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报之德 昊天罔极——深切怀念先父戴安澜将军
2020-07-17 14:19:41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最早的记忆是在河南信阳，那时我只有四五岁，父亲每天在午饭后别人睡午觉的时间里，都会带我到河边去游泳。他让我先站在浅浅的河边，告诉我两手撑在沙子上，脸朝前，把身子漂起来，昂头张嘴，不要喝水和吞脏东西，就这样半浮着。隔一会感觉有点累，就往前伸腿，站在水里休息一会儿，这样反反复复好多遍，比较吃力了，就上岸坐在草地上看他游泳。

　　我读完小学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北平，我跟母亲搬到南京。有一次父亲从北方回来，我快活得不得了。他的很多朋友来看他，在他们谈话时，他很激动，反复地说，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要全民动员，打持久战……一天晚饭后，父亲告诉我，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只有打败它，我们中国人才能有好日子过。他还告诉我，我出生的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为了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恶痛绝，就给我取名为“覆东”，意思是覆灭“东洋”。还有一天，他带我出去，在理发店门口看到了一个红白蓝三色的转筒，他问我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这是一个法国旗的标志。为什么理发店门口要放它呢?因为在普法战争中，一位理发师帮助军队消灭了普军，而自己却牺牲了。为了纪念他，法国理发店的门口就用红白蓝三色转筒纪念他，这样也就传到了中国。这些事给我以深深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河北参加抗战，母亲和我从南京搬到安徽，最后到了长沙。在长沙时，我们住在小吴门外一幢单层独院、黑瓦黑墙的三开间住宅中，小宅的东侧是一片竹林。父亲由于在武汉保卫战的九江阻击战中战功卓著，获记大功一次，曾回家住过几天时间。那几天里父亲的不少朋友来拜访他。当时天热，他和他的朋友们喜欢在竹林里，坐在靠椅上喝茶。他们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紧锁眉头，时而又畅怀大笑。我这个小学生听不太懂他们的谈话，但有一句我听懂并牢牢记住了，那就是身材魁梧、精神抖擞的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抗战一定会胜利，一定会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当时，他右手紧握着拳头,双目炯炯有神。

　　父亲担任第二○○师的师长后，我们家又搬到了广西全州。当我们坐火车到达全州车站后，父亲用汽车来接我们。汽车开到第二○○师司令部门口，我和篱妹、靖弟立刻打开车门，兴冲冲地往里面跑。突然，“立正”、“敬礼”的命令声把我们惊呆了，我们停了下来，原来是司令部门口的卫兵在向我们敬礼，我不敢动，又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把母亲搀下车子，然后走到大门口亲切地向卫兵班班长说：“以后我的家属到师部来，你们不要立正敬礼。”接下来他又对士兵们说：“今后对我的孩子，你们不要叫他们‘少爷’、‘小姐’，喊他们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们叫覆东、藩篱、靖东，记住了吧?”“是!”得到的是响亮的回答。从此以后，我们兄弟姐妹和士兵们热情相待，他们对我们没有戒心，我们对他们也没有轻视，我们之间有的是平等和友谊。

　　在全州时我没进小学读书，父亲给我请了一位有文化的军人教我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课程，这样父亲就让我和他一起住到小破庙改成的司令部，每星期只有星期六的晚上才回家一次。在他办公处卧室的硬板床旁边给我加了一张硬板床，我就睡在那里。白天老师还没来时，我就翻看父亲书架上的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寇暴行实录》这本书，里面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杀戮我国同胞、毁坏我城市乡村的照片，看了令人发指。在父亲玻璃台板底下还压着他亲笔手书的“为政不在多言，要能幼有所教，壮有所归，老有所养”和“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惧，则无往而非乐生气盎然矣!”的座右铭，这些都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每晚都要做家庭作业。这时，室内会点一盏两根灯芯的菜油灯，父亲一根，我一根。他也在灯下看书、做数学题、学习理化、读英语。到九点钟吹熄灯号后，我就先睡了。经常我睡了一觉醒来，父亲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仍旧聚精会神地在做功课。在我好梦正酣的时候，我常常被他喊醒，这时菜油灯又亮了，父亲已经起床。我赶快穿好他给我准备的一套小灰军装，打好小绑腿，跟着父亲走出他的司令部。这时天还没有亮，街上两边破房子的门窗都紧闭着。一名卫士在前，我第二，父亲第三，还有一名卫士在最后面，一会，我们走到一个小村子，父亲就叫大家停下来，在村边部队驻地站着，等待起床号吹响，然后父亲带着我们走进连长或排长的住处，看他们是否起床了。一次，有位连长在床上高卧未起，父亲立刻走到他的床前大声地责问他：“为什么吹了起床号还不起来?”那位连长吓得一骨碌翻身下床立正说：“是!是!”父亲又大声地说：“快穿衣服!上操去!”还有几次，我看见父亲用手指拉住排长的耳朵把梦中的他们摇醒起床，他们不知道是谁，还想发威，但一看是师长来了，便立刻起床跑到操场。士兵们上操时，父亲就走到他们中间去，纠正他们在操练中不正确的动作，有时操练场上还发出阵阵笑声。操练结束，父亲都要和连长、排长们谈一会儿话，或是和战士们谈话，然后才带着我们回去。回去的路上谁也不说话，我看得出来，父亲在想事情。回到司令部后，我们才刷牙洗脸吃早饭。早饭是司令部的人和文工团的人一起吃，以稀饭为主，加水煮黄豆和胡萝卜，我和他们一样。像这样的生活，我过了近半年。直到杜聿明将军和夫人曹秀清女士办起了第五军军人子弟学校，我进六年级读书。

　　在我读小学六年级时，父亲参加了广西昆仑关大战。一天上课时，有一位军官来找我，说我母亲叫我回去有急事。到了家中，看见母亲神情沮丧不安，才知道是父亲在战斗中受了伤。母亲带着我、藩蓠妹和靖东弟坐第五军专门派来的汽车疾驰两天多到达了柳州。父亲住在徐庭瑶将军家中。徐将军也是安徽无为人，和曾叔祖父戴端甫老先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期同学，他对我父亲很器重。

　　一位参谋告诉我们，攻打昆仑关的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我方的炮火把敌人的阵地破坏得很严重。敌人也回击我们，日军的炮弹在父亲附近落下，一个弹片刺入他的左背部，弹片进入后没有深入下去而横向转了一个弯，所以没有伤着肺，更没刺入心脏，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医生为了取出弹片，在父亲背上开了一个约10多厘米长的刀口。在谈话中，穿着白大褂的两位医生到父亲床边，给他换药。父亲点了点头。他们把镊子消了毒，把纱布揭开，露出很大一个伤口，他们一面用药棉擦伤口，一面把钳子伸到伤口里，镊出了很长的一段黄药水纱布，再用药水换了一块清洁的黄药水纱布塞到伤口中去，最后用白纱布盖住伤口，我看得心都揪起来了，父亲用手紧紧握住床边。换好药后，别人都走了，我坐在父亲对面，问他：“爸爸，你痛不痛?”他看了看旁边没人，就笑着对我说：“傻孩子，哪有不痛的道理?”我说：“你为什么不叫呢?”他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点点头，“关羽刮骨疗毒还下棋，我要学习他的勇敢。”听了这句话，我心中更是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

　　10多天后，父亲的伤口愈合了，他带着母亲和我回到了全州，在家休养。可是他不肯躺在床上，每天坐在客厅兼书房的书桌前不停地写东西。不久，他既完成了军事训练的《磨砺集》小册子，又写成了那篇游仙体小说《自讼》。后一著作，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不利于抗日战争的思想和行为，包括他自己在内，进行了揭露、批评和诉讼。这是他爱国主义崇高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和深化。昆仑关大捷后，因指挥果敢，身负重伤，战功卓著，父亲荣获了四等宝鼎勋章。

　　由于祖父在农村时帮戏班子打过下手，所以父亲对京剧也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到全州后，有一天下午父亲带我从野外操演回来，刚到司令部，有一位军官告诉他找到了一个戏班子，现在在司令部门外，问肯不肯见见他们。父亲问是什么戏班子，这位军官说是“厉家班”。父亲听了很高兴，告诉我说，厉家班很有名，都是年轻孩子，于是他连司令部也没进，直接到了司令部对面断垣残壁围住的一个空场上。只见一位老人，带着几个男女青年和几位中年人，场地上放着几个放置戏装的箱子。卫士们拿来几张椅子，父亲坐下来，请老人也坐下，询问了他们的情况，我听不懂。后来父亲点了一段《武家坡》，一出戏还没有唱完，父亲就叫他们休息，说他们唱得很不错，批给老人一些钱，并把他们收下了。以后这个班子就在全州找了一个稍大的场子进行演出，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京剧。父亲高兴了也去客串几次。他喜欢的戏是《打严嵩》，他饰御史邹应龙，借着痛打明朝奸臣严嵩以抒发自己忠贞为国之志。几次演出，我都去看了。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照相馆来了一个人，带着大相机和机架，接着京剧厉家班又来了两个人，带了戏服、帽子和靴子。到家后他们和父亲交谈了一会，厉家班的人就给父亲脸上化妆。父亲被打扮成了京剧《打严嵩》中的忠臣邹应龙，在房前小斜坡上的树丛中拍了一张大照片。之后，他又换上了京剧《珠帘寨》中王者李克用的装扮，又拍了一张大照片。他拍完照片，卸完了妆，我就问他：“父亲，你为什么今天要拍穿戏装的照片呢?”他微笑着说：“你的爷爷和奶奶自从抗战后一直待在安徽省无为县的老家，他们一定会想念我，而我也很想念他们，所以我就拍照片给他们。可是家乡现在在敌占区，寄戏装的照片，可以迷惑敌人，对两位老人比较安全些。”我默默地点了点头，体会到父亲的一片爱心和苦心。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把手提小钢锯来给我，告诉我，房子四周的一些灌木长得乱蓬蓬的，他给我这把锯子有两个用处：一个是用这把锯子把房子周围的乱灌木自己清理一下，锯掉不要的，保留好的;另一个是他参加篝火晚会时，看见有一位演员曾用钢锯进行音乐演奏，曲调优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他让我也试试，目的是既可以进行整理环境的劳动，又可以学会演奏音乐。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就拿着这把钢锯，对房子周围乱糟糟灌木进行了整理，同时还真形成了曲调。

　　父亲伤愈后就去了广西蒋家果园。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在房前乘凉，叫我坐在他旁边，跟我讲他入黄埔军校的一些事情。他考黄埔第一期，文化考试很好，但体格检查时因身体较弱未被录取。戴端甫老太爷要给他说情，他不肯，一是不愿说情，另一方面他想将来要作为军官，应当了解士兵，因此他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先是二等兵，后担任了中士，白天操练，夜间站岗。轮到他在祠堂门口值岗时，按广州当时的习俗，祠堂内放了很多空的和装了尸体的棺材，开始，他也有些紧张、害怕，但他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大活人，而棺材中只有一些没有生命的死人，自己要参加黄埔军校，做一个打倒列强、除军阀、救中国的军人，为什么要害怕呢?这样不断鼓励自己，几天以后就一点不害怕了。由于在革命军中每天都能吃饱饭,身体就一天天健壮起来，最后考进了黄埔第三期。在室外微弱灯光的掩映下，我聆听着父亲的故事，注视着他那刚毅的面庞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父亲除了每天早晨到基层部队去察看军事训练外，还经常对军官进行军事技术的考核。我好几次看见他对那些要由少尉升迁中尉的年轻军官考核，考核内容是用黑布蒙住双眼，在半个小时内，把一挺轻机枪的零件拆卸下来，再全部无误地组装好。有一次，一位年轻军官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机枪零件正确装好，神情极度懊恼。父亲关心地对他说：“不要紧，继续努力，下次再来!”

　　1940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这时父亲的部队驻防贵州省的安顺县。暑假里，母亲带弟妹和我到了安顺。对于我的读书问题，父亲很重视，也费了一些心思。他让母亲带着我们住在贵阳。贵阳有两个很好的中学：一个是在贵阳市内的国立十四中，另一个是离贵阳18公里远的花溪镇上的私立清华中学。父亲要我考清华中学，我考取后就离开家搬到学校住读。当时在学校住宿是有纪律的，床铺要像军队那样清洁整齐，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一个星期天，父亲和母亲到学校来看我。由于是星期天，没人查宿舍，因此我的床整理得不好。我说：“今天是星期天，不查宿舍。”父亲沉默了一下，稍带严肃的表情跟我说：“不管查不查宿舍，你自己的床都要整理好，这也是看一个人，在人前人后是不是一样!”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动，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父亲和母亲见了，又都笑眯眯地说：“今天你自己洗衣服，还是不错的!”这样我也高兴地笑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父亲要驻防到云南保山，临行前来看看我。我依依不舍地跟着他们走到汽车旁。父亲长时间地用力和我握手，希望我用功读书，习惯过集体生活，不断进步。

　　1941年底，放寒假前，母亲带着妹妹藩篱和弟弟靖东、澄东到昆明去了。父亲写信给我，叫我一放假就跟第五军的便车到保山他的驻地去。等我到保山时，父亲下部队去了，他的副官孔德宏叔叔来接我。在司令部他的办公室，有一个朝北的房间摆着两张床，一张就是为我准备的。父亲回来看见我非常高兴，问长问短，对我的学习也非常关心，并夸我长高、长结实了。我告诉他：清华中学除了功课抓得很紧，体育活动也很好，每天早晨起来要长跑，每天下午四时以后学生不许留在教室里，全要上操场活动或到河里游泳，晚上九时睡觉，所以我比过去身体好多了。他听了频频点头，要我继续努力锻炼身体。他告诉我，云南和缅甸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现在还有孔明的点将台以及其他一些古迹，他要别人带我去看看。

　　在保山呆了两天，父亲处理完了部队的军务后，就带着我乘坐小汽车从保山出发到昆明和家人团聚。路上，父亲很关心我的学习，问我外语的学习情况以及学校的生活，我都一一向他介绍，他听了很高兴，鼓励我要努力全面地学习。由于路途很长，他不时冥思，不时双眉紧锁，偶尔也闭目养神一下。我则疲倦了就在车上打一下瞌睡，睡醒了，精神好了，我就轻轻地唱歌，唱抗战歌曲，唱学校新学的英文儿歌，唱花脸戏、唱老生戏……有时候偷偷看看父亲的反应，他对我这些表现只是一个劲地微笑，我很开心。

　　两天后，我们到了昆明，全家又团聚了。那时候我们住在他的朋友宪兵十三团团长龙涤波叔叔的家中，有很多客人来拜访父亲。在这里，父亲又特地带靖东看了病;澄东那时还不到一岁，但父亲也争取时间多抱抱他……愉快的几天时光过去了。父亲又要回到保山驻地，我的寒假也即将期满，我们又要分别了。早饭后，我们在门口送父亲上车，他亲了澄东，和藩篱、靖东以及我握了握手，微笑着举手和大家打招呼，随即，他宽阔的背影消失在汽车里。车子徐徐开动，父亲离开了我们。从此，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他的微笑、他的背影、他的一切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每当我在繁杂的工作中回忆过去的桩桩往事时，先父或严肃或微笑的面容便浮现在眼前，股股暖流立即涌上心头。我最亲爱最敬爱的父亲啊!我只能在心里默祷、疾呼：“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作者：戴复东)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7-17 14: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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