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抗日斗争
2018-01-17 11:22:05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坚持在安徽境内大江两岸进行抗日斗争的新四军七师，是在皖南事变的血泊中诞生的。

　　抗日斗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蒋介石加紧进行诱降。为了准备投降，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除一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分遭受损失。军长叶挺不幸陷身囹圄，副军长项英牺牲，抗日武装力量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又悍然宣布“解散”新四军。国民党当局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我党严厉驳斥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将华中各地新四军部队九万多人编成七个师，继续在华中敌后广大战场坚持抗日斗争。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我们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日本的诱降诡计和蒋介石的分裂、内战、投降阴谋全部破产。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安徽境内大江两岸的抗日力量并没有被顽固派扑灭。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突围的健儿，一部分去了苏南，大部分从繁昌、铜陵一带突围渡江到了无为。其中有一团、新一团、三团、新三团、五团、军特务团等各部分的干部、战士，分别由黄火星、刘别生、马长炎、谢忠良、张闯初等同志率领过江。最多的一批是五团营长巫希权同志带领的两个整连(二百人左右)。其余有百余人一批过江的，有三、五十人，一、二十人一批过江的，有三两人零散过江的，有江南群众护送过江负伤的同志，也有以后从反共军集中营中暴动和逃跑出来的，共约七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志在突围后没有北渡，继续在皖南山区和绩溪、铜陵、繁昌敌后坚持抗日斗争。这些英勇突围出来的同志，都是皖南事变血泊中留下来的宝贵的革命种子。

　　当时，我正在无为，准备赴津浦路东到我军江北指挥部工作，因交通关系还未过巢湖。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就负责到江北收容和整编皖南突围部队。不久，中央军委和军部命令，将皖南突围部队与原先在江北分散独立活动的几支部队汇合一起，组成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同志为师长(当时他在延安党校学习，未到职)，我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七师活动区域主要在巢南山区和无东一块。巢南山区以董家山为中心，东到石涧埠，西到任家山，长约三十里;南到簸箕场，北到巢湖边，宽约十多里。无东是白茆洲、神河塘、临江坝、三官殿、汤家沟、后包、田家桥附近等一块。另外，在皖南繁昌以铁虎嘴为中心，在铜陵以朱村、洲上为中心及宁国、绩溪一些地区，在桐东以三官山为中心和在宿松、望江、太湖间的泊湖区，各有小块游击区。

　　七师初创时，由于有一部分同志对就地坚持斗争、就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对当时斗争形势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因而对于七师在皖江(皖中、皖南)地区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发展、以及怎样才能站住脚、怎样才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认识上有模糊，方针上有分歧。认真地在党内、首先在领导干部中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认识，统一步调，是当时工作的关键。

　　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我们在无为三官殿附近长坝坞和巢南山区先后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和军部的指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说服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在皖江地区坚持和发展抗日斗争，是革命的需要：第一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皖江地区是华中敌后我军的第一战略要地。它处于日军在华中的心脏地带，扼制着长江下游和淮南路两侧，迫近南京、芜湖。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仅对日军的打击、威胁最大，而且使华中我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军有了一块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二是对顽斗争的需要。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英勇抗战的新四军，我军则针锋相对，给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在这里坚持斗争，就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就是证明抗日革命力量是永远消灭不了的，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则会遭到彻底粉碎。第三是人民的需要。皖江地区广大群众与我军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他们切齿痛恨敌顽串通一气制造皖南事变的血腥暴行，许多父老兄妹闻讯后曾痛哭失声，一致要求我军早日重回皖南。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就可以保护广大人民免受敌伪顽的黑暗统治的暴虐蹂躏。第四是我们本身的需要。皖江地区及周边大别山、黄山等地区，原有广泛的革命影响。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但向四周发展有广阔前途，而且还可能成为沟通苏北军部、淮南二师与鄂东五师、苏南六师的枢纽。这些事实表明，在皖江地区坚持和发展抗日斗争，意义十分重大。

　　通过会议的分析，大家认识到，坚持和发展皖江地区抗日斗争具有充分有利条件：一是干部和骨干好。七师部队虽然是新建，但各级领导干部和骨干，大部分在革命烽火中久经锻炼，基础比较坚实。二是地方党基础好。皖江地区地方党的组织，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来就有相当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锻炼。三是群众条件好。皖江地区广大群众与我军情同鱼水，抗战以来，在人力、物力上对我军源源进行支援，并在作向导、抬担架、送情报等方面，给我军以极大帮助。四是经济条件好。皖江地区不但人口稠密，而且物产丰富，为华中著名的鱼米之乡，有利于抗日力量的生长和发展。

　　通过会议的分析，大家还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和发展皖江地区抗日斗争也存在不少困难。七师地区与其他老根据地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首先，七师根据地建立晚，部队力量小。七师建立在抗日战争的中期，国民党在大溃退时，失散在群众中武器已经被搞光。因此，象抗日战争初期那样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七师初建时力量较小，部队不足二千人，装备较差，弹药也不足。其次，根据地不大而又比较孤立。七师的发轫地和中心区巢无地区，地域狭小，南有大江，北有巢湖，西有白湖，四周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密如蛛网，使部队活动难有回旋余地。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更使七师与军部及其他兄弟师中间都夹有一大块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阻隔重重，比较孤立。再次，遭受敌顽夹击，部队需要迅速站稳脚跟和休整。皖南突围部队刚到江北，敌顽就疯狂夹攻，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敌顽的“扫荡“进攻，巩固立足点，并获得休整和恢复力量的时间。但是，当时有的同志对这种特点认识不足，不能具体分析敌我力量，却机械地搬运其他建立较久的根据地经验，主张马上铺开摊子，自上而下地搭起大架子。如果按照这个方针去做，对当前的斗争是有害无益的。我们根据七师初建时的主客观情况，反对大吹大擂，坚决主张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首先整顿思想，编好队伍，集中力量粉碎敌顽夹攻和堵击计划，求得先站稳脚跟，而后通过加强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加紧积蓄力量，在四围普遍建立隐蔽据点，稳步向四周发展。同时积极打通与军部及各兄弟师的联系，改变七师地区比较孤立的局面。只有采取这个方针，才能迅速站稳脚跟并求得发展。

　　通过会议，各级干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针，并在此基础上顺利编好了部队。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七师在无为白茆洲大胡家正式组成。当时，编入七师的部队共有一千九百多人。除了皖南突围的部队外，还有原在江北活动的无为游击纵队及原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七师首先成立十九旅(师部与旅部合并办公)。旅长孙仲德，旅政治委员由我兼任，下辖五五团(团长谢忠良，政委黄火星)、五六团(副团长徐绍荣，主任高立忠)，保留挺进团建制(团长林维先、政委李丰平)。此外，还成立了独一营、独三营、特务营。不久，又建立五七团(团长梁金华、政委马长炎)，后又将挺进团与桐西独立团合并为五八团。这样，七师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皖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也一步步打开了。

　　(二)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是七师的巩固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战争频繁，日军和国民党反共军轮番不断地向皖江根据地进攻，我们经常处于两面作战状态。在艰苦频繁的战争锻炼中，七师部队越打越壮大，创建了正规兵团;皖江地区越战越辽阔，建立了正规根据地。经过这一时期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巩固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完成了最艰苦的战斗任务，度过了最困难的相持阶段，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

　　一九四二年，七师部队发展到四千人;一九四三年则发展到六千人。随着我师力量的壮大，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战略部署相应展开。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据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区党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由我任书记。同时，在巢无中心区周围的北面、南面、西面三个地区，成立了和含、皖南、沿江三个地委。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成立了含和支队、皖南支队、沿江支队、巢湖支队和独立团，师的领导也相应加强。一九四二年三月，军部任命傅秋涛同志任代师长，一九四三年八月，他去延安。同年九月，军部任命谭希林同志任代师长，并由他率领二师六旅十六团到达无为，编入七师建制，番号为“巢大”(团长兰祥，政委余明)，七师主力部队更加充实和加强。

　　七师初建时期，我们采取隐蔽发展方针：第一步是向南、向西发展，第二步是向东、向北发展。这时，我们还积极向四面八方发展，一方面加强打击敌伪，拔除了许多可以拔除的敌伪据点，如土桥、临江坝、三官殿、汤家沟、黄山寺、螺蛳滩、南义等处;一方面派出大批精悍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新游击区。

　　皖江抗日力量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敌顽的仇视和痛恨，他们就加紧向我进行“扫荡”。特别是一九四三年起，日军和驻大别山桂顽(广西反共军)一唱一和，一呼一应，先后向我巢无中心区轮流进行大规模进攻。先是日军调兵遣将，从南京、江浦、芜湖、铜陵等处，抽调一一六师团、十五师团等部兵力六千多人，作远距离的突然增兵，于三月十七日，分别由巢县、东关、襄安、开城桥、横步桥、盛家桥、黄姑闸、散兵等地出动，从东、西、南三方，分成八路，对我巢无中心区进行奔袭“扫荡”。企图把七师首脑机关和在巢无地区的主力部队完全压缩在背靠巢湖方圆不大的巢南银屏山区，使我跳不出包围圈。我巢无地区主力部队当即在大王家、银屏山、石涧埠等地与日军展开猛烈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黄昏时分，银屏山周围山头狼烟四起，这是日军在放火，发出联络信号。我师指挥机关当机立断，把退入山区的部队、机关、群众组织起来，分路进行突围。当夜，狂风暴雨，天空漆黑，但突围部队不畏雨淋风冷，山路陡窄，个个精神抖擞，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全冲出了包围圈，使日军围歼我主力的计划完全落空。十八日起，日军在银屏山区进行搜山，大肆烧杀奸掳，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破坏。我主力部队在敌人侧背不断袭击，地方武装与民兵也广泛开展“麻雀战”。我含和、沿江、皖南各个支队趁敌后方空虚，纷纷向东关、开城桥等敌伪据点进行猛袭，有力地配合了巢无中心区的反“扫荡”战斗。经过两周激战，杀伤敌伪三百多人，终将日军的第一次大“扫荡”全部粉碎。日军死不甘心，四月三十日又集中二千兵力，向我巢无中心区进行第二次“扫荡”，前后历时六天。在我根据地军民奋力反击下，第二次“扫荡”也被粉碎了。最后，日军不得不退回乌龟壳。

　　日军两次“扫荡”失败后，一九四三年七月上旬，突然从白湖南北两端的黄姑闸、盛家桥两个据点撤退，有计划地放开缺口，使我巢无中心区暴露在大别山国民党反共军的面前，让桂顽向我巢无中心区进攻。不久，桂顽即向我巢无中心区大规模的侵犯。十月二日，桂顽一七六师五二八团由盛家桥出动，经笑泉口，突然侵入我中心区严家桥、牌楼等地。顽军所到之处，即大肆烧杀奸掳，对根据地疯狂破坏。我根据地军民奋起抗击，顽军不敢久留，于四日仓皇溃退。十一月二十日，桂顽变本加厉再次纠集更多部队，以一七六师主力龙炎武的第八游击纵队等约五个团兵力，分三路向我槐林嘴、笑泉口、魏家坝一线进攻。桂顽并带了自上而下的一套党政机构人员，企图在搞垮我巢无中心根据地后实行长期占领。我主力部队当即在磨盘山一带，凭借根据地数万军民日夜赶筑的强固阵地与顽军展开猛烈激战，三天两夜之间，打退顽军十多次进攻。二十二日傍晚，我主力部队一部以猛虎下山之势，突然向磨盘山以西前后垄一带出击。经过数小时的搏斗，给这一路顽军以歼灭性打击，生俘顽军第八游击纵队第二支队长郑其昌，歼灭顽军九百多人，并缴获迫击炮一门及许多机枪、步枪、弹药。顽军在我沉重打击下，手忙脚乱，全线崩溃。根据地军民获得了反顽自卫斗争的空前大捷。

　　一九四三年这一年，是皖江地区反“扫荡”、反“摩擦”斗争空前紧张、艰苦的一年。在七师健儿的打击下，日军、桂顽士气消沉，我军民士气则日益旺盛，广大群众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壮大。

　　同一时期，我皖南、和含、沿江地区的力量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皖南地区部队在无东取得了反伪化斗争的胜利。一九四二年，我军相继攻克临江坝、三官殿、汤家沟等伪军据点，全歼伪军刘子清一个连，粉碎了日军蚕食、分化、伪化政策;并在皖南铜陵、繁昌、芜湖一带对敌伪不断进行袭击，攻克凤凰山等据点;在含山地区，我军主力迅速打开局面，在短短的日子内，连续不断地攻克了黄山寺、娘娘庙、螺蛳滩、百旺市、南义等伪军据点，打了许多歼灭战，使含和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并进一步开辟了江(浦)全(椒)地区，建立了与兄弟部队二师的交通线，沟通了我师与军部、二师的联络。我沿江地区部队则恢复了桐东的游击战争，并在大别山潜(山)宿(松)望(江)地区与兄弟部队五师胜利会师。

　　在加强对敌斗争的同时，我们抓紧开展敌伪军工作。在皖江地区开展敌伪军工作的特点是发动党政军民一起动手来做。对日军，主要是进行政治瓦解，经常编印各种小型的日文传单、画片，加强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宣传，激发日军下层士兵的厌战、反战情绪。有些群众与日军士兵混熟了，经常以手提小篮送鸡蛋给“太君”吃为名，篮底就垫着传单。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曾在无东、铜陵等处，争取少数日军士兵与朝鲜籍士兵拖枪向我投诚。对伪军，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中下层。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伪军亲属关系，晓之以民族大义，采取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并用。但对那些死心塌地投敌和坚决反共反人民的伪军，则坚决打击，歼灭他们主力。这样，就更有利于争取、瓦解、分化其他伪军。在对伪军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当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就争取伪军三三两两或成班成排的起义。有的地方，则利用伪军关系替我们搞情报、买枪支、子弹，或掩护我们在日军统治区采购布匹、机器、纸张、医药等用品。由于我们的群众工作一直深入到敌伪据点内，因此，不仅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伪各种情况，而且还可以在反“扫荡”战斗中，在敌伪军据点附近地区甚至敌伪军据点内，由群众掩护，安置一部分病、弱、妇、幼人员。

　　为了有利于瓦解敌伪军，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俘虏政策，对于在战斗中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伪军，不杀、不打、不骂、不搜个人财物，愿留者留，不留者发给路费回家。有的伪军士兵连续被我们俘虏三、四次，他们经教育释放后，常常在伪军中宣传我军内部生活如何民主平等，如何优待俘虏。这样，在下次战斗中，他们就又乖乖地放下武器。另外，对于个别拖枪投诚或成批起义的伪军，我们还按情况给与奖励。这对瓦解伪军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我们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成绩是很显著的。在当时敌强我弱、地区被分割、活动范围不大、斗争环境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所以能够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分化、瓦解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七师从成立起，就感到武器弹药不足。以后几年，部队发展很快。虽然在战斗中不断有所缴获，成为补充装备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武器弹药仍然感到不够充裕。除了通过各种关系向伪军购买一些外，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千方百计进行兵工生产。在原有小型修械所的基础上，从敌占区不断设法买来一些机器、材料，自己熬硝搞火药，逐步建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兵工厂，制造了一大批手榴弹、枪榴弹、地雷、石雷、掷弹筒等。我们的兵工生产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仅设备简陋，材料也不足，而且由于战争频繁，生产难以持续进行，环境紧张时，人员转移，环境较稳定时，就加紧进行生产。在制造技术上，经过不断试验、摸索，并在应用中不断加以改进，技术不断提高，象地雷、石雷等都做得很好，不仅威力很大，并且使用简便，地方民兵都能很快学会使用。

　　我们一面打仗，一面利用战斗空隙抓紧进行军队建设。我们的部队分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部分。在巢无中心区与含和、皖南、沿江等地区，都有主力部队做骨干，以主力部队带动地方部队的发展，以地方部队充实主力部队，以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助政府组训民兵，而民兵又逐步上升为地方和主力部队。主力部队的军事素质主要从战斗中锻炼、提高。地方部队和民兵也经常配合主力作战，在战斗中不断得到锻炼。部队利用战斗空隙，抓紧学习军事技术，休整时间较长时，就掀起大练兵热潮。军事训练的内容，除学习基本动作外，主要学习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每逢大的练兵运动，到处成了课堂和操场，干部、战士起早摸黑进行练习。通讯员在送信时，干部在出差时，炊事员在挑水、淘米时，也经常利用空隙，进行投弹和瞄准练习。部队中广泛推行群众性的练兵方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大家当先生，大家当学生。同时，战士与战士、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掀起热烈的竞赛。通过练兵运动，部队军事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如独立团四连全连投弹平均达四十一米，白湖团战士刘玉宝投弹达五十九米，成为“优秀投弹手”。由于频繁的战斗锻炼与平时的训练，七师主力部队战斗力一步步得到提高。

　　皖江地区地方武装和民兵活动也极为活跃。地方武装每个区都有警卫队，经常在战斗中配合主力作战，钳制敌人，广泛地破坏敌前敌后交通和供应线，阻击敌人行动和补给，并不断袭击敌人据点。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反“扫荡”中，无为县新民区警卫队与敌人进行了一整天的战斗。巢县、盛家桥及襄安、无为之间的公路、电线，几乎每夜都被我地方部队破坏。槐林、高林、分路口、横步桥等地敌伪据点，部队遭我槐林、南苏、新民各区警卫队袭击。民兵组织分为基干民兵与一般自卫队。基干民兵由原来各个乡的青年队、模范队组成。每乡三、五十人，不脱离生产，每月训练三天。平时维持社会秩序、捕捉汉奸、特务、土匪，战时配合部队作战，就地游击，打“麻雀战”，并掩护群众转移，帮助群众坚壁清野。一般自卫队的任务是担负侦察、向导、送信、放哨、打更、捉奸细及帮助部队抬担架、运输、打扫战场。地方武装和民兵，无论在战时或平时，对巩固和发展皖江解放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的不断发展，皖江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也不断巩固和扩大。七师刚成立时，区域不大，仅设有和含巢无行政办事处。以后，分设无为县政府、含和行政办事处和桐东行政办事处。随着政权的逐步发展，一九四二年成立了皖中行政公署，由吕惠生任主任，唐晓光、张恺帆、魏文伯先后任副主任。一九四四年以后，铜陵、繁昌、南陵、宣城、青阳地区成立了皖南专员公署;和县、含山、巢县、江浦、全椒地区成立了含和专员公署;贵池、东流、桐城、安庆地区成立了沿江行政办事处。巢无庐地区专署则由皖中行政公署兼顾。在各专员公署下面，又按行政区域划分，设县政府或行政办事处。皖江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遵照党的政策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我们广泛地吸收了党外的抗日民主进步人士、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政权工作。在县级以上的行政地区内，普遍成立了参议会，各个地区普遍开展了选举参议员工作。皖中参议会和各县(行政区)参议会的成立，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展开，广泛地团结了皖江地区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建设事业，通过统一战线工作，许多党外人士受到抗日、民主、进步、团结的深刻教育。有不少民主人士在抗战中表现很进步，他们积极拥护和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令，帮助扩军、搞教育，进行对外宣传等等。有的民主进步人士，如无为的陈可亭、叶玑珩先生，因公被日军俘虏时，不向敌人屈服，表现了民族气节，以致遭受了敌人杀害。一九四五年我师北撤时，有不少民主人士随我们一起到山东，有的已成了共产党员。广大根据地内的小知识分子，在党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影响下，积极地参加了根据地内各种建设工作。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护商也很满意。由于根据地内交通安全，很多商人从上海、南京、芜湖购买商品运往大别山时，都愿意从我们地区过境。这样，我们既扩大了政治影响，又增加了税收。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我们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坦白运动。一方面发动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一方面号召反革命分子向党坦白自首。我们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从而清除了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我们对根据地内的土匪实行清剿，对受敌伪顽操纵利用的大刀会和其他封建会道门组织，分别进行争取和瓦解工作。这样，就使根据地内社会秩序比较安宁，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阳光下，广大群众过着自由幸福日子。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巩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皖江解放区普遍建立了各级抗联组织，如农抗、妇抗、青抗等，并到处设立盘查哨、递步哨，组织老人、妇女、儿童积极参加这些工作，不少人还在盘查中捉到奸细特务分子。我们在根据地布下了天罗地网，使特务奸细寸步难行。为了切实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们坚决实行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一九四二年七月，在皖中参议会上通过了“二五减租”的法令，成立了各级专门委员会。军队也派出大批工作队，协助地方党、政府和群众团体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广大群众轰轰烈烈地投入“双减”运动。在“二五减租”斗争中，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在经济上得益很大。据一九四三年临江行政办事处五个区的统计，执行减租佃田共三十二万五千多亩，减下租稻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多公担，收益佃农八万九千九百零三户，计三十七万九千六百多人，平均每人增加收入六斗七升。白茆区的五百九十三家佃户，在减租中，每户收益稻谷五担。实行“二五减租”后，人民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临江六洲乡六洲村一百多户农民，减租后三年中有十分之四的佃农生活达到了贫农生活水准，十分之三的贫农生活达到中农生活水准。巢湖南岸皂角树村四十多户中，减租前仅一户不缺粮，二十二户每年缺两、三个月粮，十五户粮荒讨饭，三户经常讨饭。减租后都有饭吃，有的还有余粮。

　　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皖江地区在战争频繁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发动和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党和政府及区、乡、村各级都组织了生产委员会和生产小组，发动并帮助家家户户订立生产计划。各个地区广泛组织换工队(又称变工队，具有互助组性质)、短工队，实行劳动互助。如湖东县槐林区的蒋家冲、尚礼区的后陈家、小蒲草凹等处的劳动互助组，都办得非常出色。在大生产中，我们大力推行深耕施肥，并积极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搞好各种副业。一九四四年，全皖江地区增加种植棉花数万亩，植树一千多万株，养鱼一千多万条。我们还发动群众大力开垦沿江洲地，在圩地山区也组织开荒。如湖东一地，一九四四年一年内就开荒六千多亩。同时，普遍发展供销合作事业，由政府贷给各地“大江币”(大江银行发行)二百多万元，帮助建立供销社。各个地区在生产运动中掀起了热烈竞赛，并培养和推选了生产模范和劳动英雄。经过减租减息与开荒生产运动，解放区内广大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如临江白茆区五号村，以往只有纸烟店三家，肉铺、豆腐店各一家，“双减”和大生产后，肉铺、豆腐店增加为两家，并有饭店六家，杂货店十多家，合作盐行、米行各一家，每天营业额“大江币”两、三万元以上。

　　在部队中，同样掀起了生产热潮。部队生产主要是大量种植杂粮、蔬菜及养猪养鸡。干部、战士起早摸黑，投入开荒生产。独立团三营一个营就开荒种菜九十亩，各个部队种的蔬菜能够做到自给。这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群众负担，并且加强了军民关系，提高了干部战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自觉性。

　　皖江地区党政组织带领群众大力兴修水利。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兴修无为东乡江边黄丝滩新堤，这是皖中江北七个县一百多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屏障。我们集中全地区人力，先后动员民工二十一万，完成土方四十万四千立方。费时三个月，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全部建成。此堤全长约十三里，高一丈九尺，顶宽二丈四尺，底宽十二丈。在战争情况下修建这样浩大工程，只有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才能做到。在修建中，皖江各县人民打破了地域观念，发扬互助协作精神，兴修了这样的大堤。这对江南及江北山区群众虽没有直接的多大利益，但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号召下，他们也积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支援。修建期间，日伪军不断进行骚扰，企图破坏黄丝滩大堤的建设工程。我师提出了“武装保卫修堤”的战斗口号，不仅派出大批部队参加修堤，并且屡次打退了敌伪的武装扰乱，保证了修堤工程的胜利完成。除此以外，皖江地区还重建了无为境内的三闸(季家闸、黄树闸、陈家闸)，受益田达三十多万亩，并开辟了黄泥岗河道，湖东开凿了大新圩山河，受益田七万多亩。在湖东境内修筑大小圩堤三十多段，在临江境内修塘一千零二处，坝埂九十多道。在和含境内兴修了白渡河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保障了大部良田，对皖江解放区的农业丰收起了重大的作用。

　　七师是皖江人民的子弟兵。七师与皖江人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结成了血肉关系。为了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从一九四二年起，我们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特别在每年春节期间，更注意加强这项工作。首先由军队掀起拥政爱民热潮，所有干部战士，都要做到服从与执行政府法令，爱护根据地的一切财富，不浪费公粮公草，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和帮助群众团体，帮助群众进行生产，武装保护群众耕作收割，实行“满缸”运动等等。部队住在群众家里，经常把群众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挑得满满的，帮助收割、打场、推磨、割牛草、兴菜园、抬畜粪、积大小便、医治疾病……凡是对群众有益的事，战士都抢着去做。许多老大娘出门看女儿，大嫂子走出娘家，常把钥匙交给我们战士，把战士看成比自己的亲人还亲。在拥政爱民中涌现出许多生动事例。在政府和群众方面，普遍实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组织代耕、慰劳)，帮助军队做鞋，组织慰问伤病员及战士慰劳军队等。由于“拥军”活动的大力开展，军政和军民之间的团结更为加强，军民之间的关系亲似鱼水。为了进一步壮大抗日力量，准备对日军进行大反攻，一九四四年，皖江地区掀起了参军热潮。在“抗日保家，参军光荣”的号召下，解放区内广大青年积极参军，模范事迹登上了“参军光荣榜”。许多父亲、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有的兄弟两人争着参军，有的宗族大开祠堂宗门，动员与欢送宗族子弟参军，掀起了参军比赛热潮。湖东南尚礼区有十四姓组织了“宗族参军委员会”，推动各姓子弟的参军工作。在参军运动中，送贺匾，送光荣捷报，披红戴花，锣鼓喧天。广大人民把参加我军视为无上光荣。参军运动中的另一个特色是干部带头。槐林区四个乡，在四十名干部的带动下，有七百多名青年参军。皖江根据地人民在平时积极从人力、物力上支持我们抗日，在战时踊跃支援前线，到处实行坚壁清野，协助老弱妇幼往安全地带转移。青壮年则组织起来肩负担架、运输任务。在反顽自卫斗争中，巢无地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构筑防御工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湖东地区在半个月时间内，动员了二十多万民工，捐献了无数大树、木材，协助军队建筑了绵延三、四十里的磨盘山防御阵地，使我师在抗击桂顽侵犯时，取得了自卫战斗的大捷。

　　皖江地区党政机关和军队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整风运动。七师成立初期，我们即以干部为重点，展开了加强党性锻炼的学习，并在这一学习基础上，进行审查干部工作。自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发表后，皖江地区即掀起了整风学习热潮。一九四三年以前，着重学习文件，领会整风精神。团以上干部集中学习两期;一九四三年后，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入，区党委举行了整风班，抽调营、团(区、县)级干部，集中学习了三期。全体干部在弄通整风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了思想检查和历史反省，并写了整风自传。通过整风，全体干部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思想作风有了显著改进。接着，我们在部队中全面展开整风学习，目的是提高老战士认识，教育与培养大批新战士。结果，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加强了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皖江地区整风运动的特点，是在战斗环境下进行的、是波浪式前进的，是密切结合了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来进行的，因而保证了当时各项工作的胜利完成。通过整风，全军面貌焕然一新，部队生气勃勃，为战胜相持阶段的困难和准备对日大反攻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皖江地区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也相当活跃。七师成立时，创办了《战斗报》。地方出版了《新无为报》，一九四二年三月合办《大江报》。《大江报》是区党委的机关报。七师政治部则出版《武装报》。各个地区、支队、独立团也都有小报。一九四三年前，这些报都是油印的。根据地内油印技术颇高，象《大江报》每张蜡纸可印二千份。一九四四年，皖江地区设立了印刷厂。《大江报》和《武装报》都改为铅印。并用铅印厂出版了《论联合政府》等书刊。处在敌人重重封锁下的敌后广大军民，通过这些报纸，能及时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党的各项政策及全国各敌后解放区和本地区的斗争、发展情况，大大提高了觉悟，鼓舞了斗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部队的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事政治教育、各种节日教育，并利用战斗空隙开展文化学习，进行扫盲工作。部队文娱工作也开展得很好。除师、支队有文工团、队，经常到各团、队演出外，连队也经常根据真人真事自编自唱，举办小型文娱晚会，广泛开展“兵演兵”。每年五月，只要没有战斗任务，各部队都开展军政文娱体育大竞赛。我们所处的环境虽然很紧张，物质生活也很艰苦，布衣素食，津贴费很少，但部队政治情绪始终十分高涨，生活十分活跃，充满着欢乐和进步的气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生动写照。皖江地区地方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全区创办无为中学一所，学生有三百人。各个区、乡普遍设立小学，都采用新课本上课。各个乡及大的自然村普遍设立了农民识字班和夜校，大力进行扫盲工作。

　　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抗日十大政策，因而使皖江地区不断巩固，不断发展，越战越大，为胜利进行反攻准备了充分条件。

　　一九四五年初，正当我师准备反攻之时，桂顽一七六师主力及土顽一部共三个团，由桂顽师长李本一率领，再次向巢无中心区大举进犯。我们为保存反攻日军的有生力量，先将主力隐蔽，并在根据地内实行坚壁清野，以武工队在顽军侧后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骚扰、袭击、困饿敌人，最后以主力猛烈出击。桂顽孤军深入，四处受敌，不得不狼狈逃跑，我根据地更趋巩固。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于一九四四年冬起，我们即向敌伪薄弱部分广泛出击，先后攻克了张家疃、塔桥等十多处敌伪据点，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师独立旅由旅长覃健同志率领，奉命开抵皖江地区。他们在行军途中，首战无为县黄龙岗，给日军以重大打击。独立旅到达后，皖江地区反攻日军的实力更为雄厚。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加速了日军投降。全国敌后解放区军民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对日举行大反攻。我七师各部先后解放了无为城、凤凰颈、襄安、运漕、望城岗、雍家镇、陶厂、白渡桥等敌伪重要据点四十多处。我皖南部队在解放了铜陵、繁昌境内沿江各据点后，曾攻入芜湖，歼灭一部，并一度占领了芜湖部分市区。在大反攻后的十多天时间内，歼灭日军和顽军警卫三师、护国救民独立师等近万名，俘虏五千多人，缴获各种炮和轻、重机枪数百挺，步枪数千支，大大改善了我师装备。我师的胜利大反攻，使皖江解放区全体军民欢欣鼓舞。

　　日军投降后，我党为了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党素以全国和平、民主、团结利益为重，忠实地履行了与国民党谈判时所允诺的让步。我师与所有驻江南的部队——苏南、浙东、浙西等各解放区的部队，自一九四五年九月起分批北撤，与解放区父老兄弟姐妹挥泪忍痛告别。为了继续领导皖江人民的民主斗争，我们北撤时对地方党组织作了安排：在皖中留下桂林栖同志领导党的组织;在皖南，留下胡明、杨明同志领导党的组织，与皖中、皖南广大人民紧密地站在一起，继续进行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17 11: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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