，作为导航标识(渔民称之为“灯杆”)。为不让日军占领射阳港，盐东县海防大队动员射阳港下老湖渔民陈必中、张以亮等人，穿上皮岔衣(渔民下水时穿的一种橡皮衣服)，夜间匍匐前进1公里多路，爬到海边，顺着海流漂到日军所设导航标识处，把10多处导航标识一一拔除。由于导航标识被破坏，日艇摸不到进港航道，几次搁浅在拦门沙上。气急败坏的日伪军又进驻射阳港口北岸东小海的二港处，准备专门建造一座钢筋混凝土炮楼，既作为舰艇进出港口的导航标识，又用来拦截我海防部队和沿海渔船出入。根据渔民提供的情报，在敌人将建筑材料运到工地时，盐东县海防大队长派三营毛营长带领所部，抢在炮楼建筑前消灭这股日伪军。第二天夜晚，毛营长率领部队在当地渔民的支持配合下，对工地上的日伪驻军发动突然袭击，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打死1名伪军、淹死1名日军，其余8名日军和40多名伪军全部被活捉，并缴获机枪2挺，步枪数十支及弹药若干，我方无一伤亡。战斗结束后，海防大队将所有建筑炮楼的器材全部分给渔民。这次战斗，彻底摧毁了日军在射阳港口建造导航标识——炮楼的美梦。

　　我海防部队主要在海上活动，经常与日伪海军打遭遇战，根据敌人的多寡，有必胜把握就将敌人坚决歼灭，敌众我寡则保存自己有生力量，边打边撤，总之不打赔本的仗。1942年12月，浙东海防大队何亦达中队奉大队长张大鹏之命，率哨船3艘东驶新浦港与徐敏中队会师。当我船队途经庵东海面时，庵东伪军陆安石部9条哨船先后起篷，向我船队进逼，妄图一举歼灭我船队。敌我双方的哨船，都在乘风破浪地前进，距离由三五百米缩小到二三百米，接着，敌船开始向我船射击。为了隐蔽接敌，我船佯作不睬。当先头敌船与我相距五六十米时，机枪手陈大德突然开火，左右两翼船上的机枪也接着开火。猛烈的枪声吓得敌先头船立即调头逃遁。后续的敌船还在向我射击，陈大德手端机枪，站立身子，接连打了两梭子，后续敌哨船的火力被压下了。没想到这条船是伪军的指挥船，其舵手被我击毙，敌船因无人驾驶，在海上团团打转。其他几条敌伪哨船见指挥船被打，吓得慌忙调转船头而去。经过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军毙伤敌伪12人，其中击毙敌副连长1名，自身无一伤亡，打出了海上战斗以少胜多的战例。

　　主动出击日伪军运货船队，给日伪军“以战养战”的阴谋以沉重打击

　　浙东三北的海岸线，东起伏龙山，西至曹娥江，长约150公里。这里物产丰富，盛产大米、棉花、毛竹、食盐、茶叶等，日军对这里的每次“扫荡”总是伴随着抢劫。为了对抗敌人的经济掠夺，浙东海防大队设立东区、西区两个税务所，凡是驶往日伪港口、行踪可疑的船只，都要进站详细检查。海防部队还经常神出鬼没，利用夜色潜入日伪据点镇海、澥浦等港，将装有大米、棉花、布匹、西药的敌船押运回来。在日军“扫荡”时，海防大队还在杭甬铁路线上，配合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将拆下的钢轨，由海上运往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交给新四军军工厂制造武器，再运回枪支、生猪等物资，互相支援。

　　浙东纵队海防大队驻地在慈溪县靠海边的古窑浦，西南面是浙东沿海最大的盐场——庵东盐场。盐工们长年累月顶着烈日冒着严寒，辛勤劳作，可收获的辛劳果实，到头来却被日军掠夺去了。庵东的盐场管理处就是日军掠夺食盐的专门机构，他们抢夺了100多艘帆船，用作运送食盐的工具。对船工只管吃饭，不付工资，如有逃亡，便施以刑罚甚至枪杀。1944年4月的一天，海防大队领导在海塘上用望远镜观察海面，发现海上几十条重载帆船，由西向东驶去，判断其是日军抢运食盐的船队。大队领导下决心要截击被日军掠夺去的这批食盐。于是，我海防大队3艘战船设伏于小黄山脚下，当日军运盐船队出现时，马上抢占上风，当头拦截，并鸣枪警告，令其改向，驶进古窑浦港。我古窑浦办事处人员一面发动群众，挑盐上岸或驳运转内河疏散，一面联系商行出售食盐，然后由商行与浙东三北行署财委结账，上缴金库。我军按船登记，给每名船工发猪肉1斤、白酒1斤、大洋3元，以资鼓励。这种做法收到很好效果。在第二、第三次拦截时，只要海防大队战船上旗语一摇，盐船就鱼贯驶入古窑浦港，这样前后共拦击了10余次，截获的盐船有时七八条，有时10余条，最多时20余条，不仅解决了当时我军经费困难问题，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反击日伪掠夺我盐业资源的胜利。

　　敌运盐船不断被我海防大队截击，日军在庵东的盐务管理处主任小林气急败坏，请求驻镇海的日伪海军派汽艇报复。1945年4月，我海防大队偷袭庵东盐场敌运盐船的第二天清晨，镇海方向驶来几条日军的铁壳小汽艇，于七姐八妹山和海黄山之间，来回巡弋，随后径直向海黄山驶来。隐蔽在海黄山南侧的我海防大队第二中队排长钱觉民发现敌情后，当即带一个机枪班，通过茂密的细竹丛，秘密地运动到海黄山上，并选择有利地形设伏。3条哨船泊于深水中，机动接应。下午4时20分，日军3条汽艇驶近，1条木质汽艇先行，接近我军设伏阵地。当相距四五十米时，钱觉民一声令下，机枪、步枪突然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敌船舱内爆炸，打得敌汽艇机舱冒烟，引擎熄火，一下失控，在海黄山脚下团团打转。当敌先行汽艇被打时，后续两只汽艇立刻改变航向，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西南，避开我海防战士的火力，其中一条较大的汽艇，用重机枪向山头疯狂射击，掩护另一艘汽艇，抛绳拉缆拖着受伤汽艇向北逃遁。此后，日军采用武装押运、汽艇护航的方式运盐。我海防大队战船也改变战法，进行拦腰出击，后面的运盐船队见我战船出现，船老大就减速航行，继而跟随我战船而去。敌人无可奈何，小林被迫派代表找我方谈判，结果，向我海防大队一次交纳了抗日捐300万元。后来，敌人慑于我方军威，盐船改走西线钱塘江，从杭州再装船去日本。我海防大队发现后，又在西海域拦击。小林没有办法，只得又改道由乍浦经内河运上海，并让伪中央警卫团武装押运护送。由于这条线路离浙东根据地太远，拦下来的运盐船搬运也有困难，所以海防大队暂停了截击。

　　1944年7月8日，浙东海防大队在梅园丘外海，截获伪绍兴县长的物资船2艘，将大米、西药等物资予以没收。1945年4月25日，在梅园丘外海截获日伪货运船3艘，除缴获一批棉花、食盐等物资外，还缴获步枪2支，子弹200多发。同年5月，在海黄山海面，发现几艘可疑货船，经战斗后，截获伪军货船1艘、步枪4支。6月，海防大队一中队指导员陆贤章率领战船潜入敌据点澥浦，查获几艘不法商人货船，迫使其缴纳抗日捐税。8月，在曹娥江、沥海所海面，发现一艘日伪翘头沙飞船向杭州湾小口驶去，经检查，查获松板、大米等物资，缴步枪5支。海防大队多次截击敌海运物资，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打击了日伪海上势力，壮大了海防大队的军威。

　　1946年3月，华中海防纵队到苏北燕尾港，掩护我方抢运海盐。燕尾港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淮北盐场所在地，也是国民党在华中地区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国民党军企图独占这个盐场的海盐。华中军区首长获悉后，组织和动员了苏北、苏中沿海数十万民工、400艘海船，提前抢运燕尾港海盐。华中海防纵队司令员吴福海奉命集中海防部队40艘战船、2个营的兵力，约五六百名指战员，在运盐船队周围护航。这次抢运海盐，前后历时4个月，共抢运海盐250万石(内河抢运与其他单位抢运的不计在内)。在整个护航期间，只要敌人不出连云港花果山，海防部队就不主动出击，以确保运盐船队的安全。国民党军见我方严阵以待，亦不敢贸然进犯。这批海盐运入苏中、苏北解放区后，解决了军民的食盐和渔民的生产用盐问题，并用食盐换取了大量其他物资，从而大大地加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实力。

　　积极护渔、护航，保护渔民、商船的生命财产安全

　　长江口东北约250公里处，有个著名的吕泗渔场，盛产黄花鱼。渔民传说：“一天好产一条金牛!”每年清明节过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台湾，以及跨海而来的朝鲜、日本的渔民，纷纷来到渔场。在这百里渔场中，约有万余条渔船，争先恐后下网捕鱼。1944年春天，在黄花渔汛即将到来之前，我苏中海防团得到情报：驻江南浏河的伪税警大队仲炳炎部，要窜来渔场“收税”并抢劫渔船。苏中海防团司令陶勇、政委吉洛(姬鹏飞)、政治部副主任何振声等领导闻讯后，立即研究部署护渔任务。黄花渔汛有3个潮汛：第一汛是小汛;第二汛是大汛，即鱼群大发，是捕鱼关键的一汛;第三汛比第二汛鱼群小些。海防团首长分析估计，伪匪主要在第二汛出来骚扰、抢掠。因此，海防团把主要兵力集中放在第二汛期。第一汛时，只派少数战船编队出海巡逻。第二汛时，海防团主力就全部出动了，3个营加上部分渔民自卫队，浩浩荡荡32条船编队出海。孙仲明与柴如奎率二营为第一队，曾洪祥与王全率一营为第二队，赵荣生率三营为第三队，渔民自卫队由陈廷刚和陈一诚率领，负责侦察、后援任务。3个梯队均配置了重机枪和八二炮。陆洲舫和陈尔胜在海防团指挥船上，负责总指挥。开始一、二小时里没有发现敌情，渔船竞相捕鱼。不一会儿，渔场的西南方向响起枪声，孙仲明的第一船队与敌伪税警队交上火了，枪声越来越急，指挥船立即发出信号，命令曾洪祥率第二船队迅速增援。海防团船队抢占了上风，实行近战，手榴弹、八二炮弹纷纷落入敌船。伪税警大队长仲炳炎乘一条又大又快的5桅篷铁甲船，走在前面，迎面接近我第二船队，我排长季九雄、陈维寿、胡进才等率领的3条突击队船，顺风迅猛冲击，先打沉敌船1条，又重伤2条船，直逼敌指挥船。作为伪军仲炳炎后盾的日军3条铁壳子船见势不妙，掉头向长江口溜了。此时，气候突变，海上刮起飓风，恶浪滔天，伪敌兵晕船呕吐，船只失控，被浪掀翻沉没。海防团除两条船桅杆被狂风折断，战士伤亡8名(孙仲明指挥船上伤亡4名，一营四连伤亡班长王玉山和战士各1名，二营四连伤2名)外，全部船只安全返航。苏中海防团取得了这一次海战的胜利，致使伪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海骚扰，从而保证了沿海渔民在海上渔业生产的安全。当时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曾惶恐地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负责守卫转移到海上的我军后勤各部门，确保抗币印制、军工生产和卫生工作正常进行

　　1941年12月，日伪军2万余人对苏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在一些主要城镇建立据点，在主要河道、港汊设立关卡，使我军活动遭遇大困难。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指示：“为确保后方安全，军区后勤机关除能随军行动外，其他如军工厂、印钞厂、江淮银行、被服厂、印刷厂、金库、通信仓库、军械仓库、山炮连随海防团一起行动，医院的药品、卫生材料也转移到海上去。”苏中军区军工厂搬迁到一条名叫“咸菜瓢”的大船上，流动在弶港、何家灶、王港闸一带海上，正常开工修理枪炮，翻造步枪、手枪子弹，制造炸药、手榴弹，供应前方急需的枪炮、弹药。后来敌情更紧张了，根据苏中军区首长指示，将军工厂转移到盐阜区笆斗山、青竹山一带海上，继续进行军工生产。反“扫荡”、反“清乡”取得胜利后，军工厂随海防团回到苏中，仍坚持在海上进行军工生产。一次，工人们正在修理一门山炮，突遇日伪军偷袭，工人们沉着应战，用一发炮弹打去，吓得敌船狼狈而逃，负责保卫军工厂安全的海防一团指战员迅速出动追击，在海防三团陆洲舫部的配合下，经过一场激战，俘虏了20余名日本兵。

　　1942年底，日伪对苏北发动第二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向淮南黄花塘转移，江淮银行包括金库、印钞厂也要转移。印钞厂动员了一批女工回上海，留下的人转移到海船上去生产。1943年1月，由于受到日、伪、顽的夹击，形势严酷，印钞厂人员和印钞设备全部登船，转移到弶港与掘港之间的深海。船员缺少淡水、蔬菜，生活艰难;没有冬衣，大家冻得发抖;加上海浪颠簸，晕船呕吐，凹凸版印刷机也不能正常工作。只有在退潮时，由舒琪、陈真在舱中开动印钞机，赶印“江淮银行”抗币;其他人在海滩上捡些海蛏子当菜吃，涨潮时就上船。敌情紧急时，只好在海上打游击，每天都要在深海航行，与日伪、海匪周旋。

　　一师卫生部长李振湘派材料科长张启隆与海防团接上关系，雇用了船只，动员沿海民兵用牛车，将分散打埋伏的药品、卫生材料分路沿线集中，直运停泊在弶港的海船上。随后，材料科人员一分为二，张启隆带领殷才高、叶振东等人，仍随后方医院留在陆上，留一部分药材打埋伏，以便随时应急用;下海人员由药剂主任许文华负责，带领余怡德、沈士林，及新来的周萍、乐美新、王瑞等人，还配了两名炊事员。1942年元旦，敌人出动“扫荡”时，卫生船队迅速下海转移，随海防团船队南北流动。卫生船队每到一地进港靠岸，师部后方医院、直属疗养所和各旅、团的卫生所、门诊部需要的药品、卫生材料，都由李振湘亲自审批，前来领取。卫生船队还建立了一个小药库，由乐美新负责，专门对海防团及直属单位供应药品和卫生材料。陆上环境险恶时，医政科长陈耀汉也带领医护人员和重伤员登上海船，与卫生船队一起行动。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曾来海上视察卫生船队，他肯定了“药材在海上供应”的做法，认为卫生船队海上集中供药，比陆上药材分散打埋伏，发一次药跑几个地方要方便安全得多。我军在上海采购的药材，通过外地商船运过来，我船驶到海上深水处过船卸货，安全方便。由于药材充足，做到了供应及时迅速。

　　作为海上交通线，成功接送我党政干部、军队指战员、进步文化人、爱国青年、国际友人

　　据新四军海防部队老同志回忆，抗战时期，新四军海防部队化装接送出入苏中、苏北、浙东的各方面人士，数以上百批，总人数达千余人。1941年冬和1942年春，来自香港、桂林、重庆等地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如邹韬奋、范长江、许幸之、莫朴等，经上海秘密党组织安排，由苏中海防团派人接送，先后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著名画家、木刻家赖少其夫妇从上饶集中营逃出后，与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德国进步记者汉斯·希伯夫妇等，也是乘坐苏中海防团的指挥船，安全到达苏北王港闸，而后转到新四军军部的。1942年3月，刘少奇一行奉命返延安，从阜宁废黄河口出海，由盐东县海防大队武装护送至胶东柘汪，再由山东纵队三旅海防中队接送至微山湖，安全进入华北八路军防区。1943年2月，由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凯率领的政治部及直属机关的江岚、丁公量、徐放、黄源、陈洪、谢飞等人，由周强、周一光陪同，于启东回龙镇附近秘密登上苏中海防团的船赴浙东。是夜月光皎洁，海滩寂静，海浪滔滔，徐放有感于此，作诗留念，诗曰：“孤舟挂征帆，海阔心潮急。沙洲月光澜，寇深民愤懑。滔滔万里浪，同仇肝胆照。飒飒朔风寒，偷渡戍明山。”

　　1943年6月，浙纵海防大队接到上级通知说：有一位胡先生，须送到长沟乡浙东纵队五支队长连柏生处，并再三叮嘱要特别小心，确保安全。当时大队长张大鹏意识到这是一位重要干部，特地借了一套伪军装，叫了一辆独轮车，接了这位胡先生，让胡先生穿好伪军装，混过万祥伪军据点，安全到达长沟乡连柏生处。事后才知道，这位胡先生就是中共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同年7月，谭启龙到达浙东后，为加强浙东根据地建设，苏北、苏中动员了一批干部前来支援，海防大队派一中队指导员胡汉萍协助周强，做好这批干部的接运工作。从苏北到浙东，线路长，情况杂，关口多，险情大，海门牛洪港驻有伪军，长江口有日军兵舰或巡逻艇游弋，白龙港又是海匪张阿六的老窝，要力争偷渡成功，有很大风险。第一批接送的干部，有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主任张文碧、参谋长刘亨云以及张季伦、张浪、余旭飞、戈阳、沈菊祥等10多位干部，他们登船前化装成商人或小贩，从苏北横渡长江顺利到达浦东，再由海防大队武装护送，从潘家泓登船出海，适逢顺风，经一个晚上安全抵达浙东。第二批是由胡汉萍的三号船和黄克敏的二号船负责接送，从浦东到苏北的，可是当两船航行到海门牛洪港附近，失去了联系。胡汉萍的三号船遇上伪军的哨船被扣，黄克敏的二号船虽混进了牛洪港，但他身上没带介绍信，又不知道联络地点和暗号，幸亏找到了我行署专员赵健民，终于接到了钟发宗等20多位团、营干部。他们化装成小贩，混过伪军据点，登上二号船，船经崇明海域时又遇到伪军哨船拦截盘查，大家化装得很好，黄克敏热情向伪军敬烟献茶这才应付过去，总算到达浦东，由海防大队送往浙东。第三批23位同志(9男14女)，由中共盐阜区海上工作委员会从苏北直接运到浙东古窑浦港后，再由海防大队负责护送到浙东纵队部。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08 14: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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