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眼中的长城抗战
2017-05-08 14:24:08  来源：作者：黄绍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长城抗战前的国内外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把中国共产党历次团结抗战的宣言封锁了，他认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个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倒是可以忍让妥协的，把中国共产党剿灭之后再行抗日。那时国内军阀由于宁粤的和谈合作表面上虽然是统一了，但有些地方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不论两广、四川、云南、山西都是由军阀统治着，本质上一点没有改变。

　　蒋介石政府的外交政策，唯一是向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国际联盟呼吁，希望用国际联盟的力量，压迫日本，交还东北，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国联的身上。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声称：“中国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当时被蒋介石、张学良打倒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有电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上的呼声。但南京政府充耳不闻。

　　由于中国的呼吁，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李顿调查团先到日本，“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之后才到中国来。

　　南京政府就好似救星一样殷勤谄媚地来欢迎它，希望它说中国的好话，主持公道。参加调查团的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随调查团到东北后，日本关东军就不让他与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不但他，就是中国名记者戈公振作某些访问也被拘捕。据顾维钧回来报告的时候说，有些重要的场合他都无法参加;他唯一见到的中国人是火车上旅馆里的侍役。有一个侍役秘密地流着眼泪对他说：“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去参加义勇军抗战。”顾并说义勇军在东北各地声势很大，日本鬼子很害怕。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了，它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认满洲国。蒋介石政府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却还认为不满意。因此日本南陆相声明称：国际盟约不能适用于有特殊情形之地方协定，决不能接受国联的决议的调停与裁判，否则日本退出国联亦在所不辞。果然日本不久就退出国联，继续进行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

　　当时东北义勇军真是如火如荼，马占山、冯占海、苏炳文、李杜、丁超等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爱国人士既对蒋介石的抗战失望，就把希望寄托在义勇军的身上。但蒋介石对于义勇军非常冷淡，不但没有丝毫物质上的支援，也没有一些精神上的鼓励。蒋介石在一个义勇军代表的报告里批示：“已据转交部汇报编录增光史册矣。”他并下令禁止组织义勇军，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义勇军孤军奋斗，经不起日军的压迫，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苏联境内，解除武装。冯占海等部则退入热河境内。

　　剩下来的义勇军，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更艰巨、更深入、更持久的抗战。关东军就趁此进兵热河、进攻长城。

　　二 蒋介石迫张学良下野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一月六日，日本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一)由绥中沿北宁铁道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三)由开鲁向赤峰进攻;(四)由林西向多伦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始进入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一九三○年内战的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蒋介石而致失败的，他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单独东北军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是求援于蒋介石。

　　蒋介石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引诱两广参加“剿共”的阴谋。这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叫我同训练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驻沪代表杨德昭曾经谈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意负江西“剿匪”的责任。蒋介石就抓住这个机会，使两广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不料陈济棠揭破了他的阴谋，同时也暴露了陈自己的抗日的假面具。我和徐景唐到了广州，陈召开军事会议，所有两广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党政人员都参加。他们表面上不肯说不出兵，而是用要求军费和要求械弹来拒绝。陈次日邀我单独到他家里谈话，他说：“季宽，我们是十几年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我们要讲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系唔系(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的军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战是假的。你睇(看)系唔系口罗?”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我回到南京把这种情形向蒋介石报告了。蒋就以此为借口，仅调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八十三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多，如胡宗南的第一师，驻在河南闲着没事。我当时在报上发表两广团结抗战，都是一些鬼话。

　　二月下旬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我说：“我与汉卿(张学良号)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指蒋)另行考虑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何应钦号)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 (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容却各有各的作用。宋子文表面上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国作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不久就回去了。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我虽然是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蒋认为我还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内”的工作。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车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大约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张学良并没有到站迎接，因为他还在黑甜乡里起不来，派人招待。我同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同何应钦去顺承王府(即现在全国政协秘书处)拜访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时听他的口气，对战局好象还有把握。坐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见面的情形。我们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闲了没事，也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

　　日军于二月二十四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汤玉麟闻赤峰、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承德作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车装载他私人的财产，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主要阵地也自动放弃不守。日军既占领黄土梁子，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峰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军于三月四日占领承德，汤玉麟已于早一日退逃滦平。

　　张学良闻讯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张学良那时对我们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豪语，但迫于舆论，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驻在南昌专心致力进行“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知道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即于三月六日乘飞机到汉口，改乘火车到石家庄，宋子文也同来。何应钦和我接到电报后，就先到石家庄去迎候，同行的还有山西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蒋介石在车上召见了我们，听我们把情况报告之后，问我们对于张学良辞职的意见。蒋介石在南京早已决定要何应钦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的，现在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对于东北军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顾虑。我们说：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来接替。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钦等一同去石家庄迎候。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钦和我的报告，主意没有打定之前，不便就与他见面，就复电说：“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蒋介石同我们见面商量的次日，就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先到车站迎候，蒋介石后到，在蒋介石的专车上见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钦和我在另一专车上，没有参加，怎样谈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谈仅仅个把钟头，张学良就很颓丧地辞了出来。蒋介石走后，我们和张学良各乘各的专车回北平。次日张学良就发出辞职下野的通电，不日离开北平到上海去了。

　　三 何应钦的作战部署

　　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负华北军事的责任;我当了参谋长，都在居仁堂办公。参谋团设在府右街南口右侧的大楼(即现在北京市政府地址)，除由南京带来几个高参-侯成、陶钧、徐祖诒、徐佛观等外，其余都是东北军的原班人马。何委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为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原任张学良参谋处处长的金元铮(前清贵胄，陆军小学、保定军官三期毕业)是满洲族人，恐怕他靠不住，就加设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诒任处长，也在居仁堂办公。何应钦和我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倚靠两千多年来秦始皇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阻止日军进入关内。独石口方面的防务调傅作义部队担任，傅作义本人进驻张家口。古北口方面把溃下来的东北军王以哲等部撤下整理，而以由南方调来的中央军徐廷瑶的十七军(辖第二师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第八十三师刘戡)担任。

　　喜峰口方面的防务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冷口方面的防务以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担任。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担任防御，同时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作敌后的威胁，使日军不能不有一些后顾。这是完全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

　　日本关东军既占领了黄土梁子，即分兵一部(大约一个旅团)南下占领平泉，向喜峰口进攻。东北军万福麟所部直溃口内，日军先头于三月九日占领喜峰口。调往该方面增防的原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所部主力方到达遵化，先头冯冶安师黄昏后到达喜峰口。冯部乘敌人不备进行逆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敌人不少，也有所虏获，把喜峰口夺回。这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捷报传来，振奋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日军遭此意外的挫折，重新部署进攻，该方面一时成为对峙的状态。

　　日军主力(约一个师团以上)占领承德后，即向古北口进攻。东北军王以哲部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中央军徐廷瑶部的增援。徐廷瑶军先头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于三月九日夜到达古北口城，而王以哲已被日军击败，急于退走，十一日就把古北口关口丢了。关麟征亲率所部增援，企图夺回古北口，不幸中弹受伤，不能达到目的，乃据守南天门阵地。黄杰的第二师到达增防后，该方面也成了对峙的状态。刘戡的八十三师也调到该方面，由参谋次长杨杰任总指挥。

　　这时我们觉得榆关方面防守石门寨的何柱国军过于突出，不能不顾到冷口万一被敌人突破，敌人就可以占领迁安下滦州;喜峰口万一被敌人突破，则敌人可以占领丰润下唐山，截断榆关方面何柱国的归路。为了缩短战线，把何柱国军调驻滦河西岸，破坏滦河铁桥，依靠滦河作为防御。同时增强冷口方面的防御兵力。我们于三月二十日给何柱国撤退的命令，平津日本报纸次晨就清清楚楚地刊登了出来。这当然是由于汉奸或电报密码泄漏出来的，可见我们作战的一切计划敌人是清清楚楚的。国内报纸则攻击这次的撤退是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不得不向记者声明：“我军此次对于滦东的军事调动完全是为了战略上的关系，绝无政治上的关系。

　　孙殿英所部大约有三万余人，在三月以前即进达赤峰、围场地带，支援那方面的东北义勇军。日军进攻热河，同时以骑兵一个旅团附飞机坦克向孙部进攻，孙部溃退多伦以东地区。何应钦原要孙固守多伦以东的山岳地带，以减轻日军对长城进攻的压力。但孙经不起日军的压迫，于三月上旬放弃多伦，继续向沽源溃退。孙部军纪极坏，沿途骚扰不堪，外间并有谣言，说孙已接受伪满的委任，并没有与日军接触，就向后撤退。何应钦大为惊疑，因而对他的军饷、给养扣而不发，他的驻平办事处处长找我诉说经过，我想这样总不是办法，于是自告奋勇，到沽源多伦前方去视察以明真相，好作处理。我乘火车到张家口，会同傅作义坐汽车向沽源前进，路经张北县与傅部的将领们见面。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蒙语，泉水的意思)碰到了孙殿英。他向我叙述经过说：“多伦在地图上虽是个大地方，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沙。虽有些山，但是与南边的山完全两样，寸草不生，山势平延，很难阻止敌人坦克车的冲击和飞机的轰炸。

　　即使没有敌人到来，我这三万多人也不能久驻那里，既没有兵站补给，又没有积储，一切都要就地想办法，所以军纪太坏，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承认的。至于说我不见敌人就溃退，请部长你去看看，我那些伤兵是那里来的呢?又有人造谣说我受了满洲国的委任，部长你知道，全国都知道，我孙殿英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即使我去投他，他肯容我吗?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至愚也知道自己与小溥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造谣的人无非是想栽我，请部长转报何部长，并且妥为处理。我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

　　我心里想他后面这段话，倒是实情，他所以不投伪满的关键就在这里。于是我答应即发欠款四十万元和面粉四万袋，并指定他在沽源、独石口、镇岭口一带向东面北面布防，好抽出傅作义部队作为机动使用。

　　在这期间，北平的古物正在南运。古物在北平的有两部分：一是属故宫博物院的，一是属于内政部古物陈列所的。当本年一月山海关失陷时，南京政府行政院决议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以榆关陷落平津危险，决将古物南运保存。北平各团体反对政府迁移古物，一月二十三日北平各界组织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反对南运，谓政府须全力守北平，若虑古物资敌，则华北数千万方里数千万人民应先保护，不应只顾古物等语。这个义正词严的通电，南京政府不加理睬和反省，仍然用军警保护运出，直到四月间尚未运完。我到北平的时候，内政部押运人员向我请示，那时我正忙于军事，就说：“整个河北和北平正处在危险状态，守护之不暇，还有工夫顾那些东西吗?你尽量地运，运出多少算多少吧。”有一天，我到古物陈列所去看看，那位所长问我：“部长要不要一两件东西?”我听了很惊异地说：“所里陈列的古物，可以任由长官来要的吗?可以由你送人的吗?”他听见我的话有责备的意思，就转口说：“并不是所里已经陈列的东西，那都是顶好的编了号的。库里还有许多次等的东西，没有编号，没有登帐的，拿一两件也不要紧。”其实这个弊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在那些所谓“古物保管专家”的手里，即使已经编号登记的珍品，他们也可以用假的换了出来。后来故宫盗宝案的发生，不就是这样的吗?可惜我那时候对字画古董不感兴趣，不然的话，尽可以大大捞它一把。

　　四 在交际花家里处理军国大事

　　大约是三月二十三、四号，前方比较平静，蒋介石曾秘密来到北平。当时虽说是秘密，后来报纸也知道了。蒋来北平是听取各方的报告并作指示，在居仁堂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高级将领都出席作了报告。古北口方面总指挥杨杰在席上大谈其后退配备的战略，他要把南天门阵地(古北口以南的阵地)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地区，引敌人深入，而在两侧配备两个军同时出击，一举就可以歼灭敌人的主力，长城战事就可以转移为攻势，不致坐着挨打。他并且报告前方敌人不断增加，战事如何激烈，要求增援。何应钦素与杨杰不睦，素来都把杨杰叫作杨大炮，听了很不高兴，就说：“前方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吧!”杨杰说：“我刚才由前方回来，难道还不清楚?”何应钦就叫：“王厅长(伦)你立刻打电话去问问徐军长(廷瑶)，前方的情形怎样?”王伦打电话问徐廷瑶，回话说前方很平静。弄得杨杰当场下不了台，满面通红，一言不发。不久杨杰的总指挥也撤消了，由徐廷瑶代理。杨杰从此就反对蒋介石。不过日军增加确是事实，正在部署尚未攻击，原来是第八师团，后又增加了第六师团一个旅和一 个骑兵旅团，是由多伦方面转移过来的(关于日军在长城各口的兵力配备，据符昭骞补充材料说：山海关方面一个旅团，冷口方面有里氏旅团，喜峰口方面有铃木旅团，古北口方面有川岸旅团，另有一个旅团正向古北口增援，共计兵力约两个半师团。-编者)

　　蒋介石作了最后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会后随往西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冢，并同何应钦、杨永泰和我在香山饭店吃了一顿不饱的晚饭，他就回南昌去了。交下一些问题，留杨永泰在北平与各方商量处理。当晚我即邀杨永泰到北平著名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玩，顺便同各方的代表商量处理问题。到有东北军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山西方面的徐永昌，朱哲元驻平代表萧振瀛。杨惜惜是以前平汉铁路局会计科王科长的小老婆，王某贪污了十几万元，死后这些钱都归了杨惜惜。

　　她有自己的漂亮汽车，华丽的公馆(缎库胡同五号)。那里有酒、有色、有财，经常有些“要人”出入。我们这些人在那里真是乌烟瘴气，蒋介石交下来的所谓军国要事，就是在那里商量处理的。

　　长城战事日形紧迫，北平也不能不有些军事布置。我们调了一些部队布置城防，主要是东城和北城。驻军在驻守地区，入夜是戒严的。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素来是外侨尤其日侨活动的地方，他们不守驻军的戒严令东窜西窜。驻军哨兵要他们站住加以盘问，也是很平常的事。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问。次日酒井隆就带了两个全付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见何应钦当面抗议。新华门守门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门外，请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闹起来。宪兵请示，何应钦也只好让他带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见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应钦抗议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命没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带同武装进行自卫。何应钦问他原故，酒井就说昨天晚上被哨兵盘问，并诳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他;因此他要带武装保护前来抗议。还说他与何应钦是旧相识、是同学，才来当面抗议，否则就会自由行动起来了。

　　何应钦除一面向他解释道歉之外，还下令驻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要客气、要礼貌。

　　尽管长城战事如何紧张，何应钦和我还摆出好整以暇的姿态。有时去玩玩哥尔夫球，有时去打打猎。有一天，他同我去游颐和园，那时泮水初解，浮冰绿水之间，有上百成千的野天鹅浮游。我们问管园的可不可以打?他说从来没人打过，所以它才年年敢到这里来快乐地游玩，一过春天，它就飞去，一到冬天，它又回来，是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禁令，可是从来没有人打过，以免破坏这天然的美景。他说话的用意，无非是想阻止我们去打。但我们猎兴大发，莫说没有禁令，就是有，我们一个是军政部部长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个是内政部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参谋长，莫说是要打几只野天鹅来玩玩，就是要打三贝子花园里(即现在的动物园)养的老虎和狮子又有谁敢来阻止呢?于是我们居然开枪打了。后来听说天鹅从此就不来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冯玉祥这时在张家口开始酝酿组织抗日同盟军。我同冯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徐州第一次见的面。“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到南京，又见了一次面。三月二十八 日我以私人名义，同高参陶钧到张家口去访问他，并看看情形。他请我吃一顿粗劣的晚饭，席间他说明了他抗日的宗旨，并力诋张学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误国卖国。我心里想：现在长城不是正在抗战吗?何必另立旗帜。但我又想到抗战人人有责，多一方面的号召，壮壮声势总是有益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光杆。让他搞去吧，横直搞不出甚么名堂。因此我没有同他辩论甚么，也没有劝他到南京去，我就回北平向何应钦汇报。但何却对冯十分重视，他说：“老冯这个家伙野心很大，抗战不过是用来掩护的名词，以后如何发展，如何收拾，很成问题。”长城战事正在吃紧，只好暂时不管。

　　四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北平军分会要他在邯郸候命，不拨火车给他北上，他就步行到了定县。我与方振武以前也有一面之交，何应钦要我去定县，同方商量，改编后参加抗日，拟改编为两个旅，以鲍刚、张人杰为旅长。他不同意，继续步行北上，到达徐水满城附近。后方军队这样自由行动，何应钦大起恐慌，于是借口统一军令，饬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一律取销，其有人马充足的部队准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这个命令的用意是想破坏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不发生什么作用。方振武、鲍刚等的部队仍继续徒步向张家口集中从事抗日，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五 消极抵抗节节撤退

　　北宁线方面自何柱国军退守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军隔河对峙。喜峰口方面因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防御相当坚固，敌人避免正面攻击的牺牲，找到冷口方面的弱点。那里原是东北军缪澄流师担任，后来商震部的黄光华师增加上去，虽然努力抵抗，但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冷口遂告失陷。日军占领冷口后，分兵占领滦河上游的迁安，威胁滦河西岸阵地的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的后面，向防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形成前后夹击的姿态。因此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不能不撤退，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军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敌人继续前进，先后占领遵化、玉田、丰润，向我军压迫。我为了布置津东防御去天津走了一趟。据说溃退的东北军纪律很不好，他们有一句话：“妈拉个巴子是个碟吃饺子。”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问人说是见到女人，不论老少都要奸淫。因此津东难民纷纷逃集天津。我在天津还去拜访了亲日分子张志潭(已由南京任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据说他们对日本人有什么活动。其实汉奸石友三、张敬尧已在天津北平开始活动了，与他多少有关系。我在言语之中表示要他顾全大局，听候中央处置，不可单独行动。他表示这个仗打不下去了，首先军队纪律太坏，人心恐慌，甚至有些人宁愿欢迎日军到来。他的话可说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某些人。我在天津想与前方联络，但联络不上。因为那条线(即宁河宝坻之线)并不是预先构筑好的阵地，而是临时征些民工挖了一些土壕，更未架设通信网。前方情形十分混乱，眼见那线也守不祝我转回北平把情形报告何应钦。

　　古北口方面是敌人进攻的主力。自古北口失守，我军就坚守南天门。南天门地形险要，不能使用很大的兵力。日军以全力进攻，战事很剧烈，进展甚慢。徐廷瑶的中央军三个师，起初是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得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换下二十五师，第二师又被打得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换下第二师。由南天门而石匣镇、而密云，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就是这样挨了两个多月，是长城抗战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地方。三月间因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组织妇女慰劳队到喜峰口慰劳二十九军，对古北口方面则没有去。我对她们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说，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方面激烈得多，她们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东北军方面更没有人理睬。

　　徐廷瑶军退到密云附近，既无险要的地形，部队又皆已残破，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北平军分会事先把傅作义的部队调到昌平附近向怀柔、顺义出击。但经日军的攻击，作战不利，退守顺义、怀柔以北山地。日军进至顺义附近，距北平仅五十多里。而京东方面的日军既占领三河进迫通州，宝坻日军进迫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姿势。这是五月二卿四日的情形。当日军迫近顺义的时候，日军飞机九架飞过北平上空，飞得很低。机上的太阳敌徽及驾驶员的面目都看得清楚。那时既没有防空警报，也没有防空洞设备。我和何应钦听到了机声，才跑出居仁堂到假山下去躲避。我们的高射炮队也咯咯放了几响。但敌机并未投弹就飞回去了。事后英、美外交人员深不以我们的高射炮的射击为然。他们说：“日机不是来轰炸的，向他们射击，就会引起他们的轰炸或扫射。但敌机不轰炸、不扫射，只有天晓得。也许他们外交人员事先知道吧”。

　　这个期间，德国总顾问费而采，也同在北平参加我们作战的计划。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他每天都到居仁堂听听情报、看看地图，或同我们谈谈。但我觉得他只有一般的战略见解，尤其对中国部队的情形根本就不清楚。东北军自滦西撤到宁河、三河之线，又被敌人突破。他问我，那方面既不是敌人的主力，东北军的番号又那样多，为什么守不住?这个很容易答复的问题，弄得我很难答复，只好耸耸肩膀。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他仍然到居仁堂，见办公室的作战计划地图都揭下来了，就大惊失色。

　　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请他回南京以保安全，随后就调回国去了。蒋介石后来又聘请德国鼎鼎大名的塞克特将军当总顾问，他在德国当了很久的国防部部长，是凡尔赛条约后第二 德国陆军的保育者。我曾参加他与蒋介石的座谈，蒋介石问他对日国防的意见。他说：“最危险的是这条扬子江，必须沿江建设要塞，并沿江构筑游动炮兵阵地，沿江布置游动炮兵。否则一旦开战，日本舰队就可直捣汉口，把中国分为两下”。

　　我觉得他的意见也很平常，难道这种平常道理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教外国顾问吗?不过在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时候，德国顾问是很吃香的。

　　六 北平被包围后何应钦乞求停战

　　南京政府既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除了消极的军事抵抗之外，交涉的活动是积极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二月底来北平就是做这个活动的。罗、宋囿南京后，又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来继续进行。他们希望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蓝浦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由英、美出面调停，把上海停战协定重演。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不似上海那样积极，蓝浦森只是向日方要求维持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发生战事。

　　南京政府不但在外交方面对英、美进行活动，作交涉的准备，同时也在内政方面调整华北的人事，为以后的妥协作准备。蒋介石曾要我兼任北平市市长，我没有同意;又叫我征求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意见，要他当北平市市长应付日本人，丁文江也不同意。五月三日南京行政院设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黄绍竑、李煜瀛、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群、王揖唐、王树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汤尔和、丁文江、鲁荡平为委员，并指定黄郛为委员长。

　　从这个委员会名单来看，包括有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华北地方各方面的人物，也就是想用这个委员会作为第一步“华北特殊化”，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黄郛是亲日派的头子，用他来当委员长，很显然是对日本表示妥协。黄郛被任命后，并不即时就职，而是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本人秘密接洽，等待时机的到来。

　　军事上，到了五月二十四日，日军迫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成了三面被包围的形势，日机复在上空飞翔。前方的部队正在溃退，无法收容整理。后方又肯定没有增援的部队，即使蒋介石肯调援兵，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北平只有刘多荃东北军的几个团、和蒋孝先的中央宪兵第三团。白天我到城内各地去看看城防的布置，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居仁堂，看见办公室里已经不象往日的样子，我的铺盖也已经捆好了。我问何应钦怎么一回事?他说：“前方情形你是知道的，军分会现在决定撤到长辛店以南，打算十一点钟上火车，火车已经预备好，在西便门外跑马厂小车站上车。你回来得正好，我们等你作最后的商量。在那里有黄郛、张群、李择一、王伦连我一共六个人。我问撤退有没有请示得到蒋的许可?何说：“时机太紧急，来不及请示。”我说：“北平呢?”何说：“交给徐廷瑶防守，他的司令部设在广安门外的白云观。

　　我说：“敌人已占领顺义以南地区，还来得及由前方调回来布防吗?”何说：“这就很难说了，只好尽力地作去。

　　黄郛自被任命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之后，就在上海、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他什么时候到北平我不知道，这次何应钦邀他来参加会议，自然有作用。黄郛说：“由驻北平日本武官方面得到的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在夜里两点钟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黄郛、李择一自不必说，张群的意见是同黄、李一致的，但他不说话。王伦则主张守北平，并且要立刻调炮兵到天安门、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轰击，先肃清城内的日本驻军，不管他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一概把他轰完，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吃一些亏，然后他们对日本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日本人住在一起呢?他这些激奋的话，大家都不赞成。何应钦没有主意，仍然想撤退。我说：“调兵增援肯定不可能，前方部队正在溃退，未必就能调来北平，从容布防，而我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从事伪组织，运动某些部队参加。如果我们军分会一撤退，伪组织可能就立刻出现，敌人就利用伪组织作为对手与它签订协定，作为这次战事的收场;将关东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平、津，而平、津已成为一个特殊化的第二满洲国。这样河北就非我国所有了，损失岂不是更大。因此我主张一面布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然后把北平交由徐军长作背城借一。我们那时候仍有从容退出的时间，现在又何必这样急呢?”大家都以我的说法为然，但何应钦仍以未曾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为顾虑，因为事情太重大了。那时北平和牯岭长途电话还不通，打电报去请示万万来不及。我说：“委员长要我们来主持这方面的事，我们要为他负一些责任。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现在是君命来不及的时候呀，我们应该把责任负起来吧。如果以后委员长不同意，我们愿共同受国家法律的处分就是了。”我说完这番话，张群支持我的意见。何应钦才决定派军使去与关东军商量停战。由黄郛、李择一去答复北平日本武官。王伦见这样决定，遂愤愤地上楼睡去了。后来王伦在中南海骑马，堕马触树，脑破身死。他在那时算是北平军分会参谋人员中主张抗日最激烈的分子。

　　五月二十四晚上的秘密会议开到一点钟以后，才决定派军使到顺义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与西义一师团长商量暂时停战办法，其实就是战败了作城下之盟。派什么人当军使呢?

　　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差使，既要有相当的官阶，又要有相当的仪表，最主要的还要会讲日本话。于是选派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诒(燕谋)去充这个脚色。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精通日语、相貌魁伟的少将，是很适合上述要求的。他当初不肯去，恐怕到那里受凌辱及以后还要受全国人民的责难。经我们多方的劝勉才答应了。他同北平日本使馆武官于二十亿日上午五点钟乘汽车由东直门出城，抵达顺义某一个村子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同师团长西义一商量停战办法。路程不过五十多里，个把钟头就到了。我们就好象热锅里的蚂蚁一样，静待他的回音。我们的行李已经捆好，不再打开，我只好到北京饭店去睡觉休息。早晨我又回到居仁堂，当我跨出饭店大门的时候，听到后面一个人很惊讶地说：“他们为什么还不走呀!”由他的口气里可以想到当时北平某些人已知道我们已经准备火车要走了。他那句话到底是希望我们留在北平，还是希望我们早些离开北平呢?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大约十二点钟的时候，徐祖诒回来了，他作了经过的报告。他说：在顺义某个村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里作了接待军使仪式，并签定请求停战的“觉书”后，西义一师团长就提出了暂时停战的办法，内容概要是：(一)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以北等地，通州、香河、宝坻、林亭、芦台以南一带，以表示华军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二)于五日内日方(指关东军)派遣代表与华方军事当局(指军分会)讨论停战条款。(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这个结果的下一步文章就更多了，首先是派谁当正式谈判代表，他的地位要比徐祖诒高一些，又要懂得日本话。

　　我们再三商量，决定派参谋部厅长熊斌充当，另加上一个军分会总参谋的名义。熊斌也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过去同日本人有过一些往来。熊斌当时也不充当愿意首席代表，经我们勉励他作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何应钦并许了交换条件才答应的。其次是要派人到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因电报是不能弄得很详细。于是推我于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专车回南京转庐山(当时报载黄绍竑二十八日回南京是错误的)。

　　我在二十五日午后六点多钟到了天津，在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处匆匆吃了一顿晚饭，我把前方情形及临时停战的办法告诉了他。他自然是同意的。随即专车南下，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济南车站见面，半夜里车到了济南，韩复榘已经候在那里;我们在车上谈了二十多分钟，无非是把情形告诉他，他更是赞成停战。济南以后一直都没有停过车，那条路上就是我那个专车行走，其他的车都停了。第二日丿点多钟到达浦口，走了二十二个钟头，据说是那时候津浦路最快的火车了。本想即乘飞机到南昌，但时候已经晚了。二十七日上午九时乘军用飞机到南昌，在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家里吃了一顿午饭，随即乘火车于下午三点多钟到了牯岭。事先蒋介石已经把汪精卫、孙科等南京要人召集到庐山来，在庐山饭店那里等候我的到来。我把以前长城各方面的战况和前天晚上(即五月二十四晚上)军分会所作的决定作了详细的报告。最后我并代表何应钦面请越权专擅的处分。早在我的意料之内，因为我们是本着中央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处理的。他们完全同意，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以后的问题我另有电报给敬之(何应钦号)。季宽先生你很累了，你去休息休息吧。”至此我的千斤重担算是放下来了。索性住在庐山休息一个时候。塘沽协定于三十日在塘沽签字，怎样情形我就不知道。长城抗战就此结束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08 14: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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