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日特组织潜伏人员——新浦的赵氏兄弟
2017-06-17 16:32:54  来源：今日头条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春，整个连云港地区沦陷后，日寇随即在新浦、海州驻扎了宪兵队，并建立特务情报机关为日军的侵华战争服务。紧随日军侵略步伐的，还有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也迅速在占领的地区成立。日特情报机构利用这些公司单位作为秘密情报据点，指令汉奸从事各种情报搜集。其中家住新浦的赵文浦、赵玉浦两兄弟就是以日本商业机构业务人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并在日本投降后，接受特务组织安排“潜伏”任务。

　　解放后，作为国统模范区的连云港地区，有多少敌伪组织，特别是日寇时期具体有多少组织、多少汉奸特务及潜伏人员，并无确切资料查证，都是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持续不断的工作中，一点点挖掘，一个个揭开。

　　而揭开本文赵氏兄弟及多名日特潜伏人员多年前的汉奸生涯，还得从解放10年后，山东威海市公安局给时称新海连的连云港市公安局发来的一封查证信函说起。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虽然每年都举办国庆阅兵，但这一年是首次“逢十大阅”，规模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次阅兵，此后由于国庆典礼制度变化等原因，他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阅兵。

　　“大阅”之年，早做准备是自然的了，而其中做好国庆安保工作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安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解放后最大规模的针对特务机关间谍活动的调查行动。新海连市公安局自然也不例外，从当年2月15日开始，组织民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这一专项行动。

　　就在这项工作开展没多久，山东威海市公安局给新海连市公安局寄来一封查证信函，称曾在新浦“同和油坊”、“三友洋行”、“锦丰号”等日本商业公司工作过的赵文浦、赵玉浦两兄弟，1958年10月，因被群众举报曾向住青岛的日本特务铃木七郎提供情报继而被威海市公安机关抓获，后铃木七郎被驱逐出境，赵氏兄弟被逮捕。经审查，二人交待曾在日本投降后接受日本特务组织安排“潜伏”任务。信中，威海警方请求协助查找与赵氏兄弟共同接受潜伏任务的孙明哲、隋长安等嫌疑人员下落及当时的相关情况。

　　信函中附两兄弟情况介绍：兄长赵文浦，又名赵存仁、赵础，1916年生，初中文化。1934年下学后随其父亲赵镇南在新浦、青岛学做生意。1938年7月至1941年11月，先后在新浦日伪维持会、伪东海县公署及苏北公署(淮阴地区)税务局第一分局任会计和会计股长。1942年至1945年初分别在新浦的日本“三友洋行”和“同和油坊”担任业务员，私下搜集经济情报，服务日寇侵略者。1945年日降时，接受潜伏任务，并领取20两黄金和400尺花洋布作为活动经费。

　　弟弟赵玉浦，1918年生，初中文化。原在青岛德星路德茂布庄任经理，该布庄系日寇宪兵队经济班所设的特务据点。后来到新浦任“三友洋行”的分公司“锦丰号”经理，在此期间，除了为日军收购粮食，同时与赵文浦、孙明哲等人勾结从事特务活动。日降后接受潜伏任务，并领取照相机一台，日特训练全套技术教材一套。同样也领取活动经费20两黄金和400尺花洋布。

　　这个时候，接到这样的查证信函，可以想像市公安局领导有多重视。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儒现亲自抽调政保科、刑警科民警成立他亲任组长的专案组。专案组分成4个小组分头进行调查。其中一组民警围绕赵氏兄弟过去在新浦期间有过关联的人员进行调查走访;二组民警赴威海市提审赵氏兄弟，详细审查日寇在连云港的特务组织情况;三组、四组民警分别对赵氏兄弟供出的孙明哲、隋长安等几名主要嫌疑人员进行调查，这两组的孙曰强、周凤普、马洪贵等民警辗转江苏淮阴，山东烟台、青岛，北京以及东北三省的5个市县，用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掌握了孙明哲、隋长安的犯罪事实。因将在别的篇幅中介绍，在此不多赘言。

　　负责在新浦调查赵氏兄弟社会关系的，主要由民警李福全负责。家庭简单情况不难了解，该兄弟二人的父亲赵镇南，原籍山东黄县姜格庄人，军伐时期来新浦开设亚细亚洋油公司，很快生意做的风声水起，公司还在青岛设办事处。随后，赵镇南将全家从原籍迁来新浦定居。两兄弟的母亲早在1932年就去世，赵镇南也已于1957年去世。目前在新浦唯一与兄弟二人有关联的是他们曾经的继母，即赵镇南的第三房妻子江书华，现在新浦临洪闸当吹事员。但江书华与赵镇南于1952年就离婚了。虽然早已不是一家人，但按理说，日军侵略期间，江书华作为赵氏兄弟的继母，一定对兄弟二人的情况有所了解的。

　　李福全在一名街道干部的陪同下，找到了住在新浦区新市街新市路23号的江书华。面对身着一身警服的民警上门，江书华一副很惊诧的样子，表情极不自然。当听到李福全介绍是来了解赵文浦、赵玉浦兄弟二人情况的，她立马热情起来。还没招呼大家坐下，就迫不急待地说，这姓赵的两兄弟，都是日本鬼子的狗腿子，那些年干了很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坏事，你们早就应该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大牢去。她还说日本投降后，鬼子送给他们兄弟俩很多东西，光是金条就3大箱，银元4大箱，金钱多到他们家里都放不下。听到显然有些夸张的数字，李福全问她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她嘴一撇：死老头子当初跟我说的。可老头子已经去世了，自然无法印证。再想了解些具体的事例，江书华就只是恨恨然的，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毕竟江书华与赵镇南已离婚，她讲的这些是否客观真实，确实是要打个问号的。接下来李福全又相继走访了新浦区皮革厂统计员何云霞、新浦民生街的索德玲、新浦印染厂的陈伯先等熟悉江书华的人，了解一下江书华的情况。这一调查，民警发现江书华可不是一般人。她原名江玉华，外号江小豆，1918年生，灌云南城人。16岁的年纪就做起暗娼，在家里接客。她的客人要么是当官的，要么是有钱人，除这两类大“客户”，她是谁也不待见。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这种劲爆的八卦。很快，别说灌云本地人，就是新浦、海州一带的好多人都知道灌云南城有个江小豆，人们戏称南城“一枝花”。

　　有了名气后，江玉华与新浦名妓王柱芳做了好朋友。王柱芳有新浦“一枝花”的称号，她的客人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在日军侵占淮海地区后，她的“客人”主要是驻新浦、海州、灌云、东海一带的日军头头脑脑们，其中包括日军驻海州宪兵队队长。这对“好姐妹”结识后大方联手，实行资源共享，相互介绍对方给自己的客人。一时间，姐妹花”生意”兴隆，在暗娼界好不风光。

　　原本赵镇南也只是江玉华的“客人”之一，他图她年轻鲜艳，她图他有钱，特别让她动心的是他在新浦四维里有套漂亮的洋房。于是18岁的江玉华承诺洗心革面，继而与大她20多岁的赵镇南结婚，做了他的三房。结婚后，江玉华开始有一阵还有所顾忌，因为赵镇南一年有好几个月时间在青岛看管生意，她又死活不随他同去青岛。每每这时，她就干起老本行。后来发展到即便赵镇南人在新浦，她也不管不顾地去赴她的“约会”，见她的大人物。比如日伪海州市的市长邵某某、东海县县长黄瑞之、水陆大队大队长朱加符、新浦警察局长张洪盛，另外还有杨年伯、杨九州等人。

　　开始赵镇南很生气，不缺吃不缺喝的，零花钱还供着她花，这个不知足的居然还干这伤风败俗的事，给他戴了一顶又一顶绿帽子，真是太丢脸了。但考虑到她的客人都是他不敢得罪的大人物，一时间也是拿她没有办法。于是一气之下，心想眼不见为净，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于是他将新浦的生意大部分都转到青岛去，他也从此常住青岛，新浦这边只是偶尔过来收收账。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直到解放后，赵镇南亲眼看到人民政府肃清烟毒祸害、封闭妓院、改造妓女、取缔赌博，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他这才有信心回新浦与没有了“后台”的江玉华离婚，到这时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江玉华也眼看新社会不同以往了，随改名江书华，找了份工作，最后到底安然无恙地过来了。

　　本来，老头子把她休了之后，江玉华真是恨死赵家了，当时就想向政府部门举报，可一则因为这兄弟俩跟她没有任何联系，就听说在青岛，具体住哪里，甚至如今还在不在青岛都还两说。此外，婚后，她担心两兄弟与她分房产，就百般挑拔赵镇南与两个儿子的父子关系，不让兄弟上门，她与兄弟俩相互见面像仇人一样。因此，她其实对这兄弟俩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另一则原因是她自己本就不干净，政府部门真要追究起来，她和那些国民党特别是日军组织的头头脑脑们的丑事也就都曝光了，最后给她戴顶汉奸帽子都有可能。只怕赵氏兄弟的事查不实，自己倒惹一身骚。现在不一样了，民警主动上门来问，她可来了精神，大说特说了。只可惜，没有实捶。但这兄弟俩倒霉那是一定的了，想到这些她就开心，好似报仇雪恨一样。

　　去威海市提审赵氏兄弟的民警，加上调查孙明哲、隋长安的小组民警，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梳理，终于揭开一批汉奸特务的面纱。

　　赵文浦原本跟父亲一起学做生意，自从1936年底父亲娶了比自己还小2岁的继母妈江玉华之后，继母的挑拔离间，百般找茬，令父子关系疏远，赵文浦和弟弟便离家出来找事做。1938年日寇侵占新浦后，赵文浦即参加日伪维持会任会计，因效忠日寇颇得信任，1941年4月被重任苏北专属税务局一分局会计股长。局长外出期间，赵文浦还行使代理局长之职。后经局长引见，淮阴地区的日军宪兵队汉奸特务邹令伟介绍赵文浦兼任宪兵队特务情报员，利用工作之便为宪兵队收集情报。

　　1942年春，赵文浦因公事从淮阴来新浦，在老大街，遇见淮阴税务局的同事刘格民和一名中年男子在一起。经刘格民介绍，那名男子即是孙明哲，是跟随木下武夫多年的翻译兼情报员，这次木下武夫来新浦任“三友洋行”支店长同时接手“同和油坊”(属于三友洋行下属单位)生意，孙明哲便任油坊副经理。这个木下武夫可是个有来头的人物，他先后任吉林省蛟河市新站宪兵队长、黑龙江省密山县宪兵队长、青岛特务机关主任、青岛宪兵队上尉等职。这次到新浦只是以经商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而他的亲弟弟木下六大男(大家私下称他们兄弟俩大木下、小木下)当时任日寇新浦陆军特务机关副机关长。而刘格民就是小木下手下的情报员，去淮阴税务局工作，也是小木下安排的。因为这层关系，赵文浦和孙明哲算是认识了。了解到赵氏兄弟二人有文化，有工作经验又可靠，在新浦又有房屋，刚到新浦不久的孙明哲也想找个信得过的人共事，于是认识没几天，他就在新浦六合春饭店设宴将赵氏兄弟二人介绍给大木下认识。大木下对兄弟二人的印象很好，便介绍他们到“三友洋行”做事，赵文浦同时兼任同和油坊的对外接待工作。

　　1942年底，大木下重又回青岛宪兵队任职，板本二三四接任他的职位。板本二三四原系日军海州陆军特务机关政务科员，后到沭阳县当顾问。大木下离开前，专门将赵氏兄弟等人介绍给板本和小木下，说他们对大日本绝对忠心，可以放心大胆地用他们。小木下明确要求赵文浦负责搜集经济类情报。1943年元旦，孙明哲和赵文浦到小木下家拜年吃酒，小木下强调赵文浦多注意街面商业行情，主要是棉布黑市价格(主要是针对和防止我军苏北和滨海地区抗日根据地来采购)，赵也多次将搜集到的情况向小木下汇报。

　　1943年夏，北京宪兵队又派早川(日军中级士官)来新浦，以三友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先后发展了赵少浦、赵玉浦、姜晋城等人为情报员。由早川发给汉奸特务身份证明，盖有“早川”印章，布置了解各商号情况，及我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的任务。赵氏兄弟有了这个“手谕”，经常持枪活动于新浦、海州、连云港及青岛等地，并亲自给早川发展3名日特分子，指示搜集情报，赵玉浦还多次派日特分子贾志信为早川往山东枣庄特务机关侦谍班送情报。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早川、小木下、孙明哲和赵文浦共同出资成立一个公司“锦丰号”，属三友洋行的分公司，由赵玉浦任总经理，并依靠日本势力抢占楼房10间、平房3间、瓦房6间、草房2间。锦丰号成立后，为日寇收集了大量粮食和土特产，并控制新浦、海州一带的战略物资。

　　1944年初，应大木下要求，赵玉浦又增设一处“福荣磨房”，由大木下负责在青岛往新浦运去机器并亲派一名叫山本忠寿的日本军人作为福荣磨房的日军联络员。1944年5月，兄弟俩去青岛看望大木下，大木下称自己已申请去郑州干宪兵队长，让赵文浦跟他去郑州干个县长。兄弟俩离开青岛时，大木下让宪兵队专门给他们俩开一张日军青岛宪兵队盖章的特务证明，兄弟二人凭此证明在青岛和海州、新浦一带的任何旅馆、饭店、妓院等复杂场所畅通无阻，搜集情报。

　　后来，大木下的郑州宪兵队队长的任命来了，可因为生病卧床不起，一直没能上任。他又将赵文浦介绍给日本人小林，小林时任日寇海军情报部部长兼阜宁海防队顾问，小林随即任命赵文浦为阜宁海防队驻新浦办事处少校主任。当年底，大木下病死于青岛，赵文浦的县长梦没有实现，但在海防队少校主任这个岗位上，他干的挺欢。为了表白自己对日军的忠心，赵文浦从锦丰号拨给海防队5000元钱买机枪用来封锁海口，驱捉解放区往来船只。1945年初，赵文浦还被小林派去海州了解钢铁情况，去阜宁搜集我军的经济情报和视察海防队。

　　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坂本二三四将孙明哲、隋长安、姜晋城、赵氏兄弟等几名骨干成员叫到他的办公室，神色凝重地告诉他们：日军可能要宣告投降，这是大日本天皇的命令，没有办法。你们要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你们要想办法保护好自己，可以先找个地方躲一躲。

　　日寇宣布投降第二天，坂本二三四再次召集几名骨干成员到他的办公室进行潜伏任务布置，给每个人20两黄金及300—400尺不等的花洋布作为活动经费，任务主要是搜集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每个人搜集到的情报均报给孙明哲或赵文浦。

　　连云港市是一个沿海城市，解放前是外国统治者在这一带的统治中心，海(东海)赣(榆)沐(阳)、灌(云)、连云四县及市的首脑机关都盘居在这里，敌人的统治力量很强，日本、国民党在临撤退时，有计划有目的进行了予伏部署。解放后虽然公安机关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安排警力会同相关部门，采取走访排查和重点提审案犯相结合的方法，对敌特旧基础和其嫌疑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摸排，也查处了一批敌特旧组织和预伏特务，但仍有许多人故意隐瞒自己的那段历史，加上没有给力的证据，最终逃避惩处。

　　就像本案赵氏兄弟和孙明哲等人，在每次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审查过程中，都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正经清白的商人，或只是受生活所迫，不得已在日企公司找个工作糊口而已，从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同胞的事，最终也只是关押审查一阵后就不了了之。

　　日军攻占一个地方后，沦陷区受日伪政府统治，因此汉奸的数量必然是巨大的。对待如何处理汉奸问题，抗战期间，中共提出主动和被动要分类归罪。也就是将积极投身于日伪工作的人和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被骗、被迫，不得已与日伪合作的人，要分清对待。而国民党则将汉奸的身份高低作为处罚的标准。

　　抗战胜利后，中共呼呼严惩汉奸。国民政府最初也积极行动起来，由于许多汉奸改名换姓逃跑到乡村，或逃跑到外省市。司法行政部还曾将汉奸名册寄给各个机关，悬赏鼓励人民告发、捕获汉奸。但是很快，这一政策发生了变化。为了图谋内战，国民政府打算利用汉奸巩固自己的势力基础。汉奸不仅花钱疏通就能将自己的过去经历洗白，还有的人顺利加入国民党军政部门，甚至谋个一官半职。比如曾任江苏省涟水县县长的灌云人徐继泰，1941年5月任国民党江苏省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1942年6月率部投靠日军当上“徐州、东海剿共副总指挥”，后被日军任命为徐州绥靖军第11旅旅长，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3军军长，对苏北及山东滨海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并多次配合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战胜利后，徐继泰不仅置身事外，还被国民党收编并委以重任，摇身一变，他成为海州、新浦地区的接收大员，登记接收日寇、汉奸公司的一些房产、设施、财产等，顺带着敲诈勒索商人。接收大员，在当时是真正的肥差，他们在沦陷区享受着胜利果实，实行“五子登科”式的大“劫收”，瞬间暴富。李宗仁曾对此感叹道：“政府在沦陷区之人心丧尽，莫此为甚!”接收大员们大把捞钱的同时，将送礼给他的汉奸身份洗白。本案的主角赵氏兄弟等人，就各用100尺花洋布贿赂徐继泰，每个汉奸特务的身份就洗白了。即便被国民政府发现其有大肆更改删除一些日伪组织或汉奸特务的行径，徐继泰仍然一路升迁，后相继任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第5师师长、两淮盐务局商巡总队总队长、国防部暂编第6纵队司令等职。直到1949年5月5日在上海被解放军俘虏，1950年1月29日在灌云被处决，这样的一个屠杀军民的汉奸才被惩处。

　　赵氏兄弟之所以能和徐继泰搭上关系，是因为日伪淮海省海防大队长周维之是赵文浦任该大队驻新浦办事处少校主任时的上级领导，于是周维之经常来新浦找赵文浦，有时就住在锦丰号。而日伪徐继泰部队参谋长雷励和周维之是好朋友，他常来锦丰号找周维之玩。就这样，雷励和赵氏兄弟也就认识了。日本投降后，徐继泰作为接收大员，他的部队对商号敲诈勒索太狠。不得已，赵玉浦便将锦丰号改称通孚运输公司，由雷励顶名任董事长，并通过雷励为赵氏兄弟、孙明哲、隋长安给徐继泰送去400尺花洋布。于是，赵氏兄弟、孙明哲、隋长安等汉奸特务的历史便清清白白的了。

　　日本投降后，赵文浦去了青岛成立公司“裕中号”，经青岛中统特务王学敏，张仁俊介绍，在青岛保定路参加了国民党和中统特务组织任情报员，由张仁俊布置其侦查八路军的相关情况。孙明哲在新浦呆了一阵后，先去青岛，不久去了东北长春。姜晋城回东北老家。隋长安则投靠徐继泰部任营长。而赵玉浦则被徐继泰任命为国民海州政府参议员，不久后，也回到青岛。

　　解放后，赵氏兄弟一直隐瞒自己的汉奸特务身份，只说自己是个正经的商人，日军侵占那几年，他们在青岛和新浦被迫与日本公司合作，被盘剥也只能忍气吞声。

　　1949年青岛解放后，鸦片禁销给国内，赵文浦与朋友赵燕涛以公司“裕中号”运往香港销售为名，向我外贸公司骗购鸦片3100两，实际卖给了王志浦，王立吾等人。

　　1950年，赵文浦、赵玉浦二人召集日本特务铃木七郎(后被驱逐出境)、潜伏特务袁慰臣(另案处理)等人进行特务活动。并找归国的日本人捎名片给坂本二三四和山本忠寿。袁慰臣还根据赵文浦安排，两次去香港，预备在香港往日本捎情报，但因路上检查严格未能捎成。

　　赵氏兄弟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京剧，抗战胜利后回到青岛，他们出资成立一业余剧团。1945年12月，威海原有职业剧团京剧团与他们这个业余剧团合并，成立新威剧团。1948年剧团重组，称威声剧团，1950年2月停办。1952年，部分艺人加入文登京剧团。

　　1953年至1954年7月，赵文浦在著名京剧演员腾步云剧团当琴师，1954年8月到威海市京剧团当琴师。1954年，滕步云、赵玉浦组建“威海市京剧团”，主要演员有滕步云、王亚伦等人。1953年，赵文浦参加威海市京剧团后，多次奸污慕姓姐妹及程艳芳，并借职务之便多次调戏猥亵剧团学员少女尹玉华、梅淑妍、周桂枝等人。

　　1958年，在肃反运动(指1955年7月至1960年9月，全国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经群众举报赵文浦曾与日本特务铃木七郎交往甚密，曾向铃木送情报。赵文浦于当年9月30日被逮捕。通过审查，赵文浦交待日伪期间在青岛和新浦一带的汉奸特务生涯。随后，赵玉浦归案。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后赵文浦被判有期徒刑15年，赵玉稚浦被判有期徒刑10年。

　　作者：谭晓平 连云港市公安局政治部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22-12-22 17: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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