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一·二八浴血抗战 十九路军奋起，中央军跟进
2017-05-24 14:15:27  来源：教育期刊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闸北，地处上海华界，与公共租界毗邻。1932年1月28日晚11时，中日之间的淞沪战争在这里的天通庵车站打响，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或称第一次淞沪抗战，而日本军方称为“第一次上海事变”。“魔鬼军人”和大清格格联手

　　正如有人所说，一·二八事变的起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促使日本引燃战火的区域，不在上海，而在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尽管国联始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日本，但国联理事会绝大多数国家与美国都对中国表示同情。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占领东北，但如何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是其最为头疼的问题。由此，日本高层商讨再三，决定“满洲国”还是要建立，同时为了尽量转移“满洲国”和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注意力，还要在中国其他地区“搞点事”。

　　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上海是首都南京的门户和南京政府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同时还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经济据点。战斗一旦发生在上海，就会触动列强的神经，转移国际视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1931年10月1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召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赴沈阳密谋，指使田中在上海挑起事端。有“魔鬼军人”称号的田中隆吉是日本军界颇有名气的情报专家。板垣对他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会感到头痛。我要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在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整个满洲国。”田中向板垣保证能执行好这一任务，并开始策划在上海收买闹事者。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东北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占领东北的具体情况，并提出在上海发动战争以转移国际视线的计划。其想法很快得到参谋本部的支持，而军方的海军一派人物对此计划更是大加赞成。眼见陆军一派通过九一八事变，以几千人伤亡的代价夺取了比日本本土面积大3倍的东北全境，海军自然也不甘寂寞。自认为势力比陆军更强的海军决定也在中国打一仗。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曾经对朋友说：“不能总让陆军抢了风头。我们海军也要赶快行动。”

　　在得到高层认可后，板垣从东京电令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策划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接电后，便开始寻找滋事之地。作为大清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川岛芳子为完成复辟大业，从小就被其父送往东瀛，接受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川岛芳子结识了时任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屡屡被委以重任。此时，川岛芳子被派往上海，与田中隆吉阴谋在上海制造事端。

　　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两人商量后认为，普通的借口不足以争取日本国内民众的义愤和获得国际舆论的理解，日本国内有尊敬佛教人士的传统，如果无辜的宗教人士被杀，绝对会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选中了日本宗教人士日莲宗的和尚。这些日莲宗和尚当时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中居住，经常要去租界外的地区化缘，很容易造成被袭击的假象。

　　而肇事地点，就选择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之所以选择此地，据田中隆吉二战后供称“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也是排日根据地”。川岛芳子从板垣处领取特别经费两万日元，并唆使两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参与事端。1932年1月1 8日下午，由天崎启升等5名日本和尚，身披袈裟假装化缘，在三友厂前游荡，并投掷石块挑衅。而川岛芳子则花钱雇用打手冒充护厂工人，将一名日人打死，二人打伤，二人逃跑。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从1月19日至1月28日这9天内，日方开始了按部就班的活动。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发生骚乱，按预谋袭击华人商店。21日，日本海军派出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舰载6架飞机)、巡洋舰“大井号”、第十五驱逐队(下辖军舰4艘，)开赴上海;22日，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声明，宣称中国如不做出“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手段”。至一·二八事变爆发，10天之内，日军在上海的兵力由六七百人骤然升至6500人，并有军舰20余艘，飞机40架，装甲车数十辆。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与日本积极备战相反，国民政府则以避战为上，主张息事宁人，要求上海方面在对日交涉中应“避免冲突”“保全上海”。上海市政府因此在1月27日下令市公安局查封“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28日下午2时又答复日方，称中方已接受日方全部要求，愿意尽快取缔各抗日团体，赔偿日方人员物资损失，限期缉拿“凶手”。

　　在指示上海方面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同时，蒋介石对于日本可能以武力进攻上海也有所准备。1月26日，他致电88师f前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师长俞济时，命其速将该师所属的两个山炮连调赴上海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1月28日下午，因上海事端日趋严重，蒋介石与汪精卫初步商定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外交方针。

　　29日拂晓时分，蒋介石接到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急电，得知中日军队在上海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面对日寇的再一次武力侵犯，他深感震惊。在此种状况下，改变不抵抗政策已势在必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决一死战而已”。

　　虽然中方一再妥协，但日本军方却不肯罢休。盐泽幸一在28日深夜11时25分通知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要求中国军队立即由闸北撤退，该地改由日军防卫。5分钟后，日军从占领的天通庵车站开始向中国军队发动袭击，随后发起全面进攻。

　　面对日军的武装进犯，驻防的十九路军早已有所准备，该军在1月23日已召开军部紧急会议应对上海局势。会议议决以决死之心进行抵抗，死守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提出中国抗日军民合作抗战的口号：“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之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沪淞万国俱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并下达紧急备战密令。1月28日夜，十九路军所部奋起抵抗日军的武力侵犯，揭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

　　一-二八抗战之初，日军在上海有近2000人的精锐海军陆战部队，还有4000多人的日本侨民武装(很多都是退伍军人)，另外还有飞机四十多架，战舰二十多艘，装甲车几十辆。十九路军当时有一个师约一万人的部队，装备在国军还算精良，但是基本都是些轻兵器一无非是步枪手榴弹大刀之类，还有少量迫击炮，至于大炮坦克等重武器全无。由于第十九路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打之前，中央政府还拖欠十九路军8个月的军饷达600多万元。以至于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狂妄地表示，大日本帝国海军只需要4小时就能全歼上海的中国军队。“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战争爆发后，日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一路900人进攻北火车站，一路700人攻天通庵车站，另外还有1600人以装甲部队掩护对闸北地区发动袭击。日军的意图是取上海北火车站，断京沪、淞沪、沪杭交通线，然后再取闸北占吴淞。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步行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1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至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俭(28日的电报代码)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29日天亮以后，日军存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从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我守军第1 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块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包括众多古籍善本在内的30多万册馆藏图书付之一炬。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进攻，企图占领上海北站。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29日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发动猛攻，我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撤出北站。

　　29日l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的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进攻受挫后，29日下午，英、美领事出面调停，中日两军达成了在29日夜20时停止战斗的协定。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命同意停战。此时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60师进驻南翔、真如一线，并将第61师调沪，驻沪之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第十九路军在闸北第一天的保卫战中，经受日军三轮攻击而始终坚守阵地，装备较差的中国士兵在残酷的近战中极为英勇，使日军出师不利。此战也树立了十九路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军威。

　　1月31日，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举行了中日双方停战谈判，决定暂时休战，时间从2月1日起至2月3日止。

　　就在一-二八事变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蒋介石的策略也由“避免冲突，保全上海”转变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迁都的目的，如同蒋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讲的那样，在于避免南京遭受日军炮火威胁，被日方胁迫“作城下之盟”。同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战发生后，“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要求全国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为防备日军一二八事变后将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中国.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决定将全国划为四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徐永昌为副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中正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长官;第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陈铭枢为副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长官。这四大防卫区域的划分，成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基本布局。

　　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不仅同意了张的请战，还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2月14日，作为蒋介石的前警卫部队、中国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德械样板部队第5军开往上海参战。日方：一月之内，四易主帅

　　盐泽幸一进攻闸北造成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向日本军部祈求救兵。海军省及海军军令部(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为保住海军颜面，决定发兵增援。2月2日，日军从日本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参战，并且正式任命日本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野村调整了作战部署，令盐泽部队继续进攻闸北，自己率新增部队开辟另一战场——攻击上海市北端的要塞吴淞口。十九路军则令156旅增援吴淞口守军，令102旅增援闸北防御。

　　2月3日上午9时，吴淞之战揭开了战幕。吴淞要塞位于长江和黄浦江交会处，三面环水，要塞炮台设在江河会合处突出部位，其大炮火力可控制长江口和黄浦江口，牢牢地守卫着上海的水上大门。6艘日舰在6架日机掩护下，在吴淞口江面以一字队形驶向吴淞要塞，并用舰炮猛轰吴淞要塞炮台。要塞当即发炮还击，驻守炮台的十九路军1个营也以机枪、追击炮向敌舰开火。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击沉日军1艘驱逐舰，击伤2艘巡洋舰和l艘驱逐舰。我军炮台3门火炮被敌击毁。

　　2月4日凌晨1时许，156旅奉命由闸北到达吴淞前线增援，与原要塞守备营一起守备吴淞要塞。4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战场除闸北外，又扩展到江湾和吴淞一带，但均被守军击退，其中进攻江湾的一个日军联队被歼灭。在事变前曾狂言4小时内占领上海的盐泽幸一被免职，由野村继任。野村不仅统率原在上海的侵华日军，还增加了以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三战队，并负责指挥号称劲旅的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

　　野村指挥的久留米混成旅团于2月8日向蕴藻浜一带阵地发动猛攻，激战4天，未获丝毫进展。2月13日雨雪交加，久留米混成旅团在烟幕的掩护下，在纪家桥方面强渡蕴藻浜成功，守军第61师第122旅张炎部就地抵抗，战况激烈。迄下午7时，张炎率部反攻，击敌侧翼，敌纷纷向南岸撤退，而南岸之日军误认为是中国军队渡河夜袭，猛加轰击，致使久留米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14日，日本陆军主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接替了日军陆上作战指挥任务，成为一·二八战役中日军的第三个主帅。与此同时，第5军张治中部到达前线，于2月16日编入战斗序列，为左翼军.担任江湾以北经庙行至吴淞一线作战，右翼军的第十九路军担任江湾(含江湾)至闸北一带的作战。

　　张治中所部第5军与十九路军合兵一处之后，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右翼军指挥，张治中任左翼军指挥。随即，笫5军接替十九路军存江湾、庙行、蕴藻滨至吴淞的防线，十九路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撤退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20日植田按照六路军进攻计划令日军全线总攻，左攻闸北，右攻吴淞，中央由第九师团和二十四混成旅分击江湾、庙行及其结合部，两只舰队水军则在长江南岸和黄浦江上佯装准备登陆。日军先在闸北和吴淞急攻一夜，植田谦吉料定中国守军已向闸北和吴淞增援，于是率第九师和二十四混成旅在百架飞机狂轰滥炸之后进击江湾和庙行一带守军阵地。守军第十九路军与第5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不断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日军二十四混成旅冒进被诱至第5军中央阵地庙行，被第5军和十九路军一部包围痛打，后虽被第九师团救出却已损失战力三至四成。经过6昼夜争夺战，日军遭受重创，叹称“庙行之役为一·二八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战”。

　　日本陆军总部不久得到情报，方知是第5军增援了上海。日本内阁于2月24日决定再增派两个陆军师团一一善通寺第十一师团和宇都宫第十四师团来上海，改由原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至此，日军已经连续撤换了两个指挥官，这是日军历史上极为罕见的。

　　白川义则出任司令官之后，不再寻求正面决战，而实行迂回战术，在淞沪正面战场的后方浏河登陆，企图通过大包围，一口吃下第十九路军与第5军。3月1日，日军再次发动全线总攻击。当晚蒋光鼐、蔡廷锴在后援无继、侧背又受到威胁的困境下，决定战略撤退，将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之线。3月3日，日军占领吴淞炮台(此时日本空军已经摧毁该要塞的几乎全部火炮)与真如，之后又占领嘉定县城。此时伪满洲国已经宣布建立，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再加上由于上海的战事让长江航运不得不中断，各列强国利益受损，于是逼迫日本政府谈判。白川义则于3月3日正式发表停战声明，中国守军表示响应，双方均承诺不主动攻击对方。至此，历时一个多月的上海战事终于结束。

　　3月24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开始谈判，中方派出首席代表顾维钧，日方派出首席代表重光葵，调停方代表为英国公使兰博森、美国公使詹森、法国公使韦理德和意大利代理公使齐亚诺。谈判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进行，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与交涉，于5月5日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

　　宋庆龄：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

　　《淞沪停战协定》正文内容只有5条384字。协定规定，日军全线后撤至战争前的日本租界内，而中方则把军队撤出上海市，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5月23日，中方按照协议收回上海日本占领地区，双方恢复到一·二八之前的态势。在协定之外另有三个附件，其内容为：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附件中的三个屈辱条件为全国各界特别是上海民众所切齿痛恨，所以很多人谈及《淞沪停战协定》，便认为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这次的淞沪抗战，是中国失败了吗?

　　日本国内的一些史书认为失败的一方是日本。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抵抗，特别是站在最前线的十九路军的英勇善战。”日军错误估计了对手，以为十九路军同东北军一样一触即溃，不料，“战局的发展完全与侵占中国东北时相反，日军一直处于恶战苦斗中，他们不仅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曰.还受到了全上海民众的顽强抵抗，取得其所预期的侵略成果的希望被彻底粉碎了”。

　　至3月3日，战局基本出现了日军“不失体面地实行停战”的状态，日军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停战声明，重新开始了以各国外交使团为调停者的停战谈判。日本参谋本部承认“上海会战”中陆军死伤占参战总人数的17%，相当于日俄战争辽阳战役的伤亡率。“军事上的失败使军部丧失信心，这就使得它此后暂时放弃了侵略中国本部的念头而专心从事经营‘满洲’和华北”。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了33天，中国军队在民众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迫使敌数次易帅，屡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日军陷入苦战，日本统治阶层始有深刻的危机感，藏相高桥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几乎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而曰，国内形势也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担心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最终落得连在满蒙攫取到的利益也一并丢失。因此，日本努力把满洲问题同“上海事变”分开，坚持对后者采取“就地解决”主义。在英美的干预下，中日反复进行停战谈判。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作为弱国的中国，居然通过血战重创了占有优势的日军，迫使日军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这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和自信。对此，宋庆龄曾言：“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

　　目睹了淞沪战役全过程的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所著《复始之旅》-书中说：“然而，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一‘发现’振奋了人们正在消失的斗志，最终造成了一种政治气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他的‘最凶恶的头号敌人’妥协，共同抗日，使亚洲的历史发生决定性的改变。”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24 14: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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