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桂、柳 战 斗
1944年10月26日,日军第6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令第11军和第23军按照10月7日的作战计划,向桂林、柳州发动进攻。日军第11军为在开战之始即占领桂林、柳州间要点,以分割桂林、柳州的中国军队。26日即令第3师团攻占平乐、荔浦,令第37师团攻占恭城、阳朔。10月28日,处于湘桂路正面的日军第58师团发现当面守军有动摇、退却的征候,第11军遂决定迅速攻占桂林,当即下令各部队迅速向桂林突进: 以58师团为主攻部队,在重炮兵第14联队、第15联队、独立野炮兵第2联队、独立重炮兵第6大队、战车第3联队配合下从灵川急进,向桂林的北门和西门进攻;第40师团配属独立山炮第2联队,从兴安附近前进,向桂林东门进攻;第13师团从灌阳前进,向桂林南门进攻;第34师团的第218联队从寨墟前进,向桂林西南郊进攻。至11月1日,第58师团进抵北门外火车站附近及城西北的五权村;第40师团攻占城东5公里处的欧家村;第218联队进至城西北25公里处;第13师团进至城南20公里处的良丰圩、奇峰镇一带;第37师团及第3师团分别进至恭城西南及平乐以东地区。
日军第11军在包围桂林过程中发现当面守军兵力极为薄弱,与制定进攻计划时的情况变化甚大,判断守军已集中兵力阻止广东方面的第23军,因而决定乘机以第3、第13师团快速向柳州进攻,以早日攻占柳州及其附近的空军基地,当即改令第3师团从荔浦向西经修仁向柳州南的柳江前进;令第37师团接替第13师团从南方攻击桂林,第13师团西经永福向柳州北的柳城及其以南三岔车站前进,尔后由南北合击柳州。至11月6日,日军第11军主力已对桂林完成包围,其第3、第13师团在占领阳朔、荔浦,并于修仁以东击退守军第20军及第37军一部后,亦已进至柳州东约70公里的岔路口及柳州北约60公里的中渡。
第四战区为挽回颓势,决心于桂、柳之间与日军决战。7日下达作战命令,调整部署。其主要内容为:
(1) 战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黔桂路之目的,各以有力一部固守桂、柳,主力沿红水河及其以北地区占领阵地,吸引敌人于柳州近郊,然后转移攻势而击灭之。
(2) 第35集团军指挥62、64军及16集团军之桂绥2纵队为右兵团,以有力一部沿红水河北岸、柳江西岸守备要点,并以一部于红水河南岸地区掩护通宜山要道,主力在良塘乡(穿山西北)、穿山附近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并适时控置有力一部,准备策应各方面之作战。
(3) 第27集团军指挥20、26、37军及188师,为中央兵团,以主力固守柳州,非有命令不得撤退;以有力一部于柳州以东地区连系右兵团,于以北地区连系左兵团,拒止敌人。必须确保柳江西岸要地,以掩护黔桂路及宜山之安全。
(4) 第16集团军指挥桂林防守军(31军)、79军、93军及新19师为左兵团,以桂林防守军固守桂林,其余连系中央兵团,在太平乡、三皇乡各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并以一部掩护古寿通往长安镇之要道。
(5) 第46军控置于三都附近。
(6) 各兵团务于11月10日前部署完毕。
战区司令长官部于下达命令后即由柳州撤至宜山。事实上此时桂林已被包围,各部队尚未来得及按照命令重新部署,日军第11军的第3、第13师团即已进至柳州附近;第23军已攻占象县,突破守军第62军阵地,渡过红水河,占领来宾,逼近柳州。仅第20、第26军于7日夜以急行军从第一线撤至柳州;第37军由象县撤至柳州以南。
日军第11军于11月7日夜下达了9日拂晓开始攻击桂林的命令。第四战区防守桂林的部队为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指挥的2个师: 第31军的第131师防守城北半部及城北、城东郊区;第46军的第170师防守城南半部及城南、城西郊区。日军为在总攻之前取得有利的态势,11月4日夜开始向外围据点实施攻击,桂江以东的屏风山、普陀山、七星岩、月牙山,城北的平头山,城西的茅草头、磨盘山及城南的斗鸡山、将军山等均被日军攻占,日军各师团全部占领了有利的进攻出发地位。城东第40师团的第236联队于8日夜即已在中正桥以北强渡漓江,突入市区,进行巷战。9日凌晨,日军从四面发起猛攻。第58师团在大量炮兵及航空兵掩护下,以坦克为先导,连续攻占虞山、凤凰山、扁崖山各据点。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激战至9日夜,桂林四周日军均已突入城区,守军逐次被压迫于核心阵地。此时,防守南部的第170师发生动摇,乘夜暗向城西南方向撤退。撤至城郊时,先头部队与迟到的日军第37师团一部遭遇,被俘1000余人,后续突围部队又返回城内。苦战至10日下午,桂林全城被日军占领。守军除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恒、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70师副师长胡原基、第131师第392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第131师师长阚维雍率所部巷战至最后,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自杀殉国。据日军第11军统计,桂林战斗中,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被俘13151人,被日军缴获各种口径的火炮156门、重机枪110挺、轻机枪359挺、步枪2737枝。
第27集团军接到战区11月7日改为中央兵团、固守柳州的命令后,以急行军于当夜到达指定位置,当即进行防御部署: 令第37军在象县以北掩护主力向柳州转进,令第188师在柳州以北、以东的长塘、东泉各附近掩护柳州侧背安全,令第26军防守柳州,令第20军控置于柳州西车站附近待机。第26军以第41师守备柳州东面和北面,第44师守备西面和南面。8日,日军第13师团及第3师团分别进至柳州以北6公里处和柳江东岸,第23军的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进至柳州南约18公里的四方塘(第22师团仍在贵县北龙山地区)。杨森急令第20军的第134师在柳州西岸担任河防,并以一部占领鹅山,以加强防守力量。9日,日军第13师团、第3师团分由柳州以北、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当日中午,日军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由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进至西岸;第13师团先头第104联队攻入柳州北部;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第3大队亦进至柳州机场南侧。10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与第104师团第161联队第3大队攻占柳州飞机场。守军奉战区命令放弃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撤退。日军占领柳州。
3. 独山、南宁战斗
第四战区弃守柳州后,部署第27、第16、第35集团军在宜山南北一线重新组织防御。一方面由于撤退时部队已混乱,一方面由于日军第11军实施跟踪追击,未俟防线形成,日军第3、第13师团即于15日攻占宜山。紧接着第104师团于17日占忻城,21日第13师团占金城江。21日,第11军令第13师团向独山追击,令第3师团向都匀追击,将该两地交通设施及军用物资全部、彻底毁坏后返回广西。日军第13师团于24日在野车河一带遭到第97军的坚强阻击,激战4日方突破阵地,继续前进。28日再次击退守军第98军后于当日攻占南丹,12月2日攻占独山。日军第3师团于11月26日占领永安(环江县北40公里),27日占黎明关,12月3日攻占荔波。此时其先遣部队也进抵都匀南2公里处,接到11军令其返回广西的电令。日军于12月4日开始南撤。至2月中旬,第3师团在柳州附近布防,第13师团在宜山、德胜、金城江、河池地区与第四战区新到的第98军、第29军等对峙。
日军第23军的第104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3旅团在攻占柳州之后,于18日接到命令,令第104师团速回广东,作防御美军在广东登陆的准备,令第22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3旅团进攻南宁。该两部日军沿湘桂路继续南进,11月21日占宾阳,24日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南宁。在此期间,驻越南日军第21师团的第83联队(配属1个步兵大队及炮兵、工兵队)由谅山北上接应,连续攻占龙州、宁明、明江等地,于12月10日在扶绥南面的绥渌,与由南宁南下的第22师团会合,最后打通了由华北纵贯大陆至印度支那的交通线。
会战期间,中、美空军自8月22日至11月9日共出动作战飞机228批,驱逐机出动1246架次,轰炸机出动140架次,已掌握了战场上空的制空权,在空战中击落日机34架,击伤10架,炸毁地面飞机6架。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后,为了进一步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及由湖南耒阳至广东清远县源潭间的铁路,使湖南与广东日军连结起来,以结束第23军孤立于广东及东南沿海的状况,同时攻占与摧毁粤汉铁路以东的遂川、赣州、新城、南雄的飞机场,日军第6方面军于1944年12月初下达了向粤汉路南段进攻的命令。其主要内容是:第20军、第23军以奇袭占领并确保粤汉铁路南段,另以一部攻占遂川、赣州等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在作战中,应保持铁路的一切建筑设施完好。令第20军的第40师团从西面的道县、零陵,第68师团第57旅团从北面的耒阳,第27师团从东北面的攸县、茶陵,第23军和第104师团及独立步兵第8旅团从南面的四会、花县,以分进合击的态势向粤汉路南段地区的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的部队进攻。日军于1945年1月3日开始行动。由于防守该地区的部队(第九战区的第99、暂2、第37、第4、第58、第44军,第七战区的第63军、第65军、独立第20旅及曲江守备区的187师等)缺员甚多,斗志不高,虽然中、美空军极为活跃,日军主要仅能利用夜间进行活动,但仍然采取正面防守、逐次后退的方针,以致仅仅战斗38天,至1945年2月9日,日军即占领了一直属于后方的郴县、宜章、乐昌、韶关、始兴、南雄、大庾、南康、赣川、遂川、永新、莲花等地,第40师团与第27师团在赣南大庾东北约30公里处的新城会合,完全达到了作战目的,“1号作战”各时期的预定任务均已完成。至此,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完全结束。
五、 豫、湘、桂会战简析
日军为实施“1号作战”,投入50余万兵力,历时10个多月,击退了中国第一、第六、第四战区大量军队,占领了豫、湘、桂大片土地,摧毁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中、美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就战役角度而言,日军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就战略角度而言,交通线虽被打通,但铁路无力修复利用,“南方军”交通被隔断的局面也未能改变;衡、桂、柳空军基地虽被破坏,但四川等地尚有其他基地,日本本土仍在B-29飞机飞行半径之内,被轰炸的威胁并未解除,两个战略企图一个也未实现;而且在这次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来就已不足的兵力更为不足和分散,战略态势更为不利。因此可以说日军在战略上失败了。对此,日本军方也有较清醒的认识:“虽攻占了中国西南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联络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如何? 中国方面受到很大打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策划‘1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发动)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
对中国国民政府而言,这次作战无疑是惨痛失败,损失军队50余万,损失的武器装备可用以装备40个师。仅长衡、湘桂作战就损失弹药2、5万吨、武器数千吨,超过了国民政府1个年度能够自力补充的数量。更由于大片国土的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不仅增加了恢复军力的困难,而且增大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仅以四川一省为例,1943年征兵352680人,征借粮20930000市石,而1944年征兵391112人,征借粮24800000市石。
台湾大量抗日战史著作将这次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 把大量精锐部队使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致使中原战场兵力薄弱。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决不是重要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豫中、长衡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前文简析所言,不是因军力薄弱造成的。至于桂、柳作战,第四战区不论在兵力还是在战略态势上,确实都处于劣势和不利的地位。但即使如此,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由于兵力薄弱。日军是集中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实施远离后方基地、深入到西南腹地的远程进攻作战,而中国也并非只有一个第四战区的军队在抗战,位于陕西的胡宗南部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当面仅潼关附近驻有一部日军,不存在日军可能乘虚而入的危险,该部为什么不能转用于西南战场呢? 日军主力南进之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而且更为分散。日军“中国派遣军”和第6方面军在制订作战计划、决定作战指导时,考虑最多、最关心和最担心的就是后方联络和供应问题,害怕出现“因帕尔”的结局。而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战区各握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兵力的军队,为什么不向当面的日军发动进攻呢? 假如及时调动胡宗南部入援,各战区又向日军积极发动进攻,切断第11军的后方联系,桂、柳会战当不是前述的结局。
再以桂、柳会战本身来看,失败之快,连日军也因感到出乎意料而惊讶: 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的条件下,不过二十几天就前进了700公里(从进攻桂林、柳州至占领独山),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当是很快的进攻速度了。如果守军都能像衡阳防守作战,或像西江反击作战那样阻击日军,无论如何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惨。防守设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门户——全县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到达前就弃之而去;柳州的守军仅防守1天就仓皇逃离;贵州东南重要战略基地的独山储备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而且援军第97、第98军的2个师早已到达战场,竟也在日军第104 师团1个联队攻击下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南宫博记述当时的情况说:“独山的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守军不战而退,大炮、辎重完全抛弃,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皇逃走。”由此不难看出,豫、湘、桂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作战指导的失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消极抗战、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用于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日军侵占武汉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武装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愿看到共产党的强大,加强了反共摩擦,先后封锁与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八路军,制造皖南事变,进攻与企图消灭华中的新四军。而国民政府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失去了人民群众、各阶层爱国人士与爱国侨胞的支持和拥护。
湘、桂作战的失败在国内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错误政策的危害,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同时,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使中国打下去”,“以牵制大部日军和作为对日本发动进攻的基地”。但在中国战场上采用何种战略才能达到上述目的,美国统治集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史迪威为代表的陆军的观点,即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陆军部队,用以抗击日军并协同美军实施反攻;一种是以陈纳德为代表的空军的观点,即以中国为基地,“采取大规模空军攻势”,轰炸日军运输线和日本本土。罗斯福采取了空中攻势的主张,从1943年7月首次援华的7000吨军用物资中拨给陈纳德4700吨,仅以2000吨用于陆军部队,而其余的300吨仍然给了空军。1943年至1944年夏,中、美空军联合作战,不仅逐渐夺回了制空权,而且对日军海上运输线和日本本土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豫、湘、桂作战失败,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说:“如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离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将会丢掉,中国必然垮。”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这样“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能把日本打败”。194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于是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 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的失败。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23 10: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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