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015-03-05 17:29:5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陈信琼  点击：  复制链接

　　毛泽东曾经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积极倡导和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作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新四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催生了新四军，新四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8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同国民党“亲密合作”，实行全民族的抗战。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接着，国共两党继续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问题进行谈判，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正式转发蒋介石的电报，明确宣布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湘粤赣边及闽西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诞生了，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指导各地谈判，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但是，由于当时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仍然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未能及时得到中央的这个指示。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通过其他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逐渐形成，便自觉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谈判。

　　早在1937年3月5日,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就敏锐地感觉到红军游击队可能需要就抗日救国纲领，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协作谈判，因而就谈判的内容、谈判应遵循的原则给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4月，闽粤边特委派员与当地国民党军队进行首次谈判，并于5月下旬签订了政治协议，主要内容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保留红军原有指挥员及政治人员；中共闽粤边特委不再奉行推翻现政权的方针；停止封锁根据地；双方释放所抓捕的人员。这个协议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对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闽粤边区的具体运用，顺应了当地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守土抗战、保家卫国的愿望。7月1日，当地红军游击队改番号为粤闽边保安独立大队。福建省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先后进行了谈判。

　　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1937年春就派人去豫陕一带寻找红二十五军，派出的人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得到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文件。7月13日，鄂豫皖边省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从鄂东北突围到达皖西与鄂豫皖边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他们认真研究了这些文件，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以抗日大局为重，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战谈判倡议。红二十八军的停战谈判倡议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响应。7月22日，双方代表在岳西县青天畈汪氏祠堂正式进行停战谈判。经过5天的艰苦会谈，于27日达成协议。之后，红二十八军各部和鄂东北、皖西北地方党组织所属的武装组成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共1800多人，成为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中最早接受中央指示，并同国民党谈判成功的一支部队。谈判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地方在谈判过程中，曾遇到波折，有的还付出了血的代价。例如，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 。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番号为粤闽边保安独立大队后，于7月13日被国民党军以集中改编为名，诱骗进漳浦县城，1000名红军指战员遭重兵包围，被强令放下武器。当天晚上，闽南国民党保安团数百人包围了驻在诏安月港村的边区特委机关，逮捕了特委书记张敏等13人并将其全部枪杀。这两次事件使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

　　但是，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不能阻止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爱国热情，谈判中遭受的损失和挫折也改变不了他们联合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各地积极吸取闽南发生的这两次事件的深刻教训，继续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接触、谈判。

　　赣粤边区是中央分局所在地，也是国民党重点“围剿”的地区之一。7月中旬，项英、陈毅等分局领导从报纸上得悉卢沟桥事变发生，立即意识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便自觉地把工作的重心转向联合抗日。8月8日，项英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起草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要求国民党军和地方当局立即停止“进剿” 游击队，实行联合对日作战。国民党军政当局并未积极回应，反而造谣说红军游击队要投降。直到8月27日，国民党地方当局才表示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经陈毅、项英与国民党代表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并根据中央《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起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待站。从10月上旬起，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统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南方其他游击区的谈判也先后进行并在不同程度上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

　　各地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谈判中，不仅曾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同时也遇到自己内部的阻力。这主要是由于国共两党10年内战，红军游击队遭受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严重迫害，积怨太深，加之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对当前的形势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了解不够，一些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思想转不过转弯来，甚至出现过两起上山传达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共产党员被红军游击队疑为叛徒而被误杀的悲剧。为了避免悲剧重演，陈毅先后赴湘赣边区、皖赣边区游击根据地传达中央批示精神。在湘赣边区，陈毅差一点被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误为叛徒而被杀。经过陈毅反复再三说服才使其消除疑虑，同意下山谈判改编。

　　南方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和合作抗日协议，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任务的转变，充分体现了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成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做好了准备，为在实质上实现全国军队合作抗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二、新四军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到最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三者的力量对比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已发展到10多个，拥有人口5000万以上，党领导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逐渐成为在敌后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企图被打破，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已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促使他们调整了对华政策，对国民党实行诱降，以“中日亲善”、“共同反共”为诱饵，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将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到反共，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此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不断挑起磨擦事件，做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1939年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杀害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和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掠走枪支财物。9月，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司令程如怀在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余人。11月中旬，国民党河南省确山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残杀医院伤病员、军属和当地群众200余人。在安徽，1939年10月，新桂系李品仙上台后，反共活动日益加剧。他首先驱赶、清除乃至迫害在省动委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达到完全控制省动委会的目的后，还在安徽各地不断制造迫害、残杀共产党人的惨案。1940年2月，李品仙部共6000余人围攻驻合肥以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和驻定远东南的江北指挥部。江苏韩德勤部准备向津浦路东的第五支队进攻。李、韩两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企图割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并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

　　1940年夏秋，国民党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华中成为其反共的中心。他们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磨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和军队，坚持抗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是全中国人民当时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利益。党中央意识到，为了抗战到底，国共合作决不能破裂，必须正确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既坚持原则，反对国民党制造磨擦，又注意团结，争取其共同抗日。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并且提出了新四军团结国民党抗日、在敌后发展的三条原则：一、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毛泽东非常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他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他提出处理国内各阶级关系的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刘少奇也指出：“统一战线既然包括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斗争，有磨擦。只有坚持斗争坚决反磨擦，统一战线才不会分裂。如果只是退让，统一战线就会失败。”

　　新四军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地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大力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

　　首先，以积极抗战的行动，表明合作抗日的诚意。1938年4月，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整编后，逆着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大溃退的浪潮，毅然迅速开赴华中敌后战场，以首战告捷、连连取胜的行动，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新四军在大江南北 ，广泛出击日军，破坏铁路公路，拔除日伪军据点，消耗和牵制日军大量兵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在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共2.46余万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虏12.42万余名，战果累累，受到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几十次电文嘉奖慰问。

　　同时，在国民党军遇到围困的险境时，新四军也慷慨主动地伸出援手。即使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仍以德报怨，一再掩护、支援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收治国民党军伤病员。1941年1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为实现其消灭或驱赶新四军到黄河以北的目的，命令汤恩伯率10万大军进逼豫皖苏地区，准备进行“清剿”。正当国民党军即将对豫皖苏地区进攻时，日军突然于1月24日发动了豫南战役，以重兵分三路向豫南挺进，企图围歼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何柱国等部于平汉线以东地区。国民党军主力纷纷溃逃，致使豫东、皖北大片国土沦陷。新四军第四师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精神，毅然于1月30日开始尾追日军西进，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收复了大片国土，有力地支援了龟缩于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部队。1943年2月，日军大举“扫荡”苏北盐阜地区国民党韩德勤控制区时，被击溃的韩德勤部根据战前与新四军第三师达成的协议，纷纷退到淮阴、涟水之间的新四军根据地休整，并得到新四军在粮草、经费方面的接济。这些充分显示了新四军维护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意识。

　　其次，在反磨擦斗争中，始终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原则。新四军既坚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又在反顽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从而挫败了国民党的反共计划，使国共合作抗日局面艰难地维持到了最后。新四军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坚决以武装自卫击溃了顽军的反共企图，反顽斗争成为新四军坚持抗战的一种特殊斗争形式。

　　中原局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遵照党中央反磨擦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各地制造的反共磨擦，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动员力量，先后果断组织了定远和半塔两次自卫反击作战，打破了顽军的围攻，同时镇压了屯昌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并且取得了黄桥自卫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从而为坚持津浦路两侧的抗日阵地，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使苏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1940 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即“皓电”），要求在大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进一步表明了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新四军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之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11月9日，党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隹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这就是一种节制和让步。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往长江北移，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7个师8万余兵力的包围袭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即在军事采取忍让，不打到国民党的后方去），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周恩来在重庆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进行声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中共中央于1月20日 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消灭共产党、新四军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当局抱有幻想的人们。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了多方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海外华侨反对国民党当局搞分裂。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表示反对或不满。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蒋介石被迫在第二届参议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成为不受国民党约束，在共产党领导下完全独立发展的部队，在反顽斗争中始终不渝地贯彻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最精彩的事例要数捉放韩德勤。1943年3月，韩德勤背信弃义，不仅不离开让其休整的新四军根据地退回原来的防地，还率部侵入淮北根据地中心区的金锁镇、头集、山子头一带，残杀抗日军政干部，激起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慨。淮北和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本着先礼后兵的方针，以武力驱逐其重返原防”，经再次向韩德勤劝告无效后，对韩部进行反击，在山子头地区全歼韩部，俘虏韩勤德及其参谋长吕汉卿以下1000余人。为了团结抗日，新四军未对外公布韩德勤被俘，原准备在战地释放，但韩德勤担心只身逃脱无法交代，要求面见新四军领导人，并且承认山子头事件是自己的过错。在此情况下，陈毅亲自前往淮北新四军部队，与韩德勤会见。在他表示今后不再反共的承诺下，迅即将其释放，并发还部分人枪。同时划出睢宁、宿迁两县间的部分地区，作为韩德勤部的活动地域。

　　第三，积极团结争取中间势力。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是指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还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和多数军官以及抗日小党派等。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一、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对顽固派做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新四军以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积极抗日的军事行动，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劳资互利的经济政策，谦虚诚恳的待人态度，通过登门拜访、书信来往、诗文会友等多种形式，团结、争取了各地的开明士绅、社会名流、民族工商业者、国民党的旧官员、旧军官等等。陈毅和苏北指挥部于1940年8月进驻黄桥地区后，为了创建根据地，积极充实主力，整训部队，打击日伪军，开展群众运动，建立政权，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大力宣传新四军团结抗战的主张，努力争取各界人士出面制止国民党制造磨擦，取得很好的成效。当时，在苏北地区的中间势力除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外，还有韩国钧（韩紫石）、朱履先为代表的中上层民主人士。他们德高望重，在当地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争取团结好他们，是孤立苏中顽固派的重要环节。陈毅谦虚诚恳地到朱履先家中拜访，又写信给韩国钧，诚恳地邀请他出面调停磨擦，为团结抗战献力献策。朱履先表示拥护新四军的主张，并带领黄桥工商界人士为新四军捐款6万元，同时联合开明士绅向韩德勤发出呼吁，要求接受新四军的停止反共、分区抗日主张。韩国钧也表示愿意出面斡旋。接着，韩国钧积极为苏北地区的和平奔走，并于9月中旬，在海安召开苏北绅商界知名人士座谈会，由他领衔发出致苏北各方长官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中间势力，使韩德勤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孤立的境地，为之后的黄桥自卫战役的胜利打下基础。华中其他地区的一批开明士绅也都在新四军影响下，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或投于抗战事业，如皖江地区的吕惠生、豫皖苏地区的鲁雨亭等直接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吕惠生后来还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有的献出全部家产，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如皖南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的刘敬之，在皖南事变后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护送失散的新四军多人突围，重新归队。他因此四次被国民党地方政府逮捕入狱，并且始终不屈服。

　　此外，新四军还十分注意做好地方实力派的团结争取工作。利用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反共战争，或者为敷衍上级命令而采取打假仗朝天放枪等。同时，承认并照顾他们的地位和实际利益。这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黄桥战役期间，陈毅三进泰州城，与李明扬、李长江搞好关系，结果，争取到李明扬与陈运泰部在黄桥作战中保持中立，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在皖东北地区，江上青、张爱萍等争取了盛子瑾的合作，打开了当地的抗战局面。李先念利用西北军孙连仲、川军王缵绪与中央军的矛盾和湖北地方实力派与桂系外来势力的矛盾，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若干便利。彭雪枫率游击支队挺进淮上地区时，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与怀远县的地方实力派王峙宇、韩金山建立了统战关系，为战斗的胜利创造了便利条件。

　　第四，注意改造地方抗日武装，壮大自己的队伍。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后，积极争取和改造地方抗日武装，以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当时，江南敌后的武装名目多达十类，成分非常复杂。江南新四军采用多种措施，对其进行改造。一是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但加强政治工作，扶助他们发展；二是分配给他们一些次要的辅助性的作战任务，使其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三是对这些武装进行行纪律整顿，洗刷坏分子；四是让其配合新四军主力兵团行动，使他们切身感受新四军的样板作用；五是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保留其原有干部。这些办法在实际运用中，特别注意针对性，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办法。对一些由于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领导的或接受中共影响的武装，通过派干部加强领导，建立党组织，使之成为党直接掌握的抗日队伍。如对管文蔚兄弟组织建立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就是用的这种办法。管文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回到家乡丹阳县，失掉了党的关系。1937年10月，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起倪山自卫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管任总团长，统辖丹阳、镇江、武进、扬中4县80多个乡自卫团，共3个大队3000多人。1938年7月，陈毅约见管文蔚，管主动提出加入新四军并请陈毅派人指导。其后，通过调派干部，加强指导等措施，管部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成为新四军直接指挥的一支主力。1938年9月，江南新四军还对梅光迪、朱松寿两支地方武装进行改造，将这两支部队带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驻地茅山整训，并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的番号，梅光迪任司令，当地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何克希任副司令。对于溃散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和其他爱国人士领导的武装 ，新四军则通过“长期协作改造”，使其成为新四军领导的武装。如许维新领导的句容、溧阳、溧水边界游击队，朱春苑领导的金坛西南地区游击大队，吴甲寅领导的金坛西北地区游击队，贡友三领导的丹阳县延陵镇游击队等都是通过“长期协作改造”而成为新四军领导的武装的。

　　三、采取正确的对伪军、伪组织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伪军、伪组织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是全中国人民的敌人，虽然他们不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畴，但是，对它们的工作成功与否，却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与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四军非常重视做好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从政治上瓦解伪军，并适时地吸纳一些反正投诚的伪军人员。为加强敌伪军工作，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和团以上部队都有设立了敌军工作机构，各根据地成立了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并培训了大量工作人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曾多次发出对伪军工作的指示。早在1938年7月26日，新四军政治部就发布了《 敌军政治工作纲要》，强调了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敌军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军部领导非常重视敌伪军工作。项英曾指出，对伪军的工作，等于是一种不流血的武装斗争，同战斗一样，要运用战术，很好的指挥。陈毅认为，敌军内变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因而他提出伪军工作要讲究领导艺术。他带领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时，充分运用其高超的领导艺术，大力开展 伪军工作：一是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争取；二是通过军民关系争取伪军反正；三是以新四军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来吸引伪军反正：四是运用正确的统战政策争取两面派，为伪军反正搭好桥梁；五是对伪军反正的绝对保密；六是正确认识伪军反正的作用和意义，其目的是为了造成敌人营垒的瓦解，不是着眼在扩充多少人枪：七是把握好伪军反正的时机和原则，凡有觉悟的伪军，应尽可能留在敌方，在敌人内部进行斗争，只有在事机泄露时才坚决反正，争取先机。第一支队在 3年时间里，共吸纳了3股伪军反正，即金坛王德成部、镇江韦岗绥靖队（姜希安部）及镇江杜某某部，共计300人枪。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对敌伪军主要强调“以消灭与争取同时并重的方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处于日、伪、顽的夹攻之下，环境更加险恶，因此，对伪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做了新的调整，强调在伪军中建立秘密工作，长期埋伏隐蔽待机，并使伪军采取各种方式暗中助我，而不是立即反正。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敌伪军组织的工作决定》中指出：“要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对已组成的伪军加紧争取工作，以便在必要与对我们有利时举行反正，现时应争取对我帮助，不坚决反对我们，这是对伪军组织的总方针。”1944年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开始进入局部反攻，对伪军工作的方针又做了调整。1944年5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对各种不同的伪军采取的不同策略。12月8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加强伪组织政治攻势的指示》，要求抓住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对根据地周围一切大小城市及交通要道的伪军及伪职人员和家属，有计划地开展政治攻势，利用一切关系与可能，加强组织联络工作，争取广大伪军、伪军组织人员参加抗战工作。1945年6月，华中局再次发出指示指出，鉴于日军日益表现恐慌动摇，要求抓住时机，对一切与我无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伪军，应普遍公开联合他们立即反正。 而那些有关系的伪军要继续隐蔽，等待时机，以便将来配合战略反攻。华中局再次对伪军工作发出指示，并且，强调当前伪军工作的重心应放在争取大股伪军与带战略性地区的伪军上面。

　　根据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新四军在对日伪军发动军事攻势的同时，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广泛组织力量，对伪军 、伪军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攻势。新四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了巨大威力，争取了大批伪军、伪军组织人员反正投诚。1944年8月13日，驻南京的伪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健魂率所部3000余人反正。这是华中地区伪军反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新四军军部决定将反正部队改编为华中解放第一军，钟健魂任军长，刘贯一任政治委员。伪军警卫第三师的反正，给了日伪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其他地区也有整营、整连、整排伪军向新四军投诚，零星投诚者更是连续不断。还有不少伪军、伪军组织人员小心保存着新四军散发的“归来证”，暗中帮助新四军进行抗日活动，如保护新四军在敌占区的工作人员、向新四军送情报等。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全面抗战中，新四军共争取反正伪军54000余人，占歼灭伪军总数的15.4%。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中各地争取伪军反正人数为2.2万余人，并掌握与控制了一些伪军 、伪组织，孤立了日军和伪军中作恶多端的特务分子，加剧了日伪之间的矛盾，促使伪军进一步分化动摇，削弱了伪军的战斗力，有力地配合了军事上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是加速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5-03-05 17: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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