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物背后的“军神”故事
2024-10-06 14:55:03  来源：孟 红  点击：  复制链接

　　刘伯承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共和国开国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素有 “军神”之称。本文记述的是这位“军神”战斗在危机四伏、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时期最值得称颂的事迹，着重撷取和挖掘一件件抗战红色文物背后的“军神”故事。

　　陈旧的皮箱：折射“军神”的抗战硝烟岁月

　　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行军的时候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皮箱，它是刘伯承存放中央指示、命令以及一些书籍等物品的办公用具，它伴随刘伯承走过了南征北战率军抗敌的风雨历程。

　　这个皮箱长 47cm，宽 28cm，厚 15cm，1992 年 3 月 13 日，在北京，由刘帅夫人汪荣华捐赠给涉县文物保管所程耀峰所长。经相关权威机构鉴定为二级文物。这一红色文物，不仅见证了抗战时期刘伯承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德高望重、卓越的军事才能及其所建树的非凡功勋;还见证了刘伯承从 1938 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和晋东南反 “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 “扫荡”等著名战役战斗，以及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广大太行军民结下了深情厚谊，深受广大太行军民的尊重和爱戴。

刘伯承元帅用过的皮箱

　　《神头战斗总结》：亲临一线的习惯赢得此仗胜利

　　在戎马倥偬的作战生涯中，刘伯承“熟思断行”。他把战前准备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之为“五行”，认为掌握这五要素是战役取胜的基础和关键。每次战役之前，尤其是重大战役之前，刘伯承都要对这五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力求掌握敌我全盘情况，从而出奇制胜，绝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著名的神头岭战役就是一例。

　　而这一战例珍贵有力的佐证原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神头战斗总结》的文物，如今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1938 年，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 3 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决定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发动了长生口战斗，消灭了敌人 130 余人，击毁汽车 5 辆。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伯承将军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神头岭山岭奇险，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地形道路崎岖，不便于我军行动，而刘伯承却决定以这里作埋伏战的战场，他说，“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选择这里，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旋。”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地图上标出来，刘伯承严肃地批评说：“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必须细心，要像头发丝那样才行。”由于他的细心侦察，我军避免了部署上的错误。

　　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在神头岭三面设伏。由于我军埋伏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进山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战斗打响后，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也没架起来便束手就擒，只十来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连同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〇八师团笹尾部队、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的 1500 余人在内，除 100 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一二九师歼灭在神头岭上。这次战斗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战斗结束后，长期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位同志说：“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 这就是神算。此仗之特殊，就连刘伯承的对手——日本人都非常称赞，在他们的报纸上惊呼，说“这场战争是由支那一流的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所指挥的”。

　　泛黄的珍贵档案文字：印证“军神”抗战韬略过人

　　在中央档案馆里，收藏着 1938 年 5 月 4 日《刘伯承关于敌人再围攻时，将用游击战配合运动战御敌给朱德、彭德怀、傅钟的电报》、1939 年 5 月 20 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关于一二九师在抗战第二周年的战术报告(节录)》、1942 年 2 月 10 日《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反“扫荡”之方策给太行各旅各分区的电报》、1942 年 5 月 22 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关于反“扫荡”之命令给各军分区、各旅等的电报》等红色文物。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有 1938 年 1 月 28 日至 3 月 25 日八路军总政治部所编《前线周刊》创刊号及二、三、四、六期。它被相关权威机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捐赠的。该杂志主要内容除了李公朴所作的《半年来抗战的回顾》、任弼时所作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等之外，还有刘伯承所作的《我们怎样打退了正太路南进的敌人》。

　　这些泛黄的珍贵档案，充分展示了“军神”刘伯承在抗战中表现出的过人韬略和军事理论才华：他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凡的战略眼光和超人的智慧胆识，与邓小平率领八路军驰骋太行，浴血奋战，缔造了 “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初期，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趁日军轻敌麻痹之机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缘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1938 年后，他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特别是他利用围城打援战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 1000 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 年，刘伯承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北)平(武)汉、白(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在日伪军实行 “囚笼政策”，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时，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出击，在被动中争取主动，挫败日伪军的“蚕食” 和“扫荡”，巩固并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3 年 9 月刘伯承赴延安，1945 年 6 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 年 8 月 20 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刘伯承注重和善于以理论指导抗日战争，并在抗战实践中及时总结提升对敌作战规律。他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抗日战争的特点，利用一切机会向部队讲解对日的战略战术。他在一二九师营以上单位均成立了 “军事研究会”，一二九师的广大指战员从上至下都结合实战战例，认真总结抗击日军的经验;各部队结合练兵活动，探讨游击战术;各类外语人才悉心收集外国军事资料，翻译介绍给部队。“军事研究会”还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共同切磋军事理论，研究战胜日军的各种方法。同时还因陋就简，编发各种军事教材和外国军事资料，等等。刘伯承在进驻太行山以后，首先在辽县开办了著名的游击训练班。他亲自编写游击战教材，翻译外国军事参考资料，登台向干部讲授，为抗日游击战培养了许多精良的“种子”。在短短的 10 个月当中，他以惊人的毅力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1937 年 11 月 28 日写出《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12 月 7 日写出《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12 月 27 日写出《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 察》。1938 年3月写出《论游击战与运 动 战》，7 月 19 日 写 出《本师现在要确定或恢复的教育工作》， 9 月 18 日 译出《游击主义的 克 服 —— 摘译〈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其后不断推出军事论文：《抗战一周年战术总结》、《抗战两周年战术报告》、《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观察》。1938 年 10 月 29 日写出《关于现在紧急动员中军区的建设工作》、《我们在抗战中的军队建设》。 1942 年是刘伯承致力研究，在著述上获得大丰收的一年，他连续写出了《在太行军区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指示》、《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关于二月反 “扫荡”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怎样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的力量》、《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关于配合晋察冀反“扫荡”和太行区本身反“扫荡” 的准备问题》、《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合同战术译版序言》等等。与此同时，刘伯承还亲自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了苏军的《军队建设》(内务条令)，主持了增修《步兵战术概则》一书的工作。1943 年制定了《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 1944 年撰写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报告》等等。

1938年5月4日,刘伯承关于敌人再围攻时，将用游 击战配合运动战御敌给朱德、彭德怀、傅钟的电报

　　由于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悬殊，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的这些论著和译作，根据抗日战争的最新实践，阐述了抗日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指导我军的作战。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内容，比之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关于游击战的著作和译作，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 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 “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 “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这些著述与毛泽东同期的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论著一样，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刘伯承还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调整战略。第一阶段出师数战胜利后，他在 1937 年 11 月的石拐会议上部署一二九师化整为零，分散开拓太行山根据地。1938 年 4 月成立晋冀豫军区，下辖 5 个军分区，兵出平原扩大根据地，根据形势，忽聚忽分，将对日作战同发展根据地有机结合，建立、发展了根据地。这是持久战的关键所在，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以及日后同国民党争天下的基础。1940 年，他就日军的“囚笼政策”提出“交通斗争”策略，并根据形势发展提出“敌进我进”战略，组织和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小部队向敌后挺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彻底扭转主要依托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进入抗日战争后期，对全军进行整风，加强部队的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新的斗争做积极准备。

　　从以上点滴略述，便可印证刘伯承元帅不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

责任编辑：刘娜 最后更新：2024-10-06 15: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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