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下：国军84师血雨腥风肉搏战内幕
2017-05-25 14:23:25 来源：腾讯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配备精良武器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俘敌280余名，打死打伤800余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藤井仅以身免，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9月14日，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板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迷回村一带，在全长约30里的许多山头布防。
中国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
高斌回忆，我爸爸率领的84师，是“杂牌军”，当时交给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陕军、晋军、中央军和八路军有十来万人，其中像我父亲指挥的84师、21师，晋军的73师、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伤亡减员严重，没有得到休整补充;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并无对日作战经验;口音混杂，装备悬殊，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主军、客军又打算各异，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没有办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有名的精锐之旅坂垣师团，带着伪蒙军队，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
临战变卦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这道出中国面对日寇侵略的一个要害问题：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哪有什么“全国一盘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念，幻想着让自己的地盘侥幸躲过一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山西王”阎锡山也不例外，他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着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抗击。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在日寇汹涌而来之际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没想到，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主力板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着板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雁门关中国军队的后方。阎锡山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
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我方11个军、10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决战，打一个包围战。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但若下定决心就这么打，也未必没有胜算。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又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等处，向高桂滋等将领传达。
在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
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是孙楚。孙楚深得杨的信任，杨对之言听计从。正是孙楚，突然对这一放日寇进关、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他首先说服了杨，然后赶到阎锡山那里，力陈这一方略之弊，使阎在大敌当前时临场变卦，决定不放日寇进平型关，改为拒敌于关外。
军情本来瞬息万变，必须根据敌我战况灵活应对，但是这一次改变却实在太仓促。
如果只有晋绥军，守土有责，平型关这一仗阎锡山硬着头皮也得打。可是来了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刘茂恩15军，阎锡山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八路军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这非八路军所长，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同意了。
我军布防时，虽然并不确知日寇的主攻矛头所向，但根据地形地貌判断，平型关、东西跑池和团城口应是主战场。事实证明，84师防守的团城口，承受了日军最大的进攻压力。
灵丘县与繁峙县交界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东南到平型关直线距离为8公里。团城口以东是一片扇形台地，一条东西向的马车路，穿过团城口直向西南方将近20公里外的繁峙县大营镇。
高斌摊开当年许多战报、电报、官兵回忆录，有的是他从美国的中文、日文史籍中查到的，有的是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多年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这些资料上，“激战甚烈”、“重伤”、“阵亡”、“全部殉国”、“伤亡殆尽”等字样比比皆是，字里行间弥漫着血火硝烟。
一个争论了70年的问题9月22日夜11时，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四、五千人配战车尾随我第73师，进逼至平型关前，在平型关前繁(繁峙)代(代县)公路上与高桂滋部王新耀营派出的断路部队遭遇，爆发激战。
进攻84师阵地的是坂垣机械化部队，装备精良，整天炮兵轰击。战前虽然中央给山西拨了国防经费，但这一带事先并未挖设工事，84师官兵进驻后匆忙挖的掩体无法抵挡日军猛烈炮火，石片横飞，加重了我军伤亡。到下午4时，敌军终被击退，吕晓韬一度出击，缴获轻机枪四挺等武器。
23日凌晨5时，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电话命令：“敌以优势兵力攻我平型关阵地，我84师与敌苦战中，已调71师郭宗汾部前往大营布防，35军所属步兵2旅，着用汽车输送至大营附近，增援平型关战斗。”阎并命令傅作义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事。
傅作义主张乘日援军未到，我军将预备队投入到团城口方向全线出击，全歼关前日军。原定24日出击，但是郭宗汾称“预备队71师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出击。傅作义无奈，只好赶快通知八路军总部转告林彪，推迟一天出击——好险，林彪的报务员正要关掉电台出发，他们赶忙派通信员通知已经在行军中的部队。
9月24日是高桂滋的将士打得最惨烈的一天。敌增兵五千余，向平型关东西跑池、团城口及讲堂村各阵地猛攻。炮击甚烈，激战终日，高军伤亡惨重，各处告急，无兵可派。高桂滋急电阎锡山和孙楚请求增援，却没有盼来援军。
阎锡山命令傅作义赴大营附近指挥。傅率幕僚于午夜12时进驻大营附近之河南村后，又得知郭宗汾师“因天雨行动困难”，出击“延后二小时”——作战方案变更，总指挥傅作义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凌晨，84师501团2营营长邵春起腿部负伤，被勤务兵救下火线，2006年10月，高龄95岁的老人对前去看望他的高士洁回忆：“我负伤时，阵地上已经没有能作战的人了。”
高桂滋的84师连日血战损失惨重，渐不能支，上午10时左右团城口一带阵地陆续被敌突破。502团代理团长杜文卿在率队强堵阵地突破口时，壮烈牺牲。
郭宗汾71师按再三延迟的方案，应于上午8时抵达攻击位置，由团城口以北出击，但据晋绥军人员回忆录及战报记录：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
怪呀，上午10时，高师残兵失守部分山头，怎么郭宗汾8时出击就说遭到高桂滋阵地上日军射击?
这正是后来争论了70年的问题。
五改出击时间高斌说：傅作义不愧为名将，他极力主张在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多路出击，全歼关前敌人。奈何，傅作义不是晋军的掌门人。
二战区“爰定于24日出击”，然而，郭宗汾71师却“以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变更为25日拂晓前”动手。
对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队都是从河北、察哈尔一路阻击、千里转移到这里，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两个月来连续作战，没有时间休息整顿，接到命令后，立即构筑简易工事投入了战斗;而郭宗汾部还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呢，又是在山西本乡本土，不说养精蓄锐吧，也是以逸待劳，怎么就“行军疲劳”不能马上上阵?同为晋军将领的陈长捷不是还称赞郭宗汾“该部初次上抗日战场，士气尤锐”吗!
出击时间后来再次推迟。按84师高建白旅长的回忆：出击从24日下午6时，推到晚8时，再推到晚12时，又推到25日凌晨4时，又因雨推到8时以后——“改变五次，结果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当出击时间一再延迟时，在最前线快顶不住的84师高建白旅长等人，逼问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究竟何时出击，陈拿出一纸命令：“郭载阳(即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无本长官电话命令不得出击’。”
高斌说：“战机稍纵即逝，这推迟一天，对于战争胜负、对高桂滋的部队来讲事关重大!”
而郭宗汾71师战报更称：9月25日，由于高桂滋84师据守的团城口阵地，竟被日寇占领向他们射击，导致71师出击受阻。
《抗日战史·太原会战》说：“平型关正面之敌，获援军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晓起，复向我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队向我东跑池以南冲击，战斗至晚，敌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师各部队正前进之际，适敌铃木兵团及伪蒙军亦向我84师团城口附近阵地攻击，第84师被迫撤退，敌遂占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高地。我第71师，沿公路前进之第404团，于2时许与上述之敌遭遇。”
这里说的是：高的第84师于9月25日在铃木兵团及伪蒙军攻击下“被迫撤退”。时间虽然没有注明，但是说郭宗汾的71师“2时许”与敌遭遇——71师出击是在上午8时以后，可见这里“2时”只能是午后2时。
时任84师营长的邵春起现仍健在，他曾撰文回忆当时的血战，令人惊心动魄：
高桂滋虽然多次向总指挥杨爱源及阎锡山请求增援，他们每次都答应，但始终未见派来一兵一卒。终因伤亡过重，阵地无人固守，于26日沦入敌手。
他说的是，阵地无人固守，9月26日“沦入敌手”。
抨击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将领，以时任晋军61军军长的陈长捷为代表。陈长捷1948年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被解放军俘虏，被判为“战犯”关押多年，1959年获特赦。他在回忆录中说：
高部的团城口、鹞子涧、西跑池间阵线，虽不断受敌炮击，守军依托强固阵地，配备稍疏，尚无重大伤亡。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得立解纠纷。……由于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刘茂恩军，共同保存实力，耍着杂牌军的故态。……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在陈长捷笔下，高桂滋部不仅“无重大伤亡”，只是“发生了恐慌”、“意存避敌”、“耍着杂牌军的故态”，更严重的是，“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如果说，“擅自放弃”防地还只是为保存自己，故意闪开险隘让郭军“碰钉子”简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军了!对于抗日军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指控。
陈长捷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甚大，陶纯所着《血色雄关》一书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学手法铺陈渲染，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一过程。
放弃还是失陷陈长捷的说法令高斌与高士洁兄妹难以接受。高斌质问：陈长捷率61军一直在远隔200里的后方待命，接到命令驰援平型关，先头部队24日午夜赶到，他凭什么断言高桂滋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是谎言，凭什么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敌”、“擅自放弃”甚至“故意闪开”险隘，让友军陷入陷阱?
84师是“下令撤退”还是“溃退”?84师阵地是“放弃”还是“失陷”?这两者含义根本不同，正如陕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郭润宇所说：放弃，是能守不守，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丢掉;失陷，则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欲守不能，被迫丢失。
笔者大量阅读了当时各方人士，包括在押犯、战地记者、当地村民的上百万字战报、电报、回忆、交代以及各地学者的分析评论，力图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从当时的弹雨血火中，厘清真实的脉络。
大量文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场景是：
从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击团城口一线，高桂滋部队防守30华里诸多山头，伤亡惨重。血战到后来，预备队都顶上了最吃紧的地方，甚至数十名骑兵也被高桂滋作为步兵派上火线。有的山头官兵全部牺牲，层层报上来，高桂滋手里再无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报前线总指挥杨爱源和副总指挥孙楚，请求增援。杨、孙并不相信这个客军将领的报告——军阀混战了多年的中国，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战果和夸大损失都是常态，他们无法验证高桂滋的部队是否真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是空言鼓励和安慰，说援军即将开来，要他坚持、再坚持。
时任第六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朗回忆：“第六集团军总部开会研究对策，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也在座，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卢宣朗特别提出由15军抽调两个团兵力增援高桂滋以减轻其压力的建议，但孙楚坚持不派援军，“只能以‘已饬郭军出击’一类的空话，制止高桂滋，不准擅自后退”。
名义上归高桂滋指挥的21师李仙洲也拒绝了其顶头上司要其增援的命令。万般无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阵地后方待命的预备队郭宗汾和其它友军求援——哪怕只一个团、一个营，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陈光斗旅长都拒绝了。
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满义愤地记述，阎锡山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报告：“郭师长宗汾作总预备队，违背命令，不肯增援，现在已经耽误了很好的时机一日一夜了，最好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云云。”阎锡山连夜驰往平型关，当晚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绝，花言巧语地报告了一个多钟头，诉说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留些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要把力量用尽了’”!郭宗汾出去以后，杨爱源才把战争情况详细报告了，并说到郭宗汾逃避战争、不肯增援的事实。
高士洁费了很大力量，从劳改局找出时任84师502团三营机枪连连长邱仰岳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详叙该团的战斗情况：杜文卿代团长抢堵突破口时中弹殉国。三营防守团城口左翼，9月25日上午10时，阵地上有战斗力的官兵已经很少，大部非死即伤，因之枪声渐稀。日军趁机蜂拥而至，阵地失陷，所遗伤号，均被日军残杀。高桂滋令21师增援，21师抗命，而晋军派来配合高师作战的一营炮兵，一炮未发，惧怕暴露目标，遭日军炮火回击。
高斌与高士洁都认为：邱仰岳所说的“阵地于25日上午10时失陷”是可信的，与高桂滋致蒋介石电、李仙洲致蒋介石电，及高建白回忆录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说到：“战况进展困难，战斗激烈，25日，旅团终于占领了该地附近的二公里长城线的正面，但同日因优势的敌人切断旅团的后方联络线，并不断增加兵力，所以该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这里所说的日军占领的“二公里的正面”，应该就是指502团上午10时失陷的阵地。
没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队在强敌一波又一波进攻下，战斗力极度耗损却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难以相顾，上下断了联络，阵地上死伤枕藉、无人再向日寇射出子弹。烈士们死不瞑目，他们怒视着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个又一个山头。
陈长捷的诸多说法，都被亲历者、目击者的说法所否定。
战地记者秋江如此记载：“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总是藏了身子，藏不了头。敌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块打倒。”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怎么是“强固阵地”?秋江所亲耳听到高桂滋讨不到救兵，只好命令部下一个最低限度的战法：“别处给敌人突破，你们不能动，还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们达到了任务!”也就是说，人在阵地在。
84师高建白旅长叙述：9月23日晋军据守的1886.4高地被敌占领，阎锡山听了大惊，悬赏万元要去夺回。高桂滋部的吕晓韬团长指挥奋勇队，替晋军在炮火连天中夺回这个高地，仍交晋军防守，并未得这笔赏金，晋军给了接收阵地的收据。同样的事情于25日凌晨2时再度发生：晋军又失守了1886.4高地，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奋勇队50余名生还者仅11人。不惜自己牺牲去夺回友军阵地，这是“意存避敌”吗?
陈长捷说高部败退后“缩避于恒山”，更没有根据，9月26日阎锡山还电告蒋介石说：将“17军军部和84师师部繁峙上台村”，将17军的“250旅和251旅(置于)团城口附近”;陈长捷转述说阎锡山认为高桂滋“更为可杀”，毫无旁证，像高桂滋这样既无强硬后台、又实力折损惨重的杂牌军将领，真要犯了军法，让阎锡山觉得“可杀”，正好用来祭旗，“杀一儆百”，阎为何不呈报蒋介石下令惩办?
从阎锡山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旁证陈长捷说法的虚妄。9月24日阎锡山致大本营密电：“特急。南京大本营：……灵邱方面之敌，向我平型关、蔡家峪前进阵地进攻，我守兵极力抵抗，是夜敌以大部猛袭平型关阵地，我军奋勇拒敌，肉搏多次，将敌击退，漾晓，敌约一师团，分两路进攻平型关和团城口，战况剧烈，因敌我争夺山头，伤亡奇重，激战至午，卒将敌击退，追击20余里，团城口之敌也于午后四时被我击退。此役我伤团长一，伤亡营长三，士兵约两千……”
当地目击此役的老百姓也留下了记载：
“……雨下了整整七天，战斗也整整进行了七天六夜。敌我双方伤亡很大。我军在第一道防线牺牲的最多，牺牲的士兵大都是‘南军’(高桂滋的部队)。战壕里堆满了尸体。当时，我们就在第二道防线村西的坡上趴着，双方打仗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我军将士作战英勇，但友军配合支援很差，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蒋介石的嫡系李仙洲21师当时归高桂滋统率，阵地紧靠高的84师。李仙洲9月25日给蒋的密电，汇报得比较客观：“本午84师伤亡较重，全部溃退，致团城口阵地被敌突破。……此间作战不利原因：(一)指挥官能力薄弱。(二)指挥不统一。(三)上下欠联络。(四)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致敌各个击破。”
他的说法是84师“溃退”，不是“下令撤退”;时间是“本午”(25日中午)。他分析作战不利原因，更明确地指出：“上下欠联络”和“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
这些说法完全能否定陈长捷流传甚广的不实之词。陈长捷明明不可能目睹高桂滋部队的作战情况，为什么要连高桂滋心里怎么想也说得那么真实呢?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润宇分析，“主要是他的军阀派系观念在作怪”，他是晋军，就对晋军颂扬备至，而将责任推到高桂滋的陕军头上。
许多历史学者为什么会忽视大量真实的记录，而被陈长捷并非亲历的“亲历记”轻而易举俘获呢?高士洁分析说：国内历史学者的资料得来不易，资料占有不全面肯定会影响对史实本质的判断;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弱点，陈长捷的“亲历记”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平型关战役“鲜为人知的内幕”，谁又能想到陈长捷的派性立场扭曲了史实呢?首先受到陈长捷影响的就是全国政协编撰的《晋绥抗战》，为了与陈的说法一致，竟把高建白回忆录中所写的时间改错了!
出击虚实高桂滋求援不得，孙楚和郭宗汾拒绝他的理由是：预备队要留着出击。高桂滋和他的将士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击能如期进行。
上海学者杨奎松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中提出一个疑问：国民党军当天到底有没有出击?“按照国民党军当年的电报和战报，国民党军第71师等当天在完成夺回高师所失阵地的任务后，曾一度向东西跑池两侧大举出击。奇怪的是，在日军的战史资料当中，并未见到有类似情况的相关记载。但从林彪当天(25日)晚上的电报中，还是可以多少印证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的。林电称：‘打了一天仗，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勉强!’”
为什么杨奎松在日军战史资料中查不到郭宗汾师出击记载?高斌经过反复查证，结论是：郭宗汾的428团是出动了，但是没有出击!他向笔者出示了一份行定远撰稿的《战斗在平型关的第428团》。
行定远当年在郭宗汾71师428团一营三连任班长，后调团部任传令班长。他写道： “(24日)夜间下了一场大雨，但84师防区后半夜仍在激烈战斗，枪炮声和喊杀声都听得很清楚。”
第428团25日上午8时后出击，“84师就私自撤退，致使第428团腹背受敌，被围困在一个狭长的山沟内。”“同时出击的还有第202旅第403团中校施国宪带的两个营，因而他们也和第428团被围在一起。出击时部队都轻装上阵，当时团里没有电台，被围困后和师里取不得联系，不仅对战况一无所知，连口粮也成了问题，真是一筹莫展。后来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有枪声，看见沟内公路上有些被击坏的汽车，王荣爵(428团长)便决定绕西北退回团城口以内。以后才知道是八路军第115师狙击日军，取得辉煌胜利，第428团撤回之后，天黑到达安全地带，与师部取得联系。”
原来，在115师歼敌时，428团藏在“狭长的山沟内”没有参加战斗，最后绕路退回了!难怪杨奎松在日本资料中查不到出击记录!
行定远写得非常详细，唯独没有提到在山沟内和山上日军的战斗行动、过程、伤亡情况。其中有一个段落：428团撤回之后，郭宗汾令王荣爵到师部接受命令。王率他的弁目、马弁和我这一班，于夜间徒步走向师部。步行了一段路，弁目贾国栋向王说：“现在实行连坐法，咱们没有完成出击任务，又受了点损失，师长若无法交代，会将责任推在你身上。若到了师部，他变脸问罪，咱就成了替死鬼啦!”王听了这话，决定不去师部，返回团部，命令迅速架设电话线。电话架通之后，王谎称前线情况危急，他无法脱身，请示下一步部队行动。出乎王的意料，郭不但没有责备他，而且对他进行了鼓励和嘉奖。
高斌据此认为，王荣爵迅速架设电话线后，向师部谎称前线情况危急，晋军的战报及回忆录正是据此宣扬71师出击受阻。他说：“这哪里是出击受阻?是出而不击!责任人就是该团团长王荣爵。”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对晋军的出击这样评价：“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突击中，却以区区八个团的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
晋军为何“既不增援又不出击”?高士洁认为，“傅作义乘敌增援未到全线出击的意见谁有权否定?只有阎锡山!”五改出击命令的始作俑者，就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自己。
高斌也坦承他对出击流产的看法变化过程。开始，他推测晋军拒绝增援、拖延出击，是郭宗汾耍滑头。后来看到高建白回忆，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声称“我执行的是长官的命令”，并出示油印的命令纸，用红铅笔写着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非有本长官电话，不得出击”，他开始相信原因在阎锡山身上。
日本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日军对韩复榘、刘汝明及阎锡山的评估：“山东及察哈尔29军一部保持中立。山西及绥远军也以一部开至省境采取消极态度，不致出现积极行动”。
高斌说，后来阎锡山的行径也可以说明问题。1941年起阎锡山越走越远，和日本签订停战的“汾阳协定”，阎亲自率大小汉奸参加与日军的“安平会议”，表明阎一贯亲日态度。该会议因偶然事件中断。日军为施压攻击晋军，阎竟然写信给日本人：“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成敌人”，日军即停止了向晋军的进攻。难怪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向阎锡山告状说郭宗汾既不出击又不增援，阎却不指责、处罚郭，反而升郭为二战区参谋长。
高斌强调：高桂滋84师在平型关经三天四夜血战，伤亡重大是不争的事实;团城口被日军突破，作为抗战军人不能推卸责任，当然愧疚于心——若上至军长下至伙夫全部战死，方可卸去责任吧。但是阵地毕竟还是失陷，仍然没有能全歼关前日军。而本来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追究何以未能全歼，阎锡山、孙楚和郭宗汾就是责任者。无论“既不出击，又不增援”的动机是什么——对抗战消极?牺牲友军，保存实力?判断失误，举措失着?——都不应将责任推到84师头上。“军中无戏言”，说了出击，说了增援，却言而不行。这就难怪李仙洲向蒋介石告二战区的状，并要求中央速派大员来晋主持。随后卫立煌奉派来晋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取代阎锡山指挥了忻口战役。
高斌到抗战后期时已经十来岁，去过父亲的军营数次，经历过战火纷飞，倾听过父辈的战斗故事，目睹过许多伯伯叔叔的流血牺牲。高士洁告诉笔者，她见过军人性格的父亲流过一次眼泪，那是在1955年8月陕西省政协“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十周年纪念会”上，一个也是前国民党军人的省政协副主席发言说“国民党不抗日”，高桂滋与其当面争执起来，难道那些抗日将士的英名事迹被一笔抹杀了吗?高桂滋悲愤之极，潸然落泪。
高斌说：“许许多多军官士兵跟日本军队拼杀倒下，永远不可能弄清姓甚名谁了。但是，我们要记着他们，记着他们。”
高桂滋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号济民，陕西省定边县人。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参加反袁护国和反段护法之役。1927年高桂滋任国民党军47军军长，1930年在山东莒县举旗反蒋。1934年10月被调回陕北“剿共”，毛泽东写信并派人与之联络，协商签订“互不侵犯协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请缨抗战，任17军军长兼84师师长。 1950年，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并担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1959年1月6日逝世，终年68岁。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25 14: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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