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东北情报站的秘密
2017-06-14 10:35:44  来源：中国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电影《红灯记》描述的是地下党员李玉和在伪满铁路线上与日寇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在东北的情报战中，有些情节比《红灯记》这样的电影和电视剧还要精彩。

　　哈尔滨抗日战争研究会秘书长杨惠春对一件事儿一直搞不太明白，他七八十岁的老爹腰不弯背不驼也罢了，一抬腿能把脚搁到汽车顶上也还罢了，蹲下来一跑一里地，贴着地皮跟草上飞似的，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老太太说：“这是家传的功夫，咱曾祖爷爷是五品守备，镇守哈东，没有武功哪儿行?”可老爷子并不怎么督促子孙练这门儿功夫，说是现在用不着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矮高粱地里的情报员

　　其实这位寡言少语、身怀绝技的老爷子杨振瀛，竟然是赵尚志将军亲自布置潜伏的北满抗联通凤交通总站第二任站长。他这门蹲着跑的功夫不是大清武官的家传，而是在高粱地里潜行，传递情报的本领。

　　为了防止中国抵抗者借以隐蔽，日本关东军勒令禁止东北人民种植高秆作物，但就是一米来高的矮高粱地里，中国的交通员凭借这个功夫，依然可以来去自如。

　　通凤交通总站是目前所知东北坚持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的地下工作站。它的第一任站长，就是杨振瀛的父亲，东北抗联三军供给处处长杨春。杨家父子两代人用生命与鲜血写下了中国抵抗者在东北战场的秘战传奇。

　　在战后对日伪战犯的审查中，有两个人让伪满官兵提起来还会打哆嗦。一个是杨春，另一个是受伤后独自潜伏、却建立起一块敌后根据地的王英超。

　　王英超，曾与赵尚志、张甲洲等人共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独立师(中共巴彦抗日游击队)，是东北抗日联军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39年在对日作战中负伤，因为伤太重，无法退入苏联。王英超在这种情况下，果断斩断一切原有关系，转移到克东乡下，用几年的时间把周围的伪军、牌长统统发展成了下线。他在当地建立的关系网错综复杂，酷似八卦阵，人人都知道他是抗日游击队的指挥官，却没人向日军检举。每天伪满官兵还得给王英超送报纸，这份派头连周保中总指挥都享受不到。战后讯问帮助他办理户口的伪牌长柴永和：“你为什么帮着王英超呢，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身份呢?”柴永和说：“开始不知道，后来‘小小地’知道了一点儿。至于帮着王英超，那很自然，我也是中国人嘛。不过，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向日本人检举他，他会杀我全家啊。”

　　王英超隐蔽期间曾有一名绰号“小狼”的特务偶然到来，还没来得及弄清这是什么地方就让王英超派人抓住，缴了枪当着一群伪满官兵的面给活埋了。这给柴永和不小的刺激。所以，他到底因为哪一个理由下定决心掩护王英超，还真有些说不清。

　　对伪满官兵来说，杨春是一个更恐怖的存在。

　　笔者在采访杨惠春先生的时候曾经提了一个问题：“听说您祖父在延寿县从事地下工作时一度被捕，伪满警察给他上刑的时候被他破口大骂，是有这么回事儿吗?”

　　杨惠春先生说这是真的。那是在1936年，杨春管理延寿中和镇地下交通站，因为帮助赵尚志的部队筹集给养为日伪察觉，将其抓捕起来。面对伪满特务的刑讯，杨春破口大骂，说“你要整不死我，看我出去怎么收拾你”。

　　敢在刑讯室威胁特务，做地下工作做到如此“豪横”的人十分罕见，而特务听了，竟然也真的害怕。

　　杨春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素来讲义气，有40个结拜兄弟，比刘关张多十好几倍。这帮结义兄弟都在当地颇有影响，不是有勇就是有势。杨春在结拜兄弟里排行老三，人称三爷，刑讯他的伪满特务早知道“杨三爷”的威名。被他这一阵咆哮，还真不敢结下死仇，下手便多少有了点儿分寸。

　　此时，“杨三爷”的几十个兄弟已经罢市请愿了，说杨春是好人，不可能通红军。日军是一个叫小林的大佐督办此案，这个人十分狡猾，问一问杨春还没有口供，便有了主意。

　　小林大佐接见请愿的代表，做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说杨春是抓错了啊，回家吧。暗中却派了4个特务，专门盯着杨春，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

　　小林不知道，杨春所开的中和商号里面，几个伙计都是抗联三军的精英。大伙计刘永吉原来是侦察班班长，马车夫黎海楼是个神枪手，所以几个特务的行踪几乎当时就被发现了。

　　杨春做事十分果决，发现特务监视后明白所谓释放纯属日军在耍手腕，立刻布置应对的办法。他安排黎海楼赶车，自己躺在车上，口中“哎哟哎哟”地出了门，说是受刑过重，送去哈尔滨看医生。他开办的中和商号暂时由二掌柜杨生管着，照常营业，孩子照样上学，一切都很正常。

　　特务不放心，悄悄跟着马车出发了。车上2个人，特务4个人，二对一，就此4个特务谁也没回来。

　　原来，进山之后，刘永吉突然出现，杨春也一改养伤的窝囊样子，和黎海楼配合，前后夹击，轻轻松松干掉了4个特务，将其尸体稳妥地埋藏起来，带着缴获的5支手枪离去。怎么会是5支手枪呢?那个特务头子带了2支枪，结果连一枪也没来得及放就见阎王去了。

　　他们埋尸灭迹的手段十分高明，日伪特务谁也没想到杨春做事如此狠辣，所以对他的监视依然采取一日一汇报的做法。日军要到第二天晚上得不到特务汇报才怀疑出了事，又花了好几天才找到尸体，开始通缉杨春等人。而在马车出发的当天夜里，杨生已经带着杨春的太太车氏，儿子杨振瀛，干净利落地“失踪”了。

　　这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便是赵尚志和杨春早已制订好的应变计划。

　　几个月之后，在凤山县一个叫作清茶店的镇子上，出现了一个父子开的“杨家大车店”，开旅店兼经营山货。店里有五垧地，十一匹马，两挂铁轮子大车，生意十分红火。管店的大掌柜魁梧豪爽，江湖气十足，看家的小掌柜左右逢源，和气生财，谁也想不到这便是从延寿脱险而来的杨春父子。赵尚志和冯仲云讨论后，决定在通(河)、凤(山)、铁(力)三县建立新的秘密交通总站，清茶店的地理位置正好符合需要，而大车店又便于掩护南来北往的交通员，经验丰富的杨春便被派到了此地。

　　杨振瀛晚年回忆当时的地下工作宛如电影画面。

　　一天，他正在柜上忙活，一个伪军走了进来，拿货时不经意地摘下了军帽，帽顶朝下，平放在左手腕处，似乎随口对杨振瀛说道：“借火柴用一下。”杨振瀛回答：“这里不能吸烟，火柴就送给你吧。 ”边说边把一盒火柴放到对方的军帽里。伪军低头看看，拿出货单，让杨振瀛看有没有所需要的货。杨振瀛看看说没有，生意没有谈成，伪军用帽子扇着风走了。

　　其实，一次接头和情报传递已经完毕。那个伪军低头时，看到火柴有两根露在火柴盒外面，便知道对方的确是接头对象，他拿的“货单”上写的并不是货物清单，而是“两日内，东山里讨伐”。

　　这个情报，便通过交通员迅速送到游击队方面去了。

　　有的时候，还不需要我们的“关系”来提供情报。杨春心胸宽广，朋友众多，有时候日伪人员也会到杨家店来。一次有个伪军高队长来喝酒，喝高兴了，便提醒杨春：“老杨，这两天把你那马车藏一藏。 ”杨春马上心领神会，一面谢过，一面派出交通员进山，通知了满洲省委书记金策“日本人要‘扫荡’了，准备迎战”。他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高队长提醒他藏起大车来，一定是因为日军马上要出发“扫荡”，需提前征集大车送给养。这种事儿一个不留神连人带车都回不来，高队长怕朋友吃亏所以提醒杨春。结果是杨春不吃亏，游击队也不吃亏。

　　地下情报人员的机智和勇敢

　　通凤交通总站保密严格，稳步发展，共在八个县设立了十几个联络站，通河县伪警备队队长孙禄、凤山县伪军士官兰永宽等都是联络站发展的长期潜伏人员。当抗联主力撤退入苏之际，杨春也申请率队撤出，却得到了“慎重工作，保存力量，继续潜伏，迎接最后的胜利”的命令。于是，通凤交通总站孤独地在敌后留了下来。

　　尽管失去了主力部队的配合，但他们没有停止工作。杨春经过分析，认为仍可利用现有力量对日伪进行打击，并在交通站养伤的游击队指挥官孙玉堂的主持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突击队，隐蔽在一个过去猎手使用的韩把头骓营里。

　　很快，便有了一个动用这支武装突击队的机会。1942年春节前，交通站地下工作人员兰永宽报来一条重要情报：日军在平岗河兵营突然增加了大批物资，包括弹药、服装等，而且戒备森严。经过了解，日军准备在当地新招收200名白俄森林警察队。杨春思前想后，认为日军这一手旨在保护其深入林区的采伐队，要想方设法把它破坏掉。

　　不久，兰永宽发来消息，日军已经在山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前进基地，由兰永宽所在的三连驻守，考虑到敌军刚建新据点，立足未稳，杨春决心把孙玉堂的队伍拉出来打一下，破坏日军这次“编征计划”。

　　杨惠春如是形容此后发生的事情：

　　杨春领着刘永吉还有我父亲杨振瀛，以经商名义去做的侦察。兰永宽这个三连的队长姓刘，叫刘景芳，他和杨春是认识的。杨春一去他很高兴，因为杨春带了好多年货之类的，快过年了有人送礼他当然高兴。

　　刘景芳问杨春：“你干吗来了? ”杨春说：“干啥不干啥的咱什么交情，看看你还要找个理由咋地?”接着互相吹捧了一会儿。之后杨春说：“我确实有点事情想和你联合联合。 ”刘景芳说：“啥事情?你就说呗。 ”他对杨春捧着说话：“杨老板啊，你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杨春说：“我有一笔生意，外地的好朋友委托我的，能赚钱，要收山货，以前做生意都是一成的定金，这回他给三成的定金。”

　　兰永宽早就打听了，这刘队长非常贪财，这个伪军军官也做生意，木材、山货、比如说人参、鹿茸这生意他都做，连蛤蟆油这些小东西也不放过，什么东西赚钱他做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铺子，用现在的话说没有销售渠道。所以他一听高兴得了不得啊，因为山货对他来说是现成的东西，他随便到哪儿刮剥点，就是货源。他说：“杨老板你别走了，我在这请你喝顿酒。”

　　杨春说：“你是军官不能喝酒，我还有事情要走。 ”

　　刘景芳说：“没关系，过年了军队也可以喝酒。”坚决留他吃饭。其实杨春是乐不得让他留下吃饭。这时候他就暗示我父亲――你去溜达溜达，我和你刘叔谈点事儿，这事你又不懂。有点儿眼力价知道不?

　　杨振瀛马上装作避嫌的样子诚惶诚恐地退下去了，装作百无聊赖地和刘永吉在周围溜达，实际上，他们俩是在观察日军据点的布防情况。

　　这一观察，他们发现情况比预期的要麻烦得多。杨振瀛侦察伪军的守备，发现刘景芳的办公室有地道，从地道往外走。可以一直走到碉堡里去，碉堡外面只有一米多高，看起来是个小土包，有战斗的时候把枪眼一捅开就成了火力点。周围一共六个碉堡，每个碉堡三面都有机枪，每个碉堡都直通日伪军的宿舍。碉堡的岗哨是双层的，外面有岗哨里面还有，这是日军的一个小型军事基地。杨振瀛判断，孙玉堂的部队全上来都不行，敌军布防严密，强攻偷袭都很困难，武器和装备也不行。

　　刘永吉是侦察敌军库房的，他和伙房的人随便唠嗑，发现敌军200名新兵的武装设备已经拉来了放在仓库里，包括这些新兵第一个月用的米、面、油都拉来了，堆了满满一个库房。因为东西太多，库房连窗户都打不开了。

　　喝完酒杨春回来，问：“你们俩摸的情况怎么样? ”杨振瀛和刘永吉一一汇报，大家都很发愁。

　　最后还是杨春看出了门道，说这个事儿啊，能干得成。谁来干呢?就兰永宽一个人吧。兰永宽原来是抗联三军的战士，在忠诚上没问题，但听说让他一个人对付一百多日军伪军，还是吓了一跳。

　　杨春说：“你不要紧张么，你们伪满军的宿舍不是和仓库在一大排房子里吗?那房子不是木头顶儿吗?你就这么这么干……”

　　“自然失火”

　　吓得伪军光屁股跑

　　杨惠春形容兰永宽听完的表情是“崇敬”。

　　春节那天深夜，日军平岗河兵营的库房突燃大火，当值卫兵兰永宽发现后鸣枪报警，但最终因为火势太大无法扑灭，所有库存物资都被烧毁，连伪军的宿舍也烧塌了半边。

　　事件发生后，日军派出一名大佐前来调查，所有相关人员都被抓捕。兰永宽也吃了一顿大嘴巴。 　　不过，事情居然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日军的调查人员很快发现了“真相”。

　　他们发现，库房的大火不是从房子里面着起来的，而是从房顶烧起来的，落下的燃烧物引燃服装、食油等易燃物，从而造成火灾。这样的火灾，不大可能是人为的放火，倒像是事故。那么，火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呢?“聪明”的调查人员很快发现，伪军宿舍顶上的烟囱还歪歪斜斜地立着，侧面有一个破损的地方，可以从外面一直看到炉膛。

　　结合伪军队长刘景芳说头天晚上有过让哨兵“把炉子烧旺些”的命令，日军还原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由于怕冷，伪军在炉子里添了太多的木头柴火，火苗蹿得太高，那天又有大风，把火星从烟囱的破洞里吹到了房顶上，木头房顶被引燃后造成库房失火。因为大风，易燃物多，加上头一天伪军们过节喝酒后很多人睡得太死，没有及时扑救，经检验，所有物资都被烧毁，招兵计划只好告吹。

　　然而，挨了大嘴巴的兰永宽却在偷笑。原因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杨春让他干的。他在两点钟上岗，上岗后偷偷爬上房顶，把烟囱根弄了一个洞，伪装得好像施工时没砌好的样子。然后，爬到库房顶上洒了一些菜油，点燃房顶后又溜下来。很快库房就烧成了钻天火炬，这时候他再大声报警。当时只见一群伪军光着屁股就跑了出来，那时候没有秋衣秋裤，内裤也是大白布系带的，穿着颇为复杂，所以火灾发生后伪军跑得满院，都没穿衣服。后来在回忆中，兰永宽说，那个场面让他心里笑得要死。

　　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是一个火灾多发的国家，日本人简直个个都自认为是火灾专家，而日本人的性格又很犟。于是，发现烟囱有洞的日本调查员如获至宝，对自己能这么快把火灾的前因后果查清而得意不已，并用犟驴一样的精神坚持这个结论。于是，平岗河仓库事件被算成了“自然失火”，责任则算在了“宿舍施工质量不良”上面。第二天，日军“讨伐队”把刘景芳调过去开会，回来之后脸都肿了，让日本人打的，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过了三四天这个基地也被撤掉，因为房子没了，不能用了。至于招兵，更是无从谈起。

　　日本投降以后，东北抗联教导旅打回来，兰永宽到县城找到部队，说：“我是第三军潜伏在伪军的工作人员，我的上线是杨春。 ”那时，杨春已经牺牲将近两年了。杨春和杨生两兄弟，都没能活着看到抗战的胜利。而且，他们两人的死，有着同样的神秘――他们尽管牺牲了，可日军始终没能找到两人的尸体。情报站的秘密，也因此一直保持了下去。

　　杨生牺牲在1943年的6月。当时，在凤山东南岔活动的抗联张瑞麟小分队遭到日军袭击，正在与部队接头的杨生在交战中负重伤与战友失散。几天以后，人们在孙玉堂部队的一座密营发现了他的遗体。推测杨生在战斗中边打边撤，利用对地形的熟悉摆脱敌军，拖着重伤的身体勉力支撑了几里地，默默无闻地死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营地里。

　　杨春则牺牲在1944年的春节后，而且死得十分可惜。

　　他牺牲前，情报站已经成功地与江北取得了联系，教导旅派来的干部郭子臣到达杨家店接头，在赵尚志将军殉国一年之后，通凤交通总站重新被唤醒了。得到总部的指示，情报站控制范围很快便恢复到十几个点。

　　然而，杨春却是在这个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牺牲了。1944年春节前夕，杨春骑马巡视总站下属各个分点，部署工作，从农和站袁永庆处返回时，路遇日军汽车巡逻队。杨春误认为来的是伪满军，遂安排随行的蚂螂河站负责人陈昌带重要文件撤离，自己单枪匹马迎上去，试图和伪军中的关系取得联系。待发现来的是日军，已经来不及了。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后，日军发现杨春“失踪”了，遍寻不到，最后放弃了搜索。

　　陈昌脱险后，立即和杨振瀛、刘永吉赶赴现场，经过仔细搜索，才在一道断崖下发现了杨春死去的战马。推测，负伤的杨春在最后时刻为了避免被俘选择了纵马跳崖。最终，他们在断崖中腰处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杨春。此时，他的头部，胸部，腰部，腿部都负了重伤，尽管延医抢救，仍未能生还。他最后的遗言是要总站的战友继续坚持下去，并要秘密出殡，避免惊动敌人。

　　无论杨春还是杨生，他们在最后关头选择的死亡方式都遵循着同一个原则，那就是努力避免敌军因其遗体而发现交通站的秘密。

　　杨春死后，杨振瀛被推举接替父亲的职务，通凤交通总站继续顽强地在敌后生存了下来。

　　1945年4月，该总站组织了震动伪满的通河大起义，给日军沉重打击。杨振瀛在起义后不幸被捕，但情报站的留存人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在那时将狱中的杨振瀛救了出来。

　　至此，这个传奇的情报站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4 10: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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