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省”,这个行政区域已于1956年撤消,原辖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及内蒙古赤峰市,以承德市为省会。日本侵略军鲸吞东北之后,妄图将其魔爪伸向华北——占领热河就成为了关键的一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不惜篡改历史,歪曲事实,为侵占热河制造借口。他诡称:“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
从1926年至1933年,先后在热河担任都统、省保安司令、省主席的是人称“汤大虎”的汤玉麟。其人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招致天怒人怨。张学良亲口对胡适说,热河百姓因痛恨汤玉麟而痛恨一切中国军队。当东北军的丁春喜旅开进热河时,途中就有两位营长失踪,估计是被当地人杀掉了。胡适曾建议张学良杀掉汤玉麟,至少将其免职,但未被采纳。正当日寇觊觎热河的危难之际,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正集中精锐部队进攻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30日,蒋介石调集29个师、两个旅约四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南京政府军政高层之间也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比如行政院长汪精卫责备张学良虽“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且热河在其防地以内,却不出一兵不放一矢抗日。张学良却表示“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要求行政院财政部“即筹500万”,并且“每月筹助热河300万”。于是,上演了一出汪精卫坚辞行政院长、张学良坚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闹剧。
1933年元旦,日军守备队首先在山海关(榆关)制造了一起在车站附近投掷手榴弹的事件,以此为借口向当地驻军——东北军的何柱国旅发动进攻。1月2日,日军炮击临榆县城,3日,山海关失陷。2月下旬,日军在热河全面展开了军事行动,胡适将敌方的胜利形容为“疾风扫落叶”,而把我方的失败称之为“摧枯拉朽的失败”。请看当时的国耻记录:2月21日,日军占领南岭。22日占领北票。24日占领开鲁。25日占领朝阳。26日占领下洼。
为了开脱节节失败的罪责,汤玉麟竟诿称这是为了“集中兵力,缩短战线,诱敌深入,与敌决一死战。”
27日以后的战况更令人寒心。从朝阳到承德共有640多里,日军仅用了七天就全部占领:3月1日凌南失陷,2日凌源失陷。两地的守军是张学良的嫡系,共六个旅以上,但日军只出动了三个旅。日军攻占凌源时,只损失了9个士兵,而东北军却全线溃败,不但抛弃了无数辎重粮秣,而且还丢失了许多现款。3日赤峰、平泉失陷。4日承德失陷。当天日军仅动用了128人,四辆装甲车,入承德时兵不血刃,如入无人之境。
面积达60万平方公里的热河在十天中全省沦陷,引起了举国震惊。3月2日晚,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曾用密码给蒋介石发一电报:“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按: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3月5日,胡适听说失承德,心情极为恶劣,开始为《独立评论》撰写《全国震惊以后》一文。3月6日,文章写完,凡6000余字,刊登于3月12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1期。该文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大溃败的主要原因:一、“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比如,很多中国军官居然不会看地图。二、“军官的贪污堕落。”他引用了朱庆澜将军的一句话:“军官有了两万块钱以上的财产,决不能打仗了。”三、“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竟使人民不能不暂时投入仇敌的怀抱里以求避免当前水深火热的暴政。”四、“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五、“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
关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应负的责任,胡适也列举了四点。一、“容留汤玉麟在热河”。二、“容许张学良在华北,又不督责他作有效的准备”。三、当此强敌压境之日,作为最高军事领袖的蒋介石不北上坐镇指挥,反而逗留在长江流域“剿共”,“轻重失宜,误国不浅”。四、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3月5日发表谈话,说热河不能守至“一星期至七日”。明知如此,为何不电召蒋介石从江西飞回南京“来指挥挽救”?为何不“征召全国最精良军队出关补救”?明知热河不能守而不设法补救,岂不是将国土“拱手让人”?
胡适除了将矛头直指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上层,还指出中国“上上下下整个的没有现代化”是最重要的教训。“养兵数百万,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几等乌合。”一个国家没有现代化,就只能成为劲风里的落叶,利斧下的朽木,刀俎上的鱼肉,不能自存于这个世界。胡适这番话,讲的其实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
3月7日,胡适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其引咎辞职。信中说:“去年夏间曾劝说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能实现,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蒋、何、黄诸公在此之时决心求去,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明,恐将尽付流水了。”屈于包括胡适来电在内的舆论压力,张学良于3月7日致电国民党中央:“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惩儆。”
3月8日,蒋介石跟宋子文、何应钦商议了张学良的下野办法。3月9日,宋子文、蒋介石先后在长辛店召见了张学良。胡适很关心这次会谈的结果。当天的情况是:首先,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蒋介石个人同样受到国人谴责,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下午4时,蒋介石跟张学良晤面。蒋准其辞职,张接受辞职。3月10日晚7时,张学良约见了胡适、丁文江、蒋梦麟等。张学良说,蒋介石要他辞职,他就辞了;辞职后先去意大利,后去瑞士。3月12日,何应钦取代张学良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何应钦对东北军表示:“一切照旧,望各安心”。
3月13日,蒋介石在保定召见胡适,同行者有翁文灏、丁文江、刘子楷。下午5时见蒋介石,谈了两个钟头。蒋介石说,他实在没有料到日本进攻热河会如此神速。他原估计日本占领热河需要6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在中国没有这么多部队,需要在日本本土和台湾进行动员。他每天都接到情报,知道日本并没有动员,所以判断日本进攻热河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兵力部署比我们知道得都清楚。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对蒋介石这番话进行了评论:“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这次会见时,胡适还问蒋介石能否抵御日寇入侵。蒋回答:“需有三个月的准备。”胡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蒋答:“进行近代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任何官兵为保命而退却。这样做也许可以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胡适心想:这其实就是说中国不能抵抗。胡适又问:“那么能进行外交交涉吗?能在不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跟日本进行交涉吗?”蒋回答说,他曾经跟日本方面这样交涉过,完全无效,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1933年5月23日凌晨4时30分,何应钦代表中方完全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停战条件。5月31日,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与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的事实。通过这种妥协,华北实现了局部停战,换取了四年的苟安,直至卢沟桥事变发生,才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新一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10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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