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安徽矿产和粮食资源的掠夺
2017-06-09 14:13:49  来源：《党史纵览》 , 2005 (7) :11-14 作者：毕长春 ，汪平慕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年底，日军铁蹄即踏入安徽，进行野蛮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1938年，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调整战略，变“速战速决”为“以战养战”，对安徽沦陷区的经济资源，尤其是对煤、铁矿藏和粮食等战略物资疯狂掠夺，以支撑其长期军事侵略行径。

　　一、成立日军直接控制的“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掠夺性采掘。8年间，掠夺煤炭400余万吨，多半用于侵华战争军需。

　　1938年6月4日，日军侵占淮南煤矿。9月21日，强行将淮南原中国商办的大通矿交由日本垄断集团“三菱饭冢炭矿”经营，将原中国官办的矿务局(九龙岗)交给“三井矿业公司”经营。11月27日开始开采。1939年4月21日，日本“兴亚院”在华联络部将此两矿合并，改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及其以下的各部、所、课、矿、系的负责人和骨干全由日本人担任。总公司设在上海，由日本侵华军军部控制。在淮南九龙岗设立“淮南矿业所”，统筹大通和九龙岗东西两矿的开采经营。

　　日本侵略者开采时取易舍难，挑肥丢瘦，乱挖乱掘，致使蕴藏丰富的淮南煤矿“矿场险象丛生，井筒走动，下风道时断，水仓淤塞，巷道坍塌”。为了减少投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榨取高额利润，日本侵略者采用简陋设备、落后的生产工具，采煤沿用笨重的手铲，井下运输用人力推，掌子面出煤用大筐抬。从1938年11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从淮南共掠夺煤炭429.4823万吨，断毁丢弃煤炭1230万吨〔1〕。一说“断毁丢弃的煤炭资源竟达800余万吨”。〔2〕 随着侵略范围的扩大，日军用煤剧增，为了保证军需，不断扩大煤炭生产，原有数量的工人不能满足需要，加上工人不堪迫害压榨，频频逃散，人数急减。日本侵略者“在皇军的庇护下，一面警备，一面采煤”，推行“以(中国)人换煤”的政策，采取骗招、派丁、强抓的手段，除淮南、淮北地区外，还从山东和华北“招募”劳工。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3月至1944年6月，日本侵略者骗、派、抓来的劳工达70671人〔3〕。煤矿工人日夜两班倒，每班劳作12小时，而待遇只有农村工的1/3到1/5。当时，工人平均一天挖出的煤按市价可卖45元，而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天只有0.5元，仅占他所创造价值的1.1%。〔4〕由于生产条件恶劣，瓦斯爆炸、塌方、透水事故频频发生，工人屡屡伤亡。更为残忍的是，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推行法西斯统治，运用各种血腥手段残酷统治和迫害工人。他们在矿区设立“领事署”，下设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备队、矿警队等军事组织。矿区四周布满电网，修了13座碉堡、2座水牢和监狱、刑场。淮南矿区成了人间地狱。据老工人回忆，1942年秋天，淮南煤矿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中国人每天至少有50人，多时达200多人。据日伪统计资料，仅1943年的半年多时间里，死亡的矿工就达1.3万人之多〔5〕。矿场上积尸遍地，恶臭四溢。日军强逼工人在山下挖了3条长20米、宽深各3米多的大坑，将积尸抛入坑内。南山脚下“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就是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所犯滔天罪行的铁证!

　　此外，日军还在萧县的孤山大肆掠取煤炭资源，最高日产达千吨。在贵池的馒头山也成立了煤矿公司，掠夺安徽的煤炭资源。

　　二、在7年的时间里，为日本“开发国防资源”的华中矿业股份公司从所辖的马鞍山等4个矿业所劫掠铁矿石453万多吨，悉数运往日本的一些制铁所和军工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设“日铁马鞍山制铁所”，就地炼铁，用以制造军火。

　　日本为榨取我国物资“以济军需”，成立了“中支振兴株式会社”，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1938年2月24日，繁昌陷落，马鞍山矿区遂全部落入敌手。日本驻上海?集团特务部铁矿调查员池田早苗等数人“依军命”详查安徽当涂铁矿区诸情之后，于4月8日，迫不及待地在上海策划成立“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12月16日改为“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设马鞍山、铜官山、桃冲、太平等10个矿业所。其中马鞍山矿业所的南山、大凹山和马鞍山运矿铁路原分别为中国私营企业福利民、宝兴、益华三家铁矿公司所有。日方将坚辞劝诱、拒不入股的这三家企业强行纳入“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将该公司“委托”给日商代为经营，社长即董事长为矶谷光亨，大权由日本军方掌握，直接为日军服务，“矿产完全供应日方军需之用。”矶谷光亨说：“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担负着开发国防资源的光荣使命”。“这与发展中的日本的心脏直接相关，是我们燃眉之急的任务，是与日本安危攸关的大事”〔6〕。

　　日本“统制开发华中矿产资源”的范围伸及苏、浙、皖、沪广大地区，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10个矿业所中，安徽的4个年采掘量都在15万吨至80万吨。马鞍山一带的铁矿是其开采的重点之一。

　　马鞍山矿业所，建于1938年4月。次年2月20日，日本三井矿山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三井矿山株式会社代表中岛东助“行使福利民矿山公司所属太平府(太平府即当涂县)全部铁矿矿业权”，对当涂各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年产能力80万吨，为“华中诸矿业所中最大者”，在册员工5202人。1938年4月至1945年3月，马鞍山的南山、凹山、东山、梅子山各矿开采铁矿334.5617万吨〔7〕 ，其中仅南山矿就开采55%品位的铁矿石270万吨。据《安徽近代经济史》记载，到1945年秋，日本从马鞍山矿区劫运回国的铁矿砂共达537万吨。

　　大凹山铁矿因含磷量高(10%)，供日本钢管公司鹤见工场专用。华中矿业股份公司在当涂向山发现硫铁矿，1942年5月开采，年产3万吨，悉供南京永利化学厂提炼硫磺，用以制造黑色火药等军用物资。

　　桃冲矿业所，以开掘铁矿为主。该矿原为中国私营企业裕繁铁矿公司经营，曾被破坏、焚毁。1939年2月，被华中矿业公司攫取，开始恢复建设。1940年1月，部分出矿，后产量渐增，至1943年采矿量达10.1万余吨。该矿1940年至1945年3月，共开采铁矿砂36.5228万吨。而日本投降后，接收实数为10万吨，其余26.5228万吨当系运往日本或他处熔炼。〔8〕

　　太平矿业所，前身为中日合办的“中日实业公司”，1939年4月归并华中矿业公司。至1945年3月，共开采铁矿石82.2766万吨。铜官山矿业所，矿区无偿圈占农民耕地3000余亩，开挖矿井2个。其铁矿于1940年12月开始采矿，试采后因矿质不佳而停采，开采量仅345吨。其铜矿于1943年3月发现后开采，共出矿约3000吨。〔9〕

　　1938年4月至1945年3月，日本以“委托经营”与“合办”的方式从上述各矿掠夺铁矿石( 砂 )累计453.3956万吨。〔10〕这些铁矿砂都是中国劳工在日本宪兵队和矿警、工头的监督、管制下，在艰险的环境中开掘的。1941年至1944年，上述矿业所每年使用工人，包括矿工、搬夫、选矿夫、杂役大约在27万到35万人。由于狂采乱掘，致使露天矿危崖陡立，峭壁倒挂;井下更是支离破碎，南北坑道高低落差达2米多。因作业条件险恶，各种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万余。〔1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海上运输受阻，为应付军事急需，日军把一些军火工业扩散到占领区，将在中国掠夺的铁矿就地冶炼，便于制造军火。1942年12月，日制铁株式会社在马鞍山设立日铁马鞍山制铁所，先后建成20―50立方米的小高炉10座(其中2座只建起炉体，而未运行)。因日军战事惨败，1945年2月制铁所关闭。其间，共冶炼铣铁(铸造铁)约一万吨。〔12〕

　　除马鞍山的大凹山磷铁矿和向山之硫铁矿，其余各矿均由日本中支贸易联合会统筹转运分配给日本八幡、釜石、广?、户?等制铁所和军工厂，用以制造坚船利炮、子弹、战车来侵略中国。

　　更为可恨的是，日军对我民间铁器也不放过。如一些沦陷区庙宇内之铁钟、住宅之铁窗栏俱被没收，沦陷区内之铜器及铜币亦均被搜刮净尽。

　　三、通过武力抢劫、强行搜购、严密统制，在芜湖、安庆等沿江地区和江淮之间城乡掠夺巨额“军米”，运往日本及其占领区。

　　1939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东京举行日“满”支经济会议，决定建立“统一经济区”，推行“中、日、满农业一体化”和“以战养战”的方针。至1939年，不包括伪军百余万人，日向中国派遣的侵略军达86万人，至1945年增至110万人，加上驻东北的75万关东军〔13〕共180多万，这么多“皇军”每年所需之军米、马料，不下八九亿斤，此外还要救济日本本土的粮荒。如此巨额“军需”，就是一个套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脖子上的巨型枷锁。日军除强迫沦陷区农民按其侵略意图安排种植，实施增产，还把这些地区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作为重点战略物资进行搜刮。

　　日军在华设立了严密的粮食统制机构。在安徽，日军后勤系统的华中区力行总社，在芜湖等地设立分社，在各产粮区设立办事处，运用武力强行收购。另外，组织日本的洋行成立“中日协统委员会”，专营粮食的采购和运销。日军更多的是扶持和勾结汪伪政权作为其帮凶。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不久，即设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在安徽分设皖北区(蚌埠)、皖南区(芜湖)办事处，负责粮食的采办、运销、配给和管理。1941年秋，日本使馆驻沪事务所策划的“米粮统制委员会”在安徽划分芜湖、庐和两个管理区，设芜湖、裕溪口两个办事处。在沦陷区的各市县成立米粮联营社，还有粉麦统制委员会、油粮委员会等等五花八门的机构。其掠夺、统制的主要手段是武力抢劫、高额田赋和强行搜购。

　　武力抢劫：1937年12月10日，日军侵占芜湖，云集米市的米商绝大多数仓皇逃难，顾不得转移粮食，储存在长江口和青弋江下游两岸以及沿河数十家仓库的粮食被日军洗劫一空。在日军的刀光和枪声中，粮食“劫报”频传――1940年8月6日，国民党第八督察专署报称：敌方军米缺乏，极感恐慌。自本年七月份起，全年缺米约六百万担。据近日大通传来消息，敌在无为县裕溪口牛干一带进攻，抢去稻谷和猪牛甚多。”又据1940年12月6日国民党皖南粮管处驻泾县办事处呈文：“民间食粮，泾县、宣城两县被焚毁约计三万余担。被运走者仅宣城一县约两千余担”。驻青阳、贵池、铜陵一带的日军，“在敌我接壤地带，民间所余米谷一律不付代价，强迫运往大通，并以武力掩护抢夺。”1938年6月19日，日骑兵第六联队在安庆上石牌一次拦劫我运粮船队大米400包……〔14〕 在沦陷区和半沦陷区城乡，日军军警扫荡、清剿之事举不胜举。

　　高额田赋：日军通过汪伪政府分夏、秋两季征收田赋。据皖北地区的调查，夏季小麦一收割，农民缴纳的田赋要占总收入的1/5以上，加上秋季再征和其他附加，田赋负担约占农民收成的3/5左右〔15〕。田赋原征现金，后因“中储券”贬值，物价飞涨，后改征实物(稻米、小麦)。1942年至1943年，日本侵略者仅在南陵县就“征发”稻谷25万担。敌占领期间，在繁昌“征发”稻谷48万担〔16〕。所谓“征发”，即日军、伪军就地向农民征粮，分文不给。

　　强行搜购：大体有三种情况：日军在马鞍山矿山强迫工人劳动 1、由日军直接采购、运销。如日军在安庆建立的“易粮场”(粮食野战仓库)和军备组将强购来的粮食，除供本地军用，还拿出很大一部分直运华北沦陷区和日本。据贵池县县长谢汝昌1941年9月7日电称：敌酋野崎姬岛召集会议，决定派购粮食三万担。此次购米系由上海派来专人持敌特务机关之手谕坐办，至乡保经收人为日本中尉西见〔17〕。1931年11月，华北沦陷区发生严重粮荒，“东京和大阪等城市缺米表现得更为严重。”日军在华中产粮区(包括安庆)低价大量收购，由日兵站(华中港口监理部)派船运到日本东京和葫芦岛〔18〕。2、划定“军米采办区”，通过日商和汪伪组织强购。1941年，日本军部将沿江的铜陵、无为、繁昌等10个县划为“军米采办区”，凡军需米和准军需米之收买，在日军强力“援助”下，由汪伪的“米统会”执行，通过日本洋行采办。日本大洋行将向日本军部承包的购粮任务分包给小洋行，利用“采办”人员和“经纪人”垄断市场，收掠粮食。3、特派大批汪伪政权人员到产粮区预放贷款，俟新谷登场，低价按贷缴谷。

　　日本侵华期间，从安徽掠夺去多少粮食，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尚无准确、全面、系统的统计。这里仅略陈芜湖、安庆和江淮之间1939年至1941年的一些有关零散数字：

　　1939年7月，敌在芜湖长街收买四乡积米，用麻袋包装，再用卡车装至沿江外运。据扛米小工言，这年端午一天装运达万担〔19〕。1940年，芜湖产大麦6.43余万担、小麦16.4余万担。小麦一项，除芜湖日商和益丰面粉公司收买外，其余悉为三井、三菱、吉田三家公司统制出口运销。日本控制的益丰面粉公司日磨麦250余担，每日出面粉600余包，运销京(南京)沪〔20〕。1941年，大昌公司“委托”日军中野部队在芜湖就地搜刮粮食12万多担，除保证中野部队每月5000包之需，其余外调到苏、浙、宁、沪等地供日军和汪伪军政人员所用。

　　日军占领安庆期间，每年掠夺供出口或作原料使用的粮食达七八千万斤。日军在安庆开设的洋行由十多家增加到三十多家，每家每年平均出口粮食300万斤。马秣粮食年约1000万斤，“中日协统会”每年出口粮食1500万斤，酒精厂需原料粮食30万斤，安庆合作社每年出口100万斤。〔21〕仅在1939年11月，日洋行从安庆运往东京和葫芦岛之粮食就达5万余担。“中国派遣军的马匹十四万八千匹，每月需要上万吨的大麦作饲料”。1941年，日陆军兵站经理部通过所属洋行在安庆四乡八镇大肆搜购大麦，一次就达五六万斤〔22〕。

　　1940年，日伪在江淮之间城乡，用低价强行收购小麦10亿斤，第二年增加到20亿斤，大部分运往日本本土和其他占领区。〔23〕

　　日本侵略者不仅对粮食的收购实行统制，对粮食的运销也严加统制，操控汪伪政府颁行清乡封锁禁运办法。

　　安徽沦陷区的农业生产，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掠夺而破败衰微，民不聊生。以粮食为例，20世纪40年代与30年代末相比，水稻播种面积下降21.3%，总产量下降11.2%;小麦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下降14%和26.7%。农民生活愈加贫困。仅凤阳县逃离家乡的就达2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3〔24〕。“民命堪虞，疾苦之声，呻吟载道，昔伤战祸，今伤米荒”。凤阳、芜湖、青弋江南岸等地难以聊生的贫民抗粮和抢米风潮此伏彼起。日军通过其洋行垄断粮食市场，统制、封锁、禁运，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商业，当地原有粮行纷纷倒闭，或被迫替日本洋行“采办”。沦陷区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更加困难。

　　〔1〕〔3〕〔4〕〔5〕〔16〕〔19〕《日本侵华在安徽的罪行》，安徽省档案馆、蚌埠市档案馆1995年编印，第165页，第162页，第163页，第164页，第11页、16页，第13页、14页。

　　〔2〕《经济史踪》，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6〕1941年2月12日，矶谷光亨在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矿长会议上的答辞，安徽省档案馆馆藏。

　　〔7〕〔9〕〔10〕《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各矿概况》，安徽省档案馆馆藏。

　　〔8〕华中矿务局筹备处主任于瑞年1946年12月16日关于接收情形的呈文，安徽省档案馆馆藏。

　　〔11〕《马鞍山市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马鞍山钢铁公司矿山志》第27页。

　　〔13〕2005年5月9日《深圳商报》。

　　〔14〕本段引用事实，见安徽省档案馆有关档案材料。

　　〔15〕〔23〕《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第133页、134页，第126页。

　　〔17〕见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有关电文。

　　〔18〕〔22〕《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詹守真文《日军在安庆的经济掠夺》。

　　〔20〕国民政府军委会1940年抄发安徽农产物运销情形之代电，安徽省档案馆馆藏。

　　〔21〕《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胡祥书、汪荣谱文《日军在安庆掠夺粮食的情况》。

　　〔24〕程必定主编《安徽近代经济史》，黄山书社1989年出版，第296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09 14: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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