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没有草稿：从抗日特工到塞北乡医
2020-08-27 10:41:09 来源：察右中旗人的故事 点击： 复制链接
父亲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一名门望族。我的祖父夏师锡(公元1884—1944年)，册名树人，字东成，号德甫，是留日学生，用时下流行的话讲，叫“海归派”。他191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1916年携日籍妻子新井员子回国，1917年我的父亲诞生。按照《夏氏宗谱》的记载，父亲是夏氏宗族第卅七代传人。遵照世祖们所创建的“贤君正国，定永世昌。绍师家学，锡之辉光。思培明德，敬惠安详”族谱排行字辈，父亲属“家”子辈，故取名叫夏家骧，字月峰，号叔昂。
作者的祖父，上世纪初的海归
作者的日籍祖母与幺叔
作者祖父全家福，后排左三为作者的父亲
父亲的求学之路比较曲折，小学、初中和高中时就辗转于南昌、武昌、沈阳、汉口、北京等地。1937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就读于化学专业。他的青春芳华正好与中华大地的灾难之秋相互重叠。“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也是热血青年，他顿时陷入思想斗争的漩涡中：是重复父辈的路，藏身于校园，埋头在书海之中，然后留洋深造，成为高级知识分子、某一领域专家，还是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之中? 父亲有过犹豫与彷徨，也多次征求过我祖父的意见。长江岸边留下了父亲无数个不眠之夜，黄鹤楼下多了父亲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的身影。 “东北三省已然沦陷，大敌当前，江河破碎，救国理应当先”，一番深思熟虑，父亲义无反顾，下定决心弃笔从戎，用更直接的手段来报效国家。由于父亲在武汉上学，于是直接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父亲关系最为密切的我的二伯——夏家骥当时已经在天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带领进步学生到山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革命后改名夏汀)。真可谓“兄弟分别两地，各有自己江湖”。自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人生是天地之别，一个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则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划成“黑五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这是后话，后文再叙。
作者的父亲(右)和作者的二伯
父亲于1938年进入武汉军事委员会主办的干训班学习游击战术，以爆破为主。由于父亲天生聪慧，勤于思考，是一个特别爱“琢磨”的人，学一行通一行精一行，很快就成为干训班中的佼佼者，并被选拔进入中央警官学校特种人员训练班技术组继续深造。武汉被日军包围后，父亲被分配到武汉行营，主要训练、实习特务技术。培训一结束便进入武汉警备司令部工程队担任爆破技术指导员，带领队员抢在日本人之前对沙厂执行爆破。任务完成后，转移到长沙，先后出任忠义救国军(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领导的特务游击武装)南京行动总队技术指导员、督导员、情报参谋及化学实验室主任。随后便化名谢湘山，进入日占区，以南京为中心，太湖流域为根据地，在江苏瓜埔镇(现南京六合区)、江浦、溧阳、句容以及安徽广德、泾县等地活动，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利用战斗间隙，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以技术组组长、教官的身份举办了一到四期特训班，为国民党军统局培养了一大批特工人员。
1943年是我父亲人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春，父亲奉命组建了特别行动小组，共三人，父亲任组长，负责总指挥，一人做内应，另一人负责运送炸药。行动小组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暗杀汉奸头子汪精卫!情报部门获悉了汪精卫的一次活动日程——某月某日将前往南京某饭店(该饭店内有军统潜伏的特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具体的任务实施方案是这样的：首先由内应人员在会议厅的讲台上动手脚，改造出一个暗格以备用，然后另一人将炸药带入饭店“转移”给内应(他们两人既不认识也不见面)，内应把带有定时器的炸药神不知鬼不觉地装入准备好的暗格里，届时引爆，炸死汪精卫。为了圆满完成这一极其重要的任务，父亲当时真是全身心投入。为了详细摸清目标饭店内部的布局结构，他多次自掏腰包邀请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到该饭店聚餐;为了落实运送炸药的恰当时间、时机以及进退路线，他几乎每天都要到目标饭店附近化装侦查。一次，父亲化装成蹬三轮的人力车夫对出入目标饭店的各条街道进行摸底侦查，不幸遭遇了一伙社会地痞流氓的纠缠，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被痞子们打得鼻青脸肿也没敢还手。
我们都学过历史，这次行动最终当然还是没能成功，原因出在了运送炸药的那位特工身上。当时日伪特工、警卫人员不仅对那家饭店看守严密，而且在会议召开前夕，突然对通向饭店的各条街道都增配了稽查人员，随时随地检查过往行人。运送炸药的特工就是被街道上的稽查人员查获的——他绑在两条腿上的炸药被那些人搜查发现了。很快，南京全城戒严，开始捉拿我父亲。父亲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据我母亲说，能“飞檐走壁”。他逃到一所传染病医院，化装成传染病人，才逃过一劫。现在每每想起这一幕，我还是不禁为父亲捏把汗，电视剧《潜伏》的剧情惊险程度也不过如此吧。之后父亲又回到总指挥部担任第三支队技术指导员。1944年春，调到总指挥部先后担任参谋、调查员、调查科科长，一直在这条战线上与日寇周旋。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父亲在军统局上海、南京办事处待命。1946年，他向总部请了长假，脱离了军统组织。返家后，贩过木材，卖过西药，开办过石灰厂，以此谋生，养活家人。
作者的父母亲，风华正茂
1947年2月，父亲决定再次外出打拼，于是离开北京去闯关东，最初进入辽宁抚顺煤矿当工人，不久之后又到辽宁绥中担任警察第十三中队督察。1947年秋，该部被改编为新六军169师507团，父亲担任参谋、突击队队长，带电台到前线空白地带收集情报，主要在八棵树一带活动。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打到铁岭，父亲所在的部队转移到法库县一带活动。因为父亲在部队中算少有的高学历人才，干一行钻一行，任务完成出色，再加上他坚决服从命令的优秀军人作风，他获得新六军副军长郑庭笈的赏识。1948年2月，父亲获得晋升，到达沈阳，担任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第49军(军长是中将郑庭笈)参谋处第二科中校情报参谋，主要任务是整理“共军”情报，布置防御。后调任前进指挥部上校参谋长，奉命乘飞机前往锦州前线，参加辽沈战役。1948年10月27日锦州解放，父亲被俘。他向解放军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谎报为上士文书。由于解放军的宽大政策，父亲在被集中教育了一个月后释放回家，带着解放军开具的路条，步行从东北回到北京，一路艰辛自不必说。到家后，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最初靠做小买卖来维持生活，1949年8月又进入北京机制草绳厂当了工人。
1950年1月，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从北京出发，拖家带口来到今内蒙古察右中旗巴音乡。安顿下来之后，他就主动到公安局对自己的历史作了如实交代，随即被定为“旧军官”。1951年土改时定成份为贫雇农。1952年担任不脱产保健员。这对来自南方的中年夫妇(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金陵女子学校的高材生)，带着三个孩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生活极其艰难。好在他们有着较强的生存能力，在气候、语言、日常饮食、各种农活儿等方面，慢慢地全都适应了。听母亲讲，最初她是分不清麦苗与韭菜的，更别说区分谷黍苗与杂草，她也曾被耕地的黄牛吓到过。最有趣的是母亲第一次锄地的时候，锄掉的全是糜谷黍苗，留下来的却是杂草苗，引得村民们哭笑不得。还有，在锄小田杂草的时候只能蹲着干活儿，但是母亲蹲不住，只好跪着锄，结果把锄草后的禾苗全都压倒折断了，也是让人无奈。至于场面(打谷场)上的活儿就更不会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吃到过母亲蒸得碱放得恰到好处的馒头，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要不就是“花狸猫” ，现在想想，这一切也真是难为了母亲。一个是国民党军官，一个是城市里的娇小姐，在这塞北的新家，他们努力地学习适应这里的特有气候、这里的春种秋收、这里的风土人情。
作者的母亲，旧社会里的高学历女性
他们的生活直到1954年才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年秋天开始，父亲先在铁沙盖诊疗所担任医生，后又调到三道沟联合诊疗所担任医生兼会计。1958年冬，整风运动后调回巴音卫生院任医生。1960年在中旗医疗卫生进修班进修后，定为医士。父亲的文化基础好，学习能力强，他充分利用这次进修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从理论上得到全面提升，为以后的医疗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个人名声也不断远扬。1963年10月起，他又兼任了巴音卫生院的会计。好景不长，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深入扩大，1965年7月父亲被重新改定为“历史反革命”，在机关监督工作。同年10月1日被下放回家，接受农村劳动改造。从此开始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直至1973年离世。
作者的父亲，来到内蒙后远近闻名的夏大夫(“夏侉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的处境更加不幸。从我二伯的遭遇就可窥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边疆建设，1959年我二伯一家从上海调到了甘肃兰州，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只因为其母是日本人，竟差一点命丧“造反派”之手!二伯尚且如此，何况我父亲?因为父亲干不了农活儿，所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正式职业就是“猪倌”——为农业社放猪。另外还要利用其他时间，尤其是晚上，与村里的“黑五类”人员一起义务为农业社清理羊圈，为农田拾肥(捡拾动物粪便，堆在一起发酵后就成为种地的上好肥料)……除此之外，他时不时地还要参加批斗大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是大夫，方圆十里八村的人们生病了，免不了要找他治病，哪怕是三更半夜，随叫随到，再加上父亲品行温厚，为人谦虚，因此很受村民们的尊敬，所以在批斗时，他基本上是陪斗，身体不怎么受摧残，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父亲被下放回家劳动改造后，因为他在卫生院的时候看病看得好，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找他看病，当然全部都是义务的，不收任何费用(以针灸为主，需要用药，父亲会开处方，医院药房是认可的，病人家属自己去买)。在这一时期，有一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父母和我们兄姐四人(大姐已出嫁)居住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很是拥挤。巴音乡东卜子村有位人称“二大妈”的妇女患了一种疑难病，四处求医无果，最后找到了我父亲。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二大妈的儿子姚亮用驴车把他生病的母亲运送到我家，吃喝拉杂，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的哥哥姐姐每天晚上不得不外出借宿。尽管如此，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也不敢说一句埋怨的话。经过父亲的用药外加针灸治疗、悉心调理，病人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后来她还当选为全国劳模，去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与接见。为此我特别为父亲感到骄傲自豪!还有一件事，让当时年纪还很小的我感到很害怕。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夏夜，正当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家门被人敲响，住在村子最东边的一户人家的老母亲突发急病，请我父亲马上过去看看。父亲二话没说，立马起身穿衣，带上针灸包，与来人一起匆匆赶到病人家。由于诊治及时，病人的病情很快就稳定住了，父亲根据病人的病况，安顿了家属一些注意事项后就起身回家，准备接着休息。令我有点害怕的事情就发生在返家途中。黑漆漆的夜晚没有月光，当时根本也没有手电筒这一说，村东几户人家与我家之间有一段没有人家的空地，而这段空地的中间有一条通向“后湾”(村里的一块滩地)的路。父亲居然被一团“鬼火”(次日他自己说，误以为是自家的煤油灯光)一直引领到了后湾的一口水井旁!幸亏打井时挖出的土仍然堆在井旁，他才在黑暗中被挡住了去路，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父亲一个和炸药打了十几年交道的人，怎么会被一团“鬼火”差点带入野地的水井中呢?我想，除了天黑，他可能是累了，不光是因为没睡好觉，更重要的，恐怕是心累吧。
1973年底，父亲逝世。父亲来到内蒙后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村里，给人看病从未中断过，经他治疗恢复健康的人不计其数，这么说吧，方圆十几里之内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找他看过病。因此出殡那天，全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派人到父亲灵柩前烧纸祭奠，其他村庄的人们也是成群结队过来凭吊。我当时虽小，但看到众人无一不真诚悲痛，无一不感激父亲的医治，之前深夜无数次被病人家属吵醒的怨言在那一刻烟消云散，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为我的人生观定下了基调。后来懂得多了，才逐渐明白，以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父亲的身份而言，那样葬礼的场面实属罕见。都说人走茶便凉，可谁的心又不是肉长的呢?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显耀过，平凡过，激昂过，哀叹过......他一生辗转全国各地，在数十种身份定义中来回切换，时代与生活给他出了一道道“考题”，只可惜，人生没有草稿。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他很少有机会从容地打草稿去准备，能做的，便是尽力去“即兴发挥”。不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好;不论怎么做，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8-27 10: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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