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作战
2018-06-05 18:58:3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点击：  复制链接

　　1944年，是中国人民坚持全民抗战的第七个年头，用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的话说，这一年是“危险最大且忧患最深的一年”。照说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日本这个弹丸岛国，经中国人民七年来的抗击、消耗，该是气数已尽了。蒋介石看到了日军的穷途末路，却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险些成为他们的陪葬品。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年国民党中没有任何人想到，在胜利曙光的映照下，还会栽这么一个大跟头。

　　在这之前，也就是1943年年底的时候，整个世界战争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逆转。欧洲、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几乎同步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对日本实行全民族抗战已有六年多的中国战场，这时也正处于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变的过渡阶段。为迎接反攻作战的到来，蒋介石已命令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着手筹划和制订后期的战略方针。

　　为制订反攻作战方针，1944年2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第四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向参会的将领们通报了国际战局的大好形势，明确谈到对日抗战转折点和反攻阶段已经到来，并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其战略方针有一个关键词叫配合，也就是蒋介石说的“国军总反攻，以配合盟军行动为有利”。蒋介石关于配合盟军行动的思想，产生于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

　　1941年12月8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而就在这一天，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改变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世界战争的进程从这一天起发生了转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珍珠港事件。

　　东京时间8日凌晨1时30分，183架日本飞机飞临毫无戒备的珍珠港上空，随着呼啸倾泻的炸弹、鱼雷，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在日机轮番轰炸的袭击下，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40余艘舰艇被炸沉，188架飞机爆炸起火，4?500名官兵伤亡。当美国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大都呆若木鸡，悲极而泣。

　　在事变的前一天，华盛顿还在进行美日谈判，日本的欺骗伎俩和太平洋上的巨大损失，让坐在轮椅上的总统罗斯福表现出罕见的愤怒和激动。珍珠港事件，正好印证了中国人形容蠢人的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政府官员正是这类愚蠢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美国人自以为聪明，采取中立的态度和立场，向交战双方输送大量军火。黄金、白银滚滚而来，大发战争之财。结果是自己酿出的苦酒，还得由自己把它喝下去。

　　美国总统罗斯福如果能站立起来的话，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然而，多年以前的那场小儿麻痹症使这位59岁的总统下肢永远瘫痪了。他那天只能坐在轮椅上，通过广播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挥舞着拳头发誓要报仇雪恨。罗斯福的广播讲话，在世界上得到强烈的反响，除道义上给予同情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和兴奋。丘吉尔的嘴里叼着一支黑熊牌大雪茄，刚听上一段罗斯福的讲话，他便激动地鼓起掌来，大叫着说，好啊!我们从此不会单独作战了。

　　同丘吉尔的举止截然不同的是蒋介石。那天，蒋介石正忙着批阅文件，室内的电话响了。蒋总司令心不在焉地拿起电话，电话那头是中央宣传部的董显光，他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突然从座椅上弹了起来，一贯表情严肃的蒋总司令，放下电话，在室内手舞足蹈地转了好几圈，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一天开始，必将发生一场戏剧性的变化。苦撑苦熬的蒋介石，从珍珠港的火海中，发现了一个坚强的同盟者。同在一个战场，面对着同样一个敌人，蒋介石不再孤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策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

　　从此，蒋介石便牢固地树立了“配合同盟军行动”的战略思想。

　　蒋介石没有了孤军奋战、前途渺茫的担心之后，便产生了其他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坐观等待。他迫切希望世界战争格局发生变化，最好是闹他个天翻地覆，举世震惊。时任最高统帅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消极的持久消耗的战略政策。他曾致电蒋介石，有如下一段话：

　　我军最高战略为消耗战，在中印缅公路未通以前，如何善为运用现有兵力，以待盟军联合反攻……得以支持较长时日，想均为钧座明鉴之中。

　　白崇禧在这里把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指导思想披露无遗。这个指导思想直接影响着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参战部队的思想和斗志。上上下下都清楚日本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那么保存实力，坐等胜利自然就是上上之策，何必再去与日军死拼呢?抗战意志颓废，从军委会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到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乃至军长、师长，几乎再难见到抗战初期以来决一死战的雄心斗志。

　　日本侵略军的日子同中国军队的情况截然相反。随着反法西斯同盟军在世界各战场上的大反攻，日本在亚洲所面临的战局也日趋严峻。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继续扩大攻势，致使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这样一来，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经中国到朝鲜釜山的大陆交通线，就将成为日军坚持东亚大陆作战的生命线。然而这样一条大陆交通线，目前还没有完全贯通，其中在中国的河南、湖南、江西及广西等地，还由中国军队所控制。因此，打通大陆交通线，将是保障东亚大陆作战的关键。

　　日本参谋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他们开始着手制订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在制订作战计划的这个时间里，美国空军从中国机场起飞，对东北、日本本土以及东海的海上交通线等重要目标进行空袭，使日本大本营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为此，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特意向真田和服部询问，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可否加入压制盟国空军在中国活动的作战计划。他们就此进行了具体研究，最终在战役计划中加入了摧毁中国大西南的美军轰炸机基地的方案。

　　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给日本天皇的上奏中，把这个战役意图表述得清清楚楚：

　　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军各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第一目的。打通大陆交通线，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以经过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二目的。同时作为附带收获，可以取得敌占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

　　基于这些考虑，日本大本营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在太平洋上尽力阻滞美军的攻势，在大陆上打通和确保中国大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来维系与南方50万军队的联系十分重要，于是他们决定进行一场纵贯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野战战役。当然在打通交通线的同时，希望能与中国军队展开主动会战，最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便彻底消除中国军队配合美军在中国东海登陆的可能。

　　日本大本营的这个战役计划，要是放在七八年前，那完全可以说是非常完善的一项战役设计。然而这个看上去一箭三雕，甚至是一箭四雕的美好计划，就是在日本大本营内部，都遭到了非议。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陆军省军事课长西浦进，他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样大规模的作战态势，需投入庞大的军事力量，这会给整个太平洋战争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他强烈反对，甚至阻止计划的批准。现在的日本军事机器已无力承受，即使成功，要想维持这条交通线的正常运转，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如此漫长的交通线，日军必然形成一字形长蛇阵，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态势。所以说这个计划是疯子的狂妄，是痴人说梦。

　　西浦进的反对意见，得到许多上层军人的支持。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说，这个战役与当前军事实力、资财，尤其是军队的战斗力全面下降的状况，殊不相称。他也不主张实施这个计划。还有第六方面军的冈部直三郎等人，都向本土大本营陈述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综合两方面的不同意见，纵观整个战局的发展，特别是基于美军远程轰炸机利用中国西南地区机场，时时空袭日本本土的危机，想借此机会打掉中国西南机场，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计划。东条英机同意这个计划，还因为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当然这是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自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之日起，日本陆军和海军就在暗中较劲，互不相让。海军在珍珠港制造出震惊世界的大事，让全世界对日本海军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长，自中途岛之战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陆军幸灾乐祸，不断提出批评，同时也迫切希望通过一场巨大的胜利来压倒海军。

　　1944年1月24日，日本天皇批准了这个大规模的战役计划。由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陆令921号”作战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日军参谋部随即以参谋总长指示的名义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作战纲要，战役代号为“一号作战”。因为这次大会战主要是在河南、湖南和广西进行，所以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也称它为“豫湘桂会战”。

　　日军“一号作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4年4月开始，以华北方面军投入4个师团，发动河南作战，预计一个半月打通平汉线。第二阶段是在6月，以华中的第11军为主，广东的第23军为辅，总共投入10至12个师团，发动湖南作战，预计5个月打通粤汉线中段。第三步是1945年1月，以第23军为主力，发动广西作战，预计一两个月打通湘桂线和粤汉线南段。

　　为了实施“一号作战”，日本天皇下了最大决心，举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如此规模的战役取得胜利。比如，各参战部队的粮弹储备，普遍都达到半年以上用量。还动用了本土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人员与器材，用于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战役所需的其他物资，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军服、皮鞋，全都一应俱全，这在日本战争历史上前所未有。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最为疯狂的最后一击，如同狗急跳墙一般。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判断出日寇将于3月中旬进行一号作战。他认为日本的一号作战，其目的就是想打通粤汉与湘桂两线，为他们在南方的50万军队，开辟一条溃败时的逃生道路，他明确地断定敌寇今日的狂妄行动是日暮途穷、计无复出的最后一掷。

　　蒋介石很自信自己的判断，他认为日本当前没有这个实力。蒋总司令坐在重庆，等待着史迪威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从而获得更多的援助。国民党军的精锐之师，一部调往西南准备远征，剩下的要监视陕北的共产党军队。他脑子里想的，全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些地方的抗日武装。他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料到日军在中国东线战场会先发制人，并且攻势会如此地猛烈。

　　日军投入兵力达50余万人。东条英机称一号作战为“玉碎作战”。台湾的史书则称它为“破罐作战”，即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

　　湘西会战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战，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多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

　　要想全面了解和认识湘西会战，必须首先了解和认识日本大本营的一号作战，湘西会战其实就是一号作战的次生品，是豫湘桂会战的最后结局。此战在日本战书史籍里称为“芷江攻略战”，因为日军大本营一号作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西南地区的军用机场，而地处黔川咽喉的芷江，正是中国战区中美苏空军发挥巨大威力的地方。

　　历史给蒋介石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豫湘桂大会战使他陷入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不仅仅是丢掉了几十万大军和大片国土，还有同盟国对中国的尊重与信心。为此，蒋介石差点丢掉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宝座。吉人自有天相，眨眼之间，蒋介石便在湘西会战中，还国人一个自新的印象，重树了世界四巨头的形象。

　　历史像变戏法的老人，常常把蒋介石搞得无所适从。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开始制订平汉路作战计划。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个杀人魔王，在中华大地上犯了滔天大罪。他从自己的辖区抽调出65个大队的兵力，企图血洗河南中原大地。主力军为第62师团、第110师团和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和4个独立旅团。

　　日本陆军建制单位从大到小依次为：总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小队相当于排，中队相当于连，大队相当于营。联队相当于团，旅团相当于旅，师团相当于加强师或军。这是同中国军队的建制相比较而言的，一般来说，日军的建制都比中国军队的人数多,比如大队是营级,但日军一个大队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并且是多兵种的配置，战斗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在通常情况下，中国军队要以六倍的兵力才能取胜。

　　中原河南地区中国军队，隶属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副司令汤恩伯，共有8个集团，1个兵团，17个军，41个师，总兵力大约在40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华北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的攻击日军不过6万人马。按照常规，中国军队对于河南会战是有胜利把握的。

　　但是当日军在河南附近频繁调动的时候，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竟然没有弄清日军的战略意图。用李宗仁的话说，汤恩伯是个草包。在火烧眉毛的这一刻，他既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第一战区汤恩伯的这种状态，是受最高统帅部错误判断形势所造成的。

　　美国驻重庆的武官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只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来的防地。史迪威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蒋介石也有如此的判断，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接连取得胜利，中国军队配合盟军大反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他在上个月的军事会议上说，中国军队在完成准备后即发起进攻，必须堂堂正正地实行反攻，并把反攻的时间定在1944年的五六月间。

　　蒋介石基于这样的判断，从第一战区抽调兵力去新疆维护社会治安，还抽出部分兵力去陕甘宁围困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但是战争的局势发展却证明美国军事顾问部和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显然低估了日军孤注一掷发动全面攻势的决心和能力。

　　日军的意图，早已被八路军总部侦察到，他们从大局出发，及时向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通报敌情，同时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通报，以期引起蒋介石的重视。然而他们对八路军总部传来的情报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1944年4月16日，日本大军兵临郑州。17日夜，日军第12军首先从河南中牟县发起攻击，战至18日凌晨，守军暂编第27师被打垮，阵地被突破。日军马不停蹄，兵分两路向郑州、新郑推进。19日拂晓，日军占领郑州车站，当晚郑州守军第15军弃城突围。

　　日军另一路大军在邙山下同中国守军进行激战。第11师1个营坚守阵地，全部牺牲。邙山一线被日军突破后，黄河铁路大桥正面守军第85军只得后撤，正面防线随之洞开。

　　蒋介石这个时候开始着急了，他想改变远征军入缅甸作战计划，把驻扎在西南边境的远征精锐部队调回来，把守东线，加强湘桂防御。蒋介石的这个想法遭到美国的拒绝，特别是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不仅不能调回部队，就连美国的军火，也不许用于东线战场作战。蒋介石和史迪威是一对冤家对头。

　　万般无奈的蒋介石，深深知道弱国的下贱地位。他只好匆匆忙忙调整部署，以图补救。4月20日，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

　　一、汤兵团对窜犯许昌附近之敌应予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

　　二、孙集团军应加强出击兵力，对当面之敌攻击。

　　汤恩伯鉴于日寇到处攻击，打算在禹县附近集中有力部队给予打击。蒋介石同意，并指示应该用一个军死守禹县，尽力吸引、牵制日军，以支持许昌的守军，这样也便于在禹县与日军决战。

　　日军侵略军在占领郑州地区大片县城后，于4月26日在新郑召开参战部队各师团长、旅团长军事会议，下达了下一阶段作战命令：第62师团前进到许昌西南，切断国民党守军向西南的退路;第37师团，独立混成旅，战车第3师团的一部，进攻许昌;第27师团进攻郾城，与北上的11军会合。各进攻部队任务完成后，分别向禹县、临汝推进。

　　4月29日，第62师团首先开始了行动，一举突破了中国军队颍河防线，从而保证其他部队进入攻击位置。第二天进攻许昌的战斗打响了，守军第29师拼死抗争，激战至黄昏。日军从西、南两方向突入城内，师长吕公良阵亡，守军伤亡惨重，剩余人员从城东北角突围。5月1日，许昌失陷。

　　日军完全控制了北起黄河铁桥，南至信阳以北的长台关铁路。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打通了平汉路。此时，第一战区组织第13军向被日军占领的密县反击。日军深知第13军是第一战区的精锐，只要歼灭该军，就可以彻底打垮第一战区。这是日军最渴望寻求的机会。冈村宁次立即向第12军下达命令，日军第12军行动迅速，甚至不等许昌完全占领，便急忙调头向登封转进。第110师团由北向南，第62师团由东向西，战车第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他们像饿狼一样，全都朝第13军扑了过去。第一战区指挥官慌了神，急令85军迅速驰援。

　　国民党军的行动总是慢半拍，日军第110师团先期到达登封外围，切断了登封与偃师的联系。战车第3师团也抢在第85军之前攻占了临汝，它的先头部队还进到了洛阳龙门附近。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的第9军和第13军遭到日军分割。第9军开始向外突围，但遭到日军沿途截杀，溃不成军，同时第13军趁黄昏开始向临汝撤退。一路上不断遭到日军战车师团的攻击，损失惨重。

　　5月8日，登封地区的主阵地全部被日军占领。第二天日军第69师团开始攻占渑池，并缴获中国军队大量的粮食和弹药等物资，切断了陇海铁路，致使洛阳陷于孤立。日军十分精明，他们把洛阳监控起来后，便分头追击汤恩伯的主力部队。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上唯一的机械化兵团，在中原广阔的平原上大显威风。第3战车师团如入无人之境，一路追杀，长驱直入，不几日便占领了洛阳外围县城。这时的洛阳，完全被日军合围。

　　中国最高军事统率部为挽回战局，争些面子，命令第五战区、第十战区和第一战区的部队向日军反击，虽说有所收获，但却遭到日军的堵击。日军在阻击外围的同时，加紧对洛阳的进攻。

　　守卫洛阳城的是国民党第15军和第94师，共有7个团的兵力，但他们打得十分顽强。进攻洛阳的日军连连受挫，三次进入洛阳城关，都被中国军人逐赶出城。中国守军伤亡惨烈，第94师只剩下1?700余人，仍同日军进行巷战。

　　在敌强我弱，没有外援的支持下，第15军军长武庭麟便下令突围。守卫部队残部趁黑夜撤出洛阳，少数部队没有接到突围命令，仍在继续坚持战斗，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5月25日，洛阳完全被日军占领。

　　河南会战中，最为狼狈的要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他们被日本军队追赶得鸡飞狗跳，一退再退，几乎被赶出河南省界，最后落脚在新乡东南的官庄。第36集团军总部在陕县张家河遭到日军伏击，总司令李家钰在激战中殉国，这是抗战中中国军队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之一。6月22日，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河南会战以洛阳失陷而告终。至此日军不仅打通了平汉铁路，还控制了陇海线。日军的进攻行动没结束，这只是他们“一号作战”的第一步。其中一部日军正朝长沙、衡阳奔去，准备参加湘桂作战。

　　蒋介石在河南会战中投入兵力40万，欲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40万国民党大军却在日军5万多人的进攻下，接连败退，溃不成军。整个战斗历时40天，丢掉包括郑州、洛阳、许昌等中等重镇在内的城市38座，中国军队战死37500多人，被俘15000多人。日军战死850余人，伤2500多人。

　　河南兵败，全国一片哗然，国民群情激愤。几十万大军一败涂地，汤恩伯罪责难逃，许多人上书请求处分他，甚至有人提出斩汤以谢国人。汤恩伯的处境极为不利，幸得蒋介石的宠爱，汤恩伯没有受多大的委屈。鉴于第一战区的惨重失利，为平民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蒋介石心里有数，河南兵败，不能把责任推到战区司令官的身上，主要原因是对日军攻势估计不足，对形势判断错误，误认为日军主攻方向是在湖南和粤汉线，河南的作战只不过是日军牵制性的佯动。蒋介石心里想，这个亏吃大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教训太深刻了。

　　日本大本营制订的“一号作战”计划，主要核心部分是第二阶段的战役，其作战区域在湖南地区。负责这一阶段的是日军第11军。这个军是日本投放在中国战场上唯一的一支野战军，它下辖8个师团又1个旅团。为了保障有足够的兵力实现“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任务，日军大本营又从其他地区抽调过来两个步兵师团和4个旅团、战车第3联队、炮兵4个大队，使第11军的总兵力达到近20万人。这在日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规模，一个军的编制，几乎达到方面军的数量。

　　日本大本营之所以加强第11军的力量配置，是有所考虑的。长沙位于湘水下游，在洞庭湖滨平地之南，处在粤汉铁路与京滇国道之交会点上。湘赣、湘黔、湘桂铁路横贯其南，因地势低洼，历来不为兵家所重视。然而在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中，湖南成为抗战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供给地，对中国抗战前途至关重要，成为中南地区的战略重镇。

　　另外，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这里已经同日军进行了三次大会战。从地理概貌上看，长江以北为滨湖冲积带，地势平坦，虽非擅战之地，但其东有幕府、万洋诸山，西倚雪峰山，对长沙成掎角之势，可实行截击、侧击;正面有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浏阳河，可实行持久抵抗，整个地形成天然囊形阵地。由此，中国军队根据地形特点，采取节节抵抗、消耗敌人，后退决战的战略。正是依据这样的战略，中国军队在前两次会战中与日军打了平手，保住了长沙。

　　1941年底，中日军队又在此进行第三次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制定了名为“天炉战法”的诱剿战略，致使日军伤亡56?000多人，其骄人战绩使国际震惊。

　　薛岳的“天炉战法”是根据长沙地区的地形特点发明的，其主要特征是：在后退时破坏中间道路，实行坚壁清野;在伏击地区纵深配置兵力，将日军诱至长沙城下，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最后从四面包围日军犹如天炉熔铁一般歼敌。这个战法实际上同八路军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围歼很相似。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本鬼子吃了大亏。

　　执行“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日军将领，是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他在进攻之前，反复研究过去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横山勇中将熟读兵书，善于总结战场经验。他从地图、沙盘模型的研究上，总结了薛岳将军的战略思想和作战特点，仔细分析了薛岳的个性和生活喜好，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对付“天炉战法”的作战方案。

　　横山勇中将不上薛岳的当，他将兵力分为两个梯队前后出击，波浪式交替攻击与推进，既保证了攻击的连续性，又保障了后勤补给的安全。前队即使深入进去，后队也可驰援，保持兵力不处于劣势，这样就可以侧击和夹击破坏交通线的中国军队。

　　让薛岳意想不到的是，狡猾的横山勇中将，在日军进攻部队的两翼，又部署有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这变成了专门对付薛岳纵深伏兵的杀手锏。这样一来，中国军队在两翼山岳丛林的机动兵团，便处在被夹击的状态中，丧失了外线机动兵团的作用，日军就可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经过横山勇精心策划部署，同僚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狂妄地叫嚷着：“两翼夹击，波浪式推进，一定要砸碎薛岳的天炉!”日本大军在横山勇中将的率领下，分兵三路向第九战区进发了。左路军从崇阳县沿湘赣边境的山岳地带向南猛插;中路军从岳阳地区突破国民党第20军防线直扑长沙;右路军从洞庭湖水域向南进攻。各路大军都配备有强大的二线兵团。

　　蒋介石清醒了，他十分明白，日军在平汉线作战结束后，便会立即着手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湘桂作战首先是长沙、衡阳，其次是桂林、柳州，而长衡会战是日军作战的关键。于是，蒋介石也加紧向第九战区增兵。他希望薛岳能积三战之余威，在湖南战场扼制住日军的攻势。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天主教堂，为长沙薛岳祈祷，愿上帝保佑长沙平安，最好能取得大捷，以雪中原之耻。

　　在第三战区、第四战区和第六战区的支持配合下，第九战区集结了国民党军的40万精锐部队。然而在兵力部署上，将领们却发生了分歧，以第九战区代理参谋长赵子立为首的一方认为，此次日军进攻规模空前，加上有三战长沙得失的教训，这次应该采取新的战法，不能再沿用过去的“天炉战法”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因取得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在实战中他的“天炉战法”歼敌56?000多日军，所以他很骄傲，没把横山勇这个鬼子军官放在眼里，显得十分轻敌。代理参谋长赵子立在一旁却看得很清楚。

　　薛岳一派的将领们认为，这次日军虽属于大兵团作战，但并不是像你们说得那么吓人，根本达不到什么“规模空前”。对敌人的这个判断，完全是被河南会战的失败吓倒了，不信你们等着瞧，看看小鬼子能把长沙怎么样?

　　赵子立他们以理据争，但是没有用，毕竟薛岳的“天炉战法”是经过战场检验的，是战胜日军的好战法。赵子立认为，正是因为这样，横山勇必定对此作了认真仔细的研究，很可能有了破解之法，否则这个老奸巨猾的横山勇不会这么胆大妄为。

　　薛岳听了代理参谋长赵子立的理论，哈哈大笑，他说能看懂“天炉战法”里的道道的人还没出生，即使看懂些眉目，也难去破解，这个战法本身就是一道无解的题。况且长沙地区有40万大军，日本军队的进攻，就是洪水猛兽，堵都把他们给堵死喽。古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定会将日军消灭在长沙城下。

　　蒋介石支持薛岳的会战方案，因此这次战役部署仍按照“天炉战法”的计划进行。在日军大举进攻的第二天，蒋介石电令薛岳“以现有兵力，准备在长沙附近与南犯日军进行决战”。

　　薛岳在岳麓山指挥部向蒋总司令汇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他日本鬼子纵有千变万化，也逃不脱‘天炉战法’的天罗地网。以长沙守军吸引日军主力，再以外围部队对之实行反包围，最后里应外合将日军消灭在长沙外围。”蒋介石大喜：“好样的，祝你旗开得胜!”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日军没有薛岳想象得那么傻。5月29日，战场情况突变，国民党第20军在吸引中路日军朝通城、平江一带深入时，忽然发现自己的左侧有日军的左路军，他们正从后侧包抄过来。20军面临危机!正在最困难的时候，日军右路军穿过湖泊障碍，在营田登陆，一时间汨罗江以北到处都是日军，原计划的中国外围守军反被日军分割包围。

　　薛岳傻眼了，他的作战部署顿时被横山勇将军全盘打乱，湘北战场的局面已经难以控制。蒋介石急忙电令第三战区、第六战区各抽调一个军参战，并训令第九战区将士：“此次作战，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亦即我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时机，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

　　当湘桂战役处在水深火热之时，美国总统和滇缅战役总指挥史迪威，不断来电催促蒋介石下令进攻缅甸，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东线战场毫不为意，只顾自己的利益。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本就不考虑中国当前的危难境地，如果中国远征军不入缅作战，就扣发租借物资。这大大刺伤了蒋介石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实力弱小，他是敢怒不敢言。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国无实力，而借助于人之痛苦，竟如是耶!可不力图自强乎!……患难危急之来，唯有在己者可恃，而在人者尤其外援更不可靠也。若有丝毫依赖之心也不仅无补于事，而且成为他人之奴隶矣!此时徐求其在我，力图自强以外，绝无其他挽救之道。

　　蒋介石的指导思想，抗战至此已不需要“冒险犯难”，而是“耐得久的得胜”，一定要忍，而除了忍之外并无他法可以徐图自强。这是蒋介石的悲哀，他不像共产党人，更不如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患难危急之时，具有坚定的中华民族气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

　　盟国的压力，河南会战的失利，湘桂作战前途未卜，蒋介石已经到了内外交困之际。正因为如此，他对滇西远征军的行动寄予厚望。他对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发电报说：“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实关乎我抗战全局之成败，国家存亡，主义成败，都在于此一举，务希吾弟奋力出征，完成使命。”

　　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对付长沙的情况。王耀武的第24集团军过去了，该部的先头部队第100军抵达益阳时，守军因伤亡过半而弃城退却了。第100军随即发起攻击，收复益阳。74军是当时中国军队的头号王牌,这支部队的第58师师长，是日后的军长张灵甫。他们坚守在宁乡，负责掩护长沙的侧背，师主力部署在沩水南岸，守备宁乡县城的是第173团和174团的一个营，还有师部击炮营的一个连。

　　在这里不得不说说国民党最有传奇色彩的张灵甫将军，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张灵甫出生在陕西长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共产党的将领林彪是同学。他是一个性格冷峻的职业军人，因作战勇敢顽强，被胡宗南提升为中校团长。不久，张灵甫制造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新闻。他娶了漂亮的四川姑娘吴海兰为妻后，一直在外作战，当他听说有人在西安看见夫人和别人在看电影时，他二话没说，提着手枪回到西安，把夫人枪杀在自家的后花园，然后径直返回部队。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将其押解南京。张灵甫是胡宗南的爱将，他给他一笔路费，让他自己去南京面见蒋介石。结果他一边走一边玩，钱花光了，就模仿恩师于右任的书法赚钱，半年后才到南京。他在监狱里自由自在，根本没受委屈，一年后被74军51师师长王耀武要了出来，参加了抗日战争。

　　谁都知道在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曾有一个孟良崮战役，电影《红日》说的就是这段故事。但人们却很少知道张灵甫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他之所以能荣升为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的74军军长，都是他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的结果。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南昌会战、长沙三次会战、浙赣会战、现在的长衡会战，以及后来的湘西会战，他都参加了。无论是在团长、旅长还是师长的职位上，他都负过伤，是一员有名的虎将。

　　张灵甫在宁乡县一带阻击着日军左路大军的进攻，第24集团军打得十分惨烈，他们硬是把日本左路军堵在益阳、宁乡外围，让小日本不能接近长沙。但是防守在右翼的第27集团军不行，他们被日本右路军打得一败涂地，致使浏阳失守。而中路军攻陷株洲，从南翼迂回到长沙。

　　薛岳这时致电蒋介石，请求增调部队，在长沙附近与敌人决战。如果委员长同意，把湘南的精锐朝北调，重新聚集兵力，他是有信心和决心同日军抗衡的。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他这个孤注一掷的决战建议的。这时的蒋委员长已决定不再“冒险犯难”，薛岳纵然有再绝妙的计划，无兵可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事继续恶化。这个时候，薛岳不仅失望，还悔恨交加，他深深体会到骄兵必败这句金玉良言!

　　日本军队的中路军和右路军在横山勇中将的指挥下，主攻岳麓山。在日军进攻长沙的关键时刻，代理参谋长赵子立建议，必须派两个师的兵力防守岳麓山，因为这是长沙的制高点，其得失直接关系到整个长沙的安危，一旦岳麓山失守，长沙势必难保。

　　然而坚守长沙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不听，他要把全军主力放在长沙市区，只派一个90师去防守。赵子立虽是参谋长，但是管不了这个张德能。一是他是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的侄子，二是薛岳的命令。这个张德能军长骄横得要死。

　　日军用一个师团的兵力向岳麓山发起攻击，当天就夺取了东西两侧的虎形山和牛形山。当岳麓山岌岌可危时，张德能军长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赶紧从市区抽调四个团渡湘江驰援。但是由于下达命令仓促，组织不力，渡河时秩序混乱，遭到日军火力侧击，渡河官兵死伤甚多。这个第4军军纪相当涣散，就像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一样，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渡江部队听说岳麓山失守，便全军溃逃，他们一口气跑到邵阳才停下来。

　　张德能的3万守军，在号称固若金汤的英雄之城长沙，只坚持了4个整天，就被日军攻陷了，这个事实令人难以置信。蒋介石对第4军擅自撤退大为恼火，他把张德能交军法审判。1944年8月25日，张德能被军委会以保卫长沙不力之罪名下令处决。

　　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没有为侄儿求情。在侄儿被枪毙的第二天，他也以“作战不力”的同样罪名，枪毙了一名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长。但两人的较劲都是不动声色。蒋介石处在内外交困之际，只是骂了一句娘希匹，便没有了结果。

　　张德能在长沙是坚决执行薛岳的指示的，他没把参谋长赵子立放在眼里，只是因为他有后台靠山。至于长沙的失败，他只是一个替罪羊。总结长沙沦陷的原因无非有四点：一是薛岳及第九战区官兵轻敌，认为前三次都取得胜利，何况这回;二是薛岳故步自封，盲目信任自己的“天炉战法”可以无往而不胜;三是长沙兵力部署失当，参谋长指挥不了薛岳的嫡系军队;四是中日兵力对比处于劣势，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日军均占优势。

　　长沙沦陷，蒋介石感到势态严重，以全国局势而论，大后方只剩川、康、云、贵，但需要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战场。根据这样的形势，蒋介石与军令部全面调整部署：“国军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线的目的，以第一线兵团占领前方要地，贯彻战略持久战，有力兵团先机控制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西各要隘，竭力加强整训，增筑工事，严防敌奸侵入，见机再转入攻势。”

　　蒋介石对长沙沦陷是事先就有所预见的。就在日军多路大军朝长沙开进的时候，蒋介石就命令方先觉的第10军专门固守衡阳，并特别指出第10军“不得用于长沙的会战”，这对于后来防止日军迅速占领衡阳起了重要作用。

　　长沙失守后，日本第11军顺势南下，朝湖南省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衡阳进发。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粤汉线、湘桂线在此连接，从湖南腹地通往西南大后方的多条公路也从这里经过，是西南交通的枢纽。此外，它还是湘江、蒸水和末水的交汇之处，依靠这些江河，可以转运湖南出产的大量粮食、矿产等资源。因此，衡阳一旦失守，无论在交通、军事，还是经济上都将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就因为这一系列的原因，衡阳自然成为日军“一号作战”的重要目标。

　　日军大本营在“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构想中，计划对湘江以西地区采取守势，而主力投放在湘江以东。衡阳是作为重要目标必须予以攻占的，并且要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畅通。第11军横山勇中将认为，同中国军队的决战不一定会在长沙出现，但在进攻衡阳时，必然会出现双方主力对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衡阳地区围歼第九战区主力。

　　鉴于这样的思考，横山勇中将在具体兵力分配上，以1个师团用于湘江以西，用2个师团进攻衡阳，再以4个师团的兵力用于湘东山地。从兵力分布来看，横山勇还是有战术头脑的，把兵力分布得轻重得当，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第11军的日军高级将领们在研究攻击衡阳的战术问题时，又把薛岳的“天炉战法”提到桌面上。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当前没有对付大日本皇军的好战法，前段时间在长沙大战中，把“天炉战法”给粉碎了。但是从衡阳的地理方位，以及当前中国军队所处的位置上看，他们极有可能还会采取“天炉战法”的老一套。横山勇同意幕僚们的分析，所以他仍采取两翼夹击，波浪式推进的方法，确保第68师团和116师团对衡阳的进攻。

　　国民党军令部的确没有新战术，仍然按照“天炉战法”的老路子进行部署，中间正面堵截，两翼兵团夹击，从而击退来犯日军。从整个衡阳保卫战来看，最主要的有两块，一是国民党第10军坚守衡阳，二是李玉堂兵团在西南、西北外围，实施救援衡阳的战役。

　　为了进一步了解、认识下一步的湘西保卫战，或者说同下步湘西保卫战紧密联系，笔者这里不详细叙述李玉堂兵团的外围解救战，集中篇幅谈衡阳保卫战。因为进攻衡阳的两个日军师团，也是后来进攻湘西，欲夺芷江机场的两个主力师团。另外，在衡阳保卫战期间，也是蒋介石同美国关系发生矛盾，处在极为痛苦和犯难的一段时日。

　　日本对衡阳的作战，是于1944年6月20日开始的。日军第11军为确保衡阳进攻的顺利，一开始就对衡阳的周边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以此来打破“天炉战法”中最为关键的两翼部队。日军第11军不愧为日本的第一野战军，他们不几日便把衡阳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击溃，迫使国民党军的主力后退，把衡阳变成一座孤城。

　　守卫衡阳的是国民党第10军，军长是方先觉，安徽萧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在抗日战争中，中将军长方先觉是国民党军最为传奇的人物之一。他坚守衡阳47天，创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坚守时间最长的一次守城战。在守城战役中，他率领17?000名士兵，抵挡日军前后6个师团的进攻，在自己部队战死10?000人的基础上，杀伤日军48?000人。为保护衡阳城7?000多伤兵的生命，他最终放下武器，向日军缴械投降。不久逃出衡阳，回到重庆，被蒋介石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还晋升为28集团军副总司令。后来他在台湾去世，在史学界，还引发出一场关于他投降日军行为的学术争论。从以上简约的情况看，方先觉中将的确很有传奇色彩。

　　英勇善战的方先觉，在1941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和后来的常德会战中，率领自己的预备第10师和第10军，表现得非常杰出，一时名声大噪。成为抗日英雄的方先觉，自然有些志得意满起来，甚至连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不放在眼里，有些命令执行起来也就阳奉阴违了。特别是在常德会战中，他对薛岳的越级指挥，抽调他的190师，使第10军侧翼暴露，很是不满，因此发生争执。从此两人结下过节。

　　薛岳也感到很伤脑筋，于是便开始指派自己的亲信去第10军任职，以此来控制方先觉。谁知方先觉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对薛岳指派的人，常常借故撤职，甚至寻机法办处决。这样一来两人矛盾激化，最终还是薛岳占了上风，他毕竟是战区司令长官，说服军令部免去方先觉军长一职，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

　　方先觉还没有动身，新任命的军长也没有到达。日军便开始了“一号作战”的湘桂战役，兵锋直指衡阳。参谋总长何应钦亲自过问此事，新军长没有到任，而战事已迫在眉睫，真要临阵换将，确实于军不利。他责令薛岳上门请方军长出山。

　　薛岳只好厚着脸面任命方先觉为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衡阳保卫战。方先觉怎么会买这个账呢?你算什么东西!老子现在是委座任命的高级参议!他拒不接受薛岳的任命。两人的过节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很气愤，党国利益就毁在他们这些争权夺利人的手里。于是，委员长亲自给方先觉打来电话，大骂方先觉昏庸，日军已经逼近衡阳，你居然还在和战区长官怄气，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成何体统?

　　方先觉听见蒋校长的训斥，自己倒是消了气，他知道校长也会骂薛岳的。于是他表现出军人的大度，当即表示一定积极部署固守衡阳，发扬第10军优良传统，坚决抗击日军来犯。蒋介石在电话上要求方先觉守住衡阳，确保衡阳十天或者半月，整个形势就会发生变化。他在重庆听候他的佳音，祝他旗开得胜!

　　方先觉受到蒋委员长的鼓励，信心倍增，立马奔赴衡阳，部署防守任务。

　　国民党军第10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和预备第10师，还有驻扎衡阳城里的第54师师部和它的第1团。为加强衡阳守备力量，第九战区将第74军野炮营、第48师的一个山炮连划归第10军。这样第10军名义上有4个师的番号，实际是8个团，总兵员17?000人。

　　特别要说明的是，经过常德会战，第10军没有得到休整补充。比如说第190师为后调师，所谓后调师是指将兵员全部转拨给友邻部队，仅保留班长以上各级军事干部，随后调后方接收训练新兵。但这个后调师没有走成，日军已逼近衡阳，他们就留下来参加衡阳保卫战了。

　　方先觉于5月底来到衡阳，他首先带领师长、团长和参谋长们侦察衡阳地形，确定防御部署。衡阳防区面积仅有3.9平方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南北长约2.6公里。

　　第190师位于城东，每营配属一个野炮连，进驻末水西岸。作为最前哨阵地，师主力于五马归槽、橡皮塘、莲花塘一线构筑主阵地。

　　预备第10师位于城西，师主力于汽车西站、虎形巢、张家山、江西会馆一线构筑主阵地。在汽车西站侧翼是第3师的第7团和第9团。

　　第54师的一个团位于城东北，主力在冯家冲沿末水西岸构筑主阵地。炮兵在雁峰寺、县政府、蒸阳路、吉祥街一带占领阵地。第10军军部设在银行大院，前进指挥所在五桂岭的预备第10师阵地上。

　　防守部队的部署一定，立即开始构筑工事。衡阳原先已经构筑有钢筋混凝土的国防工事，相当坚固。然而第10军同日军作战多年，特别擅长防御，从将领到士兵，一眼就能看出这些防御工事的弊病，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一是防御工事系统庞大，现在的一万多士兵用不完，显得空，有的地方根本就用不上;二是射孔较大，隐蔽性差，这对守军极为不利;三是这些工事各自独立，难以相互照应。

　　方先觉下令对所有工事进行改进和加强，放弃若干外围工事，以缩小正面防御，对放弃的工事一律破坏。城东、城北依托湘江和蒸水设防，城西北沼泽水田全部放满水，在其要道上构筑碉堡、地堡。城西南丘陵地带，构筑无数道防御线。各据点之间均以交通壕相连。最有创意的是，丘陵对敌的一面，全部削成断崖，让敌人无法攀爬，并在断崖顶上构筑手榴弹投掷的壕沟。在丘陵之间的凹地，构建外壕沟，用粗大圆木建两到三层栅栏。断崖与外壕之间布设铁丝网。无法挖出断崖的丘陵，全都挖设5米深宽的壕沟，在沟底筑有地堡，以防日军利用。全城所有阵地都有交通壕相互连接。在城西北比较开阔平坦的地区，布有地雷区和多层铁丝网，开挖四道战壕。

　　第10军在衡阳郊外利用地形，巧妙构筑坚固工事，形成完备的坚固防御体系。通信联络是关键，他们把电话线全部埋入地下，还组建电话线抢修队，划分责任区，并进行数次演习。在衡阳市区各路口均修筑工事，将重要的物资像弹药、粮食、被服、药品等都分散储藏在地下的藏兵洞里。

　　这些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不仅由全军士兵动手修建，还得到了当地的抗日组织和工会的大力支持，仅衡阳工会就组织3?000工人，还征用了120万根木料。衡阳是湖南重镇，军委会有好几座军需仓库在这里。国防部后勤部长俞鹏飞亲自抵衡阳，向第10军调拨两周的粮食，步机枪子弹530万发，迫击炮弹3?200发。仓库总监还主动为第10军送去手榴弹3万枚，这批手榴弹可是起了了不起的作用。

　　万事俱备。方先觉率领战地指挥员巡视了一遍，一切都比较满意。美国军事顾问贺克朝方军长伸出了大拇指，连声称赞。方先觉想考考这个美国顾问，他问他敌人主攻方向在什么地方?贺克说城的西北，那里地形平坦，便于日军坦克、装甲机械化部队进攻。方军长哈哈大笑起来，他摆着手说，你错了，在西南。西北地势平坦，固然利于机动，但是中美空军掌握制空权，陈兵西北，无疑成为空中打击的活靶子。我想日本军队一定是从西南山地而来，这样不仅可以切断衡阳与后方的交通联系，而且从高向低一举拿下衡阳城。如果从西北进攻，拿下衡阳城后，还得攻取西南山地。

　　贺克不同意方将军的看法，对此还进行了一场辩论争吵。实践证明方先觉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第10军把西南山地作为防御重点，精心部署设计营造。从排兵布阵，到构筑防御工事，到枪支弹药、粮食、药品和伤员的安排，再到隐藏日军炮火，建藏兵洞等等事宜看来，方先觉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为鼓舞官兵士气，方先觉还特意规定作战负伤赏金，上校以上负伤者赏大洋10?000元，中少校赏5?000元，尉官4?000元，士兵1?000元，负伤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者，晋级。在高昂的士气鼓舞下，衡阳人民发扬湖南人民的光荣传统，积极起来参加破坏道路、桥梁，组织救护队、担架队、弹药粮食运输队和民工抢修队。

　　在大战即将来临前，方军长考虑到衡阳百姓的生命财产，亲自调拨军列，实施“衡阳空城”计划，把30多万市民疏散出去。并向衡阳市民承诺，除飞机、大炮毁坏房屋家产之外，如有财产丢失情况，全由第10军负责赔偿。第10军军纪严明，深受衡阳人民的拥护，他们开进城那天，十几万群众夹道欢迎，送茶水、送食品，情景让人十分感动。

　　1944年6月21日，日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分别到达衡阳附近的石湾、白果一带。第二天，日军飞机开始对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城区多处燃烧起来。日军从长沙一路南下，没有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所以十分骄狂。他们在沫河强渡，居然连火力掩护都不组织，就堂而皇之地乘汽艇、橡皮艇和木船开始渡河，丝毫没有把对岸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守卫在沫河西岸的是190师的1个营，他们的任务是前哨警戒，完全可以不作抵抗，后撤到五马归槽的阵地上去的。但是他们看不惯日本鬼子的嚣张，营长杨济和果断下令，全营进入阵地，待日军渡到河中间时，20多挺轻重机枪，4门战防炮同时开火，顿时将日军打得人仰船翻，死伤落水300多人。日军根本没想到在此会遭到如此的打击，一下子懵了头，没死的鬼子兵急忙调头逃回，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用机枪和火炮向对岸射击。

　　随后日军主力师团渡过了沫河，25日向五马归槽一线发起总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判断衡阳第10军只能坚守三天。因为这支部队远比坚守长沙的第4军单薄，而第4军在长沙只坚守了四天。蒋介石给方先觉下的命令是十天或两个星期。

　　日军攻击重点是五马归槽，一开战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日军炮火非常猛烈，守军在衡阳城区的炮兵也开炮支援。数十里外，双方空军也赶来助战，一时间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漫天硝烟遮云蔽日。第190师的570团隐蔽在工事中，当日军步兵冲锋的时候，他们以机枪步枪手榴弹给予痛击，激战持续到下午。第10军刚刚归建的炮兵营，用新式美制山炮支援五马归槽，打得日军丢盔弃甲，团长贺光辉趁势反击，把日军击退。贺光耀腹部重伤，副团长冯正之接替指挥。

　　方先觉军长见五马归槽守军伤亡较大，而此地不过是外围，应当尽量保存有生力量，在城区同敌较量，便下令后撤。第54师的饶少伟接到命令，心想机场既然不保，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于是他命令一团长带1营、2营及伤员过沫河，回去归建。自己则率3营留下参战。这样第54师又走了1?000多人。方先觉对此也没说什么，人家毕竟是客军嘛。

　　日军占领了五马归槽阵地后，立即向衡阳机场推进。半夜日军的松山支队攻入机场，方先觉听说机场还没有来得及破坏，并命令190师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并将其破坏掉。

　　师长容有略亲率569团借夜色掩护，趁日军立足未稳，突然杀入机场。日军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军队这么快就来了个回马枪，猝不及防。经过5个小时的死拼硬打，付出200人的伤亡代价，终于夺回机场，并立即组织对机场的破坏行动。他们还没有离开机场，日军的独立大队便围上来了，经两天的激战，第190师加上第54师的一个营，只剩下1?800人了。

　　衡阳保卫战其实只是湘桂会战中的一次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于6月22日至7月2日;第二阶段于7月11日至7月19日;第三阶段于7月27日至8月7日。每一个阶段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第一阶段中，最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首先讲述一下预备10师30团的3营7连。连长叫张德山，骁勇善战，嗜酒如命，因此在军里有“猛张飞”之称。7连是全师最精锐的连队，战力强悍。他们坚守在张家山阵地南侧，正扼要冲之地。为争夺这个阵地，日本鬼子不惜血本，一个大队的兵力反复冲锋，都被击退，战斗持续一天，7连伤亡一半，日军则在阵地前丢下500多具尸体。6月28日，日军又派117大队向7连阵地冲锋。第30团团长在电话里命令张连长设法突围。张德山在电话上大笑起来，他说我张德山的连队什么时候后退过。他放下电话，率领残部向鬼子决一死战。全连除一名伙夫外，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日军117大队也死伤过半。英雄的第7连，为衡阳保卫战增添了辉煌的一页。消灭日军七八百人，创下一个连队歼敌最多的纪录。

　　双方都打红了眼，预10师师长葛先才得知第30团的两个营全部伤亡殆尽，亲率师直属连支援反击。他赤膊上阵，全师官兵为之大振，一时间号声大作，官兵同声呐喊，战志如云，同敌人鏖战一个时辰，终将正面的鬼子兵全部歼灭。

　　第3师师长周庆祥也不示弱，他的第7团几乎全部打光。当日军施放毒气弹的时候，3营长李桂禄率全营剩下的几十人退了下来。周庆祥师长大怒，将营长李桂禄就地正法，撤消团长方人杰的职务，并亲自组织残部进行反攻。

　　战争也有偶然性。7月1月那天，迫击炮连的白天霖连长，用十倍望远镜搜索目标，无意间发现正南800米的一个小高地上，有十多人正向中国军队阵地窥视，还指手画脚地交谈着什么。白天霖连长根据多年作战的经验判断，这群小鬼子起码得是联队长一级的指挥官。于是他果断下令，集全连8门迫击炮集中射击。第一轮炮弹下去，全部命中，只见十多个小鬼子在炮火中翻滚倒地。紧接着又是两轮急射，炮弹又全部命中目标。他们不知道这次的意外收获，20多颗炮弹，竟把日军第68师团的整个指挥系统给摧毁了。师团长佐久间为仁中将受重伤，参谋长以及下属各联队长、师团参谋长被炸死。

　　7月2日，日本军队竟然停止进攻。方先觉都感到莫名其妙。

　　日军的暂时停火，出自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进攻的一线部队，弹药消耗太大，出现告急;二是第68师团指挥系统瘫痪;三是第11军军长横山勇判断失误，他万万没想到坚守衡阳的第10军，战斗力很强，在战役防守上几乎没有出现一丝差错。

　　于是横山勇在军需物资到达后，重新调整部署，发动第二次总攻。进攻衡阳的整个指挥权，交给第116师团的岩永旺师团长。岩永旺中将是有作战经验的，他以第68师团主攻衡阳南部，第116师团主攻西南部，第58旅团和218联队攻打衡阳小西门方向。整个战斗于7月11日开始。

　　战斗最为激烈的是衡阳西南方向的张家山阵地。负责进攻的是116师团最悍勇的第133联队。他们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被坚守在阵地上的预10师30团给击退，致使日军这个联队伤亡惨重。这支精锐的日军联队，在友军面前大丢面子。他们在得到补充兵员后，师团长又给他们配属了第122联队的一个炮兵大队。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把联队的军旗展开，向全体官兵训话，只要133联队还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队旗插上张家山。

　　第133联队连续三昼夜的疯狂进攻，都没能在张家山前进一步。黑濑平一联队长，把残部编为百人一个梯队，在空军和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一波接一波的冲锋。坚守在张家山的30团，现在只有一个连的兵员了，但是他们面对敌人12次冲锋，10次突入阵地的激战场面，毫不畏惧地用手榴弹和刺刀把敌人击退。在部分阵地失守时，团长陈德坒率仅有百名战士发起反击，又把阵地夺回来。

　　预10师参谋主任率两个连增援张家山，在不到一天的战斗中，两连战士全部战死，阵地再告失守。当晚军部工兵营两个连又去增援，发起反冲锋，第三次夺回阵地，并用尸体堆积战壕，上面加盖沙土，作为阵地墙。在敌人疯狂反扑时，工兵两个连几乎全部牺牲。

　　方先觉急令第3师8团两个连上阵地支援。预10师师长葛先才亲自率这两个连，对日军进行顽强抵抗，一连打退日军三次大规模进攻。战斗到7月13日，新增援上去的6个连几乎全部阵亡。方先觉命令坚守张家山的所剩人员撤退，放弃张家山。

　　连续九个昼夜的鏖战，日军以8?000人的伤亡代价，只攻占了张家山、虎形巢为核心的一线阵地，他们仍然被中国军队拒在衡阳城外。7月20日，横山勇不得不接受无情的现实，再次下令停止攻城，命令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原地休整，再次补充兵员和补给，准备再战。

　　日军进攻衡阳的两个师团，从开战以来，死伤达万人以上。中国军队的伤亡也是惨重的，能参加战斗的不过几百人，伤员达七八千之多。原来蒋介石要方先觉坚守衡阳十天或两周，现在守城已有一个多月，所以中国军队弹药、粮食、医药都处在极为困难的时候。但是他们仍在衡阳孤城里坚持战斗。

　　日本陆军总部制定出台的“一号作战”，在酝酿的过程中，就有不同的声音，不赞成“一号作战”计划的军界和政界的人士，现在更是态度强硬。衡阳久攻不下，消耗大量兵员和物力，使日本中国派遣军极其不安，大本营的不满也逐渐爆发。这对日本大和民族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长期同日本陆军不和的日本海军，也抓住了陆军的把柄，战争不是争强赌气的事。

　　以衡阳之战说事的越来越多，甚至把状告到了日本天皇那里，这样更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当时在日本国内，很多人对身兼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就有不满情绪，只是没有公开化。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们向东条英机发难。在太平洋上塞班岛失守，东条英机要负主要责任，“一号作战”的衡阳战役，东条英机更应负重大责任。

　　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当然希望陆军有所作为，现在他更是希望陆军在中国战场有所表现。为此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亲自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的命令，要求横山勇将军尽快攻下衡阳。

　　由于中国军队第10军的坚强抵抗，衡阳久攻不破，东条英机于7月18日终于被迫辞职下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出任日军参谋总长，冈村宁次准备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衡阳中国军队的奋力抵抗，不仅抵挡了横山勇的大军，还把东条英机的内阁搞崩溃了。这是衡阳保卫战的巨大收获。

　　在中国国内，围绕着衡阳保卫战，同样出现上层的矛盾，甚至给蒋介石的统帅地位造成一次不小的危机。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一直处于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是想谋求中国抗日东线战场的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投入较大的兵力。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他甚至想把派出去的远征军抽调回来。蒋介石心里清楚，史迪威指挥的西线远征军，那可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抽调回来，保存实力，坐等美国以及盟军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

　　当蒋介石指挥的东线战场接连失败的时候，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的西线，却连连取得胜利。史迪威大肆指责蒋介石无能，并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对中国军队实行改革。史迪威很有野心，一直窥视着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通过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向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的全部指挥权。

　　中国抗日战场当前的惨败情况，使罗斯福总统认为很有必要，于是开始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为此，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发电报给蒋介石：

　　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蒋介石在接到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个滋味。他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吾危，面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已之尽力耳。”

　　中国东线战场突然出现了一个衡阳保卫战，第10军坚守不败，倒也成了中国军队唯一的一个亮点，也很自然地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博弈角力的一个支点。美国人讲实惠，只顾眼前，在衡阳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美国不断催促蒋介石调包围共产党延安的50万大军，前去同日军决战。后来英国、苏联都向蒋介石施压，再三呼吁重庆出兵衡阳。

　　蒋介石身上的压力太大了，衡阳保卫战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只不过是他同史迪威在赌桌上的一张牌。他同史迪威的赌博没有最后输掉，就因为还有衡阳保卫战这个码子。所以他在日记中说：“衡阳保卫已一月有余，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正因为衡阳战事成败牵涉太广，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才没有孤注一掷，调动胡宗南的部队南下解围。

　　这就是蒋介石的高明，他不愧是一个政治家。衡阳是国家之存亡的大事，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全力以赴，使出吃奶的劲，也要挽回自己的面子。那时的蒋介石十分清醒，他认为日军“一号作战”攻势虽然凌厉，但毕竟难以挽回最终失败的命运。在盟军联合攻势下，日军的溃败只不过是早晚的事，犯不着为了一时之痛快，而冒险犯难，使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地步。蒋介石心里想到的更为危险的事，是指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力量。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他一直肩负着两个使命：抗日和反共。

　　反共使命，对蒋介石来说，似乎是更具根本性的。他实在不忍心使苦心经营多年的反共基业毁于一旦。在对日作战前景光明的时候，他更不放心让中共自由地发展壮大。必须让胡宗南在陕西一线监控中共，扼制中共的发展。只要有胡宗南的这支大军，他同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较量才有把握。

　　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的心情就更加复杂了。一方面他不可能抽调更多的部队去参战，以求从根本上解除衡阳之围;另一方面，他又企盼着这一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战事，能有一个非常体面的结局。所以，最后的决策只能是，衡阳守军坚定军心，守得越久越好。

　　让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守卫衡阳的方先觉将军不负厚望，及时收缩兵力，集中有限的力量来防守城区，防止被日军各个击破。这一兵力调整，果然奏效，增强了同日军持久抗衡的能力，方先觉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一位战术防御的专家，就连自己的对手，日军的横山勇、岩永旺这些将军都十分佩服。

　　横山勇背着来自日本大本营方面的巨大压力，又发起第三次总攻。这次他是下决心了，再也不能小视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了，他计划投入4个师团，总兵力80?000多人，日军参战部队的番号为：第116师团、第68师团、第58师团和第13师团。

　　日军增加了大量兵力，并没有把坚守衡阳的中国军队吓倒，反而更激发了中国士兵的抗战激情，上千名轻伤员重返战斗一线，他们要用自己的身躯和热血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以此来报效国家。

　　横山勇出于对熟悉攻击路线和守军战术等情况的考虑，仍以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为先头部队。由于第133联队长黑濑平一的表现，尤其是他的攻击精神，深为横山勇、岩永旺所赏识，因而在第三次总攻中，他被晋升为少将。

　　刚刚晋升少将的黑濑平一，自然希望能有一个首战胜利来为自己充个门面。他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施放烟幕弹的战术，想以此干扰守军的视线。但是由于日军基层军官，如像中队长、小队长伤亡太多，现在全是由伍长、军曹提升上来的，他们缺乏指挥协调能力。在烟幕弹的烟雾中，他们自己先乱了方寸。而守军在阵地上，早对地形情况了如指掌，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在烟雾中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

　　在中国守军的阵地上，要数第3师9团被攻击得最惨烈。日军30多门重炮把密集的炮弹倾泻到他们的阵地上，外壕沟、木栅栏、铁丝网、碉堡等少顷化为乌有。日军步兵满以为阵地上没有活人了，便猖狂地发起集团式冲锋。不料隐藏在弹坑和地洞的中国士兵，像是施展魔法一般，突然跃了出来，一阵雨点般的手榴弹落在密集的日军人群中间，炸得鬼子兵尸体横陈，最多的几处，尸体几乎把壕沟填满。

　　日军第116师团的进攻，遭到无数处人工断崖的阻拦，他们不知这人工断崖的妙处，便开始成群结队地朝上攀爬。中国军队在挖断壁，造人工悬崖的时候，就在山顶上筑了一条掷弹沟。当日军人搭人梯，一窝蜂地爬到一半时，便遭到顶上投出的手榴弹的洗礼。断层山下一片又一片的鬼子倒了下去，把崖下的壕沟都堆满。中国军人的手榴弹，运用得十分到位，在衡阳保卫战中，让日军胆战心惊，就是天上飞过去一只麻雀，都会使进攻的日军趴倒一大片，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日军为了不再吃亏，在每次发动进攻之前，都是用密集的炮火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一番轰炸，然后再发起攻击。第218联队，在进攻天马山时，先用600多发炮弹，将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一番，山上的泥土都像被犁过一遍一样。中国士兵在战壕里被掩埋着。但他们手里都握着一两颗手榴弹。当敌人的炮火停下的时候，他们从泥土下钻出来，蹲在壕沟里，拧开一颗又一颗手榴弹的后盖，专心致志地等着排长、班长的号令。

　　日军岛田开大尉亲率第1大队往守军阵地冲锋，他手举日本指挥刀，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式。当他们刚刚行进到半山腰的洼地处，中国士兵冷不丁地从壕沟里跳出来，几十颗手榴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第1大队的日本兵无一人生还，全部倒在山腰上。投掷手榴弹最多的是劳耀民营长，他一人就把8箱手榴弹投得只剩5枚了。

　　坚守衡阳的中国军队，他们不仅敢打敢拼，视死如归，而且在战场上灵活多变，开动脑筋。第10军工兵营充分发挥工兵的特长，在阵地前挖出宽20米、深15米的斜坡尖底外壕沟，再以有刺铁丝网平铺在壕沟的两壁上。夜晚日军集团冲锋时，以为是斜坡，哗啦啦冲下去，立马被带刺的铁丝网困住，上下进退不能，堆集在下面的鬼子兵哇哇乱叫。守军只需一挺机关枪猛烈扫射，哒哒哒地不一会儿工夫，600多日本兵全部就给报销了。

　　日本第11军伤亡惨重，致使第11军的高级幕僚和参谋人员吵成一团。有的指挥官摇头叹息，认为无法攻下衡阳，有的建议放弃攻城，避免更大的伤亡。但也有不少强硬派人员，据理力争，要把战役打下去。理由是投入数万大军，打了几十天，死伤那么多人，如果放弃，不但士气将因此崩溃，大日本皇军赫赫威名将完全扫地。

　　横山勇气急败坏，他对主攻的两个师团十分不满，几万人马，还配有那么强大的炮兵和空军，竟然攻不下这支疲惫的中国军队。他把拳头砸在衡阳城的地图上，发誓要倾其全力，一定要让这支中国守军向他投降。在武力进攻的同时，向中国士兵开展攻心战，动摇他们的军心。他知道这是战场上的最后五分钟，谁能咬牙坚持下来，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横山勇的判断没有错。中国守军第10军也对坚守衡阳发生了争论，师长、团长都成了光杆司令，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委员长只要求他们守十天或半月，现在人打完了，子弹也打光了，剩下的人可以突围了。

　　方先觉和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被外电和媒体称为“五虎将”，就突围和坚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第54师师长饶少伟没有过多的插话，他是客军，只是临时归方军长指挥。

　　军长方先觉坚决反对突围，他的理由很简单：“要突围还不容易，一阵冲锋就可以打出去。我们走了，8?000多伤员就会成为牺牲品，日本鬼子跟野兽一样，他们会把我们的伤兵杀得一个不剩。突围可以，谁有能耐把8?000伤兵带走?如果带不走，谁都不能离开衡阳城。今后我们还要带兵，如果这样，谁还会跟你们呀?伤兵都是我们的兄弟，扔下他们不管，往后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脸面在军、政界混下去呢?”

　　他们便以悲痛欲绝的心情，向最高军事委员会发出最后一电：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效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蒋介石接到这封电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

　　最后一电发出后，各师师长回到第一线，同残存的士兵及伤员一道，能坚持多久就算多久。后来一件事情，使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天马山第9团副团长周祥符，在阵地上挂上白旗，采取这个诈术，把伤员从阵地上撤下来。日军竟然默许了。

　　方先觉从天马山的白旗事件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派军部副官处长张广宽去和日军接洽，以行缓兵之计。同时命令周庆祥组织兵力，作好突围准备，为第10师保留些力量。反正自己不走就行了。

　　不知什么原因，第10军的企图被日军识破，日军向集合起来的突围军队发起进攻。第10军没有反击的能量了，方先觉打算自杀，被副官和一名团长制止了。万般无奈之中，方军长命令全军停止抵抗，放下武器。1944年8月8日，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全部被俘。

　　日军代表特意向第10军表示敬意，同时答复完全同意第10军提出的条件，保证官兵生命安全，收容医治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将士等。第10军官兵仅有7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不到1000，重伤员6000多人。

　　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以17000人对付日军80000余人，致使日军伤亡军官798人，士兵29?000余人。英勇的第10军，创造了中国全民抗战以来的纪录，一是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整整47天，二是日军的伤亡人数是中国军队两倍多。

　　纵观整个抗战史，在正面战场具有如此英勇善战与坚韧顽强的中国军队，绝对唯一，几乎再没有哪支中国军队能在第10军这样的条件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所以我们可以说，衡阳保卫战，是中国军队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6-05 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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