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2018-04-23 09:20:08  来源：宪文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武汉失守后中国战场上的战略态势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为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挟其战争利器，赢得了每一次中日军队会战的成功，占领了它企图占领的城市。但是，令日军大本营惶恐的是，日军虽在战争中节节胜利，却无法达成其战争目的，即决定性地毁灭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崩溃或屈服。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愈发意识到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即使在占领区，也不过控制点线而已。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成长壮大起来，迫使日军将主要精力转入沦陷区，使之不得不在正面战线上停止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争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持久化，这一直是中国所期待出现的局面。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预见到武汉失守将迎来漫长的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确认，中国的守势时期已告结束，已进入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阶段。

　　日军无法速战速决，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持久消耗战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国方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截至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沿江、沿海各工商业中心城市尽被日军占领。至1939年年初，沦陷区的面积占全国领土的23%，而且这些地区均属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国民政府已退至离海岸线遥远的西南、西北的内地省份。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新疆等边陲和内地省份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这些省份虽然疆土辽阔，但是，除四川盆地有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外，其余省区都是中国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中国还丧失了91%的关税、97%的机器制造工业、75%的面粉工业、75%的纺织工业。国民政府丧失了大量土地、人口，财政收入锐减，而且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现代工业也被日军摧毁殆尽，抗战着的中国几乎完全倒退到农业时代去。这对持久抗战并无致命妨碍，但要积蓄能够用于反攻的力量便极为困难了。就交通而言，日军控制着津浦、正太、同蒲、京沪、沪杭、江南(南京至芜湖)各铁路干线及平汉路北段(新乡以北)，约占中国铁道长度的84%。由于交通命脉被日军掌握，沦陷区被分割成条条块块。日军兵力不足，但这一缺陷由于其转运兵力方便快捷而得到某种弥补。中国大后方的内部交通甚为不利，崇山峻岭虽构成大后方的天然屏障，但也使各战区间转运兵力、协同作战颇为困难，后勤补给极为不易，几乎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守尚有余勇，战略反攻则力不从心的状态，从而形成了在华北以包头、大同、运城、博爱、开封、淮阳、亳县之线为作战线，在华中及华东以合肥、黄梅、信阳、岳阳、宁武、芜湖、杭州之线为作战线的敌我战略相持态势。1938年底形成的这一对峙格局维持了很长时间。其后虽不断有局部性的变化，但到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时，才发生重大的改变。

　　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与中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应对新的战争形势，在南岳、西安、武功等地召开军事会议，目的在于总结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武汉、岳阳失守时期的得失教训，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其中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军事委员会在湖南的南岳衡山举行军事会议，蒋介石及第3、第9战区将领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首先对抗战时期的划分作了说明。在此之前，根据国民政府的官方说法，将“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期”，

 

　　蒋介石认为这种划分已不恰当，指出应以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岳阳失守为抗战的第一时期，其后则为抗战的第二时期。在第一时期中，中国处于守势防御;进入第二时期后，日军力量已涉极限，因而中国开始步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阶段。

　　对于中日军队在战争中的优劣之处，蒋介石作了评判。他认为日军具有如下特点，即勇往直前，誓死达成任务;忍苦耐劳与中国军队相似;贯彻命令的精神与习惯;忠群爱国形成的认同感;擅长搜索情报;战斗纪律极严等。并指出国民党军队有12大耻辱，主要是阵亡官兵暴尸战场;伤病员无处收容;不能防止士兵逃亡;军行所至民众逃避;谎报军情;逃避责任;不能贯彻命令，等等。

　　蒋介石还对武汉失守前最高统帅部战略指导的正确性进行了辩护，表示统帅部的战略是避免在华北与日军决战，而要将日军引诱到长江流域来，从而以空间换取时间，完成了持久作战的各项准备。不过，对于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困守南京的失败、马当要塞的失守与日军从大鹏湾登陆等挫折，蒋介石自称为“统帅职责所在，实在不能辞其责”。

 

　　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目的是整理与整训军队，在军事方面改革甚多，对武汉失守后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也有重大影响，主要内容有下列诸方面：

　　1. 重划战区。南岳会议后，军事委员会调整了战线，划分了10个战区，计有第1、第2、第3、第4、第5、第8、第9、第10及鲁苏、冀察战区。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有河南及安徽一部，共有1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有山西及陕西一部，共有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5个骑兵师和3个骑兵旅。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有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计有22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有广东、广西，计有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有皖西、鄂北、豫南，计有26个步兵师、1个骑兵队及1个骑兵旅。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有甘、宁、青及绥远等地，计有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及4个骑兵旅。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有鄂南及湖南全省，计有52个步兵师。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为陕西方面，计有9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与1个骑兵旅。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区为苏北及山东方面，计有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有冀察方面，共有5个师与1个骑兵师。

　　2. 减少指挥层级。军事委员会自抗战开始以后，“深感我军指挥阶层太多，自最高统帅部之军委会起，中间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始能达到战略单位之师，共有七级”。

 

　　由于中国地区辽阔，交通及通讯落后，指挥层级过多，导致命令下达容易迟误，影响指挥及兵力运用，因而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改以军为战略单位，并将师以下的旅也一并撤销，这样在战略单位军以上的指挥机构只有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三级，有利于战略与战术指挥。

　　3. 设立桂林、天水行营。军事委员会为有效统一地指挥南北各战区作战，增设桂林、天水行营。以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南战场各战区作战。以程潜为天水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北战场的各战区。同时撤销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

　　4. 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为沦陷区专管机关，任务是发动沦陷区民众对敌抗战，消灭伪组织，最低限度是使沦陷区人民不与敌伪合作，从而使日军号令不出城门，势力及于城市和交通线，而不能遍及广大农村。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并在各沦陷区设立分会。

　　5. 整训军队。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中即宣布：“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整训的含义就是改良编制、充实装备、统一人事管理，实行军事训练，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从1938年年底至1939年4月，整训部队为26个军和27个师，迟至7月底完成。第二期部队整训从1939年8月1日起至11月底止，参加整训的部队为40个军。这一整训措施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恢复和加强有一定的作用。

　　6. 战略战术指导上的重大变更。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1939年1月7日，军事委员会制订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

　　主张。总的来说，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比起武汉失守前有相当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沦陷区，力求加强对日军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将日军局促于点线，防止日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为此，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日益重视敌后游击战，从而在敌后设立了冀察、苏鲁战区，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二是准备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转变不利态势，因而在1939年正面战场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势和冬季攻势。

　　三、日军被迫转入持久态势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军大本营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地方政权，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势判断，即国民政府“既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

 

　　所谓政略进攻，就是施展谋略手腕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日阵营，扶植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明中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这种说法改变了同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傲慢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政策，公开诱惑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及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动摇分子。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系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它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举动，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在华北和内蒙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伪善地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愿意考虑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日本的政治谋略和诱降政策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日意志，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甘做汉奸，脱离了抗战阵营。

　　在军事上，日军开始不得不转入战略持久态势，以适应长期战争的状态。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确定作战的基本方针为“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

 

　　具体指导如下：(1)华北方面，要专心确保占据地区并使之安定，特别要首先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按需要可在占据地区内，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2)华中方面，一方面要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另一方面，配置在武汉地区的作战军，要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下游扬子江的交通。大概以安庆、信阳、岳州、南昌等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3)华南方面，以切断中国的补给为目的，配置最低限度的兵力，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大概以惠州、从化、清远、北江、西江间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图。1938年12月6日，日军大本营又在《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详细规定：(1)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2)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特别是太原平原、山东胶济沿线地区、京沪杭三角地带。(3)上述以外的占领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州各配置一支新部队，从而成为在政治和战略上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中国军队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为此，根据敌我形势而配备的兵力，要控制在最小限度内。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上述战略指导，可以发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因战线拉得过长，导致机动兵力匮乏，已自动停止进一步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使用主要力量扫荡沦陷区内的游击队，巩固占领区域，尤其是华北地区吸引了将近侵华日军总数一半的力量，以对付八路军及其他敌后游击队。在武汉地区只留下第1军，作为唯一的野战机动兵团，对付中国的第5、第9战区部队，以局部的战术攻势，达成战略守势上的有利地位，对中国野战军主力实行反消耗战。为了尽早使中国屈服，日本开始采用各种间接手段瓦解中国政府抗战的信心和力量，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府，不断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在外交上，则对英法等国施加压力，阻止它们在物质上支持中国，同时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以求窒息中国，在持久战中拖垮中国。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3 09: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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