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地下交通员的养成
2023-04-15 15:44:44  来源： 团结报文史e家 作者：刘 琴 胡青青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建立起了苏南、皖东、豫皖苏、皖东北等多块抗日根据地。军队和根据地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日伪的封锁、“扫荡”，存在通信不便、经费不足、物资缺乏等诸多问题。为此，新四军采取多种方式突破敌人封锁，开展根据地内外物资、信息、人员交流沟通，维持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

　　交通员的选拔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交通是党和根据地上下内外联通的“大动脉”，“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人的生死”。交通员则是这一血脉能否顺利流淌的关键，因此选拔得力的交通员至关重要。抗战时期担任华中局情报部交通员的何荦认为“交通工作要确保安全，关键在于交通员自身的政治面貌须绝对保密，又要严格组织纪律性。要社会化，做到扮一行、学一行，力求能像一行”。因此，交通员的选拔一般有如下标准：政治可靠，熟悉当地环境，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且勇敢机敏。

　　党员身份是交通员政治可靠的一个重要体现，新四军交通局也一直将党员身份作为考察交通员的重要标准。苏中区党委曾多次强调加强党对交通工作的领导。1943年，苏中区党委交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要求，交通工作系统中的党员应在全部交通人员中占绝对优势百分比，一分区由35%提高到70%，二分区由50%提高到80%，三分区由35%提高到70%，四分区由87%提高到95%。部分地区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交通干部选拔更为严格，要求必须由党员担任。如苏中一分区，工作组组长、联络站站长以上的干部必须全部是党员，其他交通人员也坚持党员优先。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浙区党委为保证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及时传达党委命令，要求苏南一、二地委分别选送交通员3名，各县委分别选送交通员2名来区党委开展工作。各地选送的交通员必须忠实可靠，且其中最好有1名党员。

　　虽然多数地区选拔交通员时强调党员身份，但在具体执行中，由于各地党员人数有限，党员身份并非必要条件，只要该交通员政治可靠即可。抗战时期，中原局对政治交通员的选拔有明确标准，交通员如果是非党员，除了身体强壮、机敏灵活、能够吃苦耐劳等基础条件外，还必须经过多次政治审查，合格者才能正式承担交通任务。

　　“地方化”是交通员选拔的另一重要标准。“地方化”一方面要求交通员熟悉当地自然地形、政治环境和斗争情况，这有利于交通工作的开展。1943年，苏中区党委曾对交通员选拔做过指示，强调“交通员在人事布置上应迅速走向群众化社会化。在尚未清乡和可能清乡的地区，为准备长期坚持的打算，应选择本地的甚至就地的同志培养为交通员”。交通员“地方化”以后，与当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也能充分在群众掩护下安全转移干部和文件。如活跃在盐阜区的五港交通站交通员陆广善，在一次护送师部送来的急件时，正赶上据点里的日伪军挨家逐户搜查。眼看文件就要落入敌人手中，陆广善急中生智，在当地中医大夫的掩护下，扮作医馆学徒躲过了搜查，顺利完成了任务。另一方面，“地方化”也要求交通员具备符合特殊地区的适应能力。新四军所处的华中地区河流纵横，水上交通必不可少，因而对于交通员大多要求其善于水性、机敏勇敢。1941年，京沪路东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工作安排中就规定“在河道重要交通路口与桥梁之间的空隙地方，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站与交通侦查员，每个交通站与联络站必须要准备渡河用具(粗绳木盆木板与能带人游泳的交通员)”。1943年冬，林集交通站在护送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和各地书记赴黄花塘参加华中局扩大会议时，交通员们为减少危险加速渡河，船到浅水区就跳下寒冷刺骨的运河推着船走。由此可见，交通员是否具备适应恶劣地区交通环境的技能，也是新四军选拔交通人员时的重要考量。

　　除此之外，年龄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华中局秘书处下发的从各地抽取政治交通员的通知中就要求交通员年龄必须是18至30岁，六地委在涟水县抽调交通员时也规定其年龄必须在20岁以上30岁以下。一般来说，选择年富力强、身体素质好的交通员，能够更好地完成交通工作，但在严酷战争形势下，新四军各地党委还经常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灵活的年龄政策，而且有时年龄较大更能迷惑敌人。1943年苏中交通工作总结中就提出，在“清乡”地区的交通员以年龄较大为宜。苏南交通史料中也有年龄较大的交通员的记载，如苏南地区党组织就曾专门安排一名六十岁的老人，以挑豆腐售卖作身份掩护，多次协助当地交通员领送北撤干部过封锁线，始终未被发现。

　　以上是新四军交通员选拔的总体要求，但各地根据斗争形势变化也有一些特殊规定。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则要求交通员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够看懂信封面。盐阜区的五港和林集交通站都是建立在日伪封锁线上的武装交通站，因而要求交通员能够熟练使用枪，完成武装交通护送任务。

　　交通员的教育和训练

　　交通员加之职业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如何对交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使其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提高思想觉悟、提升工作能力，对交通工作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

　　开办训练班是交通员教育训练的主要措施之一。训练班以集体上课为主，但也可以中心组为单位，集中若干交通员分成小组学习讨论。训练班的时间通常不会太长，两个月左右，否则会影响工作或造成疲劳现象。有时训练班也会采用巡回的方式对交通员进行教育，提高学习效率。除正规的训练班之外，针对反清乡准备、新制度建立以及某一个具体工作开展等特殊情况，各地党委也经常举办短期突击训练班。教育对象既有在职的区工作组长或交通工作党员干部，也有已有工作经验的交通员或地方上忠实可靠的党员。短期突击训练班根据专门的训练目的和内容设置，以培训出符合要求的交通员。资料显示，1943年下半年，淮南交通总站就举办过两期突击性质的业务培训班，轮训支站长、收发等人员，每期20人左右。1944年10至11月，以及1945年6至8月间，又举办两期交通员培训班，每期约60人。

　　除训练班外，各地还根据交通工作实际情况，采用会议、读文件和个别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如淮南地区的鲁西交通总站由于环境特殊，未举办过交通训练班，而是通过会议形式制定和贯彻党内交通工作的必要制度和纪律，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提高交通人员的政治素质、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淮海区交通组织以报纸为主要教材，采取读文件、上政治课和小组讨论等方式，组织交通员深入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结合交通员的识字基础，编写了人手一本的“三字诀”小册子，寓思想于读书识字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个别教育也是教育交通员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富有耐心和针对性的个人谈话，能够从根源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淮南地区的交通员老唐出生于大资本家家庭，从小在大城市娇生惯养，不接触劳动人民，开展工作初期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其领导曹达明白要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确有难度，不断找他聊天、谈心、进行教育，最终使老唐的自身思想发生了转变，进行了自我改造，快速适应了交通员的职业环境。

　　中共对交通员的教育集中于“党的气节教育，革命人生观与世界观的确定，社会工作教育，批判地接受社会经验，与文化教育”。新四军对交通员的教育亦是如此，其内容主要包含三方面，即思想教育、文化教育与技术教育。

　　在思想教育方面，交通部门经常会邀请优秀党员干部给交通人员讲授政治课。具体讲课内容依据形势、任务和交通人员的思想状况自行研究确定，一般包括工作纪律教育、革命信念教育和理想道德教育。鉴于交通员掌握党的秘密交通站线、联系人、接头暗号等重要信息，一旦暴露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巨大损失，因此纪律教育要求交通员被捕后，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不能暴露党的秘密。据回忆资料记载，1943年春，方庄交通站交通员方寿法被捕后，瞅准时机迅速将急件吞入肚中，凶残的敌人将他绑在柳树上，穷凶极恶地用刀割他胳膊和大腿上的肉，还用铁钉穿入方寿法的指甲中，但他至死未吐露党的秘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交通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能够在长期对敌斗争环境中，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完成艰巨的交通工作任务。

　　在文化教育方面，由于党内交通人员大多工农出身，文化水平较低甚至是文盲，因而根据地各级党组织一直将交通员的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教育形式多样，一般是以文化水平高的教文化低的，文化低的教文盲，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各根据地还针对交通员识字情况出版了专门读物，如淮南、路西交通总站都编有《交通员识字课本》，内容融识字、政治、业务一体，强调战时交通工作中保守党的机密的重要性。通过文化教育，许多交通员很快由文盲、半文盲提高到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文化。

　　在技术教育方面，要求增强交通员的军事常识，减轻其执行任务时的压力。各根据地根据斗争形势需要举办特定训练班，训练内容包括怎样通过封锁线、怎样化装、怎样识别方向、怎样携带文件避免被检查，被发现后如何销毁文件等。在盐阜、淮海等河流纵横地区，交通员还必须学习游泳技能，紧急情况下可跳河逃生。除此之外，华中部分游击区道路上埋有地雷，交通员必须学会避雷技能。各武装交通站还会定期训练交通员使用枪械，可进行自卫反击。

　　交通员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党委和交通组织严格选拔、训练交通员，塑造了一支无畏无私、机智勇敢的交通工作队伍，为根据地的日常运转和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战时交通人员传递了信件、文件、书刊和重要战斗情报，输送了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和人员，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皖南事变突围人员转移时，皖江地区的交通人员及时传递了日军袭扰的紧急情报，减少了损失。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物资需求量成倍增加。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交通人员为军部和各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的军工器材、无缝钢管等，党的秘密刊物和进步书籍，还护送了多批专家、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据粗略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时期，通过交通员，上海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共计输送了2万多人。交通人员还担负着护送内部领导人和重要人员的重任。据华东区交通史料记载，中央、华中和其他根据地的多位领导人物，如刘少奇、陈毅、粟裕、罗荣桓、黄克诚及德国医生罗生特等，都曾在交通人员的掩护下转移。交通人员为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很多交通人员因此牺牲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1943年6月初，盐东县交通局副局长刘正权为掩护局长朱宗奎和两名通讯员及群众脱险，毅然挺身转移敌人的视线，被围捕后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壮烈牺牲。类似的交通英模还有阜宁县的交通局局长吉明、泰塘区交通站站长唐有元、如阜交通支站副站长叶邦瑾等，他们的光辉事迹感动了广大战士，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战时期，新四军交通人员出生入死，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坚毅的勇气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党及由新四军改变而成的部队相继接管了解放区的中华邮政局，交通员成为邮政事业的重要组成，为改造旧邮政、建设现代化的人民邮政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刘 琴 胡青青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4-15 15: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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