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抗日爱国将领组织成立的一支抗日部队,是中国爱国将领冲破国民党执政当局错误的对日妥协政策,继淞沪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和长城抗战后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的抗日壮举,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光彩夺目的一页。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从成立到失败,历时4个多月。其中有许多陕西籍的共产党人,诸如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王霖等,他们都参与了抗日同盟军的筹建以及对日作战,甚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共张家口特委书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张慕陶。张慕陶,原名金印,字信斋,笔名金刃、禁音,化名镜英、马云程、张渊明。1902年生于陕西省旬邑县,1924年秋经魏野畴、张秉仁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由魏野畴、吴化之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后担任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协助团地委书记吴化之领导西安地区团的工作,以及反对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城的斗争。1926年11月,冯玉祥将军率五原誓师的部队进军陕西,解西安城围后,党派张慕陶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与冯玉祥、杨虎城、李虎臣、吉鸿昌、孙良诚等将军经常接触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后,张慕陶担任宣传委员,特别是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后,他当选为省委委员、常委兼团省委书记,参与决策和领导了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1928年6月,张慕陶作为陕西唯一的党员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了大会主席团的有关工作;同时,他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少共国际候补中央委员。回国后,于1928年12月至1929年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北方党的工作。1930年2月,张慕陶被调往上海党中央工作。同年6月,党中央派他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总兵委书记,协助长江局书记项英开展工作。后因长江局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张慕陶遭特务追捕,虽身负重伤,但在武汉地下党的掩护下,终于虎口脱险,安全到达上海养伤。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张慕陶竭力反对以王明为首的领导,与曹策、韩连会、袁乃祥等从上海到天津进行宣传鼓动,并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动员北方多地党的许多负责人参加,与在上海的罗章龙派不谋而合,遥相呼应,在组织上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同年2月,张慕陶继罗章龙、王克全等被王明为首的中央开除党籍后,也被开除出党。紧接着,他与陈原道、吴化之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先后在天津被捕入狱。时隔不久,被解往国民党北平张学良副司令行营军法处。这一年秋,又转押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由于地下党组织的营救,1932年9月,张慕陶与陈原道、吴化之等人出狱,陈原道恢复了他的党籍。同年11月,张慕陶受中央北方特科的委派,同武止戈、吴化之三人到达张家口,成立中共张家口特委,以特委书记的身份,频繁地来往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高树勋、徐维烈等上层人物之间,积极帮助冯玉祥筹划建立抗日同盟军事宜,深得冯玉祥将军的信赖。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更多的人和爱国将领参加抗日,在张慕陶的领导下,中共张家口特委出版《抗日阵线》报,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随后党又派遣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聚集到张家口,为筹建抗日同盟军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1933年5月26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张慕陶担任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报道:“由共产党主持,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所有标语、传单、口号等,均为共产党政治部所制,当时,以曾任长江各省军事机关共党总书记之张慕陶为主要人物。在此时期,冯对共党之主张唯命是听……”这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张慕陶领导的总政治部在抗日同盟军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在对冯玉祥领导的同盟军的方针和行军路线上,张慕陶与抗日同盟军成立后组建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柯庆施发生了严重分歧,而柯庆施以张慕陶右倾为名开除了他的党籍,并且从此终结了张慕陶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政治生涯。但张慕陶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才华,在抗日同盟军的陕西人中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即便是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所显现出的人格和风骨,于国人面前也是可圈可点的。
中共张家口特委委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武止戈。武止戈,又名武熹祖,化名胡之康,1902年生于陕西渭南。1922年6月,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在北京结识陕西旅京学生领袖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钟健等人。曾多次拜访李大钊,一面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一方面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参加了共进社的发起工作,此后,利用《共进》半月刊发表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向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192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初,党组织选送他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不久,团中央又指派他去苏联学习,并在赴苏联前利用回陕探亲之便,帮助陕西建立团组织。1924年5月30日,武止戈找到渭南赤水职业学校任教的早期团员王尚德,向他转达了团中央要其建立团的组织并发展团员的指示。6月上旬,他到西安与正在省立三中执教的魏野畴取得联系,和崔孟博通过举办暑期讲习班,先后吸收张秉仁等人入团。7月,武止戈同张宝泉等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被派往西伯利亚和黑海地区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春返回莫斯科转入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后又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并在苏联红军中实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武止戈请求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获得中央的批准。1932年2月回到祖国,不料刚到哈尔滨,就被反动军阀逮捕,在沈阳、大连羁押数月,遭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身染重病,生命垂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由大连转赴上海养病,病情好转后中央派他回北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天津后,于同年11月,党派武止戈和张慕陶、吴化之等去张家口,协助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担任新成立的中共张家口特委委员。在筹组抗日同盟军的过程中,武止戈曾受特委和冯玉祥将军的重托,穿越内蒙古大草原,日夜兼程,前往库伦(今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与苏联驻蒙古大使联络,希望新成立的抗日同盟军能够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因故未能奏效,他只好返回张家口,向特委报告情况同冯玉祥将军另商决策。1933年5月26日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武止戈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6月下旬,他奉命协助吉鸿昌率部由张北出发,向日军进击,十多天连克康保、宝昌、沽源数县。7月上旬,率部分兵三路,经五昼夜激战,使失陷70多天的多伦城宣告光复。8月上旬,冯玉祥将军迫于压力宣布下野后,方振武、吉鸿昌等重建抗日同盟军总部,武止戈被任命为骑兵第五十六师参谋长。随后又回到吉鸿昌部任参谋主任,协助方、吉先后克复怀柔、密云、昌平等县。10月初取得了大小汤山战斗的胜利。汤山战斗后,抗日同盟军伤亡较大,武止戈等主张部队尽快撤离汤山,以避免强敌的更大包围。不出所料,蒋介石、何应钦调遣关麟征和万福麟部合击抗日同盟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西撤。10月13日,行至顺义县西的三家店许南园村一带时,国民党军在日军飞机配合下尾追抗日同盟军而来,武止戈临危不惧,骑马指挥部队转移,不幸被日机炸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2岁。他是抗日同盟军中军事修养颇高的军事将领,也是一位为国捐躯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
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委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许权中,1894年生于陕西临潼。1918年参加于右任、胡景翼组织的陕西靖国军,先后担任中队长、连长等职,曾在广东韶关讲武堂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国民二军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许权中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军第三路司令,率部由绥远经陕北南下关中,击败围攻三原县城的刘镇华部,11月底,与国民联军其他各部协同作战,解西安城围,把刘镇华部赶出陕西。1927年春,许权中先后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领导成员兼卫队师旅长、代理师长、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等。同年7月,接替共产党员史可轩担任旅长,保存了党组织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5月,许权中率部参加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即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军大学学习。
1930年夏,许权中在苏联学习结束后奉调回国,在天津中共北方局军委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2年夏经党组织和友人营救出狱。同年冬,党派他前往张家口,帮助冯玉祥将军筹组抗日同盟军。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正式成立,许权中任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第十八师在许权中的率领下,与抗日同盟军各部协同作战,谱写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篇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师政治处长兼中共工委书记王霖。王霖,字芾南,1905年出生于陕西渭南。1925年11月在西安省立一中上学时,经王尚德、陈述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任该校团支部书记。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任西安学生联合会主席,同年9月,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任新成立的渭华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霖任渭南中心县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陕西省临时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0年12月调中共北方局任特派员,后又到河北省唐山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932年4月,中共北方局派他到汾阳军事学校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并成立中共汾阳地方工作委员会,王霖任工委书记。1933年2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紧锣密鼓地筹建抗日同盟军,电邀汾阳军校北上,并将其扩编为第一军第二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尹心田、第二团团长贾振中、第三团团长周茂兰,均为中共党员,是5月26日成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中共党员数量最多、政治力量最强的一个师。王霖作为抗日同盟军第二师中共党的工委书记,起到了主心骨作用,在收复失地和抗击日寇的斗争中作出卓越的贡献。
与此同时,还有当时担任冯玉祥将军顾问参赞的刘治洲、骑兵十六师参谋长的周益三、第十八师参谋长杨晓初、军需长霍世杰和团长宋文梅,以及张锋伯、蔡子伟、谢子长、阎红彦、高克林、李锦峰、强龙光、白耀亭、张秉仁、陈嘉惠、种师统、石仲伟等数以百计的陕西籍共产党人与民主爱国人士,均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斗争之中,他们既是陕西人民的杰出代表,也为三秦儿女自豪和骄傲。他们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远印记在每位炎黄子孙的心中。
(2015年1月14日发表于《文化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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