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设置了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兴安四省,进而向内蒙古西部侵犯,并扶植起一个蒙古军政府,组织特务机关派遣大批特务向西北各省渗透。
日本觊觎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由来已久。早在日本明治末叶,一批浪人出于扩张野心,已着眼于研究中国的伊斯兰教问题。1914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即化名马成龙来到中国,专赴西北及东北各省,从事所谓的“回教之独立运动”,先在辽宁组织“黑龙会”,冀图鼓励组织“大回回国”,虽因阴谋破产而回国,但其阴谋却得到日本朝野极端势力的支持。不久,由“黑龙会”派出的川村狂堂(又名川村乙麻)以假入教为名,由大连来华,历经东北三省,旅至北平,复由察绥转入内蒙古腹地,折入河套。再沿河西走廊入新疆,遍游塔里木河流域,后折回循祁连山南麓入青海,素有“中国小麦加”之称的甘肃河州逗留3个月之久。川村狂堂前后在中国逗留达30年,“专门调查中国回教之种种问题”。
“七七事变”前,内蒙古地区在日本侵略者征服“满蒙”的政策影响下,于1933年7月,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带领一些蒙旗的王公贵族在百灵庙提出“蒙古高度自治”和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要求,日本帝国主义趁机渗入内蒙古西部,再渐次渗透到甘、宁、青一带。
百灵庙距宁夏银川900余公里。距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也有千余公里。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叫定远营(今巴彦浩特镇),距宁夏省会银川120公里。旗王爷叫达理札雅。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东庙,距银川800余公里,位于绥新公路二里子河站西南约25公里处。旗王爷叫图布新巴雅尔。然而,就是这个偏僻的沙漠边缘的蒙古族聚居地却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
一、阿拉善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驱逐日本特务
据刘柏石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逐步伸向西北。1935年,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突然到了定远营。当时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所谓“睦邻政策”下,阿拉善旗政府曾屡次向国民党中央请示处理办法,均无明确答复。达理札雅只好为日本特务机关指定“祥泰隆”商号为其住所所。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威逼下,又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飞机场。于是日本特务人员在定远营就随意活动起来,直到1936年秋才撤走。
驻定远营的日本特务机关,还曾派人到银川。马鸿逵对这些特务也同样不敢惹,又请吃饭,又请看戏,还和他们照了相,这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怀疑。马为了掩饰人们的耳目,就把载送日本特务人员的汽车司机抓来枪毙了,暴尸街头,让人观看。
由于上述事件,马鸿逵认为有了对达理札雅下手的充足理由。他认为达理札雅和蒙疆政府的头子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都是所谓“蒙古王爷”,达理札雅的妻子又是伪满洲国溥仪的堂妹,日本特务机关又在定远营了一年多,便密向国民党中央建议:达理札雅是西北的一个隐患,若不及早看管起来,将来一定要给日本当“傀儡”,坏国家大事。在马鸿逵想来,—旦中央把达理札雅弄走,阿拉善旗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纳入宁夏范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当国民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后,马鸿逵就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首先派遣马腾蛟、刘柏石、叶森等,劝达理札雅到宁夏住些日子。但达理札雅料到他们不怀好意,抱定了“虎不离山”的主意,不管这些人怎样劝说,就是坚决不来。马鸿逵无奈,最后便施出武力威胁的手段,决定硬把达理札雅劫持来宁。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由百灵庙派出日本特务田中久信,由草地秘密潜来阿拉善旗,这是阿拉善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日本特务活动。事先德王由无线电台与达理札雅取得联系并得到达理札雅的同意。当时达理札雅在政治上还是墙头草两面倒的态度,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立场。因为百灵庙方面的德王距离阿拉善旗太远,中间有绥远省和河套地区相隔,如果明目张胆的和百灵庙合作,恐惹恼国民党政府会遭到镇压,而且宁夏省与阿拉善旗毗连,被马鸿逵发觉也属不便。而拒绝日本人前来,又恐德王有日本帝国主义为后盾,将来统一了蒙古更难对付。此外,达穆林旺楚克在北平和日本人也有所接触,北平与阿拉善旗之间每天都有电讯联系。王枕华台长系由德王派来的联络人员,他的主张自然也是倾向百灵庙的。达理札雅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只得同意田中久信秘密前来阿拉善旗。田中久信到阿拉善旗之后,首先与达理札雅会面,达理札雅一面将田中久信安置在定远营祥泰隆隆商号内居住,一面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电报请示如何处理,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人在中国到处横行,却“无权”过问(当时居住中国的日本侨民及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侨民都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也不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对于达理札雅的电报并无具体指示,复电模棱两可,便命达理札雅自行“相机应付”,这就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也使达理札雅的两面做法得以顺利施行。田中久信立足之后,即由王枕华的电台(报务员叫徐厚田)和百灵庙取得联系,每天都有电报往来。不几天即有一架日本飞机由嘉卜寺机场降落在定远营城东老陵滩,机上载来日本人、汉奸等约30多人,在祥泰隆商号内正式成立了日本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名恒田六郎。此后每天有一架飞机上午飞来,下午飞去。特务机关内设有无线电台,定远营那时没有发电厂,电台是用蓄电瓶以汽油发电机充电,架设了很高的天线,附近居民及来往行人都能清楚地看见。发电机的隆隆声响人们也能听得到。日本特务机关自备电台以后即不再由王枕华的电台发报。不久日本人看准定远营西郊双山子下面的一块平地,要修筑正式飞机场,经旗政府同意并代招雇民工迅速完成。从此每天来机即由此新机场降落。飞机载人外还运汽油及汽车部件轮胎等,准备在阿拉善旗装配汽车。
日本在阿拉善旗成立特务机关不久,1936年2月,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头目板垣征四郎(中将)由嘉卜寺飞抵定远营视察特务机关的工作,板垣征四郎是上午10时飞抵定远营,因事先即有联系,达理札雅派亲信副官张元忻前往机场迎接。当时阿拉善旗未派汽车,是用走马将板垣征四郎接到王府前上屋与达理札雅会谈的。会谈的内容主要是日本特务机关要在定远营长期驻留,逐渐扩大,并要求达理札雅参加到“大东亚共荣圈”内,与德亲王合作,亲善日本,接受日本的“保护”。当时达理札雅考虑到,阿拉善旗的划地理位置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直接受到宁夏省的控制,与日本势力控制百灵庙相距遥远,同时全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不敢立即答应板垣征四郎的要求,公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先将板垣征四郎来阿拉善旗一事通知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宁夏省的马鸿逵请示对策,而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仍然采取放任主义。板垣征四郎飞抵阿拉善,邀请马鸿逵会谈。马只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隍和秘书长叶森前往。周百隍、叶森与达理札雅共同回见板垣征四郎,企图以“亲善”的姿态与板垣征四郎妥协敷衍了事。板垣征四郎在会谈中鉴于达理札雅对问题不作肯定具体答复,模棱两可,十分不满,大发脾气,并施展野蛮手段对达理札雅威胁,特别对周百隍和叶森态度更蛮横之极,结果会见不欢而散。板垣征四郎遂去祥泰隆商号内日本特务机关会见他的部属,指示以后如何开展工作,对达理札雅进行控制。板垣又派龟野等4个特务直接到宁夏活动,向马鸿逵施加压力。当时的宁夏当局不但不加制止,省政府主席马鸿逵还在省政府大礼堂举办秦剧晚会进行招待日本人,又邀请日本人到他私宅密谈。据说板垣本人也曾潜入宁夏秘密会见了马鸿逵。会见完毕板垣征四郎乘飞机离开阿拉善旗。
前面一提到日本特务到银川与马鸿逵见面。这个日本特务名叫龟野,是搭乘宁夏省来汽车前往银川与马鸿逵会晤的。第二日宁夏省方将龟野送回定远营。可是随后不久即闻司机被马鸿逵下令枪毙,罪名是私自将日本人载来宁夏,这位司机真乃冤哉乎也,天知道日本人龟野搭乘汽车是经乘坐该车的省方官员许可的。很明显,马鸿逵冤杀司机的目的是给国民党蒋介石看的,表明日本人在阿拉善旗设立特务机关,那是达理札雅的事情,与我马鸿逵无关,我的司机把日本人拉来银川,我把日本人送走,司机枪毙,我马鸿逵是坚决抗日的。
1936年冬,傅作义在绥远奋起抗日。11月中旬一举击溃进犯绥东红格尔图之敌,接着即对敌人在绥远的战略要点百灵庙发起进攻,300里雪夜长途奇袭,于1936年11月24日全歼守敌,收复了百灵庙。此时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蒋介石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于11月下旬下令调遣嫡系部队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率部前来阿拉善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二十五师到达定远营后,与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章京吉日台、副协理兼保安队副队长罗巴图孟轲、稽查局长杨达布华藏吾等人紧密合作,即行修筑军事工事,飞机场采取了包围形势,限期迫令日本人全部撤出阿拉善旗。当时驻在阿拉善旗的日本人鉴于日本军队在百灵庙受挫,二十五师来势不善,甚为恐慌,尤其与日本人一起前来阿拉善旗的汉奸、蒙奸,深恐遭到军队惩办(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中国政府对日本人还未进行扣捕,但对汉奸、蒙奸则可公开捕拿惩办),于是二十五师到后全部乘飞机先行狼狈逃走。日本飞机每天来一架载运特务机关的人员和物资,有时还来两架飞机转运,二十五师的期限是12月上旬撤完,约在12月8日人员已经撤清,剩下少量汽车轮胎、部件及汽油,因限期已到未能运走,交由达理札雅接收。
蒋介石其精锐的嫡系部队二十五师前来阿拉善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准备长期驻防阿拉善旗,用意有两个方面:第一,防止阿拉善旗与德王勾结引日本势力深入西北边疆;第二,借机对宁夏的马鸿逵起到牵制的作用。换言之蒋介石一方面防备马鸿逵与日本勾结,与国民党政府离心,另一方面则恐马鸿逵并吞了阿拉善旗,势力膨胀更难控制。所以“中央军”进驻阿拉善旗,马鸿逵忧心忡忡,不但并吞阿拉善旗的美梦破灭,而且在他的腹背多了一个钉子。然而中央军却是前来驱逐日本特务机关,切断达理札雅与德王的联系,防止阿拉善旗投敌,名正言顺,马鸿逵虽不称心,但也无可奈何。而理札雅对中央军的到来则是诚意欢迎。其一,不致得罪日本人和德王,赶走特务机关是中央军不是阿拉善旗;其二,中央军驻防不需地方负担,军纪严明不骚扰百姓。
二、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抓捕日本特务
日本人不放一枪一炮,轻而易举进入额济纳旗,很多人迷惑不解。事情的原由是,额济纳旗王爷和苏氏家族是世交。日本人知道后,钻了苏家和额济纳旗王爷世交的空子。当时在额旗驻“蒙政会”代表是苏家之子苏宝峰,1935年春,苏宝峰根据德王的旨意给额旗图王写了一封信,并介绍说:有个叫乃日布、桑杰加布的两人到额济纳旗,望王爷给予支持和方便。
乃日布和桑杰加布这两人均为日本特务,他们从百灵庙出发来到额济纳旗,谎称联系“西北考察旅行团”的有关事宜。开始设立特务机关的前期准备。1936年江崎(少将)、大西俊仁辅佐、松本平八郎、浅野、小野寺、加藤庶務係等近50人侵入额济纳旗,在东庙设特务机关部,江崎寿夫任机关长。该特务机关有手枪、步枪200多支,汽车3辆、无线电台2部。并确立了固定的物资运输线,不断补充生活和军用物资。
据《额济纳旗志》载:他们“武装占据了赛日川吉庙,喇嘛和蒙古族医生被日本特务武力驱逐,并征用青年喇嘛为他们当差,强迫征用牧民给他们干活,强占牧民60多峰骆驼给他们驮运侵华物资和弹药。”赛日川吉庙是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人民最重要的礼佛拜神的宗教仪式圣地,竟然成了日军存放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仓库。他们除了在该地测量道路、设置无线电台,汽车、骆驼经常由绥远白灵庙沿绥新公路运送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外,日军还在东庙空旷的佛教广场修建简易飞机场,将东庙的医学部建成了大型的飞机加油站,开办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不定期的航行。企图打通日、德国际路线,包围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切断中苏交通;制造甘、青、宁三省民族间事变,以达到其侵略中国西北的野心。同时,以额济纳旗为基地,建成了战略“桥头堡”,去袭击和轰炸兰州、延安、榆林、哈密等地。与此同时,日本特务还在西宁、武威、酒泉、银川等地频繁活动。日寇的猖狂举动也引起了当地一些高层人士的极大愤慨。
1936年秋冬,旗王府阿木尔巴依斯古楞梅林、苏都斯琴、赛日川吉庙喇嘛雷德唐兀特、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额济纳旗专员王德淦,经过周密计划,派喇嘛雷德唐兀特,潜入庙内。喇嘛雷德唐兀特到庙内以找人为借口,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烧毁了军火库,一举烧毁了日本特务设在东庙的全部军需仓库。沉重打击了日本特务的嚣张气焰。
范长江笔下的日寇罪行1936年夏秋之交,著名记者范长江以中华民国职员的身份,到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两旗采访日军特务和军队在额济纳旗的情况,走访王公、牧民、僧人、医生、教师、商人等。往返两月有余,范长江在《塞上行》一书中记下了亲眼所见日本特务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许多事实:“那时日本人之过松稻岭西入蒙古者,已有三四起,其中一起去定远营,其余的都入额济纳。他们沿路笼络威吓商人,许他们一些未来幸福,许多商人感到日本势力之可怕……不大敢和日本的侦察队作对”。“日本人已经将百灵庙至阿拉善首府定远营,和百灵庙至额济纳的道路测量完毕”。“东庙两侧戈壁上,就是日本选定的飞机场。平硬宽旷,日机已数次起落,异常便利”。“日本特务机关在定远营的情形,并不很顺利”,“他们曾雇汉人苦力为之修筑飞机场”,“日本飞机虽然常来,但是达王不借汽车,只派马匹和大车给他们”。范长江就此评述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方最近一两年来努力之目标……是想利用蒙回藏等比较不甚得势的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之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范长江的视察、采访工作即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为避免不测,他日夜兼程,逃奔至宁夏。后来,范长江在新闻媒体上详细而又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队和日本特务在额济纳旗的侵略行径,引得全国人民纷纷声讨,就连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许多有名望的活佛喇嘛都来电予以谴责。
据李翰园文:1936年,日本特务在东庙设机关部,还在该地设军用飞机场,开办百灵庙一定远营一东庙之间不定期的航行。其机关长为江崎寿夫(少将),除除了在该地设置无线电台,汽车、骆驼经常由绥远百灵庙沿绥新汽车路来送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外,还在该地设军用飞机场,开办百灵庙一定远营一东庙之不定期的航行。日本特务不时出现于酒泉、武威和宁夏省城。马鸿逵还在省政府大礼堂为日本特务举办秦剧晚会。
是年夏,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范希天)去二里子河工作,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进行加害,范仓皇奔逃,昼夜兼程,返回宁夏,省府据报转报南京国民政府。
1936年冬,南京国民政府采电责成我和杜聿明两人带队前往额济纳旗取缔该特机关,意在保护出宁夏省境。当时我任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杜聿明任中央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师的副师长,驻防定远营。接到命令后,我们两人原计划取道定远营至东庙的沙漠路线,后因当地旗政府的阻挠,遂改由绥远百灵庙到东庙的路线前往。12月初,我们到达归绥,傅作义主席正在为我们派车和部队准备启行,适逢“双十二”事变发生,奉命暂停前往,仍返宁夏。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1937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派李翰园负责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济纳旗执行任务。其要求是,把所有去额济纳旗的日本特务保护出境。因此,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只准李翰园带随从人员5人,卡车1辆,作为办案力量。另外,由蒙藏委员会派一工作人员杨昌炎随行。这就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发生很大困难。当然,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取缔日特是抗日救国的前哨斗争,任何困难必须设法克服。因此,李翰园就要求南京政府通知甘肃、青海两省政府予以协助,当蒙允准。是年4月上旬,李翰园由宁夏到了兰州,受到西北行营副主任兼甘肃省主席贺耀祖的招待和支持。
当时,酒泉驻有马步芳的一个步兵旅,约3000余人,系马步芳的精锐部队,旅长为马步康。李到酒泉后便得知马步芳已接到南京方面来电要当地驻军协助其办案,甚为欣喜。况且马步康是李的临夏同乡,又在1934年的宁夏“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拒孙(孙殿英)战役中一块共过事,双方彼此熟悉,这使李翰园增添了几分成功的信心与把握。
摸清敌情周密布置此时,南京国民政府驻额济纳旗专员王德淦从额济纳旗二里子河秘密来到酒泉,向李报告了日本特务机关在额济纳旗的活动情况:目前,盘踞在东庙的日本特务机关部只有江崎寿夫等10个日籍特务,还有察哈尔籍蒙、汉奸四五十人。日寇、汉奸的步枪等军械已在此前由王德淦等人组织偷袭日本特务机头军火库的行动中被炸毁,现在他们身边只有一些手枪,两部无线电台也因故障无法使用,日本飞机也已半月未到。综合军情,李翰园感到歼灭日寇的时机已到。
从王德淦的报告中,李翰园还得知,图王受特务拉拢威胁之毒较深,则态度模棱。他对李翰园将带兵去额旗有些害怕。
执行此次任务,李翰园带的自然是马步芳的“马家军”。对于这一点,李翰园自己也有些担心。他怕“马家军”纪律不严明,在执行任务时引起回、蒙两族间的仇杀。此种担心,不仅李翰园有,额旗的图王也有。因此,图王一方面派出旗政府官员到酒泉迎接李翰园。另一方面派手下阿木梅林章京率蒙古保安队百余人到青山头阻挡马家军队。
为了防止民族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并说服蒙旗上下,李翰园决定以马步康的全旅作后盾,而自己只带35名官兵前往。
并通知金塔、鼎新两县接连额旗边界的居民,将所有骆驼停止远行,听候使用。此举受到了蒙旗人士欢迎,并从思想上打消了人们的抵抗念头。
6月下旬,经与“马家军”约法三章,要他们严守纪律,不损伤蒙旗一草一木之后,李翰园便带50余人,乘骆驼沿弱水河北进。在青山头,他们遇到了额济纳旗保安队蒙古兵,蒙古人变阻挡为欢迎。李翰园被邀参加了赛马大会。在会上,他向人们分析、讲述了日本特务的险恶用心,要大家不要受蒙骗,协助抓捕日本特务。
有一化装成蒙古医生的日本特务听了李的讲话后,骑骆驼逃跑。李当即派人火速捉拿,当晚这个名叫松本平八郎的日本特务被抓获,他供认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军情,与王德淦汇报的情况大体相符。
不费一枪一弹悉数擒敌越过青山头,李翰园率部日夜兼程,于7月7日抵达了额济纳旗首府东庙。当晚12时,不费一枪一弹,包括机关长江崎寿夫在内的日本特务便被解除了武器,羁押在一个帐篷内。李翰园率部采取行动,一举摧毁额济纳旗日本特务机关这一天,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那一天。
次日,李翰园押着江崎寿夫等人,搜查东庙日本特务机关部及红柳窝仓库,并逮捕了5名汉奸。被抓的日本特务内有飞行场场长、无线电台台长、报务员、测量人员、地质调查人员、医生等,他们都有军籍,并都着陆军制服。从这批特务中,先后缴获手枪、子弹、战刀、无线电台、卡车、军马、骆驼、军用地图和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特务盘踞在额济纳旗等我国西北地区险恶用心:政治上,组织阿、额、青蒙古共和国,即将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青海蒙古各旗联合起来与汉、回民族对立。经济上,利用弱水河资源,在青山头附近修建大型水库,作发电和灌溉之用。
7月9日,李翰园等人驱车经居延海到距东庙60公里的二里子河站,经与宁夏方面电报沟通,他们又获得一个新情况:另一日本特务机关驱赶着满载航空汽油的百余只骆驼,从宁夏磴口县北的巴音毛道经过古日乃、马鬃山去甘肃安西,要李翰园等人见机行事。
李翰园重返东庙,并决定:将日本特务和一部分汉奸分别用汽车和骆驼押回酒泉,其余汉奸和马匹、物资则统交当地旗政府接管。押着日本特务、顶着烈日在戈壁滩上行走了4天之后,李翰园等人抵达了酒泉。而另一押着汉奸的驼队则用了双倍时间才安全到达。
刚到酒泉,李翰园便经与马步康旅长约商,派人前往古日乃堵截了第二批日本特务。此番他们又抓获机头长横田在内的3名特务及汉、回奸,截获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100余只。原来这批特务是到安西设立军用航空站的。
日本间谍被擒获后,宁夏马鸿逵命令将人押回宁夏,青海马步芳则硬要把人押往青海,而国民党则强令将人交往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处,三方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有一天,酒泉城内忽然开来数十辆汽车,上面坐满了士兵,说是要将日本人押往兰州。
李翰园随军车于9月2日返抵兰州。他将押解的江崎寿夫等13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并车辆等手续交至兰州当地军事机构——西北行辕后,9月10日便离开兰州返回了宁夏。
日本特务和汉奸被押到兰州后,当地百姓用砖头、瓜果皮“接待”了这些恶人。起初,日本间谍仍是十分蛮横,直到9月10日拂晓时分被拉到兰州市安定门外处决时,他们才知道自己的末日已来临,放声大哭起来……
日本间谍和汉奸被押抵兰州后,江崎寿夫等13名日本间谍和5名汉奸在兰州很快被审判。经报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决定将日本间谍和汉奸共18人全部处决。失魂落魄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卖国贼提出行刑时不要用大刀杀头。然而,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和汉奸卖国贼的恶行早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
9月14日凌晨,13名日本间谍和5名汉奸被宪兵队押往兰州安定门外刑场,巡官李培武为执行手。经监斩官员宣布判决,验明正身后,李巡官咕嘟嘟喝下一碗烈酒,“啪”的一声摔碎酒碗,来到跪受死刑的犯人跟前,怒吼一声,只见刀起头落,一眨眼的工夫,日本间谍、汉奸了结了性命。
此时,正值“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不久,全国上下群情激奋、民气沸腾,兰州人民目睹日本特务、汉奸的可耻下场,欢欣鼓舞。这就是在阿拉善、额济纳旗驱逐和被擒日本特务的经过。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5-31 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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