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援华知多少
2017-06-01 10:42:39  来源：《党史文汇》 2009年06期 作者：高凤英   点击：  复制链接

　　胡锦涛同志曾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人民给予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持。”随着我国和苏联一批历史档案的解密，苏联对中国的物资援助的史实逐步浮出水面(本文不谈对孙中山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援助)。

　　建国前无偿援助的经费和军火

　　综合有关史料，从建党到建国前，共产国际(也是苏联出钱)和苏联无偿援助中共经费至少为6103万中国银元，还有180.2万美元和3500英镑。比如党的一大召开前，毛泽东等每个代表都收到上海发起组寄的“旅差费”大洋50元，散会后又发给每人100元，这些款就是国际代表马林带来援助的。建党初期，国际援款是中共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党中央共收到国际援款16655银元，而自筹仅1000元。再如，秋收起义时国际援款l万元。广州起义及善后援款近10万元。红军到陕北后，斯大林批准通过美国银行向中共三次援款100万美元。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日，苏联主要是给予蒋介石国民政府贷款，并派出空军以自愿队到华参战。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主要是无偿援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军火。苏联远东军向东北我军无偿提供了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约有：步枪70万枝、机枪1.4万挺、火炮4000门、坦克600辆、汽车2000多辆、飞机800余架、弹药库679座、炮艇若干，还有一批苏制和捷克制武器弹药。

　　抗美援朝时的无偿军援、半价军售

　　抗美援朝中，苏联总共向我国提供了5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军火装备。其中无偿支援的是：“米格―15”喷气战斗机372架和20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其余是以半价卖给的，苏联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半价军售共计13亿美元，大体折30亿元人民币(笔者注：按1953年新币)。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曾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还派出空军进驻我国直接参战。据俄国国防部有关解密文件和一些老志愿军战士的回忆，在志愿军入朝前，1950年3月13日至5月11日，苏联一个混成航空兵集团就进驻上海、杭州、徐州帮助防空，击落窜犯的国民党飞机5架。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有12个空军师、2个高炮师、1个航空技术侦察师相继进驻鞍山、辽阳、安东、吉林、北京、唐山、青岛、广州等地，轮番参加了朝鲜大空战。但飞机喷成志愿军飞机机徽和颜色，人员穿志愿军军服，不准在电台中讲俄语。

　　对新中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的援助

　　援助的一个方面是贷款，总计56.76亿卢布。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时，毛泽东就提请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说将来新中国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刘少奇6月27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当天会谈中就说：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息为1%，为期五年。这笔贷款，对于刚建立的新中国巩固国防和收拾满目疮痍的经济烂摊子，确属雪中送炭。出于计划解放台湾的需要，我国以这笔贷款主要进口了急需的军事装备，贷款协议尚未签字，我国已经把1950年度的6000万美元贷款中的4000万元用于购买飞机、高射炮、汽车、降落伞、钢轨、汽油等。从1951―1955年，苏联又贷款十笔，其中一笔为无息，九笔年息2%，偿还期二至十年。

　　援助的另一方面，就是“一五计划”“二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其中斯大林决定了141项，赫鲁晓夫又追加了15项，最终落实了150项，其中军工项目44项。

　　这些援助是“一揽子”的：苏联提供成套设备，同时免费提供工程项目设计和全部技术，还派来了相关的专家。现在我国引进国外生产线，除设备费外还要付高额的专利费、技术转让费，致使一些企业产量虽高而利润甚低(如信息产业部公布，我国2005年彩电产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的45.4%，但需高价进口核心芯片，厦华、海信、康佳等多家彩电巨头的企业净利润不足0.5%!)，而苏联提供设计和技术是免费的(只收资料复制纸张印刷费)，所以，这实际又相当于一笔相当大的无偿资金援助。至于设备费，也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以我国出口钨、锑、锡、橡胶及粮、油、肉、蛋、果等进行贸易互换的。苏联提供的许多产品是我国急需而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在国际市场买不到的，而且价格低廉，如矽钢片价格仅为香港市场的一半。

　　苏联的一揽子援助，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随着150个项目的实施，一穷二白的我国，迅速制造出了解放牌汽车、东方红拖拉机、坦克、战斗机等多种产品，在原材料、能源、冶金、机械、化工、电力、兵器等产业领域初步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和技术体系。特别要提出的是军事工业，1954―1955年，经赫鲁晓夫批准，苏联提供了当时先进的“米格―17”战斗机、Ak―47自动步枪、T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T―54A坦克和多种火炮的样品和全套技术资料，我国迅速仿制出了“歼―5”歼击机、56式冲锋枪、56式轻机枪、56式加农炮、59式坦克等兵器。我国用不到十年时间，只花了几十亿元人民币，常规军事工业在50年代后期就迅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基础最差、成本最低而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发展先例。

　　我们也不会忘记援华苏联专家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建设面临严重困难，不仅缺资金、缺设备、缺技术，更严重的是缺乏科技人才，如全国最大的鞍钢仅有70名工程师，其中62名竟是日本人!周恩来当时说过：“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1949至1960年苏联陆续派来的专家，总计至少超过2万人。

　　苏联专家的报酬是由中国支付的。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刘少奇时就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还说：“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刘少奇对“苏联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非常感动，指示陈云、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待遇是每月3400斤小米，部长是2800斤小米，1斤小米折新币9分钱。)后来苏方又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费用，补偿专家原所在企业所蒙受的损失。为此，中国政府应按每人每月2000―4000卢布交付给苏联政府。”在解密的外交部文件《中苏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1950年3月)中载：“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将根据苏联专家之程度，交付苏联政府每个专家每月1500―3000卢布(大体合人民币新币1125―2250元，当时卢布与人民币比率苏中曾有争议和变化)，以补偿苏联机关或企业由于派遣自己的专家出国而受到之损失。”但苏联作为补偿，又规定中国赴苏留学人员的费用只收50%。另外，中国还主动向苏联专家拨付了住宿、交通、医疗、招待、文娱、书报购置等费用和纪念品。就是这样，与聘请西方专家的费用相比还是低得多。

　　赫鲁晓夫急需中共的支持，经济援华尚有力度

　　赫鲁晓夫在激烈斗争中成了苏共的一把手后，急需中共对他的支持。1954年9月，他第一次访华前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要以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作为见面礼，伏罗西洛夫说，这样，苏联经济难以承受，赫则坚持说，“非如此不能让中国人感受到友谊”。他主动提出把旅顺军港归还中国，无偿移交了约折人民币4亿元的不动产，如机场、码头、工厂、医院、兵营等，以合理价格有偿移交了折合9.72亿卢布的武器，如飞机、军舰、坦克、火炮、弹药等。他还提供了一批苏军在役的先进飞机、坦克、火炮等样品和技术。他又不管军方强烈反对，先后和我国订立了六个援建核工业的协议，向我国有偿提供了一批绝密的核设备，无偿提供了核技术，派来了近千名专家，帮助我国建成了核反应堆、回旋加速器、湖南和江西铀矿厂、兰州浓缩铀厂、包头核燃料棒厂、酒泉核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还提供了两枚P―2导弹、四枚萨姆―2导弹。彭德怀曾亲手解开系在P―2导弹上的红绸带满怀深情地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啊!”

　　按已定协议，苏联还要提供原子弹样品，已装上火车密封待发。但后来人所共知，毛泽东不听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赫鲁晓夫停发了原子弹样品，单方中止了协议并突然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是我国自己研制成了“两弹”。周总理的两位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曾感慨地说：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一堆‘半拉子’工程，但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三年困难时期的“逼债”与还债

　　1960年6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上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严重争执，赫鲁晓夫竟恶语伤人：“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运到北京，供你们欣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载，随后的7月14―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省委书记会议，研究反修问题。会上，周恩来作了《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其中讲道：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共约72亿卢布，除了已经偿还的，预计到1965年可全部还清。7月16日，中央接到了赫鲁晓夫要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的照会，会上有人激怒了，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毛泽东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并从10月开始带头不吃肉，以示勒紧裤带还债的决心。

　　可赫鲁晓夫为了中共能支持他当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在1960年11月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会议后，又主动提出：中国可以延期还清贸易欠债。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贷款不计利息，分五年偿还，这实际上是等于借给。尽管当时我国发生了大面积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但毛泽东说：进口粮食是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好意，不过中国不借粮食，只借糖。这就是一个时期我国市民可凭证每月买半斤古巴糖的来历。

　　据近年来公布的统计资料，我国从1960至1964年每年都是主动偿还苏债的，分别是3.63亿、5.19亿、8.54亿、9.61亿、12.16亿元人民币，五年共计还债39.13亿元。五年中平均每年还债数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左右。到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1个新卢布约折4.45个旧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由此看来，三年困难时期偿还苏债的数额并不是很多，可能不是造成困难的重大原因，而另外用“大得多”的数额支援了阿尔巴尼亚、越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可能也是造成三年困难的一个重大原因。到了1965年，我国既全部还清了苏债，又还清了国内公债，自豪地宣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01 10: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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