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赴日本北海道法庭作证，揭日本强掳虐待中国劳工事件真相
2017-03-25 14:27: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居之芬  点击：  复制链接

2006年5月7—12日，我应日本北海道劳工诉讼律师团及北海道日中友协邀请，在康健律师陪同下，赴北海道法庭作证并赴室兰港演讲。
 

提供证据

大约是在1995年，由日本左翼政党（共产党与社民党）组成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诉讼律师团成立，并来中国内地征集当事人口述与档案证言。日方曾两次相邀赴日演讲与作证，本人均因准备不足而婉拒。此次赴日，是在准备较充分的情况下成行的。我们于5月7日乘早8：30的飞机正午到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之后又到200公里外的东京羽田机场转乘赴北海道的航班，于当晚到达目的地——北海道首府札幌市。8日与原告方律师团做紧张的准备、预演，9日下午13：00赴北海道高等法院——札幌法院作证。

法庭不大，庄严而肃穆。出庭的有法院方：法官、书记员、记录录音员、翻译约10人；被告方：日本政府代表、战时用华工企业代表及代理律师20人左右；原告方：北海道律师团田中贵文事务所和浅井事务所律师及中方律师康健与作为证人的本人及翻译10余人；听众席上40余人。全场共约100人。开庭后，我到法庭中央的证人席，在举行了例行的忠诚宣誓后开始接受原告律师的质询，进入实质的作证程序。

我先就提供给法庭的两件主要证据——论文《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的罪行》及文献书《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加以说明。“论文”2002年6月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办的“战时中国（1937—1945年）”首届年会上发表并收入会议论文集向海内外出版发行。它是在对已发掘的中文、日文劳工档案文献全面整理精选的基础上，对日本在华强制劳动事件的难点、疑点与基本数据进行专题考证后写成的。它以翔实的史料首次系统论证、揭示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与政府在华有计划地全面实施强制劳动事件的原委与罪行。“文献书”2003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它由近代史所科研人员与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南京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5家档案资料馆员工通力合作，对国内存有大量日伪劳工档案文献的10余家主要档案资料馆，进行为期三年之久的中文、日文劳工档案文献的全面发掘与整理；同时坚持研究与考证，在基本理清了日本在华强制劳动事件主线与关键证据基础上，按史的框架、从上千万字的复制文献中精选90万字编辑翻译出版，为中外史学界研究揭示二战期间日本在华实施强制劳动罪行提供了首个系统的档案文献证据。
 

接受质询

之后，原告律师就向日本输送中国劳工的主要机构——“华北劳工协会”的设立、组织与性质对我进行质询。质询与证词说明：战时日本在华劳务掠夺机关——从“大东公司”到“满州劳工协会”、“新民会劳动协会”直至后来的“华北劳工协会”，都是由日本在华强力机关——战时集军权、政权于一身的日本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及日本政府派出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一手策划筹建起来的；其主要人员构成也由日本军部与政府指派日本人组成；其幕后指挥、决策与监督系统也始终由日本军部与政府直接掌控。华北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只是“华北劳工协会”的伪装“招牌”和强迫“出资人”；对其筹建与活动，始终无“发言权”与“支配权”。因此，华北劳工协会绝非“华北傀儡政权的劳务组织”，而是地道的“日本人在华劳务掠夺执行机关”。

原告律师还质询了“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对劳工的强制征募手段，主要有：1941年4月5日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签署“关于入满劳工的紧急协议”，开启抓捕劳工之先河；决定华北方面军在历次“扫荡”作战中，进行“猎兔”战——大量抓捕战俘与抗日平民，作为“特殊劳工”优先输入东北。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华北全面实施强征劳工制。主要手段有：强征“地盘育成”劳工，强迫日本“国策”企业周边10公里以内的“爱护村”村民轮流赴企业矿山服劳役；强征“勤劳奉公队”劳工，强迫18—23岁的预备役青年组成“勤劳奉公队”，强行军训并轮流赴企业矿山服劳役；抓“浮浪”（闲散人员）充劳工，在大城市与县城商店、市场、车站、电影院等繁华区抓“浮浪”充劳工；命强行挤垮的非“国策”企业商店员工编成“勤劳报国队”，转赴“国策”企业矿山服劳役；实施“强力行政供出”，1944年8月以后，由日本大东亚省北京使馆下达指令和计划，华北傀儡政权出面，通过省、市、县、村（或旗）行政系统强行摊派和强征劳工等。

此后，原告律师还质询了“华北劳工协会”在塘沽劳工收容所和青岛劳工训练所残害输日华工的情形；战时日本掳往本土的华工只有4万人，而在中国当地强掳奴役华工达上千万人的事实。两位原告律师共质询我6个问题。从下午13：00到15：30，本人回答与翻译耗时两个半小时，之后给法官与被告律师留了一小时质询时间。但他们一个问题都未提，法官就匆匆宣布休庭。据首席原告律师田中贵文说：“我们证据可靠而充分，法官与被告律师无话可说，他们若再问，你会揭示更多，对他们不利。”

总结此次法庭作证，律师团与后援会均认为总体满意顺利。田中律师说：“居老师学识深厚，只一点就能滔滔不绝地陈述。”冈森律师说：“过去参加劳工诉讼就事论事很无力，居老师从历史学角度讲，证据就有力了；所做的研究确实很深、很细。”
 

室兰演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掳日华工近4万人，赴北海道劳动的即占总数的40%！其中，到室兰各码头从事煤铁矿石搬运的华工又占北海道华工总数1/9，他们的死亡率高达30.5%！室兰是华工受残害的重灾区。

5月10日正午，我们到达室兰港。午后，日中友协北海道事务局长和室兰港华工问题研究学者上野志郎，讲述了室兰港华工受难与反抗概况及战后日本友人在此发掘、送还华工遗骨以及建立中国殉难劳工慰灵碑的情形。之后，他们驱车带我参观在室兰各码头建的5个华工工棚遗址，祭扫建于室兰港海边及净光寺的两座中国殉难劳工慰灵碑。

当晚18：30，我应邀在室兰中小企业家会议室演讲。听众是来自北海道各地劳工诉讼后援会代表，共约一二百人，坐满了讲堂。我按田中律师建议，主要讲战时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与政府在中国各日占区强征奴役上千万中国劳工的罪行。

我的讲述与翻译共持续一个半小时，之后又回答了6个提问。在20：30演讲结束时，上野志郎感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从中国强征了4万名劳工来日本，听居老师讲方知日本在中国国内还强制奴役了上千万中国劳工，赴日本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1941年前后强征劳工的手段还不同，很开眼界。”翻译铃木小姐说：“你讲得很好，很高兴能认识你。”三个专程从札幌赶来室兰听讲的北海道大学中国留学生表示：“从未听过如此生动的历史课，希望以后多交流……”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士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托铃木小姐致歉，因为他的父亲在中国东北干过坏事。至此，我赴日的两项使命均顺利完成，反映较好。日本友人希望我尽早完成专著《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掠夺史》，从而对劳工诉讼作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22-11-15 10: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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