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传奇——隐蔽战线功勋卓著的“策反专家”靖任秋
2019-02-22 09:51:14 来源：东南大学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靖任秋，1905年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东南乡棠梨张集一个地主家庭。他从小读书，1924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当旁听生，时值五卅运动，20岁的靖任秋由陈子坚(东大学生、党支部负责人)、华少峰(时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山东大学校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另两个新党员在南京清凉山扫叶楼举行了宣誓仪式。
靖任秋任国民党新五军第四师副师长时的留影
1926年4月，靖任秋由中共南京地委介绍，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一同介绍去的还有两个同志，都是中共党员。靖任秋录取后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入伍生第一团第一连。翌年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此间他介绍第五期炮科学生廖运周加入中国共产党(廖曾为国民党师长，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并结识了黄埔军校女学员、中共党员彭文，后来他们结为伉俪。军校每个星期一般都要召开一次党员的全体会，地点就是在毛泽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山大学。靖任秋后调叶挺部队二十四师政治部任组织部长，他和彭文一起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的委派，在西安、北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为党收集情报，策动反蒋斗争。
利用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成为靖任秋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靖任秋曾先后在杨虎城部与孙殿英部从事秘密的兵运工作。与绝大多数的中共“卧底”不同，靖任秋不搞情报，不搞策反，不搞暗杀，而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具体说，就是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对某个军阀施加政治影响，给予适当的帮助，使之能与共产党合作，从而配合苏区的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9月，在保定失守前夕，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在山西太和岭约见靖任秋。他们一起进了防空洞。洞很大，朱老总也在那里，还有北方局成员南汉宸。作为挺进敌后的主要基地华北，中共非常重视各派武装力量，对孙殿英这支力量也很关注。周恩来指示靖任秋，要他利用旧日关系，到孙殿英部队去工作，主要还是做争取的工作，争取孙殿英坚持华北抗战，建立跟八路军的友好合作统战关系。
1981年4月，靖任秋在黄埔军校故地重游，距1926年北伐时离校已时隔55年
靖任秋也将掌握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孙殿英想利用华北抗日的混乱局面东山再起，但孙参加过反蒋战争，和蒋介石的关系恶劣;蒋介石给孙部一个冀察游击司令的名义，实属万不得已，对孙还是极不放心的，就把孙的部队交给军统戴笠负责控制，指定孙和戴笠建立经常联系。军统派了一个特务工作组带着电台到了孙部，长住在孙的司令部，实际代表蒋介石，负责监视孙殿英的活动，附带作军队的情报工作。周恩来说：“一定要和他们来往，能打进去更好。”
不久，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移防到林县以西布防。孙殿英任军长兼第4师师长，靖任秋任少将副师长。林县以北直到涉县都是共产党的根据地，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就在新五军的周围。孙殿英懂得，蒋介石是不会要他过黄河以南的，而要留在华北敌后就不能不和共产党搞好关系。他采取保存实力的方针，对日本不主动出击，对八路军也不得罪。在这段时间，靖任秋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底，蒋介石悍然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国民党在太行山以西，黄河以北，只有三个军：最北面是朱怀冰的97军，当中是孙殿英的新五军，西南是庞炳勋的40军。在这三个军中，朱怀冰是个反共的急先锋，屡次侵犯我根据地。因此，八路军129师准备予以反击。打之前，刘伯承、邓小平就考虑，若朱怀冰受到打击，很可能向孙殿英靠拢;如果孙殿英出手支援，八路军就要面对两个军的兵力，难以速战速决。于是，派人给靖任秋打招呼，希望靖任秋尽量争取孙殿英保持中立。
反击战很快就打响了。当时，孙殿英的军部设在林县的姚村。这天早晨，哨兵报告，说有两路部队，一路是八路军，从西北过来;一路是朱怀冰的97军，从东北过来了。看得出来，八路军想以超越追击的办法，把朱怀冰部堵在姚村之外，加以围歼。孙殿英听了报告，非常着急，因为事出突然，猝不及防，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介入，与八路军打起来，自己要受损失，而且会影响同八路军的关系。但是，如果见死不救，又无法向上方交代，蒋介石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靖任秋建议：“孙军长，不如你离开这个地方，由我来应付这个局面。”
孙殿英马上同意，说走就走，带着卫队就离开了姚村，并让参谋传话：所有部队听从靖副师长的指挥。孙殿英前脚一走，靖任秋马上下命令：部队统统进院子，关上房门，一律不准开枪。就在这时，八路军追击部队在姚村村外截住朱怀冰部，经过短暂的交火，将其击溃，朱怀冰只身落荒而逃。
这是一次军事、政治紧密结合，公开与秘密里应外合，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对顽固派的典型战例。战斗结束后，靖任秋到武安八路军总部，见到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尚昆，作了汇报，受到赞许。彭德怀说：“党中央认为，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从全国说孙部是最好的。”靖任秋还把孙殿英扣留朱怀冰的100余挺机关枪，送到八路军总部，代孙做了一次人情。彭德怀也答应孙殿英供给一个师的棉军服、棉花和布料，以酬谢他的中立。后来，靖任秋利用机会到重庆，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了这次反摩擦的详细经过，受到了肯定和赞许。
与蒋介石会面不欢而散
靖任秋的所作所为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孙殿英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压力。朱怀冰97军被消灭以后，孙殿英的新五军和庞炳勋的40军合编成第24集团军，集团军司令是庞炳勋。庞炳勋就公开讲，孙殿英你这个地方，养了一批共产党，想造反!
1941年初，国民党军委会调靖任秋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但在靖任秋看来，这不过是孙殿英为排挤他而出的主意。“孙对我开始戒备起来，他给我派了个副官，来的人名为副官，实为监视……对于他们的意图，我知道是以‘中训团’为名，到重庆以后用其他手法来对待我。孙殿英也同意我去重庆。以后我了解，他打算叫我去重庆，一则对重庆可以表明他的态度，二则借此让我离开他的部队，一举两得。”
临行前，孙殿英特意给胡宗南和戴笠写了信，让靖任秋到西安、重庆时去见他们。由于有岳烛远(第一战区军统调查室负责人，少将特务头子。1925年在南京和靖任秋同期入党，后叛变)的推荐，靖任秋在重庆参加培训还比较顺利。受训结束后，蒋介石在结业典礼上讲了话，还在嘉陵宾馆宴请了靖任秋等将级军官。即将返程时，靖任秋接到通知，军统的第一号人物戴笠有请。
见了戴笠，两个人谈了一些华北抗战的情况以后，谈到孙殿英新五军的情况，戴笠开门见山地对靖任秋讲：“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方面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接着他又说：“你这次来要见见校长。”黄埔学生都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都是嫡系。听戴笠讲这么一番话，靖任秋感到很突然。靖任秋分析，戴对孙是不能信任，对他则更不能信任。戴的用意有两个：一是收买利诱，以新五军军长作诱饵，用封官许愿的办法，诱自己上钩。二是借机搞掉孙殿英。蒋介石一贯是以消灭杂牌军为目标的，最善于大鱼吃小鱼这一套。为了拉拢靖任秋，戴笠很快安排了他与蒋介石的见面。大概蒋介石已淡忘了这个曾经下令“处决”过的人，竟对靖任秋毫未生疑。靖任秋曾回忆过这次会见时的情景——
“蒋在一个会客厅里，我进去后一坐下，他便问华北情况怎么样。没料到第一句话就说崩了，把蒋介石搞火了。新五军驻林县、黄河以北国民党已经没有什么队伍，那时华北只有八路军在抗战，谈华北首先得谈八路军，这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开始便说华北共产党、八路军，一句话没容讲完，他就怒气冲冲，怪叫：‘奸党、奸军’， 连叫了两三遍，我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我考虑话没法说，说八路军好不行，说坏，我怎么说呀!他一发脾气，我沉默了一两分钟不说话，他看我不再说话了，就没有再往下问，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一本便条上勉强晃了几晃，批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条子，送我路费，我便就此退出。蒋送师长级军官路费是有惯例的，分两千，三千，五千三种。这个见面就这么结束了。”
靖任秋心里清楚，要获得国民党真正的信任是极其困难的，也许他永远无法做到。他决定去见一见周恩来。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靖任秋悄悄来到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靖任秋向周恩来汇报了这次到重庆来的情况，并提出来，再回孙殿英处看来很困难了，希望能够到延安去。周恩来指示说：“展望战争形势的发展，将来至少黄河以北是我们的，你还是要回到孙殿英部队去，坚持下去，准备将来接收这个部队。”周恩来这么一说，靖任秋就不好再多说了。
在回洛阳的路上，靖任秋曾两次电报孙殿英，告知自己要返回洛阳，均遭到拒绝。但是，为了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同时也为了兼顾刚刚远道前来的妻儿，靖任秋仍然冒险回到了洛阳。
回到洛阳不久，灾难就降临了。
1941年8月的一天晚上，靖任秋突然接到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召见的命令，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果然，一进长官部的门就被逮捕了，然后把他送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加以关押。靖任秋之所以被捕，既有戴笠的坐探告密，也有蒋介石和军统早就对他的身份有所掌握，更有孙殿英的出卖。靖任秋认为，在这三者间，孙殿英的态度最为重要。孙殿英不表态，一战区是不敢下手的。而孙态度的变化有三个原因，一是打朱怀冰事件之后，国民党特务对孙有相当大的压力。二是1941年正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也正在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在华日军调集主力转到华北，主要矛头指向八路军，孙部也受到日寇的压迫，已经开始动摇。三是当时欧洲战场盟军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孙殿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共产党以后的困难会更大，没有交往必要了，因此便向国民党屈服了，屈从特务指使，对靖任秋下了毒手。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靖任秋在洛阳被捕时，他在前方的住处也同时被特务搜查了，孙殿英也在部队中大批逮捕进步青年。
在审讯时，军法官出示了孙殿英给长官司令部的密电，列举三条“罪状”：一、原有共产党员嫌疑;二、畏缩不前;三、鼓动军队。靖任秋一一驳斥，法官无言以对。以后再没有审讯。
1947年靖任秋(前左三)时任二野十纵参谋长时的留影
军法部拟将靖任秋移送到西安的监狱。靖任秋心里明白，在重庆得罪了蒋介石和戴笠，又顶着那么大的罪名，因此必死无疑。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于可能的牺牲，处之比较泰然，甚至考虑到把我绑赴刑场时，我应该持什么态度，因此毫不觉得惊慌。
然而，靖任秋却没被处决。这出乎靖任秋的意料，也让孙殿英感到意外。不久，靖任秋被押解到西安终南山下的道裕村监狱。靖任秋不会坐以待毙，他要越狱。可是怎么跑呢?监狱院子很大，戒备森严。四周岗楼上有卫兵，围墙上架有铁丝网，大门有门岗，三个监禁犯人的小院都有值班，每个监牢的门上又都落锁。如果越狱，从大门出不去，翻墙，岗楼上的哨兵就能看得到。然而，国民党部队历来欠饷，到1943年，更为严重，物价飞涨，士兵领到饷也买不到东西，官兵生活都有困难。一些士兵时常流露出动摇情绪，做梦都想逃出这个鬼地方。靖任秋看准了一个叫陈立朝的看守，做他的工作，动员他一起逃出去。陈同意了。
经过周密的计划，靖任秋选择了最好的时机。1943年5月19日晚上11点，被关押了近两年的靖任秋，在陈立朝的策应下从监狱逃了出来。后来靖任秋了解到，全国解放前夕，道裕村监狱接到命令，将所有在押犯人全部处死，一部分活埋，一部分烧死，无一人幸免，真是惨绝人寰。靖任秋是从这个监狱唯一成功越狱的幸存者。
策动起义功勋卓著
靖任秋越狱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于7月间回到老家徐州铜山县。和组织接上关系后，靖任秋受遣策反伪军旅长王道。1934年王道在北平读书时，就与靖任秋有来往。王知道靖是共产党员，靖也知道王不是阴险歹毒之辈，尚有爱国心。于是，靖任秋决定做他的策反工作。靖任秋化名搞了个良民证，到山东益都找到王道。
此时，国民党也派人策动王道“反正”。此人叫王景羊，是国民党党务专员，50多岁，留个山羊胡子，像个老先生，与王道是老朋友。靖任秋与王景羊住在一间房里，慢慢地也互相了解了彼此的情况和意图。他们吃住一起，有时也一起出去，内里却是各搞各的，互相竞争。王景羊曾声称，如果靖任秋把王道拉到八路军那边，他一定把王道再拉回国民党这边。他们是“各为其主”。
然而策动王道起义，由一支伪军变成人民军队，毕竟不是件容易事。不过，靖任秋颇有信心，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首先，王道是学生出身，尚存爱国心，当汉奸总不好听，还会给儿孙留下恶名;其次，这时日本侵略者已走下坡路，从个人前途着想，找个容身之地，已是迫在眉睫;第三，整个华北基本上是八路军一统天下，国民党在敌后也有部队，但不成气候，而且多少都和日、伪有勾结，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在一段时间里，靖任秋和王道朝夕相处，慢慢地说服动员。王道听进去了，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944年夏，王道终于下定决心。看到时机成熟，靖任秋前往日照，向中共山东分局领导汇报，一起商定了王道部队起义的时间、行动路线。山东分局还派人到王道部队协助工作。
靖任秋又回到寿光，跟王道见面，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起义的意见。在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后，1944年7月20日，靖任秋奉命离开了王部。第二天，王道按山东分局的安排，把部队拉到了铁路线，山东军区派部队接应。由于过铁路地点选择得当，防守的日军没有发现，起义部队顺利地到达解放区。
靖任秋到达太行不久，就接到王道从山东分局发来的电报，告诉他已经胜利地到达山东解放区。这封电报是邓小平转交靖任秋的，邓还要靖任秋回一个电报鼓励鼓励王道。随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刊登了王道起义的消息：
伪山东灭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师第八旅王道部于7月21日，在王道率领下，一千六百余人光荣反正，现已安抵我根据地。王道部带出机枪二十八挺，战马百余匹，汽车一辆，机器二部，兵工器材粮草约值三百余万元，并将寿光伪公安局解决。我军乘胜扫除了广(饶)益(都)线及王部防区附近大小据点二十余处，收复国土九千九百平方公里。
关于这次起义，靖任秋在回忆录中写道：“王道是在抗日战争中，伪军第一个起义的。他的起义对伪军影响很大。”在靖任秋的策反工作生涯中，还有一起影响巨大的起义，这就是高树勋新八军起义。
1945年8月，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蒋介石便挑起内战的烽火。10月中旬，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派遣所部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等部共4万余人，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沿着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妄图打通平汉路，配合空运和海运的国民党军进入华北地区。
10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平汉战役作战命令。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各部队还适时展开了瓦解敌军的工作，尤其是对高树勋部加强了政治攻势。在八路军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高部的部分官兵开始动摇，高树勋也感到焦虑不安，他当着几个老部下的面说：“不能再继续打了，照这样打下去，我们全军一万多人的性命就要断送在老蒋的手里了!”于是，他派出使者王定南，带上自己的亲笔信，潜赴太行地区。
几经周折，王定南在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见到刘伯承、邓小平。他汇报了高树勋的矛盾心理，并请八路军派人前去谈判。随即，刘、邓决定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和联络部负责人靖任秋前去和高树勋谈判。刘伯承还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带给高树勋。
10月27日，李达、靖任秋冒险穿过火线来到新八军军部，与高树勋见了面。高树勋看罢刘伯承的亲笔信，说：“多谢刘、邓二位将军的关照。此次进犯解放区，并非树勋本意，实为他人所逼。”然后强作镇静地说：“先吃饺子，吃了再谈。”
这时，这股国民党军已进入我军预先准备的“口袋阵”中，无险可守，无路可逃;然而若宣布起义，高树勋一时又下不了决心。那个晚上，三个人谈了整整一个通宵。李达曾是西北军的老人，也认识高树勋，但交往不多;而靖任秋与高却很熟，交情很深，所以，主要就由靖任秋来谈。
靖任秋一条一条地给高树勋进行分析：其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违背了人民的愿望。其二，这是蒋对付杂牌军的一贯手法。其三，华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八年中建立起来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尚能生存发展，建立并扩大根据地，这就说明他有力量;如今打败敢于来犯之敌也是易于反掌，前不久的上党战役就是明证。当前，你们前进的阵地正在滏阳河河套的多沙地带，无险可守，平汉路两侧都是我们的军队和广大民兵，你想通过平汉线到平津，肯定是难于上青天。
这一夜，靖任秋同高树覆翻来复去地讲道理，替他分析形势，请他慎重考虑。(靖任秋的儿子靖叔平回忆：文革前夕，我问父亲如何做国民党军队的起义说服工作，父亲吐了四个字：“晓以利害”)这时，新八军全线都与八路军有了接触，均吃了亏。再没有犹豫的时间与余地，高树勋在屋里徘徊了一夜，最终打消顾虑，下决心起义。紧接着，双方就起义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10月28日晨，李达和高树勋告别后，返回指挥部。靖任秋仍留在高部，继续协商具体工作。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所属新八军和一个纵队通电起义，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邓随即指挥各部，对国民党军多路拦截，四面围攻，取得平汉战役的全线胜利。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促使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靖任秋等深入龙潭虎穴，功不可没。
靖任秋后来担任第二野战军第十纵队参谋长、桐柏军分区参谋长。他利用旧时关系，又策动了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王天祥率部在大名起义，旅长莫振明在益都起义，第110师师长廖运周在淮海战场起义等。一人策动这么多起起义，这在中共隐蔽战线上并不多见，靖任秋的名字也传开了。在总结策反经验时，靖任秋写道：“我参与策动起义，都沾了社会关系的光。在建立社会关系的当时，不一定起什么作用，到一定的条件下就起了作用。因此，不要害怕社会关系复杂。怕社会关系复杂，不是从工作出发的观点。”
潜伏英雄的“意外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靖任秋历任天津市政府委员、公用局局长，国家交通部党组成员、河运总局局长，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历任上海市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等职。
1951年，靖任秋和夫人彭文在天津
由于靖任秋的秘密工作经历，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审查。第一次(1955年到1962年)审查历经数年没有结果，后来还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得以解决。对此，靖任秋非常感激，他说：“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死而无怨。”这次审查期间留下大量“交待材料”，1959 年靖任秋曾对这些材料做过三次认真的修订与考证。第二次审查是“文革”中，专案组对所有可能引起怀疑的事情和细枝末节都穷追不舍，要求靖任秋反复交代，力图从中找出问题和矛盾。这就迫使靖不得不反复回忆，因而，又留下了十余万字的“交待材料”。
“文革”结束后，靖任秋两次写的几千页的“交待材料”也归还给了本人。这对于一个劫后余生的老干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意外收获”。这些文字承载着他的全部历史。后来这些埋藏半个世纪的“交代材料”，以《纵横龙潭虎穴间——靖任秋回忆录》为书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不过，靖任秋同志已于此书出版的十三年前即1996年5月3日病逝。此书的出版使更多的人从这部书中知道了这位潜伏英雄的传奇人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2-22 09: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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