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的西北红军将领
2017-05-12 15:58:06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张化民  点击：  复制链接

　　强龙光：抗日前线牺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33年6月20日，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三路，对日作战。

　　中共领导的二师、五师、十六师(师长汲汉东)、十八师等部队作为主力，一直战斗在最前线，从6月22日到7月1日，先后收服康保、宝昌、沽源等县城。

　　7月7日，同盟军分三路进攻多伦。多伦是察东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2000余人及伪军李守信部驻守，城防坚固，加上日机不断轰炸，激战甚烈。9日晨，同盟军攻克城外据点。10日晚，吉鸿昌“亲率敢死之士，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均遭失败。11日，双方继续激战。同盟军死伤甚重，仍久攻不下。12日，吉鸿昌利用夜间，敌机敛迹之际，派精兵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同盟军分由南、西、北三门攻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强龙光担任敢死冲锋队队长。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攻进多伦城中，大部队被日军堵在城外无法跟进。由于战事激烈，部队几进几退，强龙光壮烈牺牲。此后，又巷战肉搏三小时，日伪军由东门窜去。失守72天之多伦，经五昼夜麈战，又被同盟军光复。

　　收复察哈尔全境(察东四县)各战役，共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虏数百名。同盟军计伤亡官兵1600余人，内有团长5人。

　　收复多伦，这是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收复失土，全国军民莫不欢欣鼓舞。各界同胞、抗日爱国团体或发函祝贺，或捐款、献物慰劳支持。著名学者章炳麟(太炎)给予很高的评价：“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像强龙光，不只是西北的冲锋英雄，抗日同盟军中，是冲锋队的冲锋队长，是西北华北当时大半个中国少有的独特的唯一冲锋勇士。”强龙光是有文字记载的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工农红军将领。

　　强龙光原名锡珍，陕西安定(今子长)县栾家坪乡强家湾人。1902年出生于一个农家。幼年在栾家坪私塾读书，后在瓦窑堡平民学校读书。曾在瓦窑堡当过店员。1927年参加共产党，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因抗粮抗捐用铁铣砍伤下乡催粮收款的县衙差班头的头被伪县府拘捕，后来被当时驻军安定的谢子长解救，称其为“农民协会的好干将”。1930年初随从谢子长赴宁夏平罗开展兵运，任连长。兵运失败后回陕北，与谢子长一起，组织小规模游击小组，开展武装斗争，屡遭失败，但毫不气馁。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后，率先参军，转战陕甘。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任骑兵队队长。

　　强龙光长得高大魁伟、相貌堂堂，经常是身挎双枪纵马飞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创建了中国工农陕甘红军游击队之后，强龙光就一直担任骑兵大队的大队长，是攻坚披锐的猛将，所带的骑兵大队一直都是陕甘游击队的劲旅!在阳坡头、叱干、吉子岘、五顷园子、攻打保安县城等多次战斗的关键时刻克敌制胜，为陕甘红军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绩。

　　强龙光牺牲后，连遗体都没有找到，谢子长、阎红彦、赵通儒等老战友悲痛万分。

　　强龙光三兄弟先后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堂弟强世清，是红27军前身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1933年腊月廿九和他弟弟强世光一起被国民党杀害在安定县城。1934年8月18日，陕北红军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取得景武塌战斗胜利后，部队转移路过强世清受伤被俘的地方，谢子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下马肃立，静默三分钟，为英勇牺牲的强龙光、强世卿、强世光、白德胜、任志贞致哀。默哀后，谢子长站在队伍前对指战员说：“强龙光弟兄三人，还有白德胜、任志贞同志，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们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后革命胜利了，我们要为他们立碑，绝不能忘记他们。”这是西北红军第一次用默哀的方式纪念英烈。

　　永远耸立的丰碑

　　1933年7月至8月，中共前委和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为了纪念收复察东四县阵亡的312名将士，在张家口东山坡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南操场内，建造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抗日烈士墓”各一座和“全国军民抗日死难烈士祠”一所。

　　纪念塔高13米，六棱柱形，混凝土结构，1933年7月至8月修建。塔身一侧，镌刻着冯玉祥将军亲书的塔名，笔力苍劲，雄浑有力。塔身六面，三面刻有阵亡官兵官职姓名，另三面刻名人题词，塔顶刹尖斜指东北方向，寓意抗日同盟军以察哈尔为基地，誓志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烈士祠中设有“全国民众之神位”“全国抗日阵亡将士之神位”及察东战役之将士姓名碑刻。各种碑刻、匾额均为国内各界人士和群众团体题写。这是自抗战以来为纪念抗日阵亡烈士建造的最早的一座纪念塔。8月12日，冯玉祥将军亲率抗日同盟军的部分官兵举行落成典礼，隆重祭奠抗日烈士的英灵。

　　由于日军的破坏，除纪念塔残存外，同年代修建的烈士祠和全国抗日将士神位碑刻、匾额已荡然无存。复建后的纪念塔，1982年被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张家口市政府在原纪念塔东侧重新仿建一座与原塔形状完全相同的“纪念塔”，并将市博物馆移至院内，以便就近管理保护。1996年确定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8年张家口市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纪念馆，并先后在多个小学建立了“长城”少年中队、“谢子长”少年中队、“强龙光”少年中队等以示纪念。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西北红军领袖谢子长烈士之子、原国家科委顾问谢绍明一直把为强龙光立碑这一父亲的遗愿牢记在心。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9年，谢绍明才专程赶到张家口正式张罗为强龙光烈士立碑的事情。经历两年多，终于在2011年6月9日，谢绍明及阎红彦、宣侠父、马文瑞、崔田夫、杨琪等陕北红军将领、烈士的子女，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博物馆，在此为陕北红军将领强龙光烈士纪念碑揭幕，完成了谢子长同志78年前的遗愿。2013年5月26日，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组建80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张家口市多所学校在张家口市关工委、市国教办和市抗日同盟军纪念馆的倡导下，以各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并且举行了“强龙光”少年中队授旗仪式。

　　“察哈尔同盟军”结局悲壮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不符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十分仇视这支军队，必欲除之而后快。

　　同盟军“被分裂”

　　国民党当局派出铁甲车向张家口逼近，并调重兵十六个师，十五万余人准备进攻张家口，与同盟军前哨相距仅五华里。蒋介石还利用抗日同盟军内部不团结，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收买拉拢，致使同盟军的将领鲍刚、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等先后投蒋，邓文被暗杀。

　　与此同时，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队两万多人也乘机分路向察省进犯。南路日军入侵沽源，北路日军向多伦急进。经吉鸿昌率部抵抗，虽暂时阻止住日军，但事态却日益严重。

　　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前委”领导人指责张慕陶、武止戈实际成了冯玉祥的代理人，公开提出“打倒冯玉祥”口号，捣毁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公开宣传与国民党作战，撕毁了“特委”与冯玉祥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当局乘机叫嚣“张垣赤化”，给蒋介石镇压同盟军创造了借口。

　　在国民政府军和日伪军两面夹击，抗日同盟军内部分裂，中共前委“左”倾错误的压力下，冯玉祥不愿因御外侮，引起内战，使日人渔利。于1933年8月5日自卸同盟军总司令，总部撤销，人员解散。

　　斗争形势骤变

　　1933年8月8日，中共“前委”在张家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一同撤往坝上张北一带。

　　方振武、吉鸿昌于8月16日在张北通电继续抗日，方振武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8月24日，“前委”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军队去向。在会上柯庆施要求部队去河北中南部建立苏区;吉鸿昌等主张东去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师;张慕陶、许权中、谢子长、阎红彦等主张与陕北红军会合。

　　当时，我党控制的部队有一万五千人。如果把这些队伍集中起来，西进绥远，争取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在晋绥察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可以壮大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可以有效地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支持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活动。如果这些部队到陕北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形势更不可估量。谢子长说：“华北一带交通四通八达，部队到那里不易立脚，红24军的失败要引以为戒。部队还是拉过晋西北，到陕西北部与红26军会合，那里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敌人不易进攻。在那里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等站住脚再向山西、河北推进。”阎红彦也说：“到河北一带很危险，那里离敌人的统治中心太近，我们难以站稳脚跟，应到陕北与红26军会合。”对此，陈伯达站起来指责，并表达了不满。会议否决了张慕陶、许权中、谢子长、阎红彦的意见，决定去河北中南部建立苏区。

　　这是抗日同盟军军事战略上的决策失误，这个愿望客观上行不通，因为蒋介石20万大军对抗日同盟军渐成包围之势，日本侵略军又大兵压境。如当时及时确定西去与陕北红军会合，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晋、冀、蒙由地方实力派控制，同情抗日，蒋介石不易调动。第二，驻守在商都附近同盟军高树勋部，还未接受宋哲元的“收编”。遗憾的是，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从而坐失良机。部队南下蔚县，在商都附近受阻，只得先东进独石口。由于进军路线的忽然改变,使正在后边前进的二师部分党员产生了疑惑,尽管“前委”派张慕陶、王霖去传达”前委”将商都会师改为独石口会师的意义,但仍没统一思想,以致贻误了战机,使该师于9月5日被宋哲元收编。其余部队于9月9日与方振武部会合。

　　“抗日同盟军”被剿杀

　　9月12日，前委在独石口(今属河北赤城)以师为单位召开中共党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公开宣布开除张慕陶、王沛南和三个团团长五个人的党籍。“前委”还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为“讨贼军”，推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并决定从独石口出发进攻密云、怀柔，限旧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4日)攻进北平。

　　9月下旬，抗日同盟军在滦东被何应钦围剿部队重重包围，在何应钦的“讨伐”大军和日本人的飞机、装甲车狂轰滥炸下，部队边打边走，原中共特委成员、吉鸿昌部参谋长武止戈遭日军飞机轰炸阵亡，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白坚被炸伤。10月16日，同盟军走到顺义，残存者仅四五百人，方、吉不得不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离开部队，所部被政府军队缴械。至此，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国民党政府剿杀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需要抗争的抗日前线。

　　将领命运各不同

　　察哈尔抗战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对揭露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也体现了在国民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抗日御侮的愿望和要求。

　　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他的代表李华生去北平，处理抗日同盟军从前线撤回北平的干部派遣工作。杨璞和谢子长分别被派任为西北政治、军事特派员回陕北。谢子长回陕北后创建陕北红军，统一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担任西北军委主席。1935年2月因伤重牺牲。杨璞回陕北后被捕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

　　阎红彦奉命再度到孙殿英部做兵运工作，1935年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因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受命送密电码回国，年底到达陕北。

　　白坚、王怀德、赵通儒、蔡子伟、张文华、鲁贲、王再兴、张文舟、李启明、王达成、高敏珍等先后被派回陕甘边和陕北，均担任了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职务。

　　吴化梓、许权中、杨晓初、霍世杰、宋文梅、张性初、李锦峰、李馥清、尤祥斋则留在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

　　而张慕陶被开除党籍后，一度曾投靠过阎锡山，进行过反对中共的小组织活动，并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表示出与中共相对立的意见。于1941年1月被蒋介石枪杀。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12 15: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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