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西乡山区有一个四面环山,西津河纵贯全境的小盆地。一条古色古香的徽式街道临河而建,绵延二三里长。碧波、白墙、黛瓦,很有些徽风徽韵。因为街道只有半边,所以在当地颇有些特殊,提到半边街,附近的人都知道是指东岸小镇。街上有位姓刘名大猷、字海涛的先生,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乡绅。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十,正是初春时节,刘海涛先生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声,佣人向守候在房门外的刘先生报喜:“是个漂亮的女公子”。父亲根据族谱的字辈为她取名光国,字暋。
一、 山河破碎家国恨,求学求真向光明
刘家是个大家族,祖上崇尚读书经商。在湖北老家,祖父是个有功名的读书人,听说皖南人少田多,一担箩筐从“湖北下江南”,落户宁国东岸酒家村。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在东岸有商店,宁国、宣城也经营着木材、茶叶、桐油等生意。家境变好了,但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未变。从祖父时起,每年家中都要养几十只乳鸽,但这些鸽子自家人从来没享用过,而是无偿为邻里乡亲生病时滋补身体备用的。哪家有人生重病,晚上就抓一只给病人送去。刘家的‘刘恒鑫’店铺因童叟无欺、诚信为本是当地的金字招牌,生意红火。而贫苦百姓赊账的也不少,有的还是祖父手上欠下的,几十年的欠条不知有多少。民国二十三年,东岸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老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父亲决定全部免去这些欠款,并要母亲带着九岁的小光国随朝奉(店员)逐村逐家将欠条字据送给当事人,并当众烧毁。由于母亲是小脚,不便远行,还专门雇了一顶轿子。在赤坑坞送欠条时,她们看见一个妇女带俩女儿在草堆旁晒太阳,大冬天衣不蔽体,不敢见人。回家后母亲立即找了一些衣服,专门派人给那母女仨送去。耳濡目染,养成了小光国同情弱小、关心他人疾苦和为穷人做实事的良好品德。
乡绅刘海波是位开明的父亲,小光国很早就被送到学校读书,东岸小学虽小,却有几位见过世面,颇有进步思想的先生。其中一位汪若海老师,是大别山岳西县人,一九二七年前后,曾任中共岳西苏维埃区政府文教委员。革命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宣宁一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经常给小同学们讲时局,宣传进步思想和抗日主张。汪老师为学校取名“作新”小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特别鼓励女同学长大后要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作新”小学先后设在东岸街上的刘光国伯父刘海峰家和黄家、洪家祠堂里。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汪老师就安排学生以抵制东洋货为主题画漫画、写作文,并组织学生到祠堂门外的街上演讲、张贴标语。这在小光国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她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大影响。汪若海老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夏日的夜晚,小光国常和一些小伙伴燃起火把,卷起裤脚,下河摸蟹找虾。有时遇到大螃蟹,也很害怕,于是就想起了汪老师“视蟹如日寇”,顿时勇气大发,果断下手捉拿了。清时时节,她还喜欢和同学们到野外踏青,名曰“短足游”,在山上采“娃娃拳”(蕨菜)时,便和同学们背诵汪老师教的“上山思齐夷,深知忘国耻,度命采蕨芽”诗句。暑假期间,小光国和伙伴们在小溪中造假山,但常被山洪冲废,可她们并不气馁,冲一次再造一次,因为汪老师曾告诉他们“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怀抱理想,不惧失败。 父亲曾在宣城做木材生意,刘光国常随父亲来往宣宁等地。抗战爆发后,日机多次对宣宁一带进行狂轰滥炸。宣宁道上,许多平民百姓被炸得的尸骨不全,哀鸿遍野。看到这一幕幕惨景,更激起了少年刘光国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她暗暗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建设好国家,使国人不再受外敌欺侮。在作新小学时,刘光国已是一名能干的小姑娘了,她自强自立,有抱负,有主张,深受老师和同学们信赖,俨然成为学生中的小领袖了,于是她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还兼任了学校图书馆副馆长。
日军占领宣城后,皖南宁国、旌德、泾县、绩溪等地成为抗日小后方。宣城中学等校也迁到偏僻的旌德江村,成立了联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教师和学生聚集在这里,是当时青年学子们向往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在宣城中学就读的刘光国随校迁往江村联中读初中。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刘光国深受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在刻苦学习之余,也投身于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她踊跃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当时“联中晨报”就曾刊载她一篇“谈谈日本人的死”的文章,充分表达了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联中毕业后,刘光国考入设在绩溪县的安徽省徽州农业职业学校茶叶专科,当时该校董事长为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由于她在政治上的进步表现,受到了当时在校读书的地下党人和进步青年的关注,校园里,经常有一些进步同学主动向她传送一些进步书刊。当时有一位叫王文田的男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将丁玲、鲁迅、闻一多的书和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借给刘光国。这些书籍是当时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的,王文田离开时总是低声叮嘱一声“收好”。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国民党军警到学校逮捕王文田等人,王文田等在有正义感的校长及教师保护下,或提前潜逃,或越狱逃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刘光国成长为一名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从徽州农校毕业后,刘光国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在宁国县建设科农业改进所任见习员。衙门压抑的氛围,加上抗战时局变化不定,她很快便辞去工职。赋闲在家时,她与两位杭州女同学白天读书议论时事,晚上教街坊邻里小孩和附近村上牧童识字、唱歌。期间,旌德江村联中进步同学谢德行等人常来信探讨国事,除了谈抗战形势,他们还在信中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共产党的进步思想。
一九四三年,吕辉受中共皖南山地中心县委指派,带领游击队在板桥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对板桥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各地商行都有特务严密监视,禁止物资流入根据地,使得根据地物资匮乏,生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初,娘家住板桥的女同学仰惠卿找到刘光国说:“家里兄弟姐妹多,想买一些布匹、食盐、药品,用量较多,我怕别人说闲话,请你帮忙买一些,好吗?”知道仰惠卿的两个哥哥是游击队里的人,刘光国明白这是游击队急需的东西,便爽快的答应了,找亲戚黄小翠帮仰惠卿完成了任务。不久,仰惠卿又找到刘光国,要她想办法了解方塘乡碉堡里国民党行动队的兵力、武器配备情况。这可是一个难办的事,于是刘光国找到酒家村一个叫罗作相的邻居,要他以卖小猪为借口混到碉堡旁摸清情况。后来,游击队向东岸等地发展,多次派冯和忠、喻家顺、穆大发等骨干到东岸活动,大多是刘光国利用族人、亲戚、同学等关系,在东岸外围的酒家村、兴隆街、大小云岭沟秘密安排落脚处,为游击队的活动提供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游击队领导吕辉感到刘光国值得信赖,决定与刘光国见一面,并通过她找到东岸一些有影响的开明绅士宣传我党的主张,于是游击队派人通知刘光国到山伯坑有任务。山伯坑是方塘与东岸之间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零散住居着十来户人家。村里有个叫刘光银的农民,是刘光国的族兄,他家就是游击队秘密联络点。皖南山区的冬天来得早,去的也特别晚。那天,天上大雪纷飞,地上积雪漫过膝盖。经过整整一个上午,刘光国才艰难地走完十几里山路到达山伯坑。在刘光银家,刘光国第一次见到了传奇英雄吕辉。吕辉虽是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但当时年仅二十三岁,他中等偏高身材,眉清目秀,一笑还露出俩可爱的小虎牙。刘光国眼里,他既有读书人的文气与英气,又有一般年轻人少有的成熟与稳重。简单的问候了刘光国后,吕辉开门见山的说:“我想见见东岸商会的负责人,你能帮忙联系一下吗”?根据吕辉的要求,刘光国写了一封信,叫来自己的哥哥和东岸商会会长曹明辉。吕辉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并要求他们多与共产党游击队合作,支持游击队的斗争。两人表示一定按吕辉首长的要求做。 刘光国频繁的参与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宁国县党部的注意。县党部书记宋楚吾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说,宁国西乡有嫌疑份子,命令县国民兵团中队长唐述玉人到东岸抓捕刘光国、仰惠卿。唐述玉带人到东岸后,东岸乡自卫队副队长洪立新是刘光国同学,立即将消息告诉刘光国,建议她避一下。得知消息,刘光国、仰惠卿商量后,决定转移到板桥,找吕辉游击队。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2-26 11: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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