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卢沟桥事变爆发81周年,1937年7月7日晚,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日方称支那驻屯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演习过程中,日军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后,日方悍然攻击城西的卢沟桥。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翌日清晨5点,日军炮轰宛平城。二十九军最终退守保定,平津地区陷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我们回到事变发生时,会发现,日方高层内部对于是否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充满了争论。卢沟桥事变也仅仅是当时中日之间无数起小规模军事冲突中的一件,日本陆军为什么选择这个节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呢?
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日军战略天才——石原莞尔。
1931年9月18日,时任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策划,炸毁南满铁路,嫁祸中国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随即占领中国满蒙地区,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日本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
按照石原的设想,世界会发生一场终极战争,战争的双方是日本和美国。在大战之前,必须确立日本“东亚保护者、领导者的地位”,领导东亚各国与美国展开决战。为了确立日本的东亚领导者的地位,就必须让苏联放弃对满洲国的威胁,进而将英国撵出东亚,让东亚、东南亚各个受殖民压迫的民族独立。同时侵占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除白人对东亚的威胁。而在日美大决战后,世界将走向统一,从而进入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石原的这个战略构想被称为“最终战争论”。
1935年10月石原就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进入陆军中央工作。在任作战课课长期间,他仔细筹算了日、苏之间的军事对比。他发现日本驻满洲的兵力只有苏联远东军的30%,坦克、航空兵更是只有苏联的1/5。他认为日本必须在中国满洲部署相当于苏联远东军80%的兵力,才能够让苏联放弃远东的攻势政策。因此必须对苏联进行积极备战。1936年石原调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以他为首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将他的战争构想具体写入陆军的国防政策。
对华北分裂的争论
以石原为首的满洲派,和以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这些日本陆军中坚幕僚层都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为此必须从中国获取战时所需的军事资源。除满洲外,还包括河北的铁矿、山西的煤炭资源,因此也需要夺取华北地区。1935年永田铁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时制定了《对北支那政策》,日本开始推动华北分裂活动。
但此时石原的思想发生转变,他认为日本要进行持久战就必须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因为日本需要从英美进口大量战略物资。在华北获取资源也必须以与英美友好为前提。所以日本必须停止对华北的分裂活动,以免损害英美两国在华利益。他明确要求停止对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军事干涉,撤回日本顾问,逐步取消冀东政府、冀察政权,将它们统一至南京中央政府内。他提醒陆军“不能因为华北的资源而失去理智。”他还主张关东军应停止对内蒙古分裂活动。
另一方面,当时各地军阀逐步回归南京政府,蒋介石几乎实现了全国政治统一;同时,抗日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面对如此情境,石原主张必须停止徒然镇压一般的抗日活动,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成实现“统一支那”、“建设新支那”的民众运动。
日方应放弃以往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积极支持中国的“新支那建设运动”和国家统一运动。石原一改往日认为中国无法独自建立统一主权国家的思想。这是因为他看到中国强烈的抗日反战情绪。他希望通过放弃华北分裂活动,改善中日关系,让蒋介石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从而进行中日合作,建立东亚联盟。
石原想要尽力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至少5年不打仗,同时与英美保持良好关系,从而积极对苏备战。
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三十年代日本陆军内部派系斗争激烈,1935年统制派灵魂人物永田铁山被暗杀。1936年皇道派与统制派斗争达到顶点,2月26日发生二二六军变,皇道派势力大减,统制派占据陆军主流。统制派核心变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武藤章。
武藤章继承了永田铁山的战略构想,认为要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做准备,必须确保中国市场,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同时对英美等国进入中国市场予以抵抗。因而武藤章非常重视分裂华北,掠夺当地资源。以他为中心形成了日本陆军的战争扩大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凌晨,事件消息传到日本军部。时任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当时军令部门的实际最高负责人)立刻表示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避免行使武力的态度。但武藤章(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和田中新一(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要求立刻向华北增兵,因为南京政府有可能进行全面战争。武藤制定了向当地增派关东军两个师团、朝鲜驻屯军1个师团,国内3个师团的政策,要将第二十九军赶出北平、天津和河北。
7月10日石原虽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同意了武藤的派兵方案。因为当地的中国驻屯军只有六千人左右,平津地区有1.5万日本侨民,而第二十九军有7.5万人,蒋介石又要派4个师北上。对于日本侨民安全形势的判断影响了石原的决策。
当时日本陆军中坚幕僚层多数是武藤章的扩大派,只有河边虎四郎(作战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柴山兼四郎(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等少数几人是石原的不扩大派。石原虽然是武藤的顶头上司,但武藤采取拒不服从石原的态度,与他展开激烈争辩,甚至到了“不是你辞职,就是我辞职。”的地步。
对于扩大派的强烈要求,石原提出如下反对意见:现在全国能够动员30个师团,能够用于中国的有15个师团。日本不可能与中国开展全面战争,一旦开战,就会形成持久战。而现在必须在苏联边境上配备相当的精锐师团,无法在中国投入足够的兵力。如果中国利用辽阔的土地进行抵抗,那么日本就会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若中日两国发生长期战争,苏联打过来,日本毫无把握,应该避免发动对华战争。
武藤等人则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国家统一,日本态度只要强硬起来,蒋介石政府就会屈服。应该坚持军事上的强硬态度,将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纳入日本势力范围,与满洲相辅相成,从而完成对苏备战。他宣称只要向华北派3个师团,中国就会举手投降。
1937年7月17日,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等陆军省高层表示支持武藤章制定的作战方案。石原与他们发生激烈争论。
战争的逐步扩大
当时日方正与宋哲元的第29军方面进行停战谈判,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款,石原怕拖延谈判给蒋介石北上赢得时间,遂同意为谈判设定最终期限。
7月19日在日方的压力下,宋哲元同意了停战协议中的大部分条款。但蒋介石中央政府坚决否定条款的有效性。7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派兵,内阁会议也批准了派遣国内师团。7月22日陆军中央同意石原的意见,暂缓派遣国内军队。但7月25日、26日分别爆发廊坊事件、广安门事件。石原最终也向当地驻屯军发送通报,“彻底讨伐”中国军队。次日,陆军中央决定派遣国内3个师团,7月28日发动总攻。
随着日本陆军的总攻,7月29日日军就控制平津地区。石原仍坚持不扩大战略,要求军事行动限定在平津地区。8月9日,上海发生中国机场卫兵枪杀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事件,上海局势骤然紧张。上海日侨有2.6万人,而当地保护侨民的海军陆战队只有三千人。8月10日日本海军派出4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和3000名陆战队员赴上海。米内光政海相要求陆军也派出军队。
石原认为如果派兵不限定在华北地区,中日之间将会爆发全面战争,他以上海地区中国军队增防为由,拒绝了派兵要求。但武藤章则积极主张派兵,要陆海军一致行动,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在海军强烈要求下,石原不得不退让。
8月13日内阁会议决定派遣3个师团,两个赴上海,一个派遣到青岛。8月14、15日,日本对南京、杭州、南昌多个中国空军基地进行轰炸;中国空军也于8月14日轰炸了上海的日本军舰和海军陆战队。8月17日内阁会议正式放弃了不扩大方针。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后,9月27日石原莞尔辞去作战部部长一职,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他离开参谋本部时对之前战争指导课的老部下们说:“最终还是被赶走了。”石原走后,武藤章主动请缨,调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深入前线,也离开了陆军中央。
同属不扩大派的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因为反对扩大战线、进攻南京等主张,受到排挤。1938年3月不扩大派的核心河边虎四郎被免职,此后扩大派占据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全部要职。日本陆军也被同属于统治派的武藤章、田中新一、富田恭次(时任近卫部队第二联队长)和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控制,四人成为日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时的陆军核心。
卢沟桥事变时的国际环境
武藤为首的扩大派,为何选择卢沟桥事变这个时间节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更多是出于当时国际形势的考虑。1937年6月11日,苏联红军最高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被枪决,斯大林由此在红军高层展开大肃反,到1938年,旅长以上约45%的将领被杀害。图哈切夫斯基被杀一消息传到日本,陆军中央判断苏联红军不大可能介入到侵华战争中来。
另外,1935年3月纳粹德国废弃《凡尔赛和约》,重新发展军事武装,1936年3月废弃《洛迦诺公约》,进驻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地区。1936年5月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欧洲局势自此,骤然紧张起来。扩大派认为,英美等国这个时候欧洲事务都自顾不暇,不会介入东亚的争端,卢沟桥事变正是发动全面侵华的天赐良机。
不过,在中国军队的奋力抵抗之下,日本并没有如武藤章所想的那样迅速取得胜利,反而和石原设想的一样,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
参考文献
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石原莞尔,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2013,广场出版社
王云翠,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思想,2008,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7-02 16: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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