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不只在于枪林弹雨中的殊死作战,也在洞悉敌情、尔虞我诈的隐形战场――情报战。为了制敌机先,作战双方殚精竭虑,寻百变之身,搜集敌方资讯,并善加运用,以求快速瓦解敌方计划,扰乱其阵脚。是故,在有形战场之外,情报战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工作之一。尤其是一方军事实力远不及另一方的战争,要艰难地独自支撑下来,直到国际环境的砉然大转,唯有快捷、精准的情报,可补短板。
蒋介石以“戴科长”称呼戴笠。蒋介石对戴科长的身影,自当是望断朝暮,唯求情报多多益善。蒋介石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或称兄道弟,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对陈诚、薛岳等人,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对何应钦、李宗仁等人,则在字后面加一“兄”字,称敬之兄、德邻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称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独对戴笠,始终以抗战前他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一直贯穿抗战时期终不改口。而在蒋委员长面前,戴笠则始终以“学生”“生”自称。
一
戴笠不仅提供敌方情报,还亲自在交战区潜行密察,发现我方弱点、不当之处,加上自己的看法建议,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38年底,戴笠秘密游走于浙赣皖各地,侦察情报。他发现沿途有不少我军碉堡,一旦碉堡被敌军占为据点,为其利用,势必使我军难于攻击。于是连日电报蒋介石,建议拆除各地碉堡。道经江西上饶,戴笠看见当地警察由各乡征集壮丁从军,壮丁们全部被绳索捆绑着。戴笠展开调查后发现,各县征集壮丁均是如此。他认为这样的征募方式,不仅“不能为抗敌之用”,而且“影响政治实大”,向身处汉口的蒋介石发出急电,汇报情况。
1939年10月,戴笠行至贵州镇远,来到第二俘虏收容所考察。收容所内有俘虏130余人,其中有1名俄国人,5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人。戴笠发现,5名中国人都是哑子,据传是被敌人打毒针所致。戴笠于是电告蒋介石:“应饬令军政部之卫生署及司法行政部之法医研究所共同研究,并聘请中外医药专家详细检验。如果敌用毒针残害我同胞,实为国际宣传之大好材料也。”又提出收容所环境不善,难以转变俘虏思想:“被服极其缺乏,破军毯旧军服污秽不堪,室内又颇凌乱。虽有自治会之组织,毫无实际表现,各俘虏大都以麻雀围棋为消遣,殊缺妥善之管教,不仅不能转变其思想,且将对我益形轻视也。”
二
无论身在何处,戴笠对军统局各路人马的指令,对各地行政、军事长官,或是联络或是预警的密电,无日没有,无处没有。他走到哪里,电台就跟到哪里;他想到哪里,发报机的电键就追到哪里。戴笠像是一只服了吗啡的苍鹰,充分展开无线电波为强健的大翅,无休不倦地盘旋在辽阔的抗日战场上,一边紧盯着变幻的山形水色,一边保持着随时向下俯冲的姿态。
抗战期间,军统的情报组织遍布全国,远及国际,在国外设有星州、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等组。位于中国西部的印度次大陆,也为戴笠高度关注。抗战开始后,印度的战略地位与价值凸显。当时印度仍在英国控制之下,对印情报工作涉及中英关系,内容复杂而敏感,戴笠对傲慢的英国人向无好感,曾向宋子文说起与英国情报组织合作的状态:“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籍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1942年12月,在中美两国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间,军统局趁机向印度大举渗入,戴笠亲自前往印度布置情报网络,印度站下设德里、孟买两个分站。他指示:“本局在印度之工作,东起孟加拉国湾,西迄阿拉伯海,都应当密派人员建立组织,对整个局势发生瞰制作用,期能对欧亚两大轴心国在中东之会师,预为防制。”此后,又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工作站,并在全印境内广设据点。一时间,军统地下情报网,遍及阿萨姆小村与新旧德里大市,远及锡兰及马达加斯加。
1943年8月,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由美来华,途中在印度停留。其间去加尔各答,经北方邦东南部城市、印度教圣地之一的阿拉哈巴德,下车在月台上散步时,被一不明身份的人连砍二刀,一刀在大腿,一刀在左臂。梅乐斯与其搏斗时,一脚踹在对方下巴上,致使对方咬断自己一小段舌头。趁着茫茫夜色,凶手跌跌撞撞地钻进一列停靠的列车下,梅乐斯不敢再追。美国海军驻加尔各答的联络官,帮梅乐斯找来一名医生,把他伤口中一片断在里面的刀刃挑出来。梅乐斯将那小半段舌头和刀刃,交给了军统驻加尔各答的代表。
梅乐斯几乎一身绷带地来到重庆。“我起初认为,戴将军大概对于我在印度的遭遇,不会怎么太关心,想不到他关心得很”。戴笠严令部属,一定要把行凶者查出来。结果,在当年印度近四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两周时间,就锁定刺客――乃是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韩国血统,在山东烟台附近一所日本人办的间谍学校里训练出来的间谍……梅乐斯在其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感叹:“想不到戴将军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长!”
三
抗战中期,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全为日军占据,对外联络、重要的军民用物资运送,全靠唯一的陆上通道――滇缅公路,缅甸对于中国抗战具有战略要冲的重要意义。戴笠预先布子,抗战前已在缅甸首都仰光、北方重镇腊戌设有军统站;以西南运输处的两处分公司名义对外,一边主持重要物资内运,一边搜集情报,联系在缅北的军统游击队。近几年,媒体对滇缅战场上国军部队浴血奋战的抗日事迹,报道频频,也是图书、影视剧领域的热门题材。尤其是那些流落异国、苦难一生的国军老兵,在公益人士的帮助下终于回到故土,一下拉近了国人与7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情感距离。而在苍茫历史中,现实比想象复杂得多。在战争期间,军统特工对云南怒江前线部队展开调查。1943年7月17日,戴笠急呈蒋介石一封抬头为“请严查各师缺额并严格取缔官兵走私”的电报。这封电报让我们看到,现实并非歌曲里唱的“太阳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而是太阳和黑子在一起,珍珠和沙砾在一起,甚至是最光明的和最黑暗的在一起: 今年2月间,何总长由印度过昆明召集在滇中央各军师长会议时,各师长提出报告,皆称各师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87师师长张绍勋为人爽直,席间照实报告该师仅有战斗士兵五千人,并以战线过长,请求补充。何总长以各师皆有八九千人,该师独仅有五千人,缺额过大,加以责备。实则各师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36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88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87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但其他各师师长所报之人数,均非实在之数目也。
又查怒江前线各驻军官兵,现多勾结商人,走私运货。目前敌人缺乏食盐,商人将食盐由下关、保山等地运至前线后,则勾结当地驻军官兵,送过怒江,换得棉纱布疋而回,交易地点有五、六处之多,但敌人狡猾异常,月前曾有我方军官五、六人,因贩卖食盐,私渡怒江,被敌发觉虏去。今年5月间,怒江西面马面关之失,亦因敌人利用走私道路,化装商人,乘隙侵入。查各师缺额过大,影响作战实力,官兵走私运货,每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当此怒江西岸敌人常思蠢动之际,上述情形,深可忧虑,似应一面严格查验各师缺额,加以补充,并从严取缔官兵走私,以免贻误大局。
该电报所指怒江前线部队两大问题――军官普遍吃空饷,勾结商人向敌占区走私,实是抗战期间国军普遍性的劣行顽疾。戴笠向蒋介石所指滇缅战场腐化堕落之严重,更是令人发指――怒江前线关乎抗战大后方之安危,各师官长为吃空饷,竟不顾国脉存亡,坐视部队半数战力缺损而拒绝补员。
类似情报并非个案。1942年夏,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史称“浙赣会战”。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国军第三战区虽予以狙击,使日军伤亡1.7万人,但日军仍然基本达到没收和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抢掠物资、掳劫青壮年等“以战养战”的目标。顾祝同在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之一,在国民党军政高层里,有“军中圣人”之称。一句话,他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亲信中的亲信。
然而,戴笠并不把这位“嫡系”“亲信”放在眼里。在战役期间的6月1日,戴笠就致电蒋介石,汇报第三战区作战部队的军纪涣散情形:
各级官长大都有家眷随身。日来,各部队眷属均向江山浦城一带迁移,行李甚多,大都派兵护送,沿途拉夫,到处占住民房,查军队原有军盐发给,今则所过地方,则强要地方供给食盐,而以所领军盐高价出售。因是各县乡镇保长,均有无法供应之痛苦。
战事结束的6月24日,戴笠又致电胡宗南(其时蒋介石在西安胡处),全无顾忌,直抵要穴,让“驭将之才”“军中圣人”情何以堪。电报称:
此次三战区战事之失败,完全因生活优裕,官兵均无斗志也。三分校学生……到处拉夫、鸣枪示威;前线退下之士兵,则到处搜劫;高级军官平日,甚(至)有派副官赴上海接女子来玩者。
如《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中所说:“抗日战争使得全国在蒋的领导下空前团结,这似乎也助长了蒋的独裁倾向……蒋介石明显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意志的化身了。与蒋意见相左,或是对立,则被视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样的行为,尤其容易引起蒋的愤怒。显而易见的是,蒋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下属包围起来,没人愿意向他透露不好的消息。”
楚王好细腰,宫女“虚减宫厨”,亦有狷介如李商隐者,敢问“未知歌舞能几时”。不过,李商隐是在几百年后的一首诗中发问,而戴笠则与“校长”仅仅隔着一张电文的距离。在他眼里,校长至上,但国家前程、民族命运也大似天。
(作者系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4 09: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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