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3年初,山东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共山东分局的正确领导下,为了扭转革命根据地大量战略资源外流的不利局势,积极开展了对敌货币斗争。根据地政府通过发行抗币,排挤法币、伪币,使根据地货币占领了市场,成功地取得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的胜利。这一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早期金融斗争,对全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以及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中共山东分局;金融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食盐专卖
1943年初,一个经济难题摆在山东分局党政领导人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强大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中共山东分局曾经在1942年进行过一次货币改革,但由于当时根据地领导者缺乏经济管理知识,行政干预过大,结果失败,根据地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因此在实施新的财政政策以前,很难阻止根据地区域各种资源的大规模外流。因此,中共滨海财政委员会宣布从1943年8月10日起禁止法币在山东解放区内流通,山东分局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二次制止法币在解放区流通的高潮。在我党著名经济专家薛暮桥的指导下,汲取上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百折不挠,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进行了第二次驱逐法币的经济斗争。薛暮桥直接指导了这次对敌经济斗争,由此形成的他的战时经济观点是我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山东根据地严峻的经济形势
1943年1月,途经山东的薛暮桥由于罗荣桓力邀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委员兼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等职。当时,一个难题摆在薛暮桥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根据地战略物资大量外流,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在中共山东分局实施新的财政政策以前,很难阻止根据地区域各种战略资源的大规模外流。因此,中共滨海财政委员会不得不宣布从1943年8月10日起禁止法币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流通,山东分局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二次制止法币在抗日根据地流通的高潮。薛暮桥作为中共山东分局负责经济的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了该次驱逐法币的整个准备、决策和实施过程。不过,由于根据地内法币急剧贬值,加之上一次驱逐法币的效果收效甚微,导致一些主管经济的干部,例如艾楚南(该区财政部长)和洒海秋(北海银行的经理)产生了畏难情绪。因此,薛暮桥积极鼓励对驱逐法币信心不足的干部,使他们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他也在这次对敌经济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他的战时货币思想[1],[2]322。
经过反复调研后,薛暮桥认为:稳定物价的最佳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北海票)独占市场。当时摆在薛暮桥面前的一大难题是,由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没有黄金和外汇储备,如何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按照当时西方的金融学理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按照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只要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印刷钞票来弥补其赤字,日寇继续向解放区倾销法币,就会导致解放区大量的战略物资外流[3]185-186。
薛暮桥认为,1942年货币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群众对抗币的了解不够和领导重视不够。当时山东根据地大多数领导仍然拘泥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金银价值及其与外币的兑换比量。由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没有黄金和外汇储备,所以,采用行政手段来弥补这种经济缺陷,作为克服经济难关的措施。薛暮桥认为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坚强领导策略是正确的,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已经废止了金本位制,币值取决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原理。他认为纸币只是交换产品和服务的介质,山东分局需要为下一次的尝试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良好的组织管理。薛暮桥及时地向山东分局领导阐明了其对山东经济困难的认识和自己的战时经济观点,以图说服分局领导采取其经济策略[3]172-173。
二、中共山东分局重启货币改革
由于战时物资奇缺,薛暮桥断言,只要共产党控制了一些重要物资储备作为后盾,诸如主要日用品棉花,花生油和食盐等战略物资的供应,抗币就会在根据地受到人们欢迎。正如薛指出的:“在物资缺乏时期,食品和棉花比黄金和白银更显得珍贵,因为金银不能填饱肚皮和抵御严寒;抗日根据地的人们不需要黄金,更不用说美元和英镑了”[3]175。只用行政手段控制这些战略物资是不够的。薛暮桥指出生活必需品是城乡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物资,并且这些必备商品的市场交易不能人为地打断。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生活必备品是维持城乡物资交易的重要物资,市场稳定主要取决于这些必备日用品的市场汇率的稳定[3]173-174。山东分局1942年的经济挫折主要在于当时领导人忽视市场的力量,从而导致他们试图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挑战这个看不见的幕后推手[3]171。薛暮桥坚信只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共产党人一定能够驾驭好市场这匹烈马并能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挑战市场规律,将会受到惩罚并招致更加严重的损失[4]370-379。此外,为了和沦陷区和国统区进行商品交换,购回中共抗日根据地急需的战略物资,并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优势地位,也要求中共山东分局必须建立充足的法币和伪钞贮备。
薛暮桥以其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深刻了解和作为一名革命经验丰富的共产党领导者的远见卓识,成功地说服了一些犹豫不决的同志,并帮助他们下定了改革金融的决心。山东分局财务委员会决定再次尝试,利用滨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决定选用食盐作为储存法币和伪钞的主要商品。鉴于这种情况,在薛暮桥的积极推动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最终决定:“在抗日根据地里,创建人民自己的银行,出人民自己的票子”[5]165,希望根据地扭转经济上的被动局面。 山东和苏北沿海地区依山傍海,盐业资源十分丰富。多年以来,海盐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出口物资,是当地政府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南京政府统治时期,规定山东省政府除了保留田赋收益以外,盐业收入必须上缴中央政府。山东的盐业收入在20世纪30年代至少占全国年总收入的20%,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山东分局在1941年底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向“盐槽子”派出了大量的领导干部,并开始给参加共产党工作的人员发放津贴。山东分局给“盐槽子”人员提供财政担保,直接将“盐槽子”变成了一组“盐业交易所”[7]44-45。
因此,由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加之跨省的盐业交易利润很高,吸引了很多机关和个人从事这一行业。在滨海区,运盐的收入占贸易与工业税收总额的25%之多[6]52。由于高额利润的吸引,加之需要大量的人力运输,诸如山东军区独立团(该团受军区总部的直接指挥)等一些正规部队也利用战争间隙,参与了这项工作。间歇的盐业运输就占该团总收入的27%之多[6]225。山东分局调整了盐业运输线路,以使山东中部和南部贫困地区沿线群众,从事运盐生意,增加收益[6]224。因此,依靠良好的组织管理、超额的食盐生产和比较畅通的内陆销售,赚回了根据地以外的大量法币和伪钞,这构成了山东分局储备货币的重要支柱[2]323,食盐成为山东分局抗币专属区抗击法币的第一道防线。
山东分局控制了山东省大部分的盐业生产以及大多数内陆地区的运输路线,还牢牢掌握着山东和苏北地区的销售。这就为驱逐法币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物资准备和货币储备。于是,1943年7月20日,中共山东分局下令将于1943年8月初关闭滨海法币交易所。在薛暮桥的领导下,进行了抗币改革,经过20多天艰苦的斗争,几经波折,抗币最终占领了根据地市场,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这一改革举措切实贯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中去,山东分局政府取得了重大胜利:1943年把几亿元法币排挤出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1945年又把几十亿元伪币排挤出山东新扩展的根据地去,换回了同等价值的敌占区物资,对改善根据地的物资供应起了积极作用。对巩固人民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三、结语
中共山东分局成功的货币改革有效地阻止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战略物资的外流,也显示了山东分局充分利用政权和金融杠杆驾驭经济的能力,还培养了一大批熟悉经济的干部,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探索。这项成功的经济改革,与中共山东分局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经济道路,并为山东人民抗日大反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64.
[2]薛暮桥.滨海区半年来的货币斗争[M]//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
[3]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4]薛暮桥.货币问题与货币斗争[C]//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5]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M].烟台:烟台印刷厂,1985.
[6]朱玉湘.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7]山东省档案馆等合编.盐业交易所组织暂行办法[M]//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0 11: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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