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受降
2017-08-22 10:46:47  来源：国家档案局  点击：  复制链接

　　受降命令发布之前，大后方国军已向日军占领区挺进，身处敌后的国军部队也纷纷向各大城市进发。8月17日，第2战区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部进驻太原，该市成为战后第一个光复的省会。

　　首都南京的光复经历颇为曲折。8月15日，南京伪政府首脑周佛海下令伪军遵照蒋介石命令“乘机赎罪，努力自新”、“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次日，军统地下人员周镐等人打出“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旗号，开始在城里逮捕汉奸高官。伪陆军部长萧叔萱被打死在街上，汪伪军校学生三百多人为抗议校长鲍文沛被捕，全副武装涌入市中心并架起机枪警戒，城中一时大乱。三天后，周镐被冈村宁次“请”到日军司令部软禁，事态才告平息。

　　8月24日，一支正规国军进入南京，指挥官还前往中山陵拜谒。但在3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飞抵南京开设前进指挥所时，这支国军却悄悄撤走了。

　　原来，这支部队属于桂系部队第7军，活动在大别山东麓豫鄂皖边区，带队的第7军副军长李本一得知日本投降，不待请示上级便向南京兼程疾进，得以率先进入南京，很是风光了一把，却也付出惨痛代价：李本一因违反军令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直到1949年1月桂系领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才被释放。

　　8月28日，新编第6军陆续空运抵达南京，第一支成建制进驻的部队是该军第14师第40团第1营。营长赵振英兴奋地宣布“我们军被陆军总司令部委以收复南京的光荣任务，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光复南京的第一支中国部队”。

　　受降仪式各有特色

　　画家陈坚关于受降的巨幅油画在坊间常被误称为“芷江受降图”，其实描绘的是南京受降仪式，画名便是《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在芷江举行的只是整个受降过程的第一部分：恰降。

　　芷江是日军在战败前对中国最后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但遭到惨败的地方，中方选择这里作为恰降地点可谓别有用意。8月21日上午，日方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一行乘飞机抵达芷江，下午2时30分会议开始。虽然何应钦和各方面军司令官全部到场，但按照对等原则，只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出席，向今井传达关于受降各项命令的4份备忘录后即告结束。

　　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场面更加盛大。礼堂外的广场上林立着联合国52个会员国的国旗，旗杆下站立着两名士兵护卫。会场内，孙中山的遗像悬挂在正中，两旁是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对面墙上则是中、美、英、苏四国领袖画像。礼堂大门上方，悬挂有“和平永驻”四个大字。现场观礼的嘉宾，有中国文武官员、盟国代表和记者400余人。会场虽然不如陈坚描绘的那般壮阔，气氛却更加热烈。

　　8时56分，何应钦率领中国方面受降代表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一级上将、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东南行营主任顾祝同上将、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入场，就坐于会场正中大方桌后。日军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第10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第38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随后入场，在中方代表对面的小方桌后就坐。

　　受降仪式于9时开始。小林向何应钦鞠躬后呈递日方授权证明，随后萧毅肃将投降书交给岗村宁次，后者站立捧接。冈村将投降书签字盖章之后，复由小林递呈何应钦签字，再由萧毅肃将日军留存的投降书、中国第1号命令和命令受领证陆续交给冈村。冈村签署受领证后再由小林呈递何应钦。

资料图：受降场景的油画

　　陈坚的油画描绘了小林低头鞠躬递上投降书、何应钦在桌子对面安然站立的场景。接下来的一幕也被现场的记者拍摄下来，却引发无数争议。照片上，小林低头呈送投降书，何应钦欠身拿取，幅度比小林显得更大。几十年来，将这张照片作为何应钦亲日、媚日证据的说辞不计其数，反对者则认为这不过是递交动作的一瞬，和现在的各种现场照片一样，不应该进行过度解读。

　　各战区、各方面军的受降仪式陆续举行，创造了不少值得纪念的瞬间。9月28日，在越南河内原法国殖民总督府举行的第1方面军受降仪式是中国军队首次出国受降。10月25日，在甲午战争失败割让台湾50年后，中国军队终于在台北举行仪式，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北平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举行，观礼人数超过10万人，场面宏大堪称各地之最。和南京受降选择9月9日9时“三九良辰”相似，北平受降的时间是10月10日10时10分。参加受降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接替下村定)以下20余人按照受降官孙连仲的要求携带军刀入场，鞠躬行礼、签署降书之后，逐次解下军刀呈递到受降桌上再退场。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曾规定“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且“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中方将其以第17号备忘录通知日军，以致于包括南京受降在内的大部分受降仪式都没有这一环节，使“北平献刀”成为抗战史上罕见的一幕。

　　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向同盟国投降的签降仪式。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尔后，国民党将中国战区划为15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

　　第一受降区：以第一方面军卢汉为受降主官，日本投降部队的集中地点在越南北部，办理投降事宜的地点在河内。

　　第二受降区：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日本投降的部队集中于广州，并在广州办理投降事宜。

　　第三受降区：以第七战区余汉谋为受降主官，日军集中和办理投降的地点在汕头。

　　第四受降区：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为受降主官，日军集中于长沙、衡阳、岳阳，办理投降地点在长沙。

　　第五受降区：以第九战区薛岳为受降主官，日军集中于南昌、九江，办理投降地点在南昌。

　　第六受降区：以第三战区顾祝同力受降主宫，日军分别集中于杭州、厦门，办理投降地点在杭州。

　　第七受降区：以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为受降主官，日军分别集中于南京、上海并在此办理投降事宜。

　　第八受降区：以第六战区孙蔚如为受降主官，日军集中于汉口、武昌，办理投降的地点为汉口。

　　第九受降区：以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受降主官，日军分别集中于徐州、蚌埠、安庆，办理投降的地点为徐州。

　　第十受降区：以孙连仲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日军集中于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办理投降的地点为北平;以李延年为济南、青岛、德州受降主官，日军集中于青岛、济南，办理投降的地点在济南。

　　第十一受降区：以第一战区胡宗南为受降主官，日军分别集中于洛阳、新乡、郑州，办理投降的地点为洛阳。

　　第十二受降区：以第五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日军集中于郾城、商邱，办理投降的地点为郾城。

　　第十三受降区：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受降主官，日军集中地点由阎指定，办理投降的地点为太原。

　　第十四受降区：以傅作义为受降主官，办理投降的地点在归绥。

　　第十五受降区：台湾、澎湖列岛，以陈仪为受降主官，日军集中地点由陈仪决定。

　　1945年8月15日接受日本投降，并在9月2日接受日本投降签字的国民党最高军官是徐永昌。

　　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身处乱世而具备中国军人的一切美德;国民军第三军第二位掌门人，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向同盟国投降的签降仪式。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参加同盟国对日受降签字仪式。

　　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第二天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肃毅。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年。自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地处西南的国民政府立即令各大战区对广阔的沦陷区开始进行受降与接收的准备工作。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受降仪式与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进行的受降典礼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而相对鲜为人知的是，在胜利之年的中国，北至平津古都，南至台湾、越南，国内外一共有16个受降区。在那个胜利的秋天，全国各大战区都在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受降典礼。

　　从负隅顽抗到缴械投降

　　1945年，盟军在世界各大战场取得节节胜利，法西斯国家的末日已临近。当年5月8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轴心国中最强的纳粹德国在盟军胜利的欢呼声中轰然崩塌，而德国在欧洲的轴心国伙伴意大利早已在两年前宣布投降，至此，三大法西斯国家唯剩日本仍在负隅顽抗。

　　当“第三帝国”毁灭，欧洲战火终止之时，太平洋上的日军正在冲绳岛进行他们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次“玉碎之战”。与此同时，中国的湘西大地战火再起，中日两军在这里展开了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湘西会战。尽管亚太的战争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所有人清楚，日本战败不过是时间问题。1945年7月26日，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声明，“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中、美、英三国首脑在这份《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或《波茨坦宣言》)目的在于促使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否则吾人将应用三国巨大之陆、海、空军全部军力，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

　　面对同盟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日本军政要人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上以军部为首的激进派一度占了上风，拒绝向盟军投降，并谓 “日本政府决心战至最后悲惨结果”，陆相阿南惟几甚至提出 “一亿玉碎”之口号。然而这只是军国主义最后的疯狂。不久后，美国分别于8月6日和8月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座城市瞬间被化为废墟。同时，苏联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我国部队亦在华南展开大规模之反攻，日本败局已定，乃开始恳请盟国“采择更为宽厚之和平条件”。盟国听取东京方面广播后，立即回应日本所谓“无条件投降者，并非消灭日本种族，奴役日本人民之谓”。8月15日，深感已无法挽回失败命运的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讲话”，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日。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战争结束得太突然，日本虽已投降，但大量侵华日军仍占据着华北、华东等地的主要城市，国内政治局势又风云诡谲，因此接收失地与举行受降仪式成为了国民政府要考虑的首要之事。8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接获日本致中、英、美、苏四国的投降电文后，蒋介石立即电令在南京的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其六项投降原则：“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本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在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另一方面，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对各大战区做受降部署。据何应钦所著的《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一书记载，“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军即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所划分之受降区规定，接受日军投降。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依划分应为中华民国(东三省划归苏俄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一纸降书落芷江

　　1945年8月17日下午5时32分，蒋介石接到了冈村宁次发来的复电：“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坐飞机至杭州等候尊命，再起飞玉山，敞处使用双引擎发动机一架，并无特殊标识，并请咨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印。”

　　从电文中得知，冈村宁次原计划派今井武夫等人到江西玉山与中方洽降，但当时的玉山机场因雨后损坏已不能使用，同时环境也不安全。相对而言，湖南的芷江机场却保存完好，可供各种大小飞机起降，又驻扎了装备精良的新编第6军，于是中国方面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让日本人到芷江来洽降。

　　一切就像命运冥冥中的安排，仅在几个月前，侵华日军为夺取芷江机场，集结了7个师团约七、八万人之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中将的统一指挥下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引发了被称为中日“最后一战”的湘西会战;湘西的战争从4月打到6月，数万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的日军被困在茫茫雪峰山中，寸步难行，直至会战结束，他们的作战目标芷江仍安然无恙，而日军在雪峰山的失败更像是全面战败的预演。无独有偶，湘西会战的中方总指挥正是后来代表中国战区受降的何应钦上将。仅仅在两个多月后，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到了湘西，芷江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当时在芷江服役的空军老兵刘道明回忆起胜利之日的场景时说：“日本投降以后，芷江的那个热烈场面，那是真的非常感人，人们甩帽子、相互拥抱，那个高兴的劲头真是难以言表，就街上的爆竹都不知道放了多少?”

　　8月18日，蒋介石电令冈村宁次于21日派代表到芷江洽降，同日，芷江的纳降准备工作全面启动。中方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由廖耀湘担任主任委员，典礼地点选在了位于芷江县城七里之外的七里桥空军第5大队营房。8月20日，何应钦乘坐飞机由重庆飞往芷江。同日，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人也由南京秘密飞往汉口，并于21日乘机冈村宁次的专机飞往芷江。日本高层的洽降之行之所以要秘密进行，是因当时日本军队中还有很多少壮派官兵不愿接受战败的事实，并极力以武力阻止投降，这样的背景环境给洽降典礼平添了几分肃杀紧张的气氛。例如前往芷江之日，当今井武夫乘坐飞机飞至洞庭湖上空时，他意外发现机舱内有一挺机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命令随从将机枪扔进了洞庭湖中。最后今井一行总算是在中美空军三架战斗机的监护下平安抵达芷江。

　　据当时负责洽降工作的新编第6军第14师作战课长的王楚英回忆，8月21日，“芷江城风和日丽，我和钮先铭、王启瑞等人乘车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六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军民一大早就群聚街头，欢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而今井一行人“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记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对日本降使作现场采访，所以没有人向他提问”。

　　8月21日至23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湖南芷江举行了日军洽降典礼。会上今井武夫只言“停战”，只字不提“投降”，这令主持洽降的萧毅肃将军十分不满，他对今井训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事实，日本天皇已广播了日本投降诏书，你刚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战’，殊为不妥，应予纠正。”

　　8月22日，何应钦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及海、空军负责人共同商讨了受降事宜，随后，他根据蒋介石指示将中国划分为十五个受降区，并指派各地受降主官。26日，何应钦又宣布台湾、澎湖列岛为中国战区的第十六受降区，至此，一场由古都到异域的胜利大受降开始了。此时此刻，作为战败一方的日军代表们早已没有了当初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洽降工作结束后，今井武夫等人个个面带戚容，脸色阴沉地步入冈村专用的MC号飞机的机舱，飞离芷江。多年以后，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乘坐的MC号机，是为了顾全日军最后的体面而选择借用总司令的专机，它饱经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漆皮脱落，弹痕累累，看着就寒酸，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一首诗：饱经岁月苦，线朽乱横斜。且顾残衣甲，褴褛难遮掩。”

　　“三九良辰”大受降

　　芷江洽降典礼结束后，各大受降区的纳降工作开始陆续进行。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受降仪式，徐永昌将军作为中方受降代表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在国内，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担任受降主官的浙江受降区首先进行了受降仪式。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中将等中国将领在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接受了日方代表通泽一治大佐等人的投降，并先后接收了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据说在宋殿村受降时，整个大厅四壁都被围满了白布，这是当地一个叫林镇南的年轻人在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后定制来送给日军的“礼物”，林镇南老人至今仍对受降厅的“白布”记忆深刻：“只有办丧事才用白布的，我们知道鬼子猖狂的日子到头了。”

　　就在富阳受降的第二天，何应钦致电冈村宁次，通知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时间、地点及双方出席的人。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地点定于南京，何应钦认为这有两层含义：第一，1928年到1937年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虽于抗战初期沦陷，但在抗战胜利后，南京仍要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第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寇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故而以南京作为受降地最为合适。同时，何应钦根据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规定向冈村发出了中字第十七号备忘录，特别强调：“1，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武器之仪式。2，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戴军刀。3，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戴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时间定为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正如古人诗云“三九良辰佳气蔼，听重重相贺欢声溢”，“九”是中国传统中认为最为吉利数字，它代表崇高与完善，选择在这一天受降亦有象征抗日战争取得彻底完全胜利之意。据韩文宁的《战区大受降》一书记载，9月9日这天的南京城“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树扎起彩色牌楼，上面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红色的‘V’标记在旗帜之间，牌楼中间嵌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中国陆军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飞扬，每个旗杆下面，并排站着一名武装士兵和一名宪兵，他们头顶钢盔，脚蹬皮鞋，身着制服，手戴白手套，紧握冲锋枪……军校南大门前，建有一座用苍松翠柏扎成的高大牌坊，上面横匾‘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是红底金字，尤为醒目”。

　　签字典礼的地点选在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礼堂，那是一座二层木建筑，但在9日那天却显得庄严肃穆，戒备森严。礼堂中央“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端点缀了红色‘V’字与‘和平’两字。遗像对面的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领袖的肖像”。参加典礼的除有何应钦、汤恩伯、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谷正纲等中方军政要人之外，还有美国的麦克鲁少将、英国海斯中将、法国的保义上校以及加拿大、苏联、澳大利亚等同盟国家的军官等数十人，整个会场的中外观礼官员共计400余人。

　　9日上午8时45分，冈村宁次及其随从共7人分乘3辆小车到达受降现场，与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时一样，以冈村为首的日本代表们个个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任凭中外记者们拍照。时隔多年，曾亲历过南京受降仪式的抗战老兵赵振英仍然记得当时“日本人老老实实低着头走路，不抬头，七个人坐在那就把帽子摘了，只有冈村宁次的帽子放在面前桌子上，其余人拿着帽子坐着”的情景。当所有代表坐定后，何应钦宣布可以拍照5分钟，这时会场灯光闪亮，中外摄影记者们纷纷拍照，深怕错过了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时刻。

　　上午9时，受降签字典礼正式开始。主投降官冈村宁次将投降签字仪式代表证书交给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由其递送给何应钦过目。何应钦阅览之后，将拟定的投降仪式书(日文、中文各一份)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交给冈村宁次。随后冈村宁次低头看过投降书的内容后，提笔在投降书上签字并盖上其图章。待典礼结束，冈村宁次等日方代表依次退席，何应钦则发表简短讲话：“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纪元……”

　　跨国受降与台湾光复

　　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结束后，全国各个受降区也在紧罗密布的进行纳降工作。1945年9月11日，由汤恩伯主持举行了上海地区的受降仪式，日方代表松井久太郎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14日，由薛岳为受降主官的江西地区受降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举行，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兼第11军长笠原幸雄作为代表在降书上签字;9月15日，长衡地区的受降长官王耀武与美军代表金武德接在长沙湖南大学操场上举行受降仪式，接受了日军第20军团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投降……。各地的受降仪式中，由卢汉将军主持的“跨国受降”尤其值得一书。

　　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无条件向中国政府投降。日本投降后，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奉命代表中国政府率部开赴越南对当地日军进行受降，这是中国十六个受降区中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区，所以也被称为“跨国受降”。1945年9月8日晚，以云南将士为主体的20万中国军队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其中国民革命军第60军由云南金平、屏边、那发向越南的老街、莱昕，经富源至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及第93军跨越南溪河后沿滇越铁路越南段向前推进，到达了河内后，第60军再向南定、顺化、海防及土化(16度纬线南北分界处)推进。部队抵达越南后，首先对当地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进行集中管理。笔者曾采访过一位亲历过此次受降的抗战老兵张同友，时隔70年，张同友老人仍清楚记得越南日军战败后的狼狈模样：“当地的日本兵早已不复昔日的威风，就像斗败的鸡，一个个军容不整、灰头土脸、神情忧郁。在河内的时间，日本兵见到中国人就赶快站好，动也不敢动，那里的军营都是日本人修建的，还有淋浴，在当时算修的特别好的了，我们这个战胜国家都没有看到过这个。”

　　1945年9月28日，这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仪式顺利进行，。在简单而隆重仪式上，卢汉将军首先向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宣读了投降条款，随后土桥勇逸签字无条件投降。驻越的日军第38军向我军缴械，其下辖的第21师团、第22师团及34独立旅团一切官兵不再受日本本土政府任何牵制，只接受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将军的全权节制指挥。张同友回忆说：“移交枪支后，日本兵单身回到兵营，不许出来。然后有船只送走他们，中国军队解押他们，他们有不愿回日本的，就在越南下乡。但是当时越南也有游击队，(日军)也不敢乱跑。”

　　在抗战胜利，举国狂欢之际，被日本占据了50年之久的台湾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须将台湾、澎湖列岛主权归还中国，何应钦于8月26日将台、澎地区划为第十六个受降区，并指定台北为受降地点。由于台湾长期被日本占据，尤其是二战期间日本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并强制推行“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治台政策，加上日本战败时台湾仍有大量日军驻守且具备一定的战斗力，这使得台湾的形势也比其他十五个受降区要复杂得多。为了让台湾地区的受降和接收能够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与中国军队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在受降仪式结束后前后花了半年之久的时间才完成了台湾的接收工作。

　　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现中山堂)举行，典礼隆重而庄严，中国的受降主官为陈仪将军，日军代表为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当安藤将签完字的降书呈送给中方后，主降官陈仪即向全世界广播：“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极为有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

　　为纪念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1946年8月颁布命令，订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简称“光复节”。

　　北平古都“双十”受降

　　北平是八年全面抗战爆发的地方。从1937年的秋天开始，刺眼的太阳旗便飘扬在这座古城的上空，八年来，北平的市民在日军的刺刀下过着战战兢兢，度日如年的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当胜利的消息传来之时，整个古都都沸腾了，在侵略者铁蹄下度过了八年的人们迎来了解放，他们欢呼雀跃，相互道贺。街道上的商店门前贴出了“庆祝胜利”等标语，而天安门前竖起了一块书有“还我山河”四个白色大字的黑色大型标语木牌。肆虐了整整八年的太阳旗相继被扯下，阔别已久的中国国旗再度在北平的上空迎风飘扬。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即于8月18日电令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主受降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日军华北派遣军的直辖部队。随后，何应钦在芷江电告孙连仲，指定北平为受降地点。当胜利消息传来之时，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北平城里的日军开始贩卖枪支等物品;有两名日本士兵因争抢一个馒头而大打出手;日侨为了回国也纷纷开始四处筹钱。当然，也有不少“死硬派”官兵故意破坏仓库和武器，并转移武器资料，甚至蓄意闹事。对此情况，时任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召见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要求其对部下“应切实负责，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相比其他受降区，北平的日军似乎更为嚣张跋扈，他们竟像中方提出在受降仪式上佩戴军刀、勋章的要求，妄图保留所谓“帝国军人的尊严”。这一违反同盟国规定的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中方严词拒绝，为挫灭日军的嚣张气焰，吕文贞将受降地点由原定的中南海怀仁堂改为故宫太和殿，并且受降典礼要公开隆重地举行。1945年10月10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又逢双十国庆，故宫太和殿广场前人山人海，受邀参加仪式的有美军司令罗基少将、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苏联代表、法国代表、荷兰代表等多名盟国要人。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莅临现场监督。

　　上午9点50分，军乐响起，担任受降主官的孙连仲偕同吕文贞步入太和殿广场，在司仪的宣读声中，日方代表根本博在降书上一一签字盖章后呈交给孙连仲将军，随后又举行了“献刀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高桥坦等人依次呈献了21把军刀。当日观礼群众超过10万人，整个太和殿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典礼场面之规模甚至超过了南京受降仪式。

　　从1945年9月至12月27日，十六个受降区的受降典礼先后完成，但接收与缴械却经历了更为漫长和坎坷的过程。据何应钦所著的《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一书记载，投降的侵华日军共计1283240人，接收时间持续到了1946年。各地的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政府进入逮捕战犯，审判罪魁的环节。

　　下面的这幅照片，就是当年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现场。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原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画押，标志着中国人民历经抗日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

　　再来看下面这幅图，这是2016年8月31日拍摄的侵华日军签字投降仪式旧址。风轻云淡，谁能想象的出，这里曾经发生了一件镌刻进历史的重大事件。

　　如今，旧址已是南京军区军史馆。建筑坐落在军区大院核心区，门前大广场地面与建筑同色，衬得欧式风格的大楼庄严而不失风雅。

　　整座建筑都是原物，唯有屋顶上的小钟楼毁于1976年溧阳地震，后按历史照片重建，现在每逢节日还会敲钟。

　　我们进入这座有着历史积淀的建筑物内，再次来还原一下当年的受降仪式现场。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日军投降仪式开始。图为南京陆军总部礼堂内全景。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日本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递降书。

　　目光再次回到现在。目前，军史馆内，用硅胶复原了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场景，展示了中国抗战胜利最难忘的一刻。

　　1945年9月9日，南京日本投降会场，出席呈递降书的日军代表。前排右起：陆军大佐三泽吕雄、台湾军参谋谏山春树、中国海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参谋长今井。

　　跟随着历史的足迹，让我们一起回到1945年9月，透过一幅幅老照片，重温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喜悦。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中国军队返回汉口后受到满城群众的热烈欢迎。图中由“台湾省旅汉同乡会”组织的欢迎队伍高举大幅标语“感谢英勇国军光复台湾”、“托庇神威重归祖国”，显得异常醒目，也反映台湾同胞重回祖国怀抱的兴奋心情。

1945年，抗战胜利，河北张家口女中秧歌队在和平印书馆门前扭秧歌庆祝抗战胜利。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后，重庆举行的胜利游行。队伍由在渝美军骑着摩托车担任前导，并高举中、美、英、法、苏五国的国旗。

　　1945年8月20日，日本代表河边虎四郎等在马尼拉与盟国代表洽谈投降事宜的照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密苏里”号的右舷甲板上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同盟国代表有：盟军麦克阿瑟、美国尼米兹海军上将、英国福莱塞海军上将、中国徐永昌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澳大利亚布莱梅将军、荷兰欧英将军、法国莱克勒将军、加拿大哥斯格洛夫上校、新西兰伊席特将军。日本政府投降代表是外相重光葵、日军大本营投降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

　　历史性的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胜利结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

　　1937年7月7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倡导形成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热潮。正面战场的大兵团会战和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人民战争，阻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极大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消耗了日本的国力。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并发表宣言，就联合对日作战等问题达成一致。在有利的国际形势鼓舞下，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敌后开展局部反攻，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1945年春夏，又连续对日伪军发动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声明加入《波茨坦公告》并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地抗日军民利用邻近敌占区的优势，展开了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蒋介石委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负责中国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事宜。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8月21日，何应钦的代表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洽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余人向中国投降。9月11日—10月25日，中国各主要受降点的受降仪式先后举行，侵华日军向中国缴械投降。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了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郞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第2天，即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有力支持了美、英等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国家档案局组织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一些省市档案馆，选取当年有关对日受降的部分档案，从不同角度重现这场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并以此警示那些不吸取历史教训的玩火者、侵略者：不要重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覆辙。同时也以此向世人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21-08-05 14: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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