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彰显出不凡的军事才能
2017-06-10 09:18:15  来源：新浪博客九嶷山人 作者：九嶷山人  点击：  复制链接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1900至1982年)，苏联元帅，早年曾经在伏龙芝学院东方系学习汉语，在1926年、1927年、1929年因为各种原因多次来华，能够说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在来华之前崔可夫就已经是一个中将集团军司令员，因为苏芬战争中作战失利，被解除职务。1940年，崔可夫由于深厚的中国背景，被苏联领导层相中，重新起用，接受命令作为第4任也是最后一任顾问来华。崔可夫在中国逗留了14个月。这14个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单独对日作战之前的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苏联和日本关系最为微妙复杂的时期。作为数面人的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崔可夫在这一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位苏联元帅，他一生有着许多传奇故事，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出生于沙俄农村贫寒家庭。1917年，崔可夫投军于沙俄波罗的海舰队。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崔可夫随波罗的海舰队加入了红色政权的行列。他19岁开始担任红军团长，为巩固红色政权，率领部队转战东西，与高尔察克白军血战，与波兰军队博斗。1982年3月18日，戎马一生的崔可夫元帅逝世，享年82岁。与世纪同龄的崔可夫元帅是勇于创新的战术家和技艺高超的战役指挥官。他在自己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以其大胆的独创精神屡建战功。获9枚列宁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4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以及无数枚其他奖章和外国勋章，将他永远载入军事家行列。

　　为此，我们来一起回到1941年的湖南会战上。那是1941年2月，日军武汉11军司令部来了一个皇宫出来的司令官阿南惟几，阿南司令官性格完全与冈村宁次不一样，他做事一向严谨，在制定作战计划也完全与冈村宁次不一样，他一到11军司令部就奔走各师团各层指挥员之间了解情况、倾听意见。另外，他多年养成了独立思考，认真研读的好习惯，他常常对巨大棋盘地图一动不动。在大本营时，他已是陆军部次长，处在如此显赫位置，愿意来到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中国战场，谁都不会愿意?阿南自然有自已的想法：他有二男一女，但他独钟次子，去年战死在中国战场，他内心极度悲伤几乎使他垮掉，那时起他便将慈祥的父爱化作无比的凶残。有了这样心态，他更希望打好这一次会战。他于是把这一次会战称作是“加号作战”。阿南总结了前次长沙会战没有取得成果，原因在于兵力分配得过于分散，没有突出主攻方向，因而形不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杀伤力。阿南将兵棋上鄂南和赣北的兵力各分出一半摆到湘北正面，参谋们立即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优势格局。可第九战区面对新的对手，他们不仅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也没有仔细研究。薛岳对这次反击前景极为乐观，近乎浪漫。在8月中旬起，在赣北和鄂南山区和江边的百姓们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见村边大路上有轻微的汽车马达声和过大部队的脚步声。军队和民间的谍报人员将情报反送上来，他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也就是说他没有从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因此他的兵棋与阿南的兵棋在日军兵力分布上便完全不同了。

　　阿南瞒天过海，耍了一个不大不小却十分见效的阴谋。日军总攻开始，薛岳如梦初醒。调整兵力已来不及，全局的兵力优势变为日军所到每一处的兵力劣势。他急电重庆军委会，请求蒋介石速从其他战区调兵来援，以免形势恶化对全国战局产生严重后果。

　　说到这里，我们来切入正题：1940年，崔可夫因有出使中国的经历，且通晓汉语，他被斯大林选中再次出使中国，担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这一年12月，崔可夫告别重病中的刚刚出生的女儿伊林卡，带了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应的装备和备件，到达中国。苏联援助的飞机和大炮对当时已经山穷水尽的中国空军和艰苦抗战中的陆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在华期间，崔可夫除协助中国抗日外，还大量收集了中日两国情报，并据此准确判断出日本南进的可能性更大。苏德战争爆发后，崔可夫请求回国参战，1942年3月崔可夫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回国

　　此时的重庆，军委会作战室。

　　蒋介石与几(位)高级军事幕僚们如同在看一盘不好走的棋，围在作战地图前一言不发。

　　军队调动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湘北日军为数虽并不太多，但却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谁也挡不住的拳头，而且打过来的速度又很快。薛岳提出调三至四个作战军，在短时间内，九战区以外的部队怎么能上去这么多呢?

　　蒋介石一时没有什么主意，在作战室一侧的走廊来回踱步。

　　幕僚中唯一一位黄头发、大鼻子的外国人是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他走到蒋介石身边，一边与他一起来回走，一边说：“湘北陷于被动，一时没有什么好办法，不如在其他地方动一动脑筋。中国古代不是有一个叫做‘围魏救赵’的故事吗?”

　　崔可夫具体建议，如果以第六战区兵力攻击日11军所辖的宜昌第13师团，阿南惟几该不会无动于衷。蒋介石停住脚步，点点头。

　　位于湖北境内的宜昌是长江水上交通的咽喉要地。1940年6月中国军队丢了宜昌，不但长江水路被日军控制大半，而且宜昌机场成为距重庆最近的轰炸机起落地点，整日袭扰重庆的敌机都是从宜昌起飞。11军自攻占宜昌后便紧紧看守，故军委会一直未能轻言收复，何不乘此时机打它一下?

　　蒋介石表示感谢崔可夫将军的建议，二人一起回到作战室。蒋指示徐永昌拟定邻近九战区的各战区策应湘北作战的实施计划，其中六战区反攻宜昌并务必攻克。

　　9月20日，军委会向第九、三、五、六战区下达命令：“为使九战区作战容易，第三、六、五战区应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九战区作战”。命令规定：“第三战区向当面日军发动全面袭击据点;第六战区向荆门、宜昌之敌积极袭扰，收复宜昌，并佯攻岳阳，威胁敌第11军。”

　　陈诚手拿望远镜，久久地向这个座落于浩瀚长江岸边的美丽小城观望。9月20日，他接到军委会和蒋介石两份电报，从那时，他的脑子里就装满了宜昌。

　　一年多之前的1940年6月，日军第3、13、39三个师团从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兵团手中抢夺这个长江咽喉。中日两军在城外激战12昼夜，日军田中静一13师团一部于6月11日下午5时首先由东南方向突入宜昌城内。守军第18军军长彭善指挥罗广文第18师在城内与敌短兵相接血战一昼夜。日军第3、第39师团各一部又由城北攻入。6月12日下午4时，18师由邓萍营断后撤出城区，宜昌沦为敌手。

　　陈诚对那一仗中国军队20个作战军不敌日军3个师团丢失宜昌而耿耿于怀。打那一仗时总指挥是李宗仁，而现在要由他雪一年前之耻。

　　9月23日，军委会同意陈诚电报请示，将五战区第33集团军划归六战区指挥。陈诚手中掌握14个师，而宜昌城内只有内山英太郎第13师团欠早渊支队共1.6万人，即便将装备和兵员素质打些折扣，中国军队仍占绝对优势。

　　宜昌攻击战就这样轰轰烈烈开始了，中国军队英勇无比。此时的阿南惟几呢?面临最困难的抉择。

　　虽然掌握着中国军队的通讯密码，但双方的作战态势正在发生着迅速变化。早渊支队攻入长沙后，与跟踪而至的79军暂6师激战于市区，至30日傍晚，两军各有伤亡，却都不能将对方赶出城外。第3、4、6、40师团分别到达长沙外围，这支再次集中起来的力量令中国军主力躲在不远处不敢靠近。第3师团一部乘汽车南下到距长沙50公里的株洲，占了这座没有军队也没有老百姓的空城。

　　身边没有对手，但后方却渐渐吃紧。中国军队正面打仗没本事，后方袭扰、破坏供给线却花样百出。眼看各师团弹药和食品越来越紧张，已无法做持久支撑。

　　十几天连续作战，继战斗减员而来的是一天高于一天的非战斗减员。部队疲惫至极，据上报的情况，每个联队都有累死的士兵，许多士兵在行军中突然昏倒在地，病员不断增加。

　　更加危险的是那些被击溃、被赶跑和由外地赶来增援的中国军队，它们正在重新集结布阵，时刻窥伺着这些已不像前些天那么强有力的各师团部队。即使各师团仍能勉强再撑几仗，那么还有一个严重的情况将如何处置?

　　这就是宜昌被围。

　　宜昌是日军由长江水路向南推进、威胁中国陪都重庆的重要据点。1940年6月12日占领宜昌，11军曾于三天后的15留下令占领部队撤回原驻地休整。撤出仅一天，军司令部便收到大本营要求确保宜昌的急电，撤退途中的各部队急忙调头返回。由于在撤退之前已将全城焚烧一空，锯断电线杆，炸毁大小桥梁，使再次占领宜昌后困难重重。在当时大本营坚持占领宜昌的意见中，就有在陆军部次长任上的阿南惟几的坚决态度。即使当面中国军队和供应线问题能够克服，宜昌也不能坐视不救，这事关战略全局，而内山英太郎的大半个第13师团是绝对无法坚守到底的。

　　阿南从地图上看着湖南省，这片美丽丰饶的土地几乎就在掌握之中了。他不无惋惜地下达了退却命令。

　　日军各师团于10月1日凌晨同时接到“反转要领”，于当天下午4时踏上了向北的路程。

　　薛岳终于从开战以来一直低沉的情绪中振奋起来。尽管他在内心感激蒋介石在全局的调度，感谢近几年中与他在官场中明争瞳斗，不时互相诋毁一下的陈辞修，并时时为作战初期的那几步臭棋而懊悔，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理直气壮地下达追击命令。 ‘

　　一份漂亮的作战文书很快由赵子立手下拟出。追击命令中详细规定了各部队任务、路线、起止时间，以及“跟踪追击”、。截击”、“侧击”、“伏击”、“奔袭”等作战方式。由此看来，崔可夫的“围魏救赵”给蒋和薛岳帮了大忙，对于扭转战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崔可夫是战略家，这点看来名不虚传!同时也彰显出不凡的军事才能!

　　崔可夫在中国逗留了14个月。这14个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单独对日作战之前的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苏联和日本关系最为微妙复杂的时期。作为数面人的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崔可夫在这一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1940年崔可夫来华之前曾经接受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斯大林对他的任务作了明白的布置：“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这当然也就是苏联远东外交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1942年，在刚刚结束了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崔可夫在给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报告中暗示，苏联军事顾问团已经圆满地完成了来华的使命，在中国已经没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同时也由于美国的参战，史迪威即将来华，与史迪威作顾问之间的竞争是不适当的。终于在1942年2月，早已经急于回国参战的崔可夫收到了返国的通知，结束了自己10多个月的在华使命。

　　崔可夫作为最后一任的团长所面对的挑战最大、情况最复杂，但是最后却取得了成功，显示了他个人的军事和外交技巧以及苏联外交的老辣。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在战略卜密切了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合作，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影响了日本的行动。在战术层面，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一方面作为苏联重要的情报来源，起到了重要的情报搜集作用，另外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军队的指挥。虽然应该说，由于国民政府消极抗战使顾问团在军事指挥上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更多地是表现在政治层面，但是在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顾问团的工作给中国提供了有限却宝贵的支援。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0 09: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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