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屈辱生活：由内到外的奴化教育
2016-11-23 14:41:45 来源：观察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二、由内到外的奴化教育故事一：我既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后来又成为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
讲述人：张鹏云，曾用名张莹，男，汉族，1926年11月3日出生。辽宁省庄河市明山镇大营村人。离休前为辽宁省庄河市一中教师。日本占领时期就读于庄河国民高等学校、安东师道学校。日本占领时期曾在庄河县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
1934年，伪康德元年3月，我9岁，入小营初小，跟父亲读书。学校是四个年级的一个复式班，在小营屯西岗上，五间房，西头两间是村政府占用，东头三间是学校。课程有国语、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育。这时，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被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思想和方法。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等内容，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满洲人”。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为了让我学习有所成就，在1938年2月，带我到距家45公里处的青堆镇高小读书。课程有“国语(日语)”、“国语(满语)”(汉语)、算术、修身、国史、图画、唱歌、体育。每天早晨举行朝会，唱日本国歌和“满洲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遥拜。星期一早礼，校长宣读《即位诏书》，其余五天由校长训话，内容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课间操做所谓的“建国体操”。再也不像在初小时那样松散了。 日语、“满语”课内容中，有一些是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丰臣秀吉、乃木希典大将、广濑武夫，有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或者炫耀日本胜利的“日本海战”等等，从小学起就用这些材料贯彻“日满一德一心”的殖民奴化教育，从而达到亲善日本的目的。“国史”课从满族先人肃慎、靺鞨、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努尔哈赤的后金、皇太极的清讲到“满洲国”的建立，一方面只讲满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史不讲中原王朝兴衰更迭，以此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把东北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向我们灌输“东北向来就是满族等各族独立行使统治权的地区”，如辽、金、后金乃至大清和今天的“满洲国”。侵略者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目的就是教育我们这些娃娃，你是“满洲人”，你要感谢日本对“满洲国”建立做出的“无私”贡献，从而做日本殖民者驯服的“良民”。
日本人强迫学生学日语
上学时要向日本天皇和溥仪的画像鞠躬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7课时，比“满语”多两课时，日本教师担任日语课还担任物理、化学、数学等课，全用日语讲解，日语成了教学用语。学生入学就被告知，毕业时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这就是日本统治者实行的日语“检定制度”。学生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的等级，日语不及格根本不行。侵略者更毒辣的是在“满语”、理化、专业课课本中，对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专有名词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经常夹进这种拼音文字，造成中文面目全非。在语言中出现不少汉语和日语混杂的“协和语”，破坏了中国汉语的纯洁性。
与日语并重的是“国民道德”课。内容全是驯服奴化学生的“中坚国民”“学生本分”“报恩感谢”(指对日本侵略者)，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指溥仪登基)，“天壤无穷之国体”，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和“惟神之道”，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鼓吹“八紘一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
日本侵略者又公布五条《国民训》，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日本殖民者力图通过这些教育来摧残学生的民族意识，给其套上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皇道顺化”。每个星期一早礼举行升日、满两“国”“国旗”仪式，唱两“国”“国歌”。再由日本副校长宣读《即位诏书》或《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这些“诏书”，学生必须用日、“满”语背得烂熟。有时副校长只读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余部分由学生集体背诵，日本教师深入到排列中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星期二到星期五在早礼上，值星教师训话前，集体用日文背诵《国民训》。每月一日，要集体步行到城北25公里的老爷庙岭，参拜“日本神社”和“忠魂碑”(为死在庄河大地上的侵略者而立的碑)。
1941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大力推行法西斯军事教育，在校中增设“早训课”，派现役军官上尉宋煜恩为教官，以被抗联打伤残的退役上士车文业为助手，配发170支苏制连珠枪和相应配套的弹盒、皮带、刺刀、指挥刀、皮背包、信号旗、射靶、空包子弹和手榴弹等，一应俱全。《步兵操典》人手一册，要求掌握运用。每周三次军训课，每次90分钟。一二年级学生进行基础军事科目训练，三四年级进行战术训练和实战演习，强调“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命令，违者非打即骂。教官训话讲：“军训课合格的，国高毕业生入伍直接当班长，大专毕业生入伍可以当排长授军官衔”，道破设军训课目的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军训中，同要求军队士兵一样，特别严厉，动作错误、迟缓，车文业便拳打脚踢。对众多不合格的，命令互相对打嘴巴子;全部都不合格的集体罚单腿独立，另一腿伸向前方，像走正步似的，时间一长都累倒在地，还要重新站起，或罚做俯卧撑百余次，或罚匍匐前进100—200米，并称从处罚中，强化体质锻炼。达不到要求的、落后的都要遭毒打。他没有文化，讲话完全是命令式，是个典型的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忠的法西斯分子，我们都恨骂他为“打人狂”“车傻子”(1948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在军训课中，学生受到极大伤害，每次都累得筋疲力尽，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都把军训课称为“鬼门关”。
更令人心悸的是在学校实施下级生必须服从高年级生的“军事等级制”。路上，低级生遇到上级生要行举手礼，否则上级生可以就地训斥或打骂。我因自习迟到被高年级值星学生斥责，我说明原因分辩，就以不服从上级生为由，遭众多上级生毒打，打得我鼻青眼肿，班主任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安慰劝告我再不要“犯傻”而了事。低年级生对此都敢怒不敢言，造成学生不怕老师，而怕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日趋失败，在教育上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在学校实行“勤劳奉仕”，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为其侵略战争效劳。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话等，学生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三四年级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勤劳奉仕”成了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
1942年，我在国高三年级。10月，伪满第八军区司令姓刘的少将率领着校尉级军训教官、助手及司令部参谋等一行三十多人组成的军训检查团，轮流到伪安东省下属六县一市的国高、师道学校，检阅军训课，进行成果评比。内容有全校学生的阅兵式、分列式，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军事训练科目，三四年级的野战演习。讲评排出名次，作为考核军训教官、助手的成绩，依此作为晋级增薪的条件。因此检查前的一个月，学校下午完全停课，滚爬在训练场或田野上。临近检阅前一周，三四年级走读生，早四点钟必须到校，参加实战训练。往西到9公里的打拉腰港，往东到7公里处的大小岗子，沿途进行有关实战科目演练，有时急行军奔跑，有时攻打“敌人”阵地，有时匍匐前进，有时与敌遭遇抢奔山头打遭遇战……不管水塘河流、洼烂泥地，听到教官命令就得爬下或趟过去。军训教官为获取好成绩，不顾学生死活，拼命地催赶，风雨无阻，每天早晨空腹往返都在10公里左右，累得筋疲力尽。训练中如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休克。
从此，每年10月军训课检阅评比，成为例行。全校学生都要艰苦地撑过这一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学生在校内受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凌辱，在校外还常挨日本守备队军人打，学生成了“皇军”的手垫，回校报告给老师也没有用。一次午饭后，我和同学吕其平刚出校门，就被三名日军以没有给他们行礼为由，堵住打嘴巴子。我俩的痛叫，惊动老师和工友，跑出来才解脱了我们。老师们气愤地向日本副校长藤琦汇报说："皇军’在校门口打学生，太不像话了。”藤琦却说：“谁叫他们冲撞‘皇军’呢，该打。”有文化的中学生都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何况平民老百姓呢?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把中国人视为“猪狗”，怎么样对待都可以。
1945年1月，我被庄河县教育科分配到距家18公里的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上任前父亲教育我说，到校后要尽心尽力教好学，绝不能糊弄人，有损于自己的德性。清夜扪心自问，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当老师最起码的条件。3月1日开学，我教高小一年级，兼作学校训育主任。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我充当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工具的生活结束，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新的教育生涯。
故事二：我厌恶透了奴化教育
讲述人：臧永昌。摘录于齐深红专栏《伪满洲国学生口述历史》
每天朝会向伪满皇宫和日本皇官行九十度鞠躬礼遥拜，用以强制灌输忠于伪满洲国和“大日本帝国”，忠于伪皇和日本天皇以及坚定对天照大神的信仰，企图让中国学生彻底忘掉中国。每天早自习必须分别背诵伪满的所谓《建国宣言》、1934年溥仪即位为伪皇的《即位诏书》和1935年伪皇溥仪第一次访日的《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其中，背诵次数最多的是《回銮训民诏书》。朝会后，全班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随后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全文，两年里背的不下数百遍，以至事隔六十多年后，到现在我还能够全文背诵出来。
我上国高时，每星期一还举行“诏书奉戴日”。上午第一节课，全校师生齐集礼堂(其实只是将两间教室中间的活板墙打开的一个大教室)肃立，由一位戴白手套的老师从存放处将装在圆筒里的“诏书”取出，放在一个日本式的木质祭器上，捧着走往讲台，全体师生按口令向这东西行注目礼。到讲台时交给校长或其他有资格的人，这个人像接受多么珍贵的东西一样，谨慎小心地接过来。这时候，全体师生听口令，一齐行九十度鞠躬礼，当时叫做“最敬礼”。随后将卷着的东西从筒子里取出，从左向右打开，然后轻声朗读。若是日本人念，取来的就是日译本，如果是所谓“满系”人念，取来的就是汉语本，多数时候是念《回銮训民诏书》，有时候念《国本奠定诏书》。每周一都是这么折腾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一年四十多个小时，四年就是一百六十多小时，这不仅是让青少年时代多少宝贵的光阴就这样白白被荒废掉了，而且是反来复去灌输骗人的谎言，在青少年身上打牢“日满协和”的烙印。
记不得是1942还是1943年了，伪政权公布了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撰写的所谓《国民训》，一共五条，有汉文和日文两种。各机关、各学校必须在每周一朝会时集体朗读，学生每天朝会都必须集体读。如今我还记得其中的第一条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与几乎前后颁发的那个《国本奠定诏书》一样，我对这个胡说八道的所谓《国民训》从心眼里就讨厌。
日伪为了灌输奴化思想，唱殖民地歌曲也很普遍。首先必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从谋划和占领我东北全境时候起，就已经当作了自己的领土，打算长期霸占。但是，为了欺骗东北和全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才建立了伪国、伪政权、立了伪执政、伪皇帝，而且在所谓《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中将其装扮得似乎真的是一个独立国家，与日本真的是平等友好的邻邦。这样的奴化教育也表现在歌曲上。我念小学时候学过一支儿歌《乐园大满洲》，歌词是：
“好朋友，好朋友，
大家牵着手，
同向乐园走。
乐园在何处，
就是新兴国家大满洲”。
还学过一支《建国运动会会歌》，歌词是：
“滔天胡沙吹去了，
风和日丽杏花开，
晴空荡漾春光好，
新天地内何快哉。
这般大的新生命，
辟开大地涌出来”。
这些歌曲也都是把伪满洲国装扮成新兴独立国家的模样，都以欺骗东北人民及其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为目的。可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疯狂，就不惜把这种欺人的外表撕掉了。在伪皇溥仪的《国本奠定诏书》中就明白地说：伪满洲国之得以建立和存在“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就是说，伪满和日本一样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和日本天皇陛下的臣民，所以才由张景惠用所谓的《国民训》公开训令东北人民崇拜天照大神。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歌曲上。1942年，伪满洲国庆祝所谓建国十周年时候的《建国十周年纪念歌》中就有“八紘一宇奏钧天”的歌词，意思是我东北地方也属于天照大神生成的“八紘一宇”，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后于1942年又编出一首“国歌”，取代旧“国歌”。歌词是：
神光开宇宙，
表里山河壮皇猷。
帝德之隆，
巍巍荡荡莫与俦。
永受天祜兮，
万寿无疆博海讴。
仰赞天业兮，
辉煌日月侔。
这就从根本上说，连东北地方自古以来就都是由“(天照大)神(之)光开(的)宇宙”了。若非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亡，东北肯定会像朝鲜一样直截了当地被日本吞并。
伪满学生既然非常讨厌殖民地歌曲，爱玩爱唱的青少年当然要别处寻满足。那时候，书店和商店为了赚钱，大量出售上海周旋、龚秋霞、李丽华、陈云裳等明星歌星及其演唱的歌曲照片，这些有中国形象的东西对青少年有很大吸引力，价钱又不贵，许多学生就象如今的“追星族”一样搜集，自己或和要好的同学在家里学唱，以满足文娱生活的渴求。这也是伪满时青少年抵制奴化教育和怀念中国的一种表现和心理反映。
我厌恶透了日伪的奴化教育，课余时间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每每读到深夜，甚至把书带到学校，在课堂上冒着危险放在膝盖上偷偷地看。当时，盖平城无书店，有两三家杂货店、文具店带售少量书刊。我买书的好去处，是几十华里外的商埠营口市。那里的书摊有从上海偷运过来的进步书籍。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营口日本宪兵曾大肆拘捕“反满抗日分子”，但也没有杜绝掉书摊上暗中贩卖进步书籍。当然，买卖时要防备日伪警特的耳目。
读了许多文学书籍，情不自禁地写起文学作品来。在写作中，我以象征含蓄的手法，抒发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怀念祖国的思想感情。我用臧晶、臧青镜为笔名在《康德新闻》日报副刊《新文坛》、《康庄》、《新满洲》杂志，大连《泰东日报》文学副刊上，先后发表了《童年的回忆》、《学校里的老鳏夫》、《海之赠礼》、《家园里的孩子》、《孩子们别了》、《迢遥寄》、《仲秋夜》、《雁南飞》、《同院的一家》、《张半仙的故事》、《白华和丝丽》等小说、散文、诗歌10余篇。
我和盖平另两个国高中爱好文学的爱国学生建立了友谊。在盖平女高，有侯赓芝、穆玉琦、姜静芳等;在盖平一高，有李昌毓、杨世绵、孙世藩、门恩义、李吉恒、赵廷魁、高玉元等。我还和瓦房店国高的爱好文学的爱国学生石攻等有了来往。特别幸运的是我认识了进步作家于家麟(驼子)、鲁启智(华青，王道书院学生)、喻庆龄(铁汉，《新潮》杂志社编辑)。经于家麟介绍，我又认识了社会上爱好文学的爱国者王夕澄、门文东、王矜人、张可恩、孔庆举等以及张继宽(吉林师大学生)。他们都是反满抗日秘密刊物《行行》、《星火》的同人，秘密集会“消寒雅集”的参加者。在我认识的女高、一高的学生中，有些是共产主义者、革命作家花喜露在熊岳教高小时的学生。他们把从花喜露那里借来的进步书籍转借给我，于家麟、王矜人、鲁启智和他的弟弟鲁启仁(凤城国高毕业生)，也把他们的藏书借给我看。
我把读过的鲁迅、巴金、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也借给同班好友周建涛、王德祥、于恩惠、王永泰。我把我们几人写的散文和诗编成《盖平二高学生作品特辑》寄给《康德新闻》副刊主编张罗先生。后来发表了。我们在课前课后，午休或星期天，往往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这谈那。我们谈起邓铁梅、苗克秀在九一八事变后率领义勇军打日本，从凤城打进岫岩，打到盖平附近的熊岳、营口、大石桥等地的英雄事迹，对他们被俘后誓不投降、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气概，很是敬佩!当谈到盖平的两个大汉奸冯涵清(伪司法部大臣)、金荣桂(伪奉天省长)背叛祖国、为敌效力的罪恶行为，我们恨之不已!
这样，在盖平三所国高学校的学生中，都有了一股暗中活跃着的爱国力量。他们在读进步书和文学写作中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友谊，还和外地的爱国学生有了联系，并且取得了社会上爱国人士的扶助引导，共同汇合起来，进行了反满抗日的爱国活动。
读书和写作的队伍形成了，而且建立在爱国的思想基础上，并拥有许多进步的书籍，这就具备了成立一个抗日爱国的读书组织的基本条件。秋天到来时，于家麟、王夕澄、王矜人、李昌毓和我研究，决定成立“读书会”。在这个秘密的爱国组织中，传阅进步书籍，交流读后感，密切友谊，相互勉励。我们确定，和这个组织发生关系的，必须可靠。实际上，读书会成立之前，它的活动己进行了，在20余人中传阅了百余本进步书籍。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1-23 14: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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