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眼中的抗日战争
2017-06-10 09:15:23 来源：铁血社区 点击： 复制链接
俄罗斯牢记中苏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合作，并对其给予高度的评价。
日本侵华后，苏联立刻为邻国提供援助：1937—1941年期间，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弹药。
与此同时，还有3500多名苏联自愿者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1945年8月，红军150万人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军队激战，从而加快了将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的进程。
在中国，有1.2万多名苏军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中苏两国军事合作过程中，有些篇章并不为大家所了解。
比如，1942-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大显身手的苏联高级将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就曾以蒋介石军事总顾问的身份在华待了1年多时间。
© Sputnik/ Vitaliy Vankov普京强调了中俄两国共庆胜利日的重要性很多年后，崔可夫在其著作《在华使命》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有关苏联为中国提供援助抗击日本入侵以及国共两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书中写道：“我赴华行程定于1940年12月中旬。当时，南京被占，中国中央政府已经迁往重庆市。与我通行的还有15名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给蒋介石送去了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装满弹药和配件的卡车。”
苏联军事顾问团于1941年新年来临前一天抵达陪都重庆。当天，崔可夫就被引见给中国中央政府最高统帅。《在华使命》这样写道。
“当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从莫斯科运来了军事援助。他首先向苏联政府表示感谢，此后又谈及战场上的形势。
我问道，中国军队从数量上要远远超过日本军队，为什么无法战胜侵略者?‘日本无法战胜中国!’
蒋介石坚定地宣布说。‘中国是无法战胜的。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疾病，仅此而已。生病，早晚都能治愈。’”
崔可夫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角逐，对共同事业形成了阻碍。
1937年8月，两党就建立统一抗日阵线达成了共识。但不久之后，双方就出现了裂痕。
据崔可夫回忆，共产党的声望日隆，这一点让蒋介石深感忧虑，甚至要比日本人取得军事胜利还要忧心。
不睦终于导致武装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
对此，崔可夫的孙子、军事史学家尼古拉·崔可夫进行了介绍。
他说：“爷爷试图从蒋介石那里弄清原委。但蒋委员长做出一副并不了解中共军队遭到攻击的事实，或者说，他不明白，其军事顾问从哪里获得了这一消息。
国防部长何应钦也装作不了解情况的样子。由此，崔可夫放弃了外交辞令，直截了当地说，将把政府军进攻共产党军队的消息报告给莫斯科。
如果反日联盟内部龃龉不断，那么苏联可能停止军事上的援助。”
© Sputnik/ Yury Pirogov俄中两国将联合搜寻苏军烈士遗骸1941年9月，日本统帅部制定了进攻长沙的计划。
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如果侵略者赢得长沙会战，那么他们将占领中国整个东南部地区。
瓦西里·崔可夫在《在华使命》一书中继续写道。
“9月29日，我被紧急叫到蒋介石那里，当时是一对一交流。蒋介石希望就如何抗击日本进攻提供建议。
苏联军事顾问组整夜未眠，早上将保卫长沙计划递交给最高统帅。
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中央集团军应从自己的阵地缓慢后退，将对手吸引到城市北部和东北部狭窄的山区通道处。
在大山里，等待日本人的是苏联制造的火炮，且弹药充足。”
“该计划充满了风险性。开始的时候，蒋介石不准备全部采纳。
后经说服和证明没有其它方案。
最后，蒋介石同意了我提出的建议，并以他的名义下达了命令。
‘总参谋部一旦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蒋委员长说道。”
苏联军事顾问制定的计划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日本人没有想到，在其第11军侧翼会安排如此大胆的战法。
当时，日本方面的参战人数要超过10万人，但却以全败告终。
此次战役的胜利，使中国军队的声望，在本国人民和盟国的眼中得到了巩固。瓦西里·崔可夫后来写道。
此时此刻，二战西线战场的局势正变得异常焦灼。
1941年12月，希特勒军队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
显然，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僵持阶段。蒋介石的苏联顾问崔可夫收到了莫斯科电报，命令他马上返回祖国。
然后，他被派往最战火纷飞的地区 — 斯大林格勒。在伏尔加河沿岸，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彻底粉碎了纳粹军队。
而这场胜利，也成为崔可夫一生中的重大考验和主要功绩。
这场关乎二战胜败的大战，做为重要篇章被收录在中学教科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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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军事顾问团在中国
近日整理家父张明远的遗物时，发现了周黎扬先生的回忆文章。
周先生生前是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农业大学基础课系俄语教授。他曾是早期中共党员，1930年至1931年曾与家父一起在国民党天津第三监狱坐牢，并参加中共秘密党支部领导的绝食斗争，出狱后去苏联期间加入了联共。1938年至1943年他曾担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苏联首席顾问翻译、总翻译官、顾问事务处译员股股长等职。本文回忆了他在任职期间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汇报会，南岳会议及陪同代总顾问到各战区视察的有关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周黎扬经有关部门批准，恢复其中共组织关系。
——张晓霁
七七事变后，日军凭其陆空军之优势占领平津，迅速向华中推进。同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驻军挑衅，经过两个月余血战，日军占领上海。同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蒋介石政府退守武汉。此时侵华日军共10个师团，人数达百万，占日军总数三分之二。
值此情况，如果蒋介石战败投降，则日本可能进占我国内地城市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威胁到苏联远东国土。日本空军则可袭击苏联已经营了20年的乌拉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这是苏联军事工业基地。
苏联早就有意与中国政府订立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给中国政府以抗日的军事援助，双方曾为此进行了多次接触。“七七事变”之后，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一步与南京政府王宠惠、孙科等人商谈，声称军事援助中国抗日战争。
在内政上，1937年1至9月，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在西安、庐山、杭州与国民党蒋介石、宋子文、张冲、邵力子反复会谈，议定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
苏联的军事贷款与陆空军人员陆续来华
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缔约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国家集团对于彼此作任何侵略”。舆论方面，苏联的报纸，往日称蒋介石政府为南京政府，以后则改称为中国政府，并时常报道一些民主活动和有进步意义的政策。
1937年12月，第一批苏联军事人员到达汉口。1938年3月1日，中苏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议，苏联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7月1日又贷款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再贷款15000万美元。至1940年，除预定贷款内的军事装备外，加超额订购的军用物资总计约45000万美元(世界市场上比值为1美元等于3.5墨西哥银币——即昔日中国通用的银元)。购买苏联军火的总量，第一期为24个甲种师的装备，包括重炮、山炮、高射炮、战车、战车防御炮和战斗机、轰炸机与机场地勤设备。第二次补充的数量是12个甲种师的装备。输送线路除广州未失弃前(1938年10月前)由苏联船舶运到广州上岸外，其余均为由苏联土西铁道的阿雅古斯经中国塔城、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西安，至四川的广元。由乌鲁木齐至兰州须行车9天，行程艰苦，最高峰时所用十轮卡车达3000辆。车队纪律森严，每到一站，必先检修车辆，加水、加油，然后才准司机洗澡、进餐。早5时30分起身，6时准时开车起程，给西北军民留下良好印象。沿途驿站多为修复或扩建的新绥公路旧站。兰州以东经六盘山至西安则为中国旅行社早年所修建驿站的扩建。
顾问事务处的建立——航空委员会亦同时组成
基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附件，苏联第一批来华空军与毛邦初、张廷孟、王叔铭合作保卫过南昌，参加过马当要塞对日本出云舰的轰炸;保卫武汉时有著名的10月14日的空战。此次空战苏机起飞五十余架，予日机以沉重打击。此后在保卫重庆、西安、兰州、昆仑关战斗中，均战功卓著。日本空军中有著名的“四大天王”，除一人是被侨民子弟击落外，其余均被中苏空军人员击落。
1946年，我在赴莫斯科至阿拉木图火车上，遇见一位苏联将级空军人员，他说几乎各军区的空军指挥官、师团级军官，都以战士的身份到过中国。
蒋政府的航空委员会设在成都，苏空军首席顾问雷巴柯夫亦驻于此。前进机场在梁山。
顾问事务处是在南京政府退至武汉时组建的，是个纯军事机构，由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苏联处)周明任处长。周虽为莫斯科陆军大学毕业，但俄文已遗忘;虽秉性忠诚，但政治活动能力差，在武汉失守前即为张冲接替。
顾问事务处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办公厅主任由贺耀组兼任。顾问事务处长张冲、副处长先梁子骏，后屈武。第一科科长卜道明，下分两股，译员股长周黎扬，外员股长常荫集。译员股管翻译人员的考选和分配，外员股则根据总顾问的指示，分配各兵科顾问至蒋介石核定的战区和兵团。第二科管理文书，主要是处理有关行政事务。第三科管供应、食宿、交通事项，主要是负责在重庆各兵科顾问的生活。第二科科长党必刚，第三科科长高伯玉。这些人员中除常荫集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外，皆为留苏生。我充译员股长是兼任，我的主要工作先是军令部首席顾问翻译，后充总翻译官。除第二战区外，到过所有的战区。
苏军顾问工作的作风和纪律
只有总顾问福尔根兼做政治工作。他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曾会见李济琛、冯玉祥、贺耀组，谈及各战区的国共磨擦会给敌人以进攻之机会。派到陆军大学讲课的各兵种顾问到冯玉祥住处与其幕僚讲课。会见李济琛两次，谈及南北战场状况。谈及胡宗南、汤恩伯拥兵50万，但军官贪污腐化，军士缺少训练。福尔根说：如此则我们不能完成使命。除总顾问外，军区顾问不会见任何军队以外的官吏或民主人士，纪律很严。
蒋介石对苏军顾问的态度
1.第一次南岳会议——五、九、第三战区会战
在作战、军队调动、军队编制、训练、武器分配、仓库储存量这些方面，对苏联顾问并不保密。除总顾问和副总顾问参加每星期二、五汇报外，还有总顾问室的联络参谋。每周二至三次与国防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蔡文治会见，以了解日军动态。副总顾问则兼兵役署与兵工署顾问，经常到南北各战区视察顾问工作和战场情况，参加每次重大战役或军事会议，也检查预备兵情况并参与后备训练。
代总顾问常在正规军事会议后，与徐永昌私人会谈。下面，将我所参预的几件大的事件记述如下：
1939年9月末10月初，蒋介石召集第一次南岳会议(是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参加人有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贺耀组、薛岳、陈诚、张发奎、余汉谋、顾祝同及师长以上人员。总顾问福尔根、副总顾问波格柳包夫，还有炮兵首席顾问谢洛夫、工兵首席顾问塔那索夫。会议中期，福尔根提出举行五、九战区为主，第三战区为助攻的冬季作战。
军情：日军主力分散，兵员不足，是松散防御。由汉口以北到岳阳仅有日军两个师，杭州到汉口的江防只有日军第十五、十七两个师团，防线两千余公里。
作战总方略：以五战区的兵力向汉口以北和宜昌地区进击，九战区向岳阳以北、汉口以南地方出击。第三战区则在五、九战区发动主攻之前，切断日军主要交通线——长江水运。作战目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相机收复部分失地为目的。
预定战期：自1939年12月中旬始战，至1940年一二月结束。估计日军无力自华北、广东或本土调动新的兵力到华中来。
这一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决定命五、九战区做主攻准备。第三战区地域辽阔，兵力不足，调五十四军冯圣发、新编第十军梁华盛(两个师)及重炮二团，炮兵五十七团开赴上饶。由代总顾问波格柳包夫率领炮、工、通讯首席顾问加第三战区原有顾问共27人参加此次作战计划，是苏军在华出动人数最多的一次。
出发前的准备：波格柳包夫少将军衔，其他军事人员称他为师长，曾充莫斯科陆军大学教官，在顾问中有甚高的威信。出发之前，他偕工兵人员亲自检视车辆、司机、卫兵，召集中苏两方负责人做出分工，做下列安排：指定军需顾问，集中所有顾问人员的出差费，作全队官兵沿途食宿的支出。我提出意见：中国官兵都有已定的职级和出差费，故不能用顾问团的经费开支。他回答说：“我们是出发作战，完成此行使命。顾问的工资高，出勤费亦高。请不要以为是对中国官兵的侮辱。”中国官兵由我负责，并兼负沿途通知前站及接待军政首长的责任。另选一名能干的人充后勤经理，做住宿安排。沿途不得饮酒、迟到。因有严明纪律，食宿统筹，卫兵、司机各负其责，互助。每到宿营点，先检视车辆、加油、加水，然后洗澡、吃饭，每晨准6时开车，绝无违纪人员。
到达上饶，拜会顾祝同、邹文华参谋长，王敬久及各驻军头领。参加顾祝同召集之军事会议后，即分令各兵科顾问会见炮兵、工兵指挥官，做出发前方准备。我偕代总顾问视察由屯溪经徽州、太平到青阳的公路修复状况。到达青阳，会见川军集团军司令唐世遵，及其所辖二十一军陈万刃、五十军郭勋祺军长。听取了敌情报告，然后步行视察此两军之前沿。发现中日两军阵地之间有奇异的中间地带，且有集市。工、炮兵顾问分头视察行将进攻的前沿。参与了唐世遵主持的军事会议。有一日清晨出发，中午到一川军团部，询问其团长前线状况。团长说：营长知道。此团长身着便衣，动作迟钝，没有军人形象。代总顾问未吃中饭即步行上山，到山半腰昏倒于地。我们没带任何救急药物，只以万金油涂于鼻中，然后活动其臂与腿。约二十分钟苏醒过来，继续上山。进入山前交通壕，视察了机枪掩体。枪体老化，标尺已不能用，兵亦超龄。山谷对面乃陈家大山，高约五百米，上有日军阵地。据观察，是两个班据点。透过山谷可见村镇茅坛，向前约十五华里可见大通与贵池两座长江南岸城市，是这次作战的中心目标。远见长江如带，以重炮可以切断日军通武汉之惟一交通、补给通道。两边沿江山脉，日军占其北脉，我军占南山，其间相距有千公尺的谷地。青阳城完全破坏，城中无一民房，早晚在城边河旁，农民运来鱼肉蔬菜。我国农民勤劳朴实，为苏联军人所称道。
在青阳以南举行了军事会议，主持人唐世遵、王敬久，参加人有代总顾问、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二十一军军长陈万刃。决定由青阳以西的五溪桥进入山区，编成控制大通、贵池之间火网，切断长江交通的作战计划。举行了炮兵训练班和步炮协同演习。代总顾问偕炮兵顾问，步行全部阵地前沿。两个月后完成作战计划，制成轻重武器火网图。经上饶由顾祝同主持军事会议批准。代总顾问建议由五十四军冯圣发担任青阳前的正面主攻，川军作左右翼之助攻。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则开贵池以东以牵制安庆的日本驻军。
1939年12月12日拂晓开始攻击。当天占领陈家大山高地，次日攻下茅坛，再向前则为一片平原直至江边。我们见到日船被击沉。16至17日起，日军左右两翼反攻，一周内夺去其所失阵地。第三战区动员8个师，日本反攻兵力估计不过两个团。会战失败的原因是顾祝同保全实力，当反击时不反击。另一主要原因是在拟定作战计划时预定军区后勤有运输卡车75辆，但作战开始后，只有卡车15辆运载炮弹和枪弹。
战役失败的原因：一是顾祝同没有作战决心。二是士兵多为强征抓来，训练不足，士气低沉。三是补给不足，弹药不能及时运到战地。
这次战役以十倍于日军的军力，优势的炮兵(重炮9门，加上山炮共27门)，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战斗不到两周即结束。据一般估计，第三战区损失兵员约三千人，日军不足千人。
在战争紧急之时，有一连日军到达代总顾问所在的师指挥所山前，相距百米。我们以全指挥所官兵出动合击，始得脱险。日军死伤四十余名，内有排长1名，班长2名。在我们奉顾祝同命令撤返途中，遇见输送军火卡车因汽油不足，停在无隐蔽的公路上。我们于1940年2月中旬返重庆。
2.到遵义陆军大学讲学
1940年初，奉蒋介石命，代总顾问到遵义陆军大学讲学。由重庆出发，夜晚到遵义。时间不过10点，校门紧闭。门房说：请到招待所休息。我问是否有值日官?答称“没有”。“我们是奉委员长命令来的，事前有电报来，请打电话给你们的教务长郗恩绥。”门房说：“教务长从来不准人向他家打电话。”招待所如一小客栈。次晨8时，教务长来，面带鸦片青色。副总顾问称奉命来陆军大学作学术讲话，并想作一次师的攻防兵棋作业。教务长说：师兵棋演习已经作过。学术演讲可以。次日下午向全校学员作了一次战术讲话。返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副总顾问说：该陆军大学不像一军事教育机构。教务长即被撤职。
3.1940年四五月的重庆、成都、内江、贵州各补训处军事演习。
这次预备兵演习是总顾问福尔根提议，蒋介石批准进行的。各后方补训处作全部动员，作由单兵训练到连、营、团的对抗演习，包括步炮协同、工兵架桥、强渡等演习。调歌乐山陆军大学全部学员参预各补训处的教练和演习指挥。在重庆的顾问全部出动。因翻译人员不足，我问顾问事务处长张冲如何处理?张冲称：凡是各方推荐来的俄文翻译人员全部出动，通知各员到会宣布。我即将凡挂名领薪人员调来，宣布这项工作的要求。会后由贺衷寒介绍来的上校译员张廷黻讲，他是做政治工作的，不能任翻译。如果要作反共报告，能讲三天不停。我旋即去问张冲：“顾问事务处是不是反共机关?”张说：“不是。”我传达了张廷黻的回答，张冲即令：凡不服从工作安排者一律停职。我即将凡挂译员而不工作者一律解职。
这次演习继续了一个月，检阅了四川、贵州的后备兵训机构。
4.宜昌失守，襄樊战役
1940年，日军在五战区攻势凌厉，张自忠阵亡，宜昌失守，日军一度进入襄阳、樊城。我曾偕波格柳包夫到宜昌郊区、老河口、河南南阳。
蒋介石的军队已很腐败，军政之中，“上下交征利”日益盛行，军官吃空额、克扣军粮。军士仅以盐粒伴食粗糙军粮，病员多，战斗力日减。但杂牌军队如孙连仲、李宗仁的部队反而较好。
日军攻势为疏散型，在河南、襄樊、湖北日军的进攻线中有诸多空隙。波格柳包夫建议采用加强营的小部队进攻日军攻击线的间隙。所指加强营即以步兵三连加一山炮连或迫击炮连、工兵排等，先作短时间的联合训练，在宜昌以东的丘陵地，随时进入日军阵线的间隙。在宜昌、襄樊这一战术起过良好作用。
1940年襄樊战役后，波格柳包夫回国，福尔根亦奉命返苏，张冲派我送福尔根到兰州。
兹后，由重庆苏武官崔可夫中将继任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任国防部首席顾问兼兵役署、兵工署顾问。
我曾偕古巴列维赤去兰州，经六盘山到西安，视察了胡宗南部队，主要的视察第二十九军刘戡的机械化部队。该军有机械化顾问彼德洛夫中校协助训练。古巴列维赤在西安游击训练班讲过课，与胡宗南司令部人员交往甚好。视察了部队和西安郊区的军火库，对炮弹储藏不妥、规章不严提出批评。一日晚与胡部参谋人员会餐并会谈。古巴列维赤说：军人职责即在军人气节，就是“有我的存在，敌人绝不能越境”。中条山会战正酣之时，我们到了潼关，北风袭人于千里之外，雪堆断路，我们须下车铲雪，推车前进，颚骨冻僵，使人失去讲话能力。然见运送过黄河的伤兵有毛驴骑者，赤腿呈青乌色，担架上的伤兵被褥单薄。我们到一伤兵所，见伤兵病卧草上，并听说伤兵站有活埋伤兵事。古巴列维赤说：如此对待伤兵会伤害士气，失去民心。返西安时，向西安坐阵的后勤西北兵站监卢佐作了详细口头报告。后知枪决兵站站长二十余人。彼等活埋1名伤兵，则吞食其殡葬费20元。视察胡宗南部队后，古巴列维赤说：是个检阅的部队，没有真实的战斗力。其原因在：1.部队官兵生活悬殊。官为南方人，兵为河南、陕西人，语言不通。2.军官内部腐化，大官吃空额，小官克扣军粮，贪污成风。胡宗南的炮兵有自开战以来未向日军发一炮弹者。胡对古巴列维赤说：所部炮兵多为重炮，不能携重炮进入太行山区，向古巴列维赤提出要求增加山炮部队，一团也好。此行到洛阳，知卫立煌在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合作较好。在蒋介石停止对八路军军火供应时，卫立煌仍有械弹供应八路军。南下到河南叶县会见汤恩伯，此时汤的部队尚未腐化。他的口号是：“准备出发，准备作战”。汤部有常驻苏联中校顾问1人。再南下至河南南阳。此处驻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孙部系冯玉祥旧部，抗日态度较好，军纪亦强于蒋系军队。经邓县到老河口，此处是李宗仁所统率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有首席顾问斯科沃尔差夫，工、炮、通讯兵顾问各1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李宗仁与苏联顾问关系良好。返重庆时，曾由总顾问向蒋介石报告视察各部队状况。凡到上述各部队，我们都视察过营房，检阅过演习，与军、师、团长举行过谈话。
中条山战役
1941年秋，据大量情报，日军向晋南中条山区作大军结集，有渡黄河、攻潼关、攻西安的态势。崔可夫向蒋介石提议集结兵力会同十八集团军，布置进攻，以阻止日军渡河。
1940年底，崔可夫来华前，苏联对华军援是24个甲种兵装备师的武器。包括战车、110mm重炮、75mm山炮、37mm战防炮，此外为步兵轻重武器、飞机200架，由苏联负责运输，车辆为十轮重型卡车。崔可夫于1940年末到达时，又随携12个甲种师装备，包括战斗机150架，快速轰炸机100架，各种炮300门，汽车500辆。这个数量在当时日军侵入华中、威胁华南情况下极为可贵。斯大林的用意是，如果日军顺利进占西安、兰州，威胁重庆，则蒋介石可能投降。如果日军在中国获胜，则苏联将有面临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故崔可夫告诉蒋介石，斯大林已决定增加军援12个甲种师的装备。1940年末，蒋介石在军委会大礼堂宴请崔可夫及全体苏军顾问，由军事委员会上校以上全体将领出席。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秋，日军由岳阳南下，意图占领长沙。崔可夫派古巴列维赤前往，我充翻译，视察了长沙以北的浏阳河、捞刀河阵地。低地工事内多积水，泥泞不堪。如果战起，士兵不能进入，全部筑城和掩体、炮兵阵地都失去效用。军队布置于开阔之丘陵地，攻守都在敌人空军侦察、扫射之下进行。我们晚上返岳麓山薛岳司令部，有数次看见薛岳两臂交叉前胸，向参谋长和作战科长口授命令。日军占领了长沙，我们退居衡阳。日军后方交通受到威胁而溃退。我们再返长沙时是深夜，湘江灯火全熄，城区空无一人，路旁腐尸累累，皆以薄土掩盖，恶臭熏人，成群野狗扒食人肉。本欲再至前线以研究此次战役之过程，忽接衡阳电话命总顾问立时返衡阳，委员长召见。
我们回到衡阳，方知蒋介石已到，将领云集，将召开第三次南岳会议。接到电话称：委员长将于次日晨7时召见，我请古巴列维赤做了准备。次晨6时出发，过湘江，车抵山麓，我以为应是警卫森严，实则上山时直至蒋的住所空无一人。入室亦空空荡荡。经过观察，步入右侧小客厅，有一长桌，白台布，普通茶具，数张靠背椅。显然是我们的脚步声引来了一个着灰色制服、满面消瘦的侍从，倒了茶，请我们稍候。约两分钟蒋介石出见，军服整齐，但未戴帽。他说：顾问辛苦了。古巴列维赤答称：半月之前到达长沙前缘，视察过浏阳河、捞刀河阵地，多数炮兵、机枪掩体，步兵堑壕，均因管理不善，内部积水，致使敌人攻击时，我方部队不能进入掩体。步炮兵临时阵地暴露于敌人空军侦察、扫射之下，已组成的火网失效，防守构筑失灵。再者我军进入阵地时间拖延，一个师零碎用兵，一团被击溃，则第二团接替，然后第三团。形式似为节约兵力，实则敌方一团消灭我三团有余。蒋介石对古巴列维赤的报告表示感谢。
大会开始，蒋介石一人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左侧是阮肇昌、李济琛、贺耀组，右侧是古巴列维赤、炮兵、工兵顾问、九战区顾问聂斯杰尔诺夫，翻译是我与孙亚明。报告人薛岳，其人身材矮小，面目白净，似有很强的记忆力。立正站于主席台下，将一月战况：日军前进日期，我军退却与反击，各军师进入战斗的人数、时间，不看表册，立正姿态不动，约80分钟报告完毕。最后承认自己违反军纪，委员长曾命令薛岳不要离开长沙。此次日军攻城，薛岳由左右扶持退出了城市，人民遭受屠杀，请求严惩。会议第三日，蒋介石宣布某师长临阵脱逃，着予枪决，并说这样大的战争，将领没有伤亡，对不起百姓。他每月为张自忠祈祷。长沙以北阵地筑城失修浸水，为外国人所知。
古巴列维赤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印发给与会全体军佐(据悉各员认为是一重要文献)。内容为：中国军队的作战命令由部队首长口授，而参谋长则远在后方(九战区吴参谋长在衡阳)，作战处长亦似部队长之司书，记录部队长之命令。此种方式是拿破仑时代的幕僚作风。今日的作战命令，应由参谋处第一(作战)、第二(情报)课长协同参谋长，步行本部的作战前沿，确估地形、敌军部署、组成火网等写成作战命令;经参谋长核定，由部队长核准下令执行。故作战时期的参谋业务是昼夜不停。同时也批评了驻军对诸种掩体筑城保管不善，致使临战忙乱，火网不灵，兵员因之损失。
蒋介石亲临的各种会议，生活俭朴，早饭每人半个咸鸭蛋、花生米、酱菜、稀饭、馒头。他与李济琛、贺耀组、阮肇昌4人一桌，其他军佐均6人一桌。中晚饭4菜1汤，顾问与我们同席。
苏军顾问团撤退
1943年8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第二年，奥勒尔——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军已转向全面反攻之时，美援已局部到达，蒋介石已命陈诚为驻缅甸远征军总司令。苏联通过驻华大使通知蒋介石称：苏联对华抗日军援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苏联国内以战争的需要，极须调回在华的军事人员。在此通知到达之前，崔可夫中将已返国，总顾问由古巴列维赤代理，苏联驻重庆武官里巴尔柯亦已返国。是年8月，因须办理全国苏军撤退事宜，我受命充驻兰州军委会外办主任。各战区顾问相继到达，分批予以薪金核算，以军用飞机送至乌鲁木齐，再由苏方军用飞机运送返国。最后到达的一批是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与参谋长斯米尔诺夫。
苏联军援账目的总结，是由财政部与军事委员会合同办理的，陆空军贷款总数4亿5千万美元，均用之于购买军需物资，包括飞机、重炮、弹药、通讯器材、汽车、汽油。顾问人员的伙食、工资用当时的纸币支付。在1943年，国民党地区已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上校顾问月工资约两千五百元(中国军官上校约五百元)。
军火的偿付，采用其回空汽车带茶砖(以红茶制成)，锑、钨矿砂，西北的羊毛作价归还。全部军火等于半价。至顾问团撤返时，账已结清。其军用品的质量——包括飞机、战车、各种大炮，在当时是第一流的。从未听过中国军官对苏联军火的运用有何怨言。军事人员都有很强的责任心，努力完成任务。除总顾问外一律不与非军事人员来往。成员伤亡：空军方面死伤约二百人，亦有飞机伤而坠落于日战区者。1938年10月14日保卫武汉空战的空军大队(营)，飞机五十余架全部伤亡。此战役后，所余飞行人员21人在四川梁山，至同年12月由一架运输机飞至六盘山撞山坠毁。陆军人员只有第四战区首席顾问加当诺夫病死，驻重庆通讯兵首席顾问因烤中国炭火，夜窒息死亡。
在华顾问返苏后情况
1.福尔根，其人作战勇敢，不考虑个人安危。在重庆、柳林均曾遇重大危险而步伐不乱。返国后任军团司令，阵亡。
2.崔可夫，充守卫斯大林格勒六十二军军长，后任苏联元帅，驻柏林军事长官。
3.驻华少将武官里巴尔柯，任战车元帅，驻匈奥军事长官。
4.波格柳波夫，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后任乌克兰第三战线参谋长。1947年7月《红星报》刊登照片——四星上将。
气煞崔可夫：皖南事变时苏联军事顾问失职内幕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开始派军事顾问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接下来的多起历史事件中，都有苏联军事顾问的身影。近日恰逢该条约签定70周年，本文特向读者介绍苏军顾问鲜为人知的一桩往事。
1941年1月6日的皖南事变，令新四军损失惨重，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主要领导人牺牲，军长叶挺被俘。消息传出后，中外震惊。当时的苏联向中国派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正在协助蒋介石抵抗日军的侵略。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蒋介石这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瞠目结舌，对派驻中国的苏军顾问没能了解、制止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更是愤怒，他电令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查明此事。那么，苏军顾问团为何被蒙在鼓里呢?
1.苏军顾问气煞崔可夫
崔可夫少将(后为苏联元帅)1940年秋来到中国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即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斯大林给他布置的任务除了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求他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谁知一上来却发生了这么棘手的事情。
此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愤然致电质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处理?”
重压之下的崔可夫立刻联系派驻顾祝同(皖南事变的肇事者，时任第三战区司令)第三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了解情况，没料到这两人比他还糊涂，竟问：“真的发生了皖南事变?”
两名顾问如此糊涂，崔可夫差点被气死。作为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对本国顾问还是放心的，对于第三战区的这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他也很信任，但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两位老兄在关键时候竟然形同虚设。
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都是很有经验的苏军干部，作战经验丰富，对党忠诚。以舒金上校为例，他1928年加入苏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远东红军当步兵团长时还和日军交过手。他参加过苏军反击日军的张鼓峰战役(1938年7月底爆发，1938年8月13日结束，苏联方面称其为喀山湖战斗)，战功卓著，还得过军功章，虽然性格豪放粗犷，喜欢喝烈性酒，但是心很细，工作自有一套。在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受过集中培训，深知中国此行的重要性。崔可夫来重庆后，也与他们交流过，对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所有苏联顾问都非常明白，他们来中国是代表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也是为了保卫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国民党政府战败投降，则日本可能进占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从而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国土。那样的话，日本空军甚至可从容轰炸苏联苦心经营了20年的国防工业要地乌拉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联要把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奇勋的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名将派到中国对抗日本。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两人自然也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没料到在自己眼皮底下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2.被顾祝同蒙在鼓里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在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敌意和对苏军顾问的蒙蔽。以顾祝同为中心，上至蒋介石，下至各个师长、团长，都对以前的死对头——共产党军队怀恨在心。此前，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地，国民党军曾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但是都以国民党军惨败告终。所以，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心理上极不平衡，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报复。
另外，当时国民党想把中共军队全部限制在冀察地区，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共拒绝。与此同时，新四军江北陈毅部还与国民党军的韩德勤部发生了猛烈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顾祝同等人想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国民党为此决心不惜武力驱除、消灭皖南要害地区的新四军。恰逢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在撤退到长江以北的问题上犹犹豫豫，这在顾祝同等人看来，更是个好机会。
对此凶险局面，日里耶波夫和舒金却毫不知情。他俩带着电台技术员两名，炮兵、工兵、通讯兵顾问各一名，被顾祝同别有用心地安排在第三战区总部屯溪(现在是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城内的舒适宅子里，这儿花木繁茂，庭院幽深，但却不易于和外界联系。顾祝同还借保护之名派了一个班的卫兵进行监视。虽然两名顾问每周都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提出很多建议，与总部参谋、下属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人混得挺熟，但他们两人身为顾问，在很多方面却得不到准确消息。
在第三战区总部的国民党军人内部这样说：“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在国军中的探子，若让他知道国军打共产党新四军，于我们很不利。”两个顾问也很想多了解些情况，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加上和当地共产党没有联系，所以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另外，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项规定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按照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的约定，苏联军事顾问不能直接联络中国共产党人，在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由阎锡山、朱德领导)就因有八路军而未设苏联顾问，因此日里耶波夫和舒金一时也没有多少办法。
3.共产党情报员送信被活埋
1940年秋，舒金上校被调往三十二集团军驻宁国(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总部做顾问工作，按照规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要定期用自备的军用电台和自己的电报人员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发电报，报告情况，保持联系，而且电文内容和密码严格保密，第三战区总部无权检查。此时为暗算皖南新四军，战斗力较强的第三战区的三十二集团军被调入皖南山区部署，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为了保密，煞费苦心。他回避与舒金上校会面，只让参谋长出面应付，甚至送给舒金作参考的军队部署图居然也是假的，而翻译也拿着假部署图胡乱解释一通。在第三战区总部，顾祝同等人也对日里耶波夫严加保密，随行翻译也跟着胡说一通，把日里耶波夫“伺候”得很舒服。
作为有经验的军人，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警觉性。从假的部署图上，舒金隐隐觉得问题不太对劲，他曾对三十二集团军部署的变动一再提出疑问。为了稳住这两人，国民党于是派当地行政、军界要员，甚至当地的工商会长和中央日报社驻屯溪特派员等人天天盛宴款待两名顾问及随行人员，声称他们“指导国军抗战，劳苦功高”。美酒佳肴，日日不断，国民党甚至找来数名漂亮女子陪酒伴舞。在这种特殊“礼遇”下，两名苏军顾问放松了警惕，被“友谊”的气氛和美酒的醇香麻痹了。
而此时屯溪地区的中共组织已对皖南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有所警觉，怀疑顾祝同要出兵袭击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为此曾先后密派两名情报员去泾县茂林(今安徽省泾县茂林镇)向新四军军部通风报信，但在半途即被军统特工逮捕，惨遭活埋。
在屯溪东南救国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也曾想通过这两名苏军顾问的电台，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紧急报警。但是苏军顾问有国民党的军人看守，附近还有军统的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一直没能联系上。
情况如此迫切，被蒙在鼓里的两个苏军顾问还电告重庆的苏军顾问团“情况正常”，甚至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后十余天，这两人居然还被蒙在鼓里，依旧电告“情况正常”，这就难怪崔可夫差点被气死了。
4.毛泽东一度准备报复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中写道，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度准备报复，他要求苏联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方面武器，转而公开接济共产党人，还对苏联声称要夺取兰州、占领甘肃的河西走廊，以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取得飞机大炮，进而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对此，斯大林、苏联驻华大使、崔可夫都明确表示反对，但均表示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震怒。崔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频频造访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弄得蒋介石不胜其烦，大呼晦气。崔可夫还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为新四军出主意，表示准备停止对国民党的军火援助，同时特地请中共中央迅速调查从兰州到延安的各种情况(道路、碉堡、驻军、民众、粮食等)，以备中共万一需要时苏联可以出手相助。
恰逢国际舆论也对新四军有利，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对皖南事变很不满，英国援华总会这时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给新四军以正当待遇，来华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甚至告诉蒋介石，如果再打共产党军队，美国的援助也要泡汤。蒋介石试图尽快息事宁人，只表示针对新四军，不涉及共产党或八路军。
看到风波渐渐平息，崔可夫将日里耶波夫、舒金调回重庆，严厉训斥，不久就以失职为由把他们送回苏联。
至于两名苏军顾问回国后究竟被怎么处理，现在还不太清楚。仅有的一条消息来自当时苏军顾问团的炮兵顾问安德雷叶夫将军。1942年，安德雷叶夫在视察国民党炮兵部队时告诉中方官员：舒金回国后受到严厉处分了，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追究他在中国玩忽职守的责任，一辈子完了，但是他没提到日里耶波夫。 (中青在线 金点强)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0 09: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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