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童年在抗日战争的那些日子
2015-10-17 09:45:44  来源：德州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叫邵承武，陵城区郑家寨人，1936年出生在中农大家庭。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回忆起许多抗战时期的童年抗日活动。

　　我叫邵承武，陵城区郑家寨人，1936年出生在中农大家庭。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回忆起许多抗战时期的童年抗日活动。 1936年9月，我父亲邵瑞堂任四区（滋镇）抗日民主政府玉枝乡乡长。他在区、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的领导下，领导全乡人民把玉枝乡建立成抗日模范乡。不久遭到汉奸、土匪、日伪军的联合打击和重创，我4岁跟随被抓走的父母关押在县城。月余，被抗日政府搭救出狱，大家庭彻底破产，身体虚弱多病的父亲被整垮了。从此，我们家进入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保家卫国，打败侵略者，艰苦奋斗的信念牢固的扎在我心中。童年时期的一段特殊历史，很值得我回忆，缅怀革命先烈和前辈，更加珍惜眼前的大好时光。

　　大家庭遭受日伪军浩劫

　　由于我父亲当抗日乡长，1940年3月6日，邓集孙录环家据点的日伪军包围我家抓走了5人。县抗日民主政府武装科长李玉池同志四处张罗帮助救人。最终，我父母及我和妹妹姗姗（两岁）4人被安排在一户回民的家中20-30平方米的小屋里关押起来。户主的院子很小，白天有几只羊在院内活动，我和小妹不敢在院里玩。西屋南边一间喂羊，中间放生产工具和饲草，我们住在阴暗的北间，羊的叫声常把小妹吓醒。农民生活也比较苦，给我们吃的干粮掺的有糠，我咽不下去。母亲对我说：“我们家也掺糠，大人多掺一点，孩子们少一点，姗姗不掺糠。”当时我知道父母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咽。可是妹妹就咽不下去了，母亲给他反复地嚼一嚼再给她吃，也很少咽下去，有时候还呕吐出来，母亲就给她点水喝。几天后，她受了凉。更不想吃东西了，连水也很少喝了，不到10天眼看着她饿死了。母亲含着眼泪说：“在家不会死的。 ”父亲低声地说：“这是国耻家恨。 ”户主找了两个男劳力，母亲和我跟随着把妹妹埋在城外西北角向南100多米处。母亲叫他们把坑挖的深一点，别叫狗扒出来吃了。

　　这一个月有几个事至今还有印象。吃掺糠的食物，开始咽不下去，后来也习惯了。小时候我很调皮，常因与户主同龄的小女孩打架，受到父母的训斥。有时候日伪军来找父亲，劝他脱离抗日被他拒绝。日军看见我不怕他们，就用手摸我的脑袋，我毫不畏惧的用手把他的手打到一边去，他又摸，我又打，反复几次。日军说我：“顶好顶好的······”伪军说：“他说你大胆，勇敢！不怕他们。”面对狰狞的鬼子我真没怕过。母亲对别人讲我：“不怕鬼子。 ”

　　5月某日，父亲被抓走，带到刘洋王强村东挖了坑要活埋，家里花了钱赎回来。

　　6月5日上午，凤凰店据点日伪军包围了瑞堂家，日伪军进村时家里人都跑了，只有恒升、立堂看家，日伪军把他俩抓去。把牲畜、粮食、被子抢走，放火烧了房子（日伪军走后村民帮助扑灭）。

　　家庭破产了，瑞堂被整垮了。县委、县府派民政科长王工一同志代表领导送来180元救济款表示慰问，批准邵瑞堂离职休养。 1941年，大家庭分为5个小家庭过日子。瑞堂带子女5人跟父母、弟弟10人在一起过日子。

　　积极抗日 重建家园

　　1941年，日军为巩固大后方的交通安全和已占领的城镇，调集40多万大军到华北，采用“三光”政策进行反复扫荡。陵县（现陵城区）是鲁北地区抗日的中心县，抗日形势恶化。县长吴匡五到临邑边界开辟根据地时，遭敌人包围，在突围中牺牲。我邵氏家族成员邵承信在扫荡中被日军杀害。我父亲瑞堂离家到条件较好的姨母家休养。剩下在家9口人中有6人年龄偏小，我大哥15岁，叔父比他小两岁，我最小5岁。祖父邵恒升一人支撑家庭。一边完成村里交给的抗日战勤任务，一边带领大家劳动战胜敌人造成的破产没落家庭，难啊！邵恒升是有名的铁人。年幼时家庭饿死5人，他16岁跟二哥讨饭闯关东在一家木厂打工数年。活了几十年，一直是在黑暗社会贫困家庭生活，经历了家庭饿死人的恐怖、痛苦与折磨。自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家乡住在家乡，终于盼到了光明。他说：“有了共产党、八路军，天大的困难我都能战胜。 ”

　　对家庭成员有明确的分工，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长孙承德参加抗日活动，完成村交给的破坏敌人可用的公路、铁路、电话线等，叔父当他的劳动助手，次孙承文专心读书，不参加劳动，老三干童活。妇女完成村交给的做军衣、鞋子等任务和家中事务，在农忙时下地干活。祖父要求很严，完不成任务干活怠慢或出现差错，常常遭受训斥，我和大哥都挨过打。

　　劳动强度特别大。全家人干活的时间比别人家长，出工早、收工晚，每人每天比别人多干1至1.5个小时农活。每年收小麦，天不亮就下地，在月光下蹲着摸着麦秆拔麦子。干活要快，又要好。恨不得一个人顶别人两个人干活。我从小干的活有：拔草、拔野菜、拾柴、拾粪等。有一次我拔草时和别的小孩玩的时间长了，草拔少了，怕祖父打我，便弄虚作假，正好被祖父发现了，踢了我两脚，说：“不好好干活，还糊弄我，不老实，这样行吗？”我说：“不行。”后来有一次我拔草图快，使用镰刀，把左食指砍破了两公分口子，露出了骨头留下一个长疤。这件事我记一辈子，不管干什么活，一生没有犯过弄虚作假的事情，作老实人，干活图快又要好。在冬天，日长夜短，每天早上叫我去拾柴、拾粪。他说，这样做既可以多拾柴，又防止孩子养成睡懒觉、懒惰的习性。这条我也记住了一辈子，不睡懒觉，不懒惰。

　　生活比别人苦。遭敌人浩劫之后，我们家除房子衣服以外都被抢光了。政府送来的救济款解决了断炊之急，家人都很感动，受到教育。由于抗日形势恶化和自然灾害，八路军和人民的吃饭成为突出问题。祖父是从小受饥饿吃大苦磨练出来的人，他很有信心战胜克服这一难关。他叫家人早动手寻找积累一切人能吃的代食品晒干放好积存起来备用。如野菜、树叶、树皮、树根，糠、秕、花生皮、玉米穗轴等。常年不断的代食品，干重活时粮食多一点，代食品少一点，不忙时则反之。粮食短缺时，代食品相互搭配着吃。他教育家人代食品也是命根子，千万不要浪费。这样，每人每天就能节省出一二两粮食。夏秋收后，交足公粮，留下备用粮，在粮食、代食品搭配上作调整，解决吃饭问题。我记忆中与祖父在一个桌上吃饭，给他盛饭，没听他说过对代食品贬义的词，大家也没埋怨过从小吃代食品逃过来的祖父。至于穿，祖父就更不讲究了，他说不露着身子能干活就行。

　　童年充满激情的岁月

　　1944年，我8岁了，父亲叫我上学。可是，祖父不让我上学。他说：“老大承德参加抗日，老二已读书，老四2岁，老三读书，将来兄弟4个谁在家干活支撑这个家？ ”祖父讲的也符合实际状况。父亲从抗日当了乡长，后来与县、区干部和八路军交往甚多，县工委书记王其元，老八路徐德福在我家养过伤病，关系更密切。父亲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认识深刻了，他说：“四个儿子长大了，都跟共产党走，参加八路军，参加革命，四海为家。 ”两人争执不下，当时我还小干不了重活，祖父同意我上学了，但是，家里活忙了还要在家干活。这样我成了半农半学的读书生。
　　
　　（一）半农半读的学童。一年级没有课本，跟着老师在黑板上认字和计算，用铅笔练习写字或者计算，回家就不学了，认字也没有任务要求。还有一个学识字的方法，学唱抗日歌曲，以唱歌词代认字。如：“铁流两万五千里，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钢刀插在敌心脏······”等歌词。放学在家唱，对激励自己，鼓舞人民抗日，参加八路军很起作用。后来，我感悟到从4岁记事到9岁，5年的抗日童年，在抗日斗争实践的大课堂里给我上了三课：即爱国主义、劳动创造财富、艰苦奋斗。内容丰富多彩、广泛，意义十分深远重大。为我的思想、道德品质、正确人生、健壮体魄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5年没有认识多少字，文化基础差一点，但是，在许多方面良好基础的奠定使我受益终生。

　　（二）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这是县委组织儿童团开展抗日活动的一项任务，对儿童们进行阶段斗争、民族斗争的一种形式。每天站岗放哨2小时，是盘查行人，发现疑似汉奸、特务等人和日伪军出动要立即报告，供抗日军民早作准备。如，秋季某日，我和邵俊凤在村东头站哨，看到有十几个八路军从东边跑来、经苇子湾向西跑去。刹时间日伪军跟上来了，我俩告诉户主邵友堂和榨油工，急呼“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我俩上到油房的炕上，把木枪藏在被子里观察动静。鬼子把刺刀对向工友反复说：“八路的，八路的”工友直摇头说：“不知道”，威逼一阵子，就把友堂带到大场园中间，继续威逼，用军犬吓唬，咬友堂，友堂最后被鬼子枪杀。此前两年鬼子扫荡进村，把穿着较好的30左右的疑似共产党员邵承信抓走，带到村外几百米处处决。 4年时间，我邵姓家族三大院（七、八十口人）各被日军杀害1人，都有一笔国耻家仇债。 70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三）童年时期，学习的主课是劳动。我回忆从5岁起，就跟着比我大5岁的二姐拔野菜、拾粮食（农作物成熟收获后，户主掉落在地里的粮穗、果实）、拾柴，跟大的男孩拾粪，每天东奔西忙挺有趣的。十一二岁就干重一点活了，如积草肥、除牲畜粪便、挖厕所、锄地，跟大人收获农作物等。按祖父要求，暑假、假节日、早晨及放学之后，农忙请假都要干活。参加劳动的强度不如大人，劳动的时间跟大人一样。劳动的自党性提高了，干活也熟练了，能吃苦耐劳，养成了较强的劳动观念。祖父满意了常对别人讲我是个干活的料，祖孙之间的关系密切了。但是没有奠定入中学之前应具备的文化知识。 15岁读完五年级升入禹城中学读书，因为长兄南下干部伙食费（4.80元/月）补助2.40元，叔父已23岁，家庭不缺劳力了。祖父也同意上中学，每年暑假回家参加劳动。经过三年刻苦学习，毕业达到中等水平。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忆起抗日战争中遭受到侵略者对我们大家庭破坏摧残，父亲身体垮了，祖父举家抗日，恢复了被日伪军重创的家庭。父亲身体好后，带长子参加抗日斗争，在抗日即将胜利之日他把四个男儿带向跟着共产党走革命之路。建立革命家庭。 1949年2月，长子随军南下，分配在杭州市工会工作，次子承文在中学任教，三子承武1954年入军校学习。至此，革命家庭基本建成。后来四子承俊考入大学，在县府部门工作。回忆70年来的家史一个赤贫多难的大家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终于获得新生。我思念抗日革命先烈，思念祖父和父亲。

　　邵承武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10-17 09: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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