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面面观！
2017-05-23 14:19:58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悍然进犯上海闸北，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同时，这次抗战也有若干教训。今天我们选取这次抗战的几个侧面，共同回顾这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日寇：居心叵测挑起事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转移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同时企图占领上海作为继续侵华的基地，于1932年初在沪不断寻衅，挑起事端。

　　1932年1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大佐回东京报告中国东北战事，后受命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接电后，即安排女谍川岛芳子具体策划实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的华界三友实业社总厂生事，引发冲突，致日人1人死亡，1人重伤，日本诬为中国工厂纠察队所为，此谓“日僧事件”。

　　次日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工部局华人巡捕。田中隆吉还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集会、游行，开始骚乱并袭击华人商店。

　　此前，板垣征四郎与参谋本部早已作好“假战争”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即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日本海军做好了作战准备。在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和通牒的情况下，上海市政府完全接受日方条件。1月28日夜11时零5分，日方回复“满意”，但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

　　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大言不惭：“上海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

　　——国军：铁骨铮铮可歌可泣——

　　日本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后，随即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率部积极协同作战。十九路军原为孙中山所创，大部分是广东人，能征善战。全军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抗敌，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29日，恼羞成怒的日军出动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疯狂轰炸……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2月18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开赴前线驰援十九路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除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外，参加抗战的还有另外几支中国军队。出于种种原因，各部均以十九路军名义参战，故大都成了少为人知的“无名英雄”。如宪兵第6团在与十九路军部八十七师换防时遭遇战斗，毅然参加了闸北保卫战。驻闸北的税警3团和驻南翔的税警2团按照宋子文命令，先后以十九路军、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名义参战抗敌。

　　中国军队苦战33天、激战100多次，迫使日军三次增兵、四易主帅、损兵逾万。但最后由于寡不敌众，退守第二道防线。5月5日，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抗战结束。

　　战争之惨烈，难于言表。唯有中国军队可歌可泣之英雄壮举，流芳百世!这里我们记录部分令人潸然泪下的中国军队将领之铮铮誓言：

　　“一二八”淞沪抗战次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向全国发出通电：“十九路军通电全国：特急!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竟于28日夜12时，在上海闸北登岸袭击，公然侵我防线，向我开火，业已接火。光鼐等份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

　　张治中率部开拔前，自认此役是生平对外敌的首次作战，遂自勉：“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决定的是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2月15日深夜，张治中立下了遗嘱。他在《告全军将士书》中说：“……我十九路军将士守土沪上，抵御暴日，冲锋陷阵，血战兼旬，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3月1日，第五军八十七师营长朱耀章作诗《月夜巡视阵线有感》。两天后，朱以身殉国。该诗被张治中称作“一字一淌泪，一字一滴血”。诗曰：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曾日月之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与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政府：误判战势可叹可悲——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令人遗憾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略意图竟然误判。

　　比如，“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早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

　　比如，蒋在《第二期抵抗方案》中错误的认为，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是日军意图“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

　　比如，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中明确提出，“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

　　比如，蒋介石严重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他在《告全国将士电》中认为，“国亡即在目前。”……

　　在这一系列误判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加上蒋介石一惯坚持的“先剿灭红军，稳定内政、再对付日军”的主张，因此在对日军采取了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的对策。

　　按照时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黄慕松的说法，蒋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当时局势的背景。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下野后，由孙科接组南京政府。但孙科无力承接复杂局面，1932年1月25日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辞职。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孙科辞职，国民政府再度改组，由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而当日夜里，即发生了“一二八事变”。

　　此前1月23日，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

　　“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劝第十九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是受“蒋介石所授意”。(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获悉政府态度的蒋、蔡等人无奈表示服从。蒋光鼐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9日，下野的蒋介石复出，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军委会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蒋介石制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对日应对原则，并强调：“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而上海附近驻扎的部队，如无锡、苏州一带上官云相一师，浙江戴岳一旅，江北梁冠英一部以及杭州、赣东部队约60个师，则收到军政部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还有一些本公号没有查到出处的说法：事变之时，空军收到密令：“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海军与日本海军达成“互不攻击，以维友谊”协议，海军部长陈绍宽紧急命令各舰：“日海军炮击狮子山及南京市，与我海军无干!非日舰炮击我舰，不准还击”……

　　当然，不可否认蒋介石的抗战意志和坚定决心。2月5日，他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电，并电慰十九路军：“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空军参战时，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俾得协同动作，……”

　　2月16日，蒋介石又致电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并转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可将此意转告全体将士，努力保持本军之光荣历史为要。”

　　2月18日，蒋介石再电张治中、俞济时，要求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加强团结：“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誉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污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谋求多种途径求得中日冲突的解决。如通过外交手段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经过努力，促成了英、美、法、意、德等国“积极的调停”，以及国联特别大会的召开。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

　　但南京政府的种种误判，贻误了多次战机，更带来若干惨痛和屈辱。因此，《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时人仍如此评价国民政府：

　　“先以不援沪而误国，今复屈辱签约而丧权”。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23 14: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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