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长城以北地区的山林匪祸不断,百姓苦不堪言,热河地区的乡村纷纷成立民团,抵御土匪袭扰。孙永勤因作战勇敢,富有指挥才能,加之能团结众人,很快被推举为副团长、团长。
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横征暴敛,匪患丛生。各地群众为保身家性命,素多藏枪自卫,并纷纷出钱买枪,成立自卫团。黄花川一带也成立了自卫团,孙永勤出任团总。他恪尽职守,消弭匪患,保家安邦,使乡亲们能过上较为安稳的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危机加深,滦河沿岸匪患日重,民心浮动,防匪战事繁重。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拱手相让。春季,承德、兴隆相继沦陷。孙永勤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杀戮,极为愤慨。
1933年夏,日军为维护其统治,在兴隆县城设立伪满热河省兴隆办事处,推行“铳器回收”政策,强令农民将枪弹全部无偿缴出。稍有迟误,即指为“匪”,轻则毒打,重则坐牢。伪上板城警察署几次派人到黄花川孙杖子,收缴自卫团和孙永勤的枪支,并笼络他归顺日本人。孙永勤严正地说:“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缴枪当汉奸,那是痴心妄想!“伪警察几次派人抓他,虽得逃脱,但在家已实难存身。乡亲们找孙永勤商量,孙永勤义愤填膺地说:“听说朝鲜被日本灭亡后,三家一把菜刀。亡国的人不如狗,怎么忍气吞声也没有活路,不如趁着手里有枪和鬼子拼了!”
正当孙永勤急于寻找出路之际,一天,从关里来了一位“卖水鞋”的人在他家落脚。这人与孙永勤彻夜长谈,谈到共产党,谈到红军,谈到迁安、遵化农民暴动,谈到开滦工人罢工。孙永勤听后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犹如茫茫黑夜,眼前豁然开了一条路。他立即串联了16位志同道合的农民兄弟,于1933年12月11日夜在自家共议暴动大计,并歃血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
次日天明,在村中揭竿树起一面大旗,上写“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孙永勤英姿勃勃地站在旗下的碾盘上向群众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活下去,只能甩老子,抛妻子,扔儿子,打鬼子,先保国,后治家了。”随即宣布暴动,成立民众军。他和民众军战士宣誓:“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消息传开,群起响应,很快组成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孙永勤被众人推举为军长。
民众军建立后,迅速收缴车河川、黑河川一带各村民团、富户的枪弹武装自己。接着,攻据点,砸局子,消灭伪军警匪汉奸,开仓济贫。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孙永勤率军首克张杖子伪军据点,缴枪百余支,获子弹5000发,并开仓济贫。接着关元友率百余人在大彭杖子南山又歼伪军50多人。民众军声威大振,群众称孙永勤是“及时雨”。当地爱国青年纷纷参加民众军,队伍很快发展到500余人,编为3个(中)队,每队150人左右,关元友、王殿臣、赵四川分别任各队队长。军部建立了军法(稽查)处,专管部队纪律,制定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淫”的军纪。
1934年2月初的一天夜里,孙永勤引诱兴隆县车河口伪军外出“扫荡”,使鬼子只留下50人守据点,即率200余人连夜奔袭,不到半小时,全歼守敌,活捉汉奸岳荫臣(后放回),随即开仓济贫。民众军连战连捷,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由于民众军的影响越来越大,苇子峪自卫团总李连贵,承德县八桂岭张福义,下板城铁路工人单忠英,蓝旗营村的年焕兴等先后率部与孙永勤会合。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编为9个队,孙永勤继任军长,抗日烽火在热南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同年3月,承德县上板城警察署长“马扒皮”、日伪讨伐队长李海山和汉奸岳荫臣等在车河口声言要与孙永勤决战。孙永勤率部隐伏深山,寻机歼敌。3月15日,民众军在迁安滦河沿一带活动,袭击日船3艘,毙日军10余人,缴获大米、白面1500多公斤,衣服350多件。3月20日夜袭潘家口,毙日军7人,缴获大枪十余支。3月25日夜,围歼伪警察队及队长等100余人,活捉并处决岳荫臣、任凤阁两个汉奸。并攻克承德县上谷车站,歼伪军30多人。 民众军节节胜利,日伪当局极为震惊。先后调动1000多名伪军合击孙部。孙永勤率领民众军从东西两处设下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民众军合力夹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伤亡过半,狼狈逃窜。
至4月,民众军已猛增至5000余人,声威远震。中共京东特委书记李葆华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与孙永勤联系,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提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与日寇血战到底”的纲领。1934 年5 月,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徐英等到五指山,以遵化爱国群众的身份与孙永勤会晤。徐英等向孙永勤介绍了关内各地的抗日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建议孙永勤从“均富济贫”发展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同时加强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以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孙永勤的政治视野一下子跨越了长城,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中共遵化地下党人的建议。孙永勤积极接受建议,将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继任军长,赵四川任副军长,关元友任参谋长,下设4个总队(大队)。张福义、年焕兴、王殿臣、李连贵分别任大队长。总队下设中队(连)、分队(排)和班。每个总队有1000至1200人。改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质的飞跃,革命觉悟和部队士气进一步提高。
整编后,抗日救国军巧妙运用灵活战术,分兵三路战斗在长城沿线迁西、宽城、青龙、兴隆、遵化一带。武器弹药、被服粮食主要从战斗中缴获。在攻打孤山子海关和半壁山警察署分驻所时,活捉关税总长佐藤等3人,击毙50多名伪军。在舍身台与追击的伪满军遭遇,开展政治攻势,促使300名伪军哗变,杀死日本长官。黄花川一战,孙永勤采用“瓮中捉鳖”战术击毙日军100余人。南山子一役打死日军200余人,缴获40支枪。农历三月初,抗日救国军在烧饼铺与日军遭遇,由清晨激战至次日晚,日军伤亡极重,动用12辆汽车装运尸体;于杖子西山之战,毙日军55名。在宽城县九虎岭,抗日救国军与日军千余人浴血奋战,歼敌500余人。
同年6 月, 第一总队与300 多名伪军相遇,孙永勤命令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结果300 名伪军杀死日本军官,一致抗日。之后,孙永勤兵围宽城,他充分考虑到城内工商业者的利益,先消灭掉外围的敌人后攻城,击毙敌军300 多人,残敌弃城而逃。抗日救国军转战长城内外的兴隆、承德、遵化、迁安、青龙、平泉等六个县,战果辉煌,给日伪军以重创,点燃了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使受奴役的百姓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
抗日救国军奋勇杀敌,愈战愈勇,日军难于“进剿”,便企图诱降。1934年8月,伪热河省公署先是派两名日本人来劝降,孙永勤拒而不见,命战士将其逐出。后又派几个汉奸向孙永勤游说,并呈上任命孙永勤为热河警察“讨伐”大队长的委任状。孙永勤当即将委任状撕得粉碎,怒斥来人:“你们没有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吗?我们是堂堂的中国人,岂能做日本人的狗下之狗?”汉奸无地自容,畏缩而去。
劝降、招抚失败后,日伪决定对抗日救国军大举“围剿”,以消除伪满“西南国境的最大障碍”。
1933 年12 月至1935 年5 月,共攻克日伪据点一百多次,打死和俘虏日军、伪军五千多人,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对平津的用兵,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孙永勤和民众军采取了招抚、围剿两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恼怒之下,称呼孙永勤为“山耗子”(意为哪头也堵不住), 孙永勤则鄙视地称呼日本关东军为“黄豆皮子”。。
1935年4月中旬,日军第七师团一部,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县警察“讨伐队”于半壁山地区将孙永勤部包围并派飞机助战。经过血战,抗日救国军毙伤敌700余人,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被迫撤至长城沿线。
1935年5月,日军杉原师团长令山田再二大佐,在长城外继续“讨伐”抗日救国军。此时,救国军3000余人分散于深山与日军周旋,专门袭击长城一带日军防备的薄弱环节,打了就走,日军甚感头痛。 日军在长城以北的山林地区消灭不了孙永勤,便想出一条阴险的计谋:用重兵从东、西、北三面,强行逼迫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入关,在遵化茅山地区予以歼灭
为了甩开日军的围追堵截,孙永勤决定率军入关,寻找红军。他们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不畏劳苦,歼灭扼守长城日军百余名。行至大寨、阎家峪,尖哨山一带,抗日救国军和日伪军遭遇。日军开来20余辆汽车,携钢炮、机关枪进攻抗日救国军,战斗7小时,给日伪以重创。战斗中孙永勤腿部负伤,率部队向茅山方向集中,此时抗日救国军已不足2000人。
危急时刻,中共冀东地区党组织派游击队与孙永勤取得联系,帮助抗日救国军开进长城,并送去一部分武器弹药。5月15日,孙永勤率军越过长城,开赴遵化、迁西一带。出布告安民,号召军民团结抗日,同时派人与国民党遵化县政府联系,得到一些粮食、药品。16日深夜,抗日救国军与尾追的部分日军交战,毙伤日军40余人后,避往深山。
5月20日,日本武官高桥致函国民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以遵化县长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为借口,在日军少将旅团长川岸文三郎的指挥下,悍然越过长城“扫荡”抗日救国军。国民党遵化县政府在日军的威逼下,竟以给抗日救国军换春装为由(当时战士们还身着棉衣),将抗日救国军诱骗集中在茅山一带。
5月23日夜,日、伪、蒋三方约一万余人从四面包围抗日救国军。抗日救国军在鸡鸣村三里店与日军激战甚烈,损失很重,激战中,孙永勤让战士们用椅子将其抬上茅山,指挥坚守抗击。24日拂晓,日寇用炮火摧毁救国军阵地,附近的村庄皆成灰烬。接着敌人用毒气弹、机枪开路发起总攻。拂晓时,孙永勤镇定指挥全军英勇反击。茅山四麓,敌尸遍野。有人提出:“我们掩护军长率全军向南突围,能从保安队那里打开一条路。”孙永勤当机立断:“不,不能向南突围。如果南去,日贼又将追击,进扰华北了。我们一定打回热河去,保护冀东父老要紧。”
抗日救国军浴血奋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并击落敌机一架。由于敌众我寡,当时战场形势对抗日救国军很不利。战斗中,孙永勤亦被炮弹片击伤头部。他强忍剧痛环视山下敌人,毫不畏惧,深情地对参谋长关元友说:“我决心在这里作最后一战,你带领主力回热河,跟共产党抗战到底!”关元友热泪盈眶,慨然回答:“我要与军长同生共死,回热河的队伍请派别人指挥吧!”于是,孙永勤命令张福义、年焕兴率部突围,他和关元友共同指挥部队奋力拼杀,掩护500余名抗日救国军战士突出重围。
下午4 时,救国军发起反击,杀敌之声震天动地,决战至深夜,救国军将士1400 多人突出重围。孙永勤持机枪率队直捣日寇密集处,并亲手击毙了栩藤、佐佐木,并多次击退山田队、松井队的夹击,击毙日军田边少尉等多人。
最后孙永勤、关元友、赵四川、王殿臣等数百名官兵壮烈殉国。 孙永勤牺牲时年仅37岁。
硝烟散尽之后,乡亲们在被鲜血染红的大茅山上,发现衣内绣有姓名的孙永勤、关元友及其他官兵的无头遗体,英雄们全身均被机枪所伤,遍体血肉模糊。原来,孙永勤、关元有的头颅被日本侵略者割下在兴隆县城楼下示众。乡亲们满怀崇敬与哀痛,洒泪掩埋英烈,凭吊忠魂。
对于孙永勤等抗日救国军主要领导人的牺牲, 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与惋惜。
1935 年8 月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救国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高度赞扬了吉鸿昌、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十一位为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称他们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抗日救国最终必然胜利。
《八一宣言》原文: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
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汉奸卖国账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
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腆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
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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