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 ——南开抗战教材《东北地理教本》背后的故事
2022-12-30 15:14:15 来源：天津档案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图片来源：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
档案见证物：东北地理教本
档案年代：1931年9月
档案描述：长18.4厘米，宽13厘米，为上、下两册。教本分十五章，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和各种经济资源，为当时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的必修教材。教本夹叙夹议，既介绍情况，也抒发警世之言，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和忧患意识的警世之作，充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责任感。
入选理由：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随着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完成《东北地理教本》，真实揭露了日本“大陆政策”先征服满蒙的侵华野心，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是全国各界团结一致，抵抗外敌的直接反映，佐证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前世传奇：
1937年7月29日，天津市区上空数十架日军飞机低旋，不断对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警察局、火车站、造币厂、南开大学等地进行轮番轰炸。南开大学作为重点轰炸目标之一损失惨重。“轰炸之不足，继之以焚烧。”30日下午3时许，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南开大学的文商科教学楼秀山堂、理科教学楼思源堂、木斋图书馆等尽在烟火之中。此外，日本侵略者还轰炸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在津的南开系列学校尽数被毁。
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南开大学秀山堂。
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远景。
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南开大学男生宿舍。
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被日军轰炸损失图。
这场劫难后，原本宏伟雅致的南开大学校园满目疮痍，遍地焦土。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毁于一旦，仪器设备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6000余公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亦被劫掠。以战前价值计算，南开大学所受损失共计法币663万元(根据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法币与美元挂钩，100法币折合30美元)。
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对南开恨之入骨?这是因为南开是一所具有爱国传统的学校。创办该校的校长张伯苓曾说，南开学校因国难而产生，办学目的就是育才救国。
创办南开学校时的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898年在任海军士官生时，张伯苓亲历英国强租威海卫的国耻，于悲楚和愤怒中决定放弃军旅生涯，立志兴办新式学校，培养新式人才。他认为：“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惟有赖一种能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首届招生96名。这是开学典礼照片(后排左一为开国总理周恩来)。
1908年7月10日，南开校父严修在南开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训词中提出了“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的殷切期望，并指出这是南开设立的宗旨所在。1928年，张伯苓在主持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指出：“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南开师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怀揣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深入实地考察，以学术来救国报国。《东北地理教本》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20世纪30年代末的东北，战云密布。张伯苓在东北实地调查时，亲眼看到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受到很大震动，感慨：“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他认为，“国人欲愿与之(日本)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于是，考察归来后立即组织满蒙研究会(翌年改为东北研究会)，意在“专事收集关于满蒙问题之材料，而用科学的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
1928年初，在张伯苓的亲自筹划下，满蒙研究会(后更名为“东北研究会”)在南开中学礼堂成立。图为东北研究会在黑龙江考察时合影。
东北研究会绘制的“东北略图”。(图片来源：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
为进一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东北研究会在不断实地考察、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组织专人从事专题研究，并将各类调查成果发表于《南开双周》“东北研究”专栏上。研究会还及时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刊登《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等有关东北问题的文章，以上调研成果后来构成了《东北地理教本》的基本内容。
《东北地理教本》目录页(部分)。(图片来源：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
《东北地理教本》印行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与九一八事变几乎同时。教材从历史和现实层面，以翔实的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和各种经济资源，重点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振聋发聩。学校用这本“南开独有的教材”为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开设必修课。由于南开大学对东北问题的高度敏锐及深入研究，特别是这部教材的问世，日本人称东北研究会“乃受‘赤化’影响”，南开大学为“排日之根据地”，这被认为是日本侵占天津时重点炸毁南开大学的重要原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师生们随后组成了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并决定立即加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前线。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开幕式上，数百名南开学生组成的拉拉队，在队长的指挥下，一边高唱“时时不忘山河碎”，一边挥动紫、白两色(南开校色)小旗，连续组成“毋忘国耻”“收复失地”等巨幅标语。全场三万余名观众，报以“狂风骤雨般的掌声”。南开学生的壮举激发起在场同胞同仇敌忾的强烈共鸣和爱国热情。事后，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张伯苓约束他的学生。为应付国民政府的指令，张伯苓把学生领袖找来，头一句话“你们讨厌”，第二句“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张伯苓力挺学生的爱国之举，在南开和中国教育界传为不朽的佳话。
1934年10月10日，南开学生拉拉队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看台上组成的“毋忘国耻”巨幅标语，振奋人心。
1934年，张伯苓在总结前期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即着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力。
1935年，日本侵略者魔爪伸向华北，其天津指挥部和兵营就设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之间的海光寺。这年的9月17日，在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三个问题，顿时激起全场共鸣，燃出爱国斗志。张伯苓问：“你是中国人吗?”师生答：“是!”再问：“你爱中国吗?”师生再答：“爱!”又问：“你愿意中国好吗?”师生又答：“愿意!”在日军重兵压境、华北危急的情势下，张伯苓的“爱国三问”激励着南开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35年，张伯苓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节选)。在发言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爱国三问”。
为响应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5年12月18日，南开学子积极参加中共天津党组织领导的规模宏大的抗日救国游行。
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动平津学生联合会组建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300多名南开大学学生乘车南下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共同抗日救亡。
1936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抗日民主为目标的全国性先进青年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成立。3月上旬，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成立于南开大学。图为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宣言。
李明义(又名李哲人)(1910-1969)，1931年参加革命，1935年至1937年间曾先后于南开大学参与一二·九、五二八等学生运动，后加入民先队，是“民先”主要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太岳军区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书记等职。这是他1935年至1937年间在南开大学从事革命活动的回忆录。
1936年5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天津学联以纪念“五卅惨案”、“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华北特殊化”、“清查海河浮尸案”为主题举行反日示威大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和屠杀我同胞，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图为南开大学学生在五二八大游行队伍中。
被轰炸前的南开大学校园。
南开师生的爱国行为，使日本侵略者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实施重点轰炸前，日军曾无耻地向中外记者公开宣布要炸毁南开大学。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1939年出版的《人民之战》一书中记载，日军毫不避讳地宣布了轰炸南开大学的计划，理由是南开学生“抗日拥共”，南开大学是反日基地。日文报纸也说南开是“有名的共产大学”。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出生于波兰，犹太裔，1917年随父母定居中国。1937年，爱泼斯坦作为美联社记者奔走在硝烟弥漫的前线，1939年在伦敦出版《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情况。
1937年，日文报纸称南开是“有名的共产大学”。
日本侵略者在《亚细亚月刊》1938年4月号《文化就是战线》的专稿中无耻宣称：“天津南开大学的被毁坏，是第一步”“南开非炸掉不可”。日本学者石岛纪之在1984年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中也坦率承认：“1937年7月29日，日本轰炸机连续4小时轰炸了天津，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
张伯苓题词“保卫祖国”。
在南开大学被炸毁的当日下午，张伯苓即坚定地向报界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极大地鼓舞了南开师生士气。
1937年7月，张伯苓发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的讲话。
南开大学被毁后，学校大部分中共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分赴各地参加抗日。一部分教师随经济研究所和化工系迁往重庆，绝大多数师生辗转南迁，经过长途跋涉，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
1937年10月，南开大学部分教师在长沙临时大学校舍前合影。
1944年，西南联大校门。
南开始终是西南联大办学的中坚力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南开的校董，清华校长梅贻琦毕业于南开中学。许多南开学子受张伯苓鼓励从军报国。西南联大的八年，有1100多名学生走上抗日战场，占学生总数的14%，其中有名可考的烈士16人。南开经济系学生何懋勋，曾随八路军赴鲁西南抗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南开百年，筚路蓝缕，而南开精神在战火和困境中，弦诵不绝，薪火相传。
今生故事：
1933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收藏了《东北地理教本》上下册。1937年平津战事爆发前夕，它与其他珍贵书籍一起，先是被转移到法租界，然后转运越南，最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收藏。1945年南开大学复校后，辗转运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路战火纷飞，一些书籍不幸遗失，但这部教材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2015年7月，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搬迁新校区时发现了这本珍贵的原版教材，校方当即决定重印此书。2015年8月，《东北地理教本》重印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3-01-04 01: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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