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冠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2019-02-18 14:34:46  来源：烽火HOME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八年，华北平原沦陷后，日本鬼子在铁路、公路沿线的城镇，建立了以大汉奸汪精卫为头目的伪政权。当时国内形势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之际，没有撤退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共产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分散地住在广大乡村，联合抗日。一九三八年秋，山东省临沂县(现为苍山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南桥区公所成立。杨景田任区长，我父亲赵庆恩任副区长。一九三九年，杨景田区长调县工作，父亲接任区长职务，并兼任区中队指导员(即区委书记)。

　　南桥区抗日根据地，方圆只有几十华里，几十个村庄。它的西北面是国民党南桥乡公所，乡长李子迎组建的五支队，在兰陵一带活动。南面是江苏省邳县地界。东北面是国民党郯县县长(老百姓都喊他“梁麻子”)的地盘。所以，南桥区公所要向外开展工作相当困难。赵家庄是南桥区抗日根据地中心，也是南桥区公所的常驻地。区公所的许多工作人员是我们家的常客，吃住都在我们家里。祖父赵益三忠厚好客，对抗战很热心，他像对待亲人那样，热情招待他们。叔叔赵庭恩早在临沂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我家有三支枪：一支是德国造的套筒子，一支是日本造的三八式大盖子，一支是俄国造的大鼻子。祖父把这三支枪，用专门买来的大红布捆在一起，由儿童团组成的游击队伍，敲锣打鼓，从赵家庄送到两华里远的土桥头村——独立营营部。独立营的组建很顺利，发展也很迅速，具有四个排的兵力，二百多支步枪，还有两挺歪把子机关枪(那是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丢下的，被人埋在土里，老百姓把它挖出来，送到独立营的)。不久，独立营被编为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即现在的临沂军分区)沂河支队第三大队，叔叔任大队长，活动在沂河两岸、临沂至新安镇公路两边，坚持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骚扰和打击敌人，袭击敌人的运输车辆。如果缴获战利品，就用人力独轮车，一车一车送到抗日根据地。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在这块抗日热土上，流下了无数革命战士的鲜血。参加独立营的我的小学同学赵全章和赵传为，就是在反扫荡中袭击敌人的军用运输车辆时光荣牺牲的，时年仅十四、五岁。

　　“打倒日本、打倒日本!救中国、救中国!”“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驱逐日寇决不罢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日歌声慷慨激昂，此起彼伏。抗日救国运动在南桥区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光荣牌子门前挂，救国多光荣。”那时我们家的大门上也挂上了一块黄底黑字的光荣牌。随着抗日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南桥区各村，都先后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团、抗日救国儿童团、姐妹团等组织，雄赳赳、气昂昂，扛着枪的小伙子们，叫抗日先锋队。母亲和婶母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母亲还担任村妇救会长。那时我也报名加入了苏鲁边干校，被编为儿童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南桥区负责儿童团工作，和区里的几个小朋友一起，到各村作抗日救国宣传。父亲、叔叔参加抗日后，留在家里的，都是老弱妇孺人员。祖父赵益三已快满六十岁，不仅要担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而且还是我党的亲密战友。祖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一直是苍山县抗日民主人士，县人大代表，拥护我党的各项主张，积极协助政府工作，直到一九六四年去世。

　　一九三八年，是我们全家参加抗日的第一年，也是我们全家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年。一九三八年，让我终生难忘。

　　王家庄是临沂县和郯城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庄。一九四零年夏天，南桥区公所同志住在王家庄，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宣传。一天深夜，区公所同志突然遭到国民党郯城县县长梁麻子部下的暗杀。那天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区公所的两个岗哨执勤战士，被他们用绳子勒死，又用刺刀刺杀正在屋里熟睡的十几个区公所的干部，有的被刺死，有的被刺伤，有的被俘后，下落不明。当父亲被所刺伤员的叫喊声惊醒时，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敌人抓住。进屋的敌人，都端着枪，把枪口一致对准父亲，看样子他们早就知道父亲是区长，他们准备押着父亲回去交差邀功。父亲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父亲魁梧高大，身强力壮，当两个敌人拧着父亲的两只胳膊，刚走出屋门时，父亲趁敌人不注意，两只胳膊肘迅疾猛力向后一拐，重重地把押着他的两个敌人击倒在地，即冲出门外，化险为夷，虎口逃生，投入了新的战斗。

　　一九四四年，我从温河县游吾区，返回苍山县长城区，在各救会(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总称)任青年干事。一九四五年春，经苍山县委派遣到鲁南干校学习。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鲁南干校三百多名学员和大律村村民，集合在大律村河边的大沙滩上，举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散会后，我们踩着高跷，打着锣鼓，扭着东北大秧歌，分几路沿大街小巷边游行边放鞭炮，并高呼：“抗日战争胜利万岁!和平万岁!”夜深时分，还有许多人蹲在大门口，拿着旱烟袋，边吸烟边议论：“抗战胜利了，国民党能和共产党合作吗?和平真的到来了吗?”日本投降后，我从鲁南干校毕业，被分配到枣庄工作队，开始负责枣庄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挖铁路的民工正在休息，突然遭到日本鬼子的袭击。民工被刺刀刺伤、刺死数十人，工作队发现后立即鸣枪示警，民工才慌忙向四处散去。这是日寇投降后与国民党勾结，犯下的新的滔天罪行。不久鲁南区党委决定，将枣庄工作队改为邹县工作队，开辟铁路沿线，新解放区工作。那时邹县已解放，我被分配到邹县大夫区，任区委文书工作。一九四六年，邹县坚持温和均衡的土改政策，进行土地改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中不动，两头扯平，”就是当时的土改口号。那时位于邹县北面的兖州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经常派武装特务，深入到大夫区暗杀土改工作队队员和土改积极分子。大夫区麻町村的土改工作队员和土改积极分子等 三位同志，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尸体被扔进钢山山上的枯井里。区委决定派我去麻町村继续完成那里的土改任务。我到麻町村后，一手拿枪，一手分地，动员十几名土改积极分子组成民兵，住在一家地主的炮楼上，夜间出来巡逻，安抚群众情绪，保护群众利益，按计划进行土地分配工作。一天深夜，麻町村的一个土改积极分子向我报告：“国民党从兖州派来的武装特务，一行五人，住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我将这一情况迅速转告给住在大夫村的区委书记张继忠同志。张继忠同志带领区中队，连夜将特务住地包围。天刚亮，一个打扮成商人模样的特务，被我区中队识破，抓获后捆在一棵大树上。后面的四个特务，一见事情不妙，拼命地向兖州方向逃跑。区中队奋力追击，除了两个敌人逃回兖州外，其余一人被击毙，一人被击伤。在这次战斗中，缴获敌人短枪三支，子弹一百多发。在此次追击敌人战斗中，我使用的是一支捷克式步枪，边追击，边端着枪瞄准射击，一直追到邹县和兖州交界的地方，才被迫停止追击。当时我把枪稳稳放在一个坟头上，用左手掌着枪柄，用右肩抵着枪托，在扣动板机向敌人射击时，只听一声巨响，枪膛被敌人动了手脚，装有炸药的子弹炸成两半，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两只手都安然无恙。

　　为了开辟新解放区工作，父亲也由鲁南区党委党校，分配到邹县工作。当时父亲任邹县峰山区区委书记，领导那里的土地改革工作，后来父亲组织分得土地的农民成立了二百多人的保田队。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前夕，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父亲又动员他们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敌人先头部队，已越过邹县县境，到达沂蒙山区。父亲所在峰山区离邹县县城只有四、五华里，又处于津浦铁路两侧，当时县级级关、各区区级机关三百多人，被围困在匡庄东面的一座大山顶上。山脚下的村庄，已经住满了敌人，敌人不断向山上放枪放炮，但并没有发现敌人向山上发起进攻的迹象。因为那是过境的敌人，他们的任务和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我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而不是分散的地方武装。所以虽然山下周围村庄已住满敌人重兵，但我们也能在山顶上逗留数日。在被围困的第三天，县委决定，三人编为一个小组，分散隐蔽，并向小沂蒙山区突围。当时我和区委书记张继忠同志和一个小通信员编为一个小组。等到天黑时，我们沿着山间小路，走了整整三夜(白天躲在山上)，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到达沂蒙山白马关目的地，第二天便进行了整编。在动员大会上，县委传达了中央对目前形势的战略评估和决策，概括起来，即全、无、大、中、小五个字。“全”指的是解放全中国;“无”指的是解放区全部被国民党占领，解放军必须从外线出击，到国民党占领区作战;“大”指的是解放区的扩大;“中”指的是解放区保持战前面积不变;“小”指的是解放区的缩小。同时动员突围的同志，要在国民党先头部队过境后，迅速插回原地，坚持敌后斗争。当时口号是：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爬山头，立大功，力争第一个目标实现。整编后，突围的同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年青力壮的干部迅速插回敌后，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第二部分作为预备队，随野战军转移，待机插回敌后;第三部分是老弱干部和随军撤出的家属，转移到黄河以北，敌人尚未占领的解放区。那时我们家分成三部分：父亲插回敌后，坚持武装斗争;我作为预备队随野战军转移，待机插回敌后;母亲带着三个小孩转移去黄河以北和解放区。

　　在白马关整编后的第二天，父亲挑选了区里最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员，连夜插回敌后，回到峰山区。那时邹县县城仍驻有国民党的重兵，其还乡团在区、乡，挨家挨户搜捕我党未撤出的干部，并威胁军人家属把儿子送回来。父亲插回峰山区后，在农村已无“立足”之地，只有把峰山作为依托。白天钻进纵横交错的山洞里，夜间深入到各村，向群众宣传和分析“解放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父亲的到来，给国民党地方势力，当头一棒，他们为了保命纷纷缩回邹县县城。

　　对峰山区的群众来说，父亲的到来，是莫大的鼓舞和欢欣，他们深知解放军的撤退，是为了伸出拳头重重地打击敌人。这时我军在沂蒙山区取得胜利的消息，也源源不断的传到农村各家各户，更是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国民党的老巢南京解放。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山东省支援前线地方干部局)，在完成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任务后，作为接管新解放区的骨干力量，整体编入西南服务团。我们一家四口，跋山涉水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来到四川。叔叔赵庭恩任荣昌县县长，二姑赵惠恩随军进驻南充市，后参加抗美援朝，赴朝作战。我和爱人徐继荣分配到璧山县委工作。为支援新解放区工作，父亲也从邹县调到浙江省杭州市搬运工会任主席。所以在那个年代，在我这个十五口人的大家庭中，有八位亲人光荣的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组织工作。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一家和其他革命战士一道，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战斗在哪里!

　　从1938年到1982年，44年的时光转眼即逝，我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的八位老党员，两位在农村，六位是离休干部，晚年生活都幸福美满。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2-18 14: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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