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民对抗战的巨大贡献——组织各种救亡团体，掀起轰轰烈烈的民众救亡运动
2015-04-17 09:59:10  来源：《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等的发动组织下，四川各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遍及全川各市、县。1937年7月17日，成都以车耀先组建的秘密团体“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为基础，扩大为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参加的“四川各界抗敌后授会”，接着还建立了“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四川省工人抗敌宣传团”、“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大声抗敌宣传团”、“星芒宣传团”、“群力社”、“天明歌咏团”以及由备大中学学生组织的“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等。同时在重庆有“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重庆文化界救亡协会”、“怒吼剧社”等；在自贡有“自贡抗敌话剧歌咏团”，在宜宾有“晨呼队”，在万县有“三一剧社”、在邻水有“救亡歌咏团“，在渠县有“渠县妇女抗敌救亡协会”等等。1938年I 0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许多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也来到叫四川，如“中华全国戏剧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等，大大加强了四川的抗日救亡力量。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淌血。”四川人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7月下旬起，重庆、成都、自贡、难安、南充、涪陵、江油、昭化等地的群众纷纷发出通电，坚决要求国民党当局“本庐山谈话之精神，实行坚决抗战。”8月7日，成都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l0余万群众参加的大会、向政府提出六点要求：一、立即发动全民族对日抗战；二、厉行对日经济绝交；三、保卫领土，收复失地；四、肃清汉奸，巩固后方；五、四川各军立即出川参加抗战；六、政府必须武装群众，强化后援。9月18日，成都各界10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九·一八’六周年纪念大会”，向政府提出了“立刻武装全国民众”、“彻底开放学生爱国运动”、“彻底清查仇货”、“严厉惩办汉奸”的要求。10月份，“重庆市抗敌后援会”查获大批仇货，奸商四出活动，企图免受处罚，重庆市工人、学生发起请愿并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从严处理。

　　1938年2月20日，国际反帝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援华大会，四川人民积极响应，成都市人民于23日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侵略大会，会后举行火炬游行。万县市人民举行了反侵略周，百多个团体两万多人举行火炬游行，连和尚道士也加入了游行队伍。重庆、梁山等地都举行了类似的反侵略集会。

　　各爱国进步团体还广泛地在城镇、乡村、工矿、兵营组织歌咏、戏剧、讲演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鼓舞军抗抗日热情。创办进步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御外敌入侵的光荣传统。川军出川抗战为保疆卫国建立了卓著功勋。

　　在全国、全川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地方实力派转变政治态度，拥护抗日。这就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军队迅速走上抗日战场、英勇杀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正值川康整军第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主持会议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会上宣布这一事变的消息出席会议的川军将领都非常愤慨，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当即在会上请缨，表示愿率所部开赴抗日前线杀敌。7月10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刘湘电呈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表示愿率川军出川参战，接着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说明“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决。”8月上旬，刘湘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上发表了慷慨激的讲话，他说：“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捷外才能安内。”他还说：“过去打了十年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我不能不尽力报国。”

　　川军出川参加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从1937年8月开始，先后分两批开赴前线。第一批由刘湘亲自率领6个军，准备分两路出川。蒋介石最初任命刘湘为抗日作战的第二路预备队司令官，司令部设郑州，下设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正当川军整装待发之际，蒋介石又改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辖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指挥第四十一军军长孙展，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锰。这一路由川陕公路至宝鸡，沿陇海路东进，原来准备开往郑州，以后奉令改经潼关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刘湘还亲自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这一路由长江东下，至武汉转许昌、郑州，后因湘沪战局吃紧，奉令改调南京。第七战区司令部即设南京。另外川军杨森率领的第二十军也奉命由贵州直接开往上海参战，受讼沪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第一批参战的川军共14个师，20万人。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故。6月，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代理保安司令王陵墓奉命率领所屑留川的保安部队，加上川康整军的编余部队，组成新编第七十二、七十八两个军出川参战。王陵墓被任命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此时，出川的军队经过整编、扩建为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二十八、三十六等六个集团军和一个师，共约30万人。川军出川抗战，人民群众元不高兴，在他们出发前，成都、重庆都举行了盛大欢送会。

　　八年全面抗战中，四川军队转战大江南北，历经晋、鲁、豫、皖、宁、沪、苏、浙、鄂、湘、桂等10多个省市，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和豫西鄂北会战等大型战役。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浴血奋战。川军将士生活极为艰苦，常常在冰天雪地里行军还穿着草鞋、单衣。然而，他们没有忘记为国为民应尽的责任，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全国人民不当亡国奴，冲锋陷阵，前仆后继，勇敢杀敌，以身肉之躯捍卫祖国，进行了上干次大小战役，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赞誉。八年艰苦抗战，四川军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3000多人，负伤356000多人，失踪26000多人。在川军抗战的多次战斗中，有许多感人事迹，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滕县保卫战就是一个生动雄壮的实例。

　　1938年3月初，日军进逼徐州，而滕县又是徐州北面的门户。日军分兵迂回包围膝县，企图一举攻占滕县。担任膝县守城任务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只率领了师部和一个旅部待务连、通讯连、卫生队，加上县长周同率领的保安队四五百人，总数不过2000余人。16日当日军发起进攻后，王铭章将军抱着与滕县共存亡的决心，串部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除县展开疯狂进攻，几次企图从炸开的城墙缺口处冲进城内，都被我守军死力堵塞，用成束的手榴弹投向敌群，迫使敌军后退。除县郊外，日军尸横遍野，城墙缺口处，敌尸累累，血染城垣。我军没有大炮飞机掩护，伤亡也很惨重，而且没有兵源补充，处境十分困难。从17日黎明

　　开始，日军集中了50多门山炮、野炮向县城猛轰，用20多架飞机低空扫射、投弹。又以坦克掩护步兵从轰塌的城垣处冲锋。我守军在近因离内同敌军肉搏．有死无退，战斗坚持到傍晚，城垣工事全被摧毁，手榴弹也己用尽。王铭章仍坚持站立在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守军与日军苦战。这时占领西关城楼的日军居高

　　临下．集中火力向正在率领部队转移阵地的王铭章等一行人扫射。王铭章不幸腹部中弹田地，随从们将他扶起，他仍疾呼：“杀敌I杀敌2不要管我。”接着又身中两弹，为国捐躯。王铭章英雄殉国的行为，激动了剩余守城官兵，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同敌人巷战拼搏，战斗持续到18日中午，滕县才全部落人敌手。除县战役，我军2000系人英勇殉国．日军伤亡达4000余人。川军将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指挥台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评价台儿庄战役时指出：“若无膝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为表彰王铭章英勇抗敌的伟大功勋，当时的国民政府还追赠他为上将。

　　在抗战中壮烈牺牲的川军高级将领除王铭章将军外，还有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等将军；至于川军校尉军官殉国者则无数，其中有一部分巳被载入了国民党政府编的《抗日将士忠烈录》，他们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悼念。

　　作为大后方的四川，不仅一开始就有大批川军部队开赴战场英勇杀敌，而且还不断为全国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兵源。据1945年统计，抗战八年，四川应征的壮丁总数达300万人左右。这八年间，全国征兵总数为l 400多万，四川就占1／5强。而当时四川人口总致不过4000多万，这就是说平均每14人就有1人参加了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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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17 10: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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