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退让到反抗
2017-05-10 09:28:38  来源：铁血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政策逐渐由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渗透控制转向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直接攫取，其手段也由渐进蚕食转向更加露骨的鲸吞。面对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当权者们在战与和、抗争与妥协、坚持与退让之间摇摆不定。局部的抗战和抗日活动频频爆发，但中日之间的“和平”却依旧在一方的压迫进逼和另一方的妥协退让中继续维持，国权与领土作为“和平”的代价不断丧失，中国的民众和当权者们却在不断的退让中认清了大势与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对日的态度渐渐转向强硬。再软弱的政府，对于侵略者的容忍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当耻辱的积累与利益的损失达到了可以忍受的底线的时候，外来的强盗们将面对的不再是可欺的羔羊，而是从沉睡中猛醒的狮子。

　　在中国近代国家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方面，先一步向西方学习的日本事实上扮演了先行者和导师的角色。作为从旧时代走来的“民国领袖”们，很多都有学习日本作为维新自强榜样的经历，在他们眼中的日本或多或少是以一种近似于“老师”的权威和力量的象征，作为崇拜和畏惧的对象而存在着。这种无形中精神上的压力无限放大了事实上本来就存在的力量差距，让民国上下的当权者们对用武装反抗侵略、向日本的蛮横说“不”，表现得过于胆怯和谨慎。而中国混乱的政局和贫弱的国力，也确实让中国看起来缺乏摆脱被宰割命运的力量。

　　虽然从1928年东北易帜开始，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此时中国的统一政权实际上只是国内各实力派相互妥协而达成的松散联合，而被各地大小军阀们并不那么心甘情愿的承认和接受的所谓南京中央政府更多只是名义上被奉为“共主”而已，国家原本就薄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被分散控制在各地的实力派手中作为和中央以及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资本，本质上仍然只是代表某一军阀集团的“中央政府”除了自己所控制的部分外所能整合的国家资源和力量是很少的。南京中央政府对东北、西北、山西、两广、西南诸省这样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地区，影响实在有限。反过来，由于作为“中央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必须对全国负责，所以地方当局的举动却往往能够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产生较大的反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无论是所谓的“中央政府”还是哪个地方实力派，都或多或少的有恐惧日本的心理，缺乏单独发动全面抗战、和日本彻底决裂的实力和勇气。而另一方面，由“中央”或者地方军阀组织的局部抗战也往往因为各派系之间以邻为壑、各行其是，只顾一味保存自己实力，将力量大量消耗在了彼此之间无谓的算计扯皮上而导致失败。

　　需要指出的是，和此前的《二十一条》以及此后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不同，这一时期丧于日本的利益、国权和领土并没有给民国的当权者带来什么好处，中国政府的退让和妥协更多的是迫于实际的压力和心理的恐惧，而非利益的收买。因此，站在今人的角度评价当时的政府和执政者的行为时，更适合用“软弱无能”“丧权辱国”来形容，至于“卖国”，就未免有些牵强了。

　　1928年日军在济南对北伐军的攻击，未尝不是日本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的实力和决心的一次试探。在恐惧并且一直尽量避免和日本交战的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最初的茫然无措之后选择了放弃抵抗、撤出军队、进行外交交涉，然而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并没有打算回报国民政府和蒋某人的“善意”——作为不作为和软弱的代价，济南惨案发生了。更加可悲的是民国的新执政者们并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反而因为日军最终从济南的撤出，错误地认为对日本的挑衅，通过妥协退让避免冲突、单纯依靠外交手段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来解决问题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而在三年之后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南京政府除了照搬“济南事件”中的“经验”——不惜限制和放弃抵抗来避免冲突的发展和扩大、尽力将事态控制为“地方事件”等待国际调停外。因为事变是发生在高度独立的东北地方势力范围内，明白自己的意志不可能得到东北地方当局彻底贯彻同时也不愿为地方实力派“火中取栗”的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更多的是采取了放任和观望的态度，打算将“地方事件”推给地方当局处理，等待东北当局作出反应之后再不用承担责任的做最后的补充决策。而虽然不缺乏实力但却缺乏勇气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武装抵抗的东北地方当局，既不愿接受守土抗战的义务也不想承担“破坏两国关系”的责任更不愿意在他们看来应该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对日和战的问题”上消耗自己的实力，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实际上是将皮球又踢了回去。南京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都不想承担责任，相互推卸未果后又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干预和调停上，在扯皮推诿和不作为中，最佳的反应时机被错过了。

　　到1931年底，一心“忍让”的南京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发现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日本人没有像三年前在济南那次一样因为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退让让挑衅丧失了借口，在国际舆论和道义的压力下撤出;而是不顾国联调停，继续加紧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的退让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积极作用的。主张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野，接替蒋介石主持南京政权的孙科和汪精卫为了防止东北局势进一步向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并给国内以交待，放弃了以往不作为的观望态度，在12月下旬两次命令东北军死守锦州不得放弃。然而京政府的指示并不出人意料的没有得到一心保存实力的各地方势力的贯彻，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认为“中央”的命令是在借机消耗地方势力，不肯在没有中央军和其他地方武装支援的情况下与日军正面对抗;而其他地方势力也不愿为支援毫无斗志的东北军消耗自己的实力。张学良本人认为只有中央军和东北军联合起来才有可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单靠东北军抗战是没有前途的。当日军进攻锦州的时候，东北当局对南京政府的严令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仅仅派出几个所谓的“公安总队”应付了一下，正规部队没有出动就放弃了锦州，东北军这一缺乏大局观念的自私举动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自此关外与关内的联系被切断，锦州的失陷宣告了东三省的彻底沦陷命运。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对日策略开始由一味的单纯强调避免冲突不予日本以挑衅借口，开始转变为以和为目的战为手段，用局部的有限的武装抵抗辅助和促进谈判乞和与国际干预。

　　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二八”事变中，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反应明显吸取了“九一八”事变的教训，至少意识到面对日本这样野蛮的对手，一味的退让不可能带来“和平”，就算是要谈判，也只有先打一下才能让对手愿意坐到谈判桌前。“唯自助者天才助之”，面对危机，如果自己不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只是单纯的依赖外力的帮助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作为直接面对挑衅的地方势力的十九路军在事变面前没有盲目的寄希望于“中央”的支援和“国际调停”，而是立足现有力量积极组织抵抗。而南京政府在十九路军表现出抵抗到底的决心和力量之后，也对十九路军的抗战采取了表面观望限制、暗中支持的态度，派出第五军、宪兵团、税警团等精锐部队和飞机、坦克等技术兵器，在十九路军的名义下投入上海战场与之并肩作战。虽然在最终的停战谈判中，没有在战场上失败的中国政府仍然做出了很大的、可以说耻辱的妥协，但是相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和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表现，这已经很好的结果和很大的进步了。

　　1932年底，在日本入侵热河并进一步染指华北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决心提前做好应战准备，一旦日军侵入热河将就近集结组织东北军、西北军和晋绥军等地方军队进行抵抗，同时在战事爆发后组织中央军6个师北上，作为对以上地方势力的后援力量。蒋介石曾秘密致电张学良，称日军进攻热河已经是必然趋势，南京中央政府决心自卫抵抗，希望东北军能够早作准备，一旦日军进攻坚守热河，蒋将出动中央军6个师支援，誓与东北军共进退。尽管有中央军进行支援和督战，地方军阀的表现和热河抗战的结局还是出乎大多数国人的意料之外。被委托统一指挥参战部队的张学良虽然早已得到南京方面的警告和指示，但是他并没有早做准备，直到日军发起进攻才开始编组部队、建立指挥机关。本来就无心抵抗的东北军仓促应战，不是不战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少量的日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热河全境，并进一步向长城各关隘进攻企图染指华北。因为东北军的迅速败亡，计划中的热河抗战变成了“长城抗战”，令配合作战的中央军和其他地方军反应不及，日军一直打到长城一线才被紧急动员的西北军宋哲元部29军和晋绥军傅作义部35军(59军)、商震部32军顶住，喜峰口、罗文峪的关隘都是被东北军丢了以后又被29军夺回来的。中央军计划投入作战的6个师也只来得及派出17军徐廷瑶部3个师，刘戡师还在行军路上 战斗就基本结束了，只有黄杰和关麟征两师赶上了长城抗战第二阶段的战斗。

　　长城抗战的失败宣告了国民党当局驱使地方势力进行局部抗战政策的破产。共同的民族敌人并不能完全消除各地方军阀相互之间以及对所谓的“中央政府”的猜忌，“中央政府”既缺乏足够的威信也缺乏足够的实力来维持政令军令的统一，各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也缺乏起码的敬畏和信任。于是，即使大敌当前，各派势力之间仍然勾心斗角;即使有“中央政府”的统一调度、有中央军的支援加督战，各个军阀仍然是自行其是。这样抗战的结果往往是参战的各支中国军队即使能英勇作战也往往因为各自为战缺少协同而被各个击破，有时甚至是因为某一方面的动摇或自行其是而葬送其他力量奋战的结果。

　　不仅地方势力对“中央”缺乏信任，“中央政府”对各地方实力派也是猜忌良多。长城抗战失败后后由冯玉祥联络西北军旧部发起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就被蒋介石认为是冯为东山再起而进行的努力并且有共产党参与其中借机反蒋而遭到了分化和镇压。当然，客观来看，也确实有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反对派借“抗日”为名进行扩充实力、打击政敌的活动。比如1936年陈济棠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的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两广事变”，居然也是以“抗日”为借口。

　　“长城抗战”及“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全国由政府和军队(包括各地方势力)主导的抗日活动进入低潮，取而代之的是民间愈演愈烈看似轰轰烈烈实则无甚效果的反日活动。无论是“长城抗战”还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其参与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勇气、坚韧和力量，因此这些抗战努力的最终失败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也是异常巨大的，战场上的失败令许多本来坚持对日强硬政策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开始转变立场，“长城抗战”的发动者与支持者是失望于付出努力和收获结果的极端不成正比，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参与者则因为来自南京政府的打击而心寒。曾经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中主张抵抗的汪精卫，在“长城抗战”之后产生了强烈的“恐日”情绪，对抗日的前途失去信心，并进一步由此得出“抗战必然亡国”的荒谬结论，最终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投向了日本侵略者、充当傀儡汉奸。而很多参与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原西北军将领在对南京政府和抗战前途感到绝望之后，为了个人的野心和利益先后投向了日寇。

　　形势发展到此时，残酷的现实至少告诉了国人两点：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对手，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彼此明争暗斗不止的国内各派势力，都不可能通过忍让妥协满足它的贪欲而换得和平和出路的，只有抗战才有希望;而一个国家没有统一而坚强的意志，仅仅靠某一派军事力量的自发行动或几派军事力量松散的联合进行局部抗战来抵抗日本一国的侵略，是永远不可能获得最终的决定性的胜利的。

　　秉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南京蒋介石政权虽然在一步步完成着整个国家由形式向实质的“统一”，在军事上残酷打击敢于反抗其独裁意志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种反对派，政治上不断强化了对大小各种地方势力的控制，并且初步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和经济秩序。但是面对日本人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也开始意识到日本人不可能给他充分时间和机会通过铁腕手段完成统一，于是除了继续军事打击以外，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开始尝试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内的反对者，以尽快完成某种能高程度上的“统一”——尽管这种“统一”并不能够完全彻底的体现蒋的意志。

　　与此同时，蒋的反对者也认识到，抗战必须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抛开中国最大的实力派或者说军阀蒋介石或者在反蒋的同时抗日，都是不现实的。甚至于在阶级立场上完全对立的共产党，也开始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变。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各种力量彼此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而达成应对整个民族共同威胁同时也是各派势力共同威胁的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虽然这种“统一”对于任何一派势力来说都不是理想的，可是在更大的威胁面前他们必须正视和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即使没有后来1936年的“西安事变”，国共之间也会达成某种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暂时妥协和合作，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只是促成和加速了这种合作的正式形成。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10 09: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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