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万多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共2万多人,在中央苏区及附近地区坚持斗争。为领导中央苏维埃和闽浙赣苏区的斗争,成立了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国民党军队以陈诚等指挥的20多个师以上的兵力,对各苏区腹地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堵剿”、”追剿“、”驻剿“,叫嚣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斩草除根“。【康永升编著:《新四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面对敌人的进攻,陈毅提出全面转入游击战的建议,被中央分局采纳。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接连指示中央分局,要采取”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活动,并强调:”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是基本原则。“【康永升编著:《新四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决定将红24师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转入游击战争。但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在分散突围过程中遭受巨大损失,留在苏区的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如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捕后英勇就义。少数突围的部队在项英、陈毅、蔡会文、陈丕显等人的领导下先后转移到赣粤边、闽西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与红军继续斗争。
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实行战略转变的同时,其他地区的红军也相继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但处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包围状态之中,他们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经过战斗、转移,后来在江西、福建、广东(含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8省,逐渐发展为14个地区,数十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这些红军游击队主要有:项英、陈毅和李乐天等领导,依托油山山区,活动在大庾(今大余)、信丰、南雄、全南、龙南等地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活动在龙岩、永定、上杭、连城、章平、宁洋(今划归龙岩、章平、永定)、南靖、平和、大浦等地的闽西红军第8团、第9团和游击队;钟得胜、彭胜标等领导,依托大柏地山区,活动在瑞金、长汀、会昌等地的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关英、唐在刚等领导,依托障公山区,活动在德兴、懋源、开化、浮梁(今属景德镇市)和皖南地区的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粟裕、刘英等领导,活动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和衡州、处州(今丽水)、温州、台州(今临海)等地的浙南红军挺进师;黄道等领导,依托武夷山区,活动在崇安、建阳、浦城、建瓯、铅山、资溪、贵溪、松溪、政和、迪口、古田等地的闽北红军独立师和游击队;叶飞等领导,依托太佬山区,活动在古田、宁德、罗源、福安、福鼎、霞浦、平阳、泰顺、景宁、庆元等地的闽东红军独立师;谭余保等领导,依托武功山区,活动在永新、安福、宜春、萍乡和酃县(今炎陵)、茶陵、攸县等地的湘赣边红军独立团;彭林昌、蔡会文(1935年4月到湘南)、周里等领导,活动在桂东、宜章和耒阳、安仁等地的湘南红军游击队;高敬亭等领导,依托大别山区,活动在岳西、潜山、宿松、黄安(今红安)、英山、蕲春、光山、商城等地的鄂豫皖边红军第28军;张星江、王国华、周骏鸣等领导,依托天目山区,活动在确山、信阳、桐柏、唐河、沁阳等地的豫鄂边红军游击队;傅秋涛、严图阁等领导,依托幕阜山区,活动在崇阳、铜鼓、修水、平江、通城等地的湘鄂赣边红军第16师;黄慧聪等领导,活动在云霄、漳浦、平和、诏安等地的闽粤边红军独立团地3团和游击队;王于洁、刘突军等领导,活动在福清、莆田、仙游、永泰等地的闽中红军和游击队;以及冯白驹等领导,依托母瑞山区,活动在琼山、乐会(今琼海)、澄迈、文昌、万宁、陵水、崖县等地的琼崖(今海南省)红军游击队(后因集中困难未编入新四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展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放弃反蒋方针,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新方针。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帷幕。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合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决心:“为国校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家之目的。”14日,叶剑英在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蒋介石,并提议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家陆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申明了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性。至此,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成为国共谈判的重要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于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第一次南京谈判后,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他与彭德怀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有关双方合作及八路军入晋问题。第二次谈判的重任就落到博古和叶剑英的肩上。9月中旬,博古、叶剑英首先就南方红军游击队干部选派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和部队侵入及破坏苏区。”而这正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就是企图以此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收编。特别是在军长人选上,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蒋介石打算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企图以此夺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权,削弱共产党在江南的实力。对于蒋介石的企图,中共中央看得十分清楚,坚决不同意国民党插入,并提出让叶剑英担任军长,但国民党方面又不同意。要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人选是相当不容易的。但这件事情,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干部人选问题,蒋介石希望派人来,中共方面绝对不能接受;而中共提名的人选,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接受。
根据国共商谈,南方8省14格地区红酒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新四军军长为叶挺将军。叶挺,广东惠阳人,生于1896年。1919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9月,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处长。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讨伐军阀吴佩孚部,连战连胜。后升任第三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8月1日,叶挺参加南昌起义,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排挤,还遭受不公正的组织处分和批评,愤然出走,旅居海外达10年之久。他从报纸上得知日军侵略中国后,心急如焚,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1936年,叶挺在香港见到了由长征途中奉命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潘汉年。潘汉年告诉叶挺,中共已经开始转变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了,将过去推翻国民党政府该为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潘汉年还邀请叶挺出山,利用其在国民党中的威信,为国共合作抗日做一些工作。这次会面是叶挺回来之后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叶挺对此念念不忘。逢人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中共)有了联系了,不是孤家寡人了!’”【姚有志、李庆山主编:《新四军令人称奇的十大战役》,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后来,叶挺又在澳门见到了张云逸。叶挺向张云逸表达了他的想法,抗日是他的夙愿,国共合作抗日,更是他的向往,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有力量。但叶挺又表示不愿意到国民党军队去工作,他不能适应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张云逸就向他建议,不妨到上海或广东的东江地区走一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那里会有可做的事情。
“叶挺接受了张云逸的建议,回到了上海。1937年7月,叶挺在上海遇到了前往庐山谈判的周恩来。 ”【姚有志、李庆山主编:《新四军令人称奇的十大战役》,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周恩来在上海巧遇叶挺后,便对叶挺提到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情况,对叶挺抗日愿望表示欢迎与慰勉,并以个人名义与叶挺商量,是否能由他出任军长一职。
周恩来的热诚鼓励,使叶挺受到很大鼓舞。他表示接受者一使命。叶挺找到了陈诚。叶挺与陈诚有袍泽之谊,两人当年在保定军校时是校友。出于抗日爱国的热情,陈诚答应出面向蒋介石保荐叶挺。叶挺找到了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展开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改编之后的番号叫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吧。”【汉斯·希伯:《叶挺将军传》,《美亚评论》1941年第1期。】
第四军的番号在叶挺心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北伐时期他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所向披靡,被誉为“铁军”。现在,叶挺希望“铁军”的精神能够在这支心的第四军中复活。蒋介石同意了叶挺的建议,但在其中增加了“陆军”两个字。这样,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之后的番号就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叶挺的出现,让蒋介石松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在蒋介石看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势在必行,他需要一支部队来协助自己牵制日军,但这个区域包括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若是在这里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岂不是养虎为患?而在其中插入一个国民党将领,中共是坚决不同意的。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不一定为中共所信任。如果由国民党政府委任其为军长,叶挺就会将收编的部队带来转向国民政府,这样可以削弱中共在南方的势力了。
党中央为加强新四军,曾不断派八路军去新四军工作。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指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负责办理这项工作。第一批由延安中央调往新四军工作的,大约有40人。
这批干部大部分是从“抗大”和“陕公”调出的,少数由军委直属机关调出。离开延安前,李富春曾召集团以上干部讲了一次话,除谈了形势与任务外,他说:现在南方已成立了新四军,军长是叶挺同志,副军长是项英同志。现在,大多数同志要以八路军名义公开集体走,个别同志等家属分开走,或化装走。王集成就是化装到闽西游击队去的,后来的刘炎是单独走的。集体走的有30多人,由李子芳负责管理旅途中的一切社生活问题。1937年11月28日早晨,从延安乘坐苏式卡车到宜君县吃中饭,晚上赶到西安城北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宿。由办事处负责办好去汉口的一切行动手续,以免沿途国民党宪警的检查。12月20日,他们离开西安,于12月23日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住在原日本租界大洋行。
根据毛泽东有关“军部暂住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机关在叶挺、项英、等人的领导下在武汉建立了。
叶挺军长宴请了从延安来的团以上干部,中央在汉口的领导同志博古、叶剑英、董必武也出席了宴会,还有叶挺过去在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朱克靖、沈其震、黄序周等人。
1938年1月4日,他们离开汉口,5日晨抵达九江,晚上坐火车于6日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下车后走横跨赣江的大木桥,经过中正街(现为胜利路),住进了三眼井左侧巷第一号(原为张勋公馆)。
项英临时指定周子昆、赖传珠等人负责军队编制和接洽各方游击队来人商谈整编等问题;李子芳、汤光恢、符确坚等负责搞接待安排各方分散各别人员来军部报到的问题;宋裕和、吴志立主要负责接洽军需筹备领取军费和行政管理等事宜。
1月9日,新四军在南昌开始办公。这时军部已经有50多人。项英指派李子芳去闽东叶飞处联系到太平、岩寺集中整编事宜;杨家保到赣东北游击队去联络,催他们迅速到太平、岩寺集中整编。
项英和汤光恢到莲花县山区谭余保、刘培善处开会,研究迅速去岩寺集中整编和部队下山后根据地处理善后问题。为了迅速完成新四军整编任务,项英又由莲花经吉安到赣州大余等游击队根据地集合各游击队迅速北上到岩寺整编。
在快要离开南昌北上抗日前一星期左右,闽西游击队负责人邓子恢来到南昌军部报到。中央军委已任命他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项英为邓子恢的到来召开了南昌军部全体人员参加的欢迎会。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1-24 09: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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