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地缘政治的关系。新四军和上海都处于日本侵略军的华中地区,双方抵抗的敌人是同一个——日本华中派遣军及其傀儡政权,双方的地理环境、经济联系、文化渊源、风土人情、尤其是利害关系都是相同的,或者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之间的支持和援助是很自然的,亦是必然的。
二是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是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爱国者和革命者。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队伍,它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红军,同国民党军队长期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坚持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的八省健儿,再前身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进行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特别是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团在北伐战争中曾屡建奇功。他们都是救国救民的民族精英,是抱负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志士,是经过战争炮火千锤百炼的不怕牺牲的英勇战士,他们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而上海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是吃喝嫖赌纸醉金迷的大染缸;同时亦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远东国际大都市,得现代文明的风气之先,是现代工业集中之地,人文荟萃之地,更有着抵御外侮与进行革命的优秀传统。
鸦片战争中吴淞将士英勇御敌,坚守阵地,陈化成将军为国捐躯,威震内外。[7]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响应,同清兵、洋枪队作殊死战斗,传为美谈。[8]维新变法,康、梁先在上海发端,建立强学会,改革变法之风兴起,上海人民思想为之一新。[9]武昌首义,上海立即呼应,攻打清军,成功光复。[10]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工人首先参加,并取得胜利。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五卅运动欣起了全国反帝革命大风爆。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共产党领导了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成为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主战场,而以进步文化反“围剿”的胜利告终。中共中央至1933年才离开上海。由此可见,经过这么多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在上海有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深厚的群众基础。[11]
一个事物的本质特点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事物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它在周围环境中的地位与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在政治上是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军事上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要地,在经济上是抗日战争的特殊的后勤基地,文化上是抗战文化的发源地,在对外关系上是联结反法西斯阵营的纽带。[12]上海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在八年全面抗战的实践中得到了明证。而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它勇敢地深入华中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统一体中的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朝着与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越战越勇,驰聘大江南北,先后创建了8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日伪军压制在大城市和交通点线上,解放了华中大片土地和人民。至抗战后期已经成为华中地区的主力军和主要战场。
正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优秀传统把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同仇敌忾,向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原因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下,新四军和上海人民更紧密地相互支持和援助,共同抗日。抗战初期开创了国共合作抗日的良好局面,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上海的工农商学兵和各党派各人民团体都一致奋勇抵抗日本的侵略,粉碎了日军的速战速决的战略,大量消耗敌人的人力、物力、财力。上海失守后,上海人民和各党派团体仍在上海租界内坚持斗争。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是不依靠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而且在没有群众的掩护下孤军作战,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因此其领导的力量没有在抗日斗争中得到发展,1940年在租界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团部、军统、中统等13个机关全部遭汪伪76号特工总部破坏,被捕100多人,几乎全军覆灭,一蹶不振;[13]郊区的国民党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和淞沪游击纵队,初期尚能与日军作战,但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和国民党将领的“曲线救国”论的提出,加上日军的扫荡和诱降活动,大部分先后投降了日本,变成了伪军。[14]这使中共上海地下党不得不单独领导上海人民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沦陷,一度出现撤退和慌乱现象。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改变和调整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深入发动群众,坚持长期的抗日救亡斗争。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上海的群众救亡运动已经从退却的慌乱状态进入一个新的恢复和日益发展的局面”。[15]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后,中共地下党在坚定的理想与信念的鼓励下,再一次转变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把人民抗日力量“转移至敌伪产业中去,以便利用合法地位,隐蔽自己,打下长期埋伏的根基”;[16]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须长期独立的工作,支部和每个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17]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人民不仅大大提高爱国主义的精神,而且提高了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许多进步群众纷纷参加共产党,不单是工人、农民、学生参加,而且有文化界、工商界人士参加,如著名作家柯灵在敌人狱中出来后即参加,又如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胡咏骐、宁波保险公司副经理陈已生亦先后参加。到1945年,上海市区共产党员已经有2850人。为配合新四军曾准备进入上海接收日军投降,上海地下党曾组织了7000人的地下军。[18]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狭隘的圈子中走出来,成为群众性的大党,领导着全国包括上海的抗日斗争。
综上所述,新四军和上海人民的抗日情节,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究其因缘,乃是共同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今日回顾研讨,愿上海新四军老战士、上海文史馆老专家能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国家发挥余热,为建设作贡献。
[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2页。
[8]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32—133页。
[9]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23—224页。
[10]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55—361页。
[11]唐培吉著:《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第5—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2]唐培吉著:《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第103—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3]《上海报告》,1940年4月30日,中央档案馆存。
[14]薛振东编著:《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第106—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5]《刘少奇致电洛甫电》1938年3月,中央档案馆。
[16]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17]《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第560页。
[18]张祺:《回忆工人地下军》,《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2、3期合刊。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26 11: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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