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一段史料里的抗战记忆
2023-01-14 14:28:48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郑长宁 杨仲达 陶丽  点击：  复制链接

　　近日，市档案馆对“抗日杀奸团”(即“抗团”)的相关资料重新整理，发掘出一批抗团在天津活动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不仅重新还原了抗团在津活动始末，而且很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也是首次对社会公开。据市档案馆负责人介绍，他们发掘整理抗战资料，在充分发挥馆藏价值作用的基础上，也力图通过第一手的档案史料从日本在津侵略罪证与津沽抗日烽火的两个角度，全面反映天津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全貌，以普及天津抗战历史，推进天津抗战历史的研究。

　　抗日杀奸团是在1937年天津沦陷之后，由在天津的南开、耀华等华洋两界学校的中学生自发成立的爱国组织，其主要目的是抗日，其主要行动是杀奸。从空间上说，这个组织从天津发展到北平、上海和重庆;从时间上说，从1937至1945年，横亘了抗战的八年时间。关于抗团在天津杀奸的故事，多年以来一直也有流传，并有文章见诸当时报端，但来源都是抗团老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报载，难免有误差。而当年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的档案，则是相对更为可靠的一手记录。市档案馆通过史料整理，全面还原当时三次刺杀汉奸与一次放火行动，从首次披露的档案切入，并与此前的回忆文章相互印证，来展现那段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

　　抗团行动之一：刺杀程锡庚

　　1938年初，日军当局授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在北平创办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企图发行“联银券”作为华北地区唯一货币。同年3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成立，程锡庚出任经理，因而成为被人瞩目的汉奸，也被抗团列入制裁名单。

　　抗团如今依然健在的祝宗梁先生的回忆是，1939年4月9日星期天下午五点多钟，抗团祝宗梁、袁汉俊、孙惠书、冯健美四人在骑车回家路上，无意中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见程锡庚的汽车。祝宗梁等人都觉机不可失，立即回去取枪。袁汉俊又去找刘友深前来帮助。几人返回买票进入电影院，分头寻找，在楼上前座发现一人的外貌特征很像程逆，但又不敢确认。

　　电影院里人多，盲目开枪可能殃及无辜，且尚不能完全确认目标，祝宗梁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把程逆引出来的主意，就到放映室去打了个寻人广告，上写“程经理外找”。待祝宗梁返回，刘友深告诉他，他们判断为程逆的那个人看见银幕上的广告，立即就要站起来，在他已经欠身之际，被他旁边的妻子用手一按又坐下了。这个动作让刘祝二人肯定这就是程逆无疑。

　　祝宗梁当即吩咐让刘友深在门口等他，自己则从另一个方向走到程逆后面的一排坐下，待后来电影里枪声大作，他当机立断，举枪对准程逆的脑袋，在距离不到一尺远的位置，连开四枪。枪声一响，影院秩序立时大乱。祝宗梁从三楼跑到二楼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人从后面抱住他，他当即拔枪转身对他的腹部连开两枪，那人随即倒下，而此时又有一个人冲上来抱住了他，祝再欲开枪时，子弹却没有了。于是二人就肉搏起来，一同滚下楼去。恰好这时埋伏在二楼处的袁汉俊赶来接应，抬手对准那人就开了一枪。袁汉俊将祝宗梁扶起，然后赶快离开影院。这时观众都已走光了。几人慌乱之际也来不及去取脚踏车，乘黄包车离去。

　　事后，他们闻知程锡庚当场死亡。那第一个抱住祝宗梁的人是个白俄，他挨了两枪，肠子被打穿了8个洞，并没有死，伤好以后就被英工部局雇用每天在马路上寻找刺程犯。而第二个抱住祝的人是个瑞士人，被袁汉俊开枪而当场死亡，报上说他已订妥船票回国，却无端送了性命。

　　当时的档案记载则是对于这次事件的有力补充。在4月13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局长郑遐济给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温世珍的呈文内，详细地汇报了对这次刺杀事件的调查情况，大致意思是：

　　据侦缉总队第一队队长胥锦凯报告，英租界朱家胡同河沿大光明电影院，于四月九日下午七时二十分，有一身着咖啡色西装少年，年约二十余岁，身体瘦小，至该院柜房，声称找人，随即在玻璃书“程经理外找”五字，将字映放后，未见有人出来，该少年即行上楼进入，至八时三十五分，于幕上映片紧张之间，楼上忽闻枪声，观客紊乱，夺门而逃，后经英工部局捕探赶到，方悉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被击身死，邻座一李姓及一俄籍少年名满索罗夫受伤，又一瑞士籍人被枪毙命，比经搜索，则凶犯已乘间逃逸无踪，当将受伤者舁往医院，至程氏等尸体分别电请法院检验等情报告前来，查该暴徒于影院广众之下，乘间狙击要人，实堪痛恨……又据特高科报称，据英租界驻在员陶宗山报告，是日电影院映演《为国干城》一片，片内有战争事件，又系有声片，晚五时半至七时半(旧)一场，程经理携眷前往，正当片中演至战争紧张时，枪炮齐鸣，匪人即乘此时机，于黑暗中突以手枪向程经理连发两枪，均中头部项部要害，即应声倒地身死，旁坐有一西洋人(闻系法租界电灯房总办)见有人发枪，即向匪人手中夺枪，致触匪怒，复向此西洋人腹部连发两枪亦倒地而死，匪即乘隙逃逸，弃枪于地，事后英工部局派警探临场检查，并拾得行凶手枪，系新式黑色六轮手枪，木把崭新，一若第一次使用者，其木把上亦无汗液泥垢，于此可推测，此案当非私人仇恨，想系有组织之党共暗杀机关派遣党徒所为……

　　刺杀程锡庚一案虽然目的是在刺程，却无意使得白俄人满索罗夫受伤、瑞士人格拉萨身死，所以这份档案称为“中外籍观客被暴徒开枪狙击一案”，此处并提到受伤者还有一李姓人，并又说到瑞士人格拉萨“闻系法租界电灯房总办”。档案中所记载的“程经理外找”以及“演至战争紧张时，枪炮齐鸣，匪人即乘此时机，于黑暗中突以手枪向程经理连发两枪”，都与祝宗梁的回忆相同，成为有力的印证。祝宗梁的智与勇也在这里集合，迸发出了刺杀的精彩。

　　档案所载的“有一身着咖啡色西装少年，年约二十余岁，身体瘦小”，指的便是祝宗梁。当然档案中提到的“瘦小”却不确切，因为祝宗梁先生身材清瘦，但是并非瘦小，而是高大的。档案中所记“乘隙逃逸，弃枪于地”也不确切，确切地说当时枪是遗失的。但是，即使这两点并不确切，也都和事实接近，两相判断则会得到肯定答案，档案记载很好地起到了辅助作用。

　　抗团行动之二：刺杀王竹林

　　在1937年底，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以后，即着手建立华北金融的中央银行机构，也就是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1938年该银行正式开业，当即公布伪“联银”发行的钞票与法币等价流通，市场交易都须使用伪“联银券”。作为天津商会会长的商界代表王竹林积极推进“联银券”的流通，热心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和被抗团刺杀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程锡庚的经济罪行，是相互联系的。

　　按照亲历者回忆，刺杀王竹林的事件是这样的。

　　抗团多次观察王竹林的生活规律，他的汽车捐牌是423号，出入没有定时，偶尔在傍晚乘车外出。1938年12月28日晚，抗团在丰泽园饭庄附近发现了他的汽车。孙若愚、孙湘德，以及祝宗梁、宋长富执行此项任务。当时分配任务是由祝宗梁和孙湘德担任主攻，孙若愚负责掩护。

　　当晚，待王竹林饭后出门，走到汽车门前，正回头与众送客道别时，祝宗梁和孙湘德两人向他开了7枪，王竹林当即倒地。孙若愚在旁助威，也向天开了几枪，然后几人按计划撤退。他们的脚踏车就停在离饭店约20米远的一个胡同里，胡同另一个出口是在另一条大街上，他们就从这里撤退的。

　　保存在天津市档案馆里的王竹林遇刺相关档案，基本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其中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关于王竹林枪击身死一案的档案，包括报验片、笔录、领尸法、抬埋照、验断书、刑事状、证明书、函稿等等。

　　在验断书中大致写明：男子王竹林八十三岁，天津人，住址英界四十四号路宁津里,门牌一号楼房一所。尸身所在方向，是“该尸在楼下屋内木板上，头北仰躺，据尸孙王钧声称，该尸原在丰泽园饭庄门前被伤，经法国工部局送至家内等语”。尸身所附衣物，是“身穿寿衣，完整，查看被伤时，所戴之毡帽上有枪孔一个，并有血迹”。经过勘验，“身长五尺二寸，膀阔一尺二寸，胸高六寸。面色，赤。”最为重要的是，“人中微左枪弹击伤一处，焦赤，皮肉破，量围圆四分深，斜向上透过脑后近上偏右透出处皮肉向外，不致命。颌、面颊等处无故，咽喉以下并合面项以下尸孙王钧具结请求免验。脑后右近上系枪弹透出皮肉向外，致命。”最后的结论是：依上开发现状态诊断，该尸委系因枪弹击伤身死。而致命是在脑后一枪，即是从人中射入而从脑后射出的(注：此为档案记载，但与祝宗梁先生回忆不一致，方向相反)。这比一般文章所载的刺杀情形都要详细，任何当时人的回忆，都不可能比这样的验断书更为详细。

　　当时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关于此案发出训令，伪官方对于作为商会会长的王竹林可谓盖棺论定的评语,高度评价王逆的一生，称“商会会长王竹林，老成硕望，耆德诚孚……”，而且还厚待后事，发给一万元的丧葬费用，下半旗致哀。伪市公署对于杀手的判定，集中在蓝衣社和共产党身上，并未怀疑抗日杀奸团这个学生组织，尤其是对于法租界当局还颇有微词。所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在事发次日也给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致函，大致意思称，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在贵租界丰泽园饭庄参加宴会，饭毕登车之际，突被暴徒狙击，伤重殒命。王会长以本市高年重望绅耆，近为办理租界检查事件，因为防止蓝共活动，方致力于奔走于贵领事方面，希望领事彻底清除蓝共两党暴徒，以保全津市全部治安，谋中外商民幸福……

　　在1939年元月里，伪天津市商会还为王竹林举行了一个追悼会。

　　抗团行动之三：刺杀陶尚铭

　　1938年，陶尚铭任日伪河北政府教育厅厅长兼任伪天津教育局局长，客居英租界马场道西湖饭店，他到津不满一年，即遭到刺杀。教育是执政的根基，作为统治者来说，人心向背当然事关重要。日本的所谓东亚共荣圈的建立，目的就是去掉中国的文化传统，建立一种“新秩序”。伪教育厅长推行日伪奴化教育政策，本质是奴化驯服中国人。这自然引起抗团对于他的义愤，抗团制裁汉奸就是始于刺杀陶尚铭。

　　据祝宗梁先生的回忆，孙若愚和孙湘德二人执行任务，祝宗梁和宋长富担任掩护。当日下午，二孙就等在西湖饭店附近，观看是否有动静，在陶逆出门时迎了上去，陶逆已进入汽车。二孙对着汽车向他开了八九枪，然后就骑上自行车离去。祝宗梁和宋长富看他们安全撤退，也径自离去。事后才知道陶逆只中了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大家总结这次经验，认为是汽车铁皮和玻璃车窗减缓了力道造成了子弹偏差，并且便于携带隐蔽的勃朗宁威力不足。

　　但是据档案记载，刺杀陶尚铭的确切时间，不是此前一般所说的是在1938年的9、10月份，而是1938年的11月4日。

　　天津市档案馆内现存档案比较完整地记载了这次刺杀的过程，在1938年11月8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局长周思靖写给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潘毓桂的“呈文”，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发案情形：

　　1938年11月4日当日下午3时30分，西湖饭店请愿警杨乃光丁家花园派出所警长杨振春报告，西湖饭店在三楼301号居住的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陶尚铭夫妇，带同副官刘某上自备汽车五五一号，正在叫开车的刘师傅时，突由南墙角来俩骑车青年，均穿蓝大褂，年约二十余岁，持手枪向汽车击发数响，致将陶厅长左目上部击有微伤，同时陶太太头部亦有血渍，究系枪伤抑或被玻璃片划伤，尚难证实，刘副官前胸击伤甚重。该二匪即逃往英租界，旋约半小时，有英工部局英国督察带同华捕数人，用红十字救急汽车将陶厅长夫妇送往特一区德美医院，又将刘副官送法界马大夫医院医治，当由陶厅长的司机刘庆平在事之发生后驰往教育厅报告，汽车停于西湖饭店门首，由警察看守等情。

　　档案中记载的那两位突由南墙角来俩骑车均穿蓝大褂约二十余岁的青年，就是孙若愚和孙湘德。

　　陶逆大难不死，“被射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根据抗团成员普遍回忆的情节未必准确，因为档案所载，是“左目上部击有微伤”，这和瞎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抗团行动之四：火烧鸿图书局

　　按照亲历者的回忆，时间是在1938年秋季开学后，甚至把这个事件视为刺杀陶尚铭的前奏，即陶逆推行日伪奴化教育，而鸿图书局是发行印有日伪推行奴化教育内容的中小学新课本的。祝宗梁先生的回忆也大致如此，抗团发现教科书的印刷单位是鸿图书局，经过调查，鸿图书局在东马路有个门市部。所以某日上午，祝宗梁、华道本、赵尔仁3人来到该书店，经过商量，华道本假装不小心踩了赵尔仁一脚，二人随即争吵起来，因而店员都被吸引过去。当此之时，祝宗梁趁机把定时燃烧弹放在书架上的书后面。事后大家悄然撤退。到了预定时间那燃烧弹便烧了起来，后来消防队赶来救火,被烧的连同那些没被烧的书都被水龙头冲毁了。

　　而据档案的记载，北马路鸿图书局门市部被火燃烧的时间是1939年的2月28日。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抗团已经完成了对陶尚铭的刺杀。另外档案记载的鸿图书局门市部地点是在北马路，而非东马路。

　　档案原文内容是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代理局长阎家琦写给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潘毓桂的“呈文”。因为就在1938年的12月份，抗团刺杀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得手，导致警察局的一班人丢官罢职，首当其冲的就是局长周思靖，所以此时的“代理”局长是阎家琦。

　　这份呈文称，“三义庙派出所警长邓芝芳报称，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五十五分，交通警士张宝珍值勤之际，见北马路鸿图书局门前人声杂乱，当即前往视察，见该铺内烟气外冒，发生火警，当经该号同人用水已自行扑灭，并未成灾。经调查起火原因，据该书局司账杨从盛声称，‘于今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有购物人遗下报纸包二个，放于柜台，我见无人来取，遂移于货架下，以待来人，不料砰然一声，烟气满屋，见另一报纸包冒出火光，当用水扑灭等情。经检查，纸包内系硫磺，并有火车头表二个，电石四筒等发火物品’等情，当即电知消防队，并派官警驰往弹压，一体严缉放火人犯……”

　　祝宗梁先生所记的是放置那个火药包时候的情况，而档案的记载则是在他们撤离之后的情况。两相衔接起来，整个事情的过程就基本还原了。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1-14 14: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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